第九站：二战期间的黑科技诞生地

在英格兰南部，威尔温镇附近，坐落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被称为“弗莱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曾经是私人住宅的建筑变成了“第九站”的所在地——这是一个由英国特别行动署(S.O.E.)创建的研发中心。第九站负责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的敌后活动，组织特工和扶持抵抗运动。这是一个高度机密并且价值连城的地方，该住所聘请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设计那些人们闻所未闻甚至都无法想象的东西，以帮助盟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对抗轴心国。

第九站始建于1939年8月，当时还是一家豪华酒店的弗莱茨大厦(Frythe)被军事情报部门接管。英国需要一个特别部门来进行秘密战争行动，Newitt教授被任命为科学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并招募了几名工程师来设计和测试许多正在建造的车间和实验室。

经过彻底的筛选，员工和配套的设备相继到达，并开始在军事工程师的指导下绘制图纸和图表。与此同时，通过收音机和报纸，他们听到或读到德国军队在未来几个月里快速前进的消息。1940年5月，当敦刻尔克的溃败正式宣告英国被赶出欧洲大陆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被入侵的边缘。

1940年7月19日，英国情报部门成立了“特别行动执行局”，并任命约翰·多芬少校(他本人也是一名科学家)指挥“弗莱兹”(现在被命名为第九站)的工作。在这里，多芬和其他受他管辖的平民一样，佩戴军衔从事相关工作，昼夜不停。

SOE的主要负责领域是炸药、伪装、化学和生物战争和技术破坏。但第九站做得更多更专业更细致，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Q”单位（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有一位专门给他发明工具的Q博士），就是为特定任务提供装备或武器。有趣的是，他们决定用Welwyn的前三个字母来命名他们的大部分发明作品。

在这几个月里，随着德军入侵英国和苏联的威胁逐步逼近，德军的特工也渗透到欧洲，第九站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对各种配方、机器和武器进行了测试、修改和重新测试。在一扇扇紧闭的门背后，各种各样的机密设备在武装护卫的全天候保卫下被运送到试验场测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以下是一些最著名的产品：

多芬在1942年发明了Welbike。它的设计规格适配一个降落伞筒，可以空运投放，总重量只有71磅，时速可达每小时30英里，有效行程为90英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生产了3641辆，英国地面部队在安齐奥和诺曼底使用过，空降师也在市场花园行动中使用过这款产品。据了解，一些S.O.E.特工也曾使用过，不过由于它们的定位问题，部队的使用频率比较低。

其他的机器则适用于水际任务。例如，1941年出品的威尔曼微型潜艇有20英尺长，可以携带425磅重的鱼雷高爆弹头，弹头固定在军舰的船体上，潜艇则由驾驶员进行操控。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前途，于是就做出了100个。然而，这款微型潜艇的首秀任务以失败告终，而且由于使用风险太大而被束之高阁。

接着是Welfreighter。这款产品看起来像一艘37英尺长的摩托艇，实际上也是一艘小型潜艇，除了两名船员外，还可以携带四名特工或设备。这艘船可以在必要时潜入水中装上炸药或布雷。它的设计在1942年定型，经过了几次设计修改，到1944年底服役时，欧洲战场已经用不上这款产品和它搭载的乘员了。然后被转交给太平洋战场和Z单位——澳大利亚版的S.O.E.但这款产品从来没有参与过战争行动。

昵称为“睡美人”的机动潜水独木舟(MSC)有12英尺长，可以空投，可以搭载一名蛙人将9枚limpet水雷运送到40英里外的目标地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港袭击日本船只的“日毛行动”(Operation Rimau)中本来计划使用这种独木舟，但后来临时决定改用折叠式独木舟来执行这个大任务。尽管如此，睡美人的影响力超越了战争，应用到体育运动当中去，成为了现代水上独木舟的雏形和先驱。

最后两款是休·里夫斯少校发明的，他是第九站的顶尖发明家。里夫斯设计了套筒枪，这是一种消音管，里面装有口径为0.32的子弹，特工可以把它放在衬衫或夹克的袖子里。在需要的时候，只要把它抽到可以拿得到的地方，轻弹一个类似手电筒的开关，对准目标开火开火，然后旁若无人地走开，继续他们的工作。

以套筒式手枪为蓝本，他设计的Welrod消声手枪从1943年初开始大约制造了2800支。这支枪成为了第九站最有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产品。

特工和抵抗部队都爱使用Welrod消音手枪，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用0.32毫米或9毫米的版本杀死了许多敌军士兵，并称赞其近乎无声的操作体验，这在许多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敌后环境对于无声作战的要求很高。弹匣内可放置六发点三二或八发9毫米子弹。这款武器广受好评，1945年之后英国特种部队继续装备这款手枪，直到1982年的福克兰岛战争仍有使用。

里夫斯一直为第九站工作，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二战结束四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月，S.O.E.被解散了，第九站也正式停止运作。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和平来临，人们渴望着休养生息。

尽管他们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抵抗战士和军方的广泛认可，但里夫斯、多芬和第九站的大多数员工都选择放下荣誉，回到战前的生活中，开始为民用市场设计产品。尽管时局动荡，但他们都为抵抗纳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感到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