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

提起古代大航海家，人们一定会想到郑和。但比郑和更早、到的国家更多、航行更远的一位南昌人却少有人提及。《辞海》1979年版中记述：“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西方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的著作《岛夷志略》被收入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中。

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他两次远航东、西洋，足迹遍及亚洲、非洲，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

赣江养育的年轻航海家

汪大渊，字焕章，现江西南昌人,其故居汪家垄在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万寿路两旁。大约出生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父母期望成才，他的字“焕章”即出自《论语》中的“焕乎其有文章”。元顺帝至顺元年（1330年），19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第一次出海，元统二年（1334年）夏秋回国。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第二次从泉州出海。远航回国后，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写出了《岛夷志略》。

与郑和相比，汪大渊其实没什么优势：汪大渊第一次航海19岁，比郑和第一次航海34岁足足小了15岁，且比他早了75年；汪大渊时刻有生命危险，还得经商挣钱维持航行。郑和是官派，有官船200多艘，几万官军，用的是公帑。而结果是：汪大渊比郑和航行更远，所到国家更多。航行之后，汪大渊自费出书以广其传，郑和官方海图记录先是束之高阁，后被付之一炬，没有流传。

由于汪大渊只是一个布衣商人，没有功名，能查阅到的历代《南昌府志》、《南昌县志》均未见载入其人其书，幸而《岛夷志略》为《四库全书》收录，我们才能在被淹没的历史深处发现他的存在。汪大渊回到南昌，写成《岛夷志略》出版后便无生平记录，其后经历无从考证。据施尧村世居者流传的说法是，汪家举家迁往了泉州，只留家丁看守房子。

家乡的航运业繁荣培育了年轻的航海家。有记载，汪大渊的家乡自唐以来一直是朝廷的造船基地和水上交通的良港。赣江抚河的交汇口，是洪州府的所在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江西“江、洪”（九江、南昌）两大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时期，朝廷命洪州造海船，这种船可载六七百人或500吨货物。到了南宋造的“杨么车船”则可载人一千。明永乐年间江西工匠也到南京参加郑和“大宝船”的建造。这里民间一直遗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将军渡口波连波；象湖源上风光好，施家尧去划龙舟；王老丞相来迎接，相府千金坐花楼；汪家垄住航海客，漂洋过海到夷洲！”宋朝人宗必经有《南浦》诗曰：“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诗中所描写的地方就是赣江抚河交汇口这一带，其航运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自幼成长在这种航运繁荣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熏陶让汪大渊不到20岁就萌发了对航运业的巨大兴趣和远航探求的愿望。

年纪轻轻就能出海远航必定家庭富裕。从《岛夷志略·大佛山》篇中“命童子入水採之”的记录可以看出，也许是一个小贵族率领了一个经商团队出海。经济富裕是支撑汪大渊两次历时7年航海的必要条件。《岛夷志略》的序作者吴鉴说，汪大渊从小就胸怀大志，有“奇气”，效仿司马迁游遍名山大川，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世界。

把世界介绍给中华

如果说马可·波罗把中华介绍给世界，那么汪大渊则把世界介绍给了中华。《岛夷志略》是一本古代中外交通地理、经贸志，也是一本古代亚非风俗志。它泛盖经济、人文、地理、风俗、气象等内容，有99个地名章节，加上异文类聚整100篇2万多字。记有我国的澎湖、琉球（当时琉球同属于澎湖巡检司辖）、海南岛。文中涉及现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东帝汶、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坦桑尼亚。可能到过尚存在争议的有摩洛哥、澳大利亚；分析航海路线应该到过但难以认定的有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也门、吉布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婆斯的记载。罗婆斯，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是索马里，有的认为是印度尼科巴群岛。而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是澳洲达尔文港。文中对地形的描述符合达尔文港的特征，人的生活习惯也贴近。汪到达过帝汶岛，跨帝汶海离达尔文港只有300多海里，这可能是对澳洲最早的记录。书中记载约220个域外地名。

《岛夷志略》包含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记述了我国的各类货物出口，如丝织品、陶瓷、金属、食品等。尤其是中国瓷器出口，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青花瓷是中国元代畅销的国际品牌，比现在的苹果手机名贵多了。据报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藏有完好的景德镇青花瓷达120余件，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过数百片元代中国青花瓷器，在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港口城市和岛屿都发现有中国瓷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也印证了《岛夷志略》的记载。进口货物有香料、棉织品、动物毛、矿物、珠宝、食品、药物等。从《岛夷志略》记载和国外出土中国文物来看，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是“丝瓷之路”更为准确。

《岛夷志略》记载有珍贵的航海高科技资料。如《昆仑》篇写道：“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这种指南针失灵的事作者在《急水湾》篇也有记载：“失风，针迷舵折，舶逐搁浅。”指南针在元代已大量用于航海，即用“针路”航行，没有指南针，经验再丰富的船工，也无法在大海航行。

因为作者记载真实可靠，“国史未尽其蕴”，所以后人编修的官志《元史》、《新元史》、《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多有引用。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评价：“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随郑和等到海外各国后证实了汪大渊所记之翔实，因而启发他撰写《瀛涯胜览》。不过他的书只谈到了20个国家和地区，叙述虽更详细，但涉及的地域却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岛夷志略》虽经改朝换代的战乱，仍被公私藏书家珍藏，著名的天一阁、文渊阁、文津阁有刻本或抄本收藏，这些也许是其被评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原因吧！

《岛夷志略》的文化价值

《岛夷志略》是中外延续友好交往的媒介。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很多篇章记载了中国人在海外与侨居国融洽相处情况，“渤泥”（加里曼丹岛文莱国）“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归歇处”；“文古老”（苏门答腊）其地居民每年都盼望中国商船来做生意，他们往往认为五梅鸡的出生能预兆中国商船的到来，一只鸡出生就有一条船，两只鸡出生，就有两条船，以此方法占卜，还很灵验；马鲁涧（伊朗的马腊格）“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龙牙门（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书中也记载了元朝的兵士“有病卒百余人”仍留在勾栏山（今加里曼丹岛），“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他到达并记载沙特阿拉伯圣城，称天堂（沙特圣城麦加）“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

《岛夷志略》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可靠的史料。《岛夷志略》被明代及后世研究者公认为史料可靠真实，99篇几乎都有贸易内容，有各种易货贸易，如《无枝拨》中记载用西洋布换处州青白瓷；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如《交趾》(今越南北中部）“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所记载物产贸易品种达300种以上。

汪大渊两次航海成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说明江西在明代之前造船、航海、经商水平当时世界一流，“江右”商帮思想开放敢闯天下。由于是瓷都所在，江西成为“海上丝瓷之路”主力军。汪大渊和《岛夷志略》是加强南昌与国际城市间交往的媒介。笔者的同事2006年到新加坡学习，当地导游告诉他：“新加坡的历史最早就是你们中国江西南昌人记载的。”《岛夷志略·龙牙门》篇中记载“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布捎”，这是目前所知文字记载华人在新加坡的最早记录。“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如今已看不到这一景象了——1880年前后英国海军嫌“中有水道”窄，影响军舰航行，将龙牙炸毁了，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期间，新加坡旅游局根据历史记载，在拉柏多公园内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岛夷志略》也是一部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使人们重新找到了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那烂陀即以新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岛夷志略》是14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重要资料，有很多对所在国都城、市井、村庄的记载，如《僧加剌》篇（其地名现斯里兰卡国栋德拉岬）：“其山之腰，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肉身所在。”并对佛足迹大小深度作了记载，此佛殿1587年被葡萄牙人所毁。类似这些有价值的记载，可研究的信息书中还很多。

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本来应令家乡人感到骄傲的先贤，在家乡却未曾留下任何痕迹。郑和是幸运的，在福建南平，人们发现了郑和下西洋前为祈求“一路平安”而铸造的大铜钟；在福建长乐，有今人修铸的郑和广场和郑和的雕像；在南京牛首山下，有明人修建的郑和衣冠冢；甚至在濒临印度洋的基斯麦犹，还有一个以“郑和”命名的小村庄。可是，汪大渊与郑和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汪大渊好像是一个暗礁，始终为浩瀚的大海所淹没。如果不是留下了中华100篇名著之一的《岛夷志略》，即使他高翰如珠峰，也会被弥漫的海雾所掩盖。曾有《泉州晚报》的记者撰文写道：“在汪大渊的家乡南昌，人们找不到汪大渊留下的任何痕迹，不知道他出生在南昌何处，甚至遗忘了这个可令他们骄傲的名字。”2012年南昌市地名办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行政村区域内命名了一条焕章路，稍微弥补了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