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泓金色池塘——写在文史馆60周年庆之际

上海文史馆花园景色

上海思南路41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周边各式花园洋房一道，串成一串璀璨珍珠，散落在老卢湾的民居里弄间，发出迷人夺目的光彩。这里是现代海上翰林院，自1953年初创以来，一批批名人雅士以馆员之名，在这里雅会、聚集，蔚为壮观，他们中间，有前清翰林举人张元济、江庸、苏局仙；有亲历辛亥革命的“辛亥老人”田桓、高梨痕、夏达才；有文史大家陶菊隐、郑逸梅、陈钟浩；诗词大家陈声聪、周退密；翻译家李青崖、盛草婴；书画大师吴湖帆、沈尹默、丰子恺；有著名演员孙道临、秦怡；武术名家王壮飞、一代棋王谢侠逊、国医大师裘沛然，还有诸多名人之后：庞莲 （康有为之媳）、陆久之（蒋介石女婿）、王弘之（孙中山外孙）、陆小曼（徐志摩之妻）、王映霞（郁达夫之妻）等等，不胜枚举。六十年来，他们在这里挥毫泼墨、著书立说，留下一个个辉煌足迹。

薪火相与传 三代文史缘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一大批学有所长、胸怀救国之志的老年知识分子以喜悦之情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或因年事已高、或因世事变迁行业变故，一时难以自谋出路，陷入失业困顿、前途迷惘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也在关注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在他们的直接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文史研究馆”这样一个独特的“荣誉性、统战性”机构应运而生。文史研究馆秉持“敬老崇文、存史资政”宗旨，一意延揽各界老年知识分子，它的设立，是新中国的创举，是文化人之幸事。

人们称世代相传的读书人家为 “书香门第”，文史馆延绵六十年，两代人乃至三代人与文史结缘的亦不为奇，如大漫画家丰子恺与其两个女儿丰陈宝、丰一吟、画家王康乐王克文父子、王个簃王公助父子等。这其中，张元济、张树年、张人凤祖孙三代人皆为馆员堪称典范。

1949年，毛泽东与张元济同游天坛

一生致力于出版、教育等事业的 “文化巨擘”张元济先生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以特邀代表身份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张元济，与毛泽东同游天坛，相谈甚欢，同游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人。1952年底，上海市政府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聘请张元济出任馆长，当时的张元济因偏瘫床榻，自感无力胜任，婉言拒绝了这一延请。翌年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受毛泽东委托，两度至张元济病榻前转达毛泽东“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张元济莫属”的指示，张元济先生不再推辞，从此传下“陈毅二请张元济”这段文史佳话。

张元济先生辞世后，从美国纽约大学学成归国的儿子张树年虽遵父生前嘱托，没有进商务工作，而是选择了银行业，但他却继承了父亲一生与书为伍之志，决心着手收集、整理父亲资料，从此毕其一生，不懈于此，协同友好先后整理出版约300万字的张元济著作，并编撰《张元济年谱》，以九十高龄写成《我的父亲张元济》。1988年和2005年，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孙张人凤先后荣聘为文史馆馆员，续写着张家人的“文史”情缘。张人凤从父亲手上接过“张元济研究”之棒，经二十余载努力，完成 《张元济年谱长编》、十卷本《张元济全集》的编撰出版。从张元济到张树年再到张人凤，自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再到新世纪初，“张氏三杰”三代人的“文史”情缘，正是文史馆6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剪影与见证。

爱国棋王 矢志不渝

2013年4月的一天，文史馆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自称是已故馆员谢侠逊的外孙，刚从外祖父的家乡浙江平阳归来，他说，今年是外祖父诞辰125周年，老家平阳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身为外孙，他很感动，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跟文史馆汇报一下，因为文史馆是他们一家人的恩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经济困难的岁月里，谢家一家九口，全靠文史馆发放给外公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费维持生计。他还记得，小的时候，外公经常边带自己参观文史馆，边对自己说，文史馆养活了我们全家人，要学会感恩，足见外公对文史馆感情之深厚。

1959年，棋王谢侠逊（右一）参加文史馆活动

1955年即受聘入馆的谢侠逊人称“中国棋王”，浙江省平阳县人，他既是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也是国际象棋运动的首倡者，有“爱国棋王”之美誉。6岁即从父学棋，10岁开始读象棋古谱《韬略玄机》，棋艺享誉乡里，人称“棋中神童”。1918年，在上海力挫群雄获中国象棋个人冠军，1926年被推为全国棋坛总司令，时称“中国棋王”。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以后，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年已半百的谢侠逊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量。适逢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五位巡回大使出国募捐，其中赴欧美四人已定，唯去南洋的苦无适当人选。谢侠逊找到邵力子，毛遂自荐。邵力子为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为之保荐，并题词相赠：“胜者所用败者之棋，明乎此义，复兴中国何难哉！”谢侠逊离开广州，转道香港，乘船直航菲律宾，在菲岛同许友超、李秋庵等棋坛名将连战连和。他事后谈及，此行目的是团结侨胞，一致抗日，内部以和为贵，而不以搏杀成败为乐。正在此时，南京失守消息传来，谢侠逊和侨领商定，当即召开大规模的“全菲华侨抗日救亡大会”，并亲自拟就一副对联，高悬大会讲台两侧：“廿年霸越，三户亡秦，抗战奋前途，莫辜负菲岛潮声，岷江蟾影；汉患匈奴，唐遭突厥，古今同劫局，应急效班超投笔，卜式输财。”会上群情激奋，众人纷纷当场认捐……从菲律宾到印尼，又从印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取道缅甸回国，从1937年11月至1939年，历时两年，谢侠逊以弈棋形式在侨胞中宣传抗日救国，为慰劳抗日伤兵、救济难民募捐，计得捐款5000多万元及许多金银珠宝首饰，经其鼓励先后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3300余人。

1939年夏，谢侠逊回到重庆时已鬓须斑白。新中国成立后，谢侠逊已年逾花甲，1955年，经由周恩来亲荐，谢侠逊光荣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此后以奖掖后进、授徒著述为乐事。凡文史馆举办活动，谢侠逊皆乐而前往，他还积极响应文史馆号召，潜心研究象棋，并将个人传奇经历写成史料，留下了《象棋谱大全》、《国耻纪念》等二十余册个人著述。1985年谢侠逊九八高龄之际，曾赋诗“人生百岁行程易，烂尽樵柯乐此身”，表达了自己毕生奉献象棋事业的不渝之志。

传奇女子杨之英

2013年3月6日，妇女节前夕，102岁高龄的杨之英馆员在家中过了一个很不平常的节日。这一天，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一行十余人，手捧鲜花，肩扛摄像机，上门为她过节。因为高龄，行动不便，杨之英老人不能参加8号当天的女馆员联欢活动，只能通过摄像机镜头向其他的女馆员表达祝福。对着镜头，戴上馆里为她精心挑选的鲜艳丝巾，杨之英老人显得从容淡定，一句简单的“祝姐妹们节日快乐”，她认真地重复了三遍，末了还问摄影师“可以了吗？”

百岁老人杨之英

杨之英老人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胞妹、知名人士邵力子儿媳，她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充满传奇色彩。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杨之英随姐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年少的杨之英平时除了念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姐姐姐夫送信。每天，姐姐把剪贴整理好的资料文件交给杨之英，然后由杨之英悄悄送到三教街33号二楼嫂嫂住处，那里其实是党的机关所在地，同住33号的张太雷、罗亦农等同志就在那里以打牌形式开会，传达重要指示。武汉的夏天热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喜欢睡在马路上，走在人多眼杂的马路上，每一次送信，杨之英的心里其实都特别紧张，但表面却十分沉着冷静，一路上都会细心观察状况，避免引人注目和被人跟踪，送信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胆大心细”，百岁的杨之英在回首这段往事时用这四个字概况自己当时的状况，她说，越是困难的、重大的事情，越要认真、冷静地去应对，这是她从姐姐姐夫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让她受益一生。后来，杨之英东渡日本求学，抗战时期先是颠沛流离于渝港，痛失第二个孩子，后随其第二任丈夫、翻译家吴元坎赴印度为英国远征军服务，十年“文革”中遭受种种冲击迫害，动乱结束后，1979年，汪道涵市长亲发聘书，已近古稀的杨之英得入文史馆，发挥个人所长，撰写了大量文史资料，以其传奇经历，为后人留存宝贵记忆。

背靠“娘家”实现个人理想

文史馆馆员人数众多，由于年龄等实际原因，经常来馆里参加活动的并不太多，这其中能坚持来馆活动、还十分热心馆务的馆员以“两姚”最为大家津津乐道。

“两姚”中的“大姚”是现年86高龄的姚昆田，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学团体南社第二任社长、著名藏书家姚石子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姚昆田曾将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赞扬。

姚昆田在文史馆成就了自己的“南社学”。自2003年入馆以来，姚昆田即开始着力于收集、整理关于南社的一切资料，并启动了《南社大辞典》的编撰工作。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长达30余年、社员总数超过千人的南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产生深远影响，其涉及面亦十分广阔，要编撰这样一部煌煌巨作，姚昆田知道，单兵作战是无法实现的，加入文史馆、成为馆员一员之后，姚昆田看到了自己事业前进的方向。在文史馆的支持下，他把南社研究的“根据地”设在了文史馆东楼的“文史研究室”里，像馆里的工作人员一样，他经常朝九晚五地到馆里上班，审稿、开会、座谈，文史馆成了他除了家以外待得最多的地方。

“两姚”中的“小姚”姚以恩是位翻译家，经他翻译的犹太文豪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 《莫吐儿传奇》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他因书结缘肖洛姆，大半生亦致力于肖氏研究和肖氏的在华传播。现年85岁的姚以恩22年前因参编《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结缘文史馆，为该丛书的顺利刊行贡献良多，同时，他也在文史馆这个平台上，实现了自我价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个人价值，主要都是通过文史馆实现的”。借助文史馆这个平台，姚以恩实现了自己诸多梦想：2009年，是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150周年，经姚以恩多方组织与联系，在文史馆的全力支持与协助下，姚以恩实现了赴肖洛姆祖国乌克兰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同年，姚以恩多年来悉心收集、整理的肖洛姆相关资料，也在文史馆的支持下，以《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中国》为名得以编印刊行。2011年，应美国肖洛姆-阿莱汉姆纪念基金会等机构之邀，姚以恩赴美国（肖洛姆的第二故乡）、加拿大开展为期十天的学术交流，并拜祭了位于美国纽约的肖洛姆墓；2012年，国内首个“肖洛姆-阿莱汉姆研究中心”在他的积极奔走与努力策划下在南京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至此，姚以恩晚年的三大愿望：去一趟肖洛姆的故乡、出一本肖洛姆研究著作、在国内成立一个肖洛姆研究机构，全部得以实现。用“小姚”自己的话说，三个愿望得以实现，都是因为背靠文史馆这个好“娘家”。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2011年4月14日同新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让在座的文史馆馆员备受鼓舞。进入新时期，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文史馆馆员的角色与作用正悄然变化，议政咨询、建言献策成为新时期赋予文史馆员的新职责、新使命。

阮仪三向外国友人介绍历史建筑保护

2010年入馆的阮仪三和早先入馆的一大批名人大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典型的“工程技术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从事的是少为人知的城市遗产和古建筑保护事业，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之美称，他的身上，体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色，“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挚爱与焦虑，他不妥协的精神，他奋争到底的作风，还有他的知识品格与人品，（让人）为之感动！”（冯骥才语）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阮仪三奔走呼吁，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得以保护，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他之手，分别是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他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2012年3月，阮仪三在文史馆主办的“名人讲堂”作历史建筑保护主题演讲，阐明了当前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尖锐批评了当今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缺失与不足，一时引来众多媒体关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沪上主流媒体和众多网站对此争相报道。《解放日报》5月2日的“思想者”专版登载了据其演讲内容整理成文的《城市特色与历史建筑保护》。《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全文转载《解放日报》文章，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的高层咨询类刊物《国是咨询》在2012年第6期上也刊登了他的讲稿要义，进一步放大了他的声音。

“上海文史馆提供的平台，能及时和有效地反映馆员的声音，切实地发挥了馆员的参政、咨政作用，同时也支持、鼓舞了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对祖国所拥有的一份拳拳的爱心，我将会更好地发挥出我的菲薄之力做一个称职的馆员。”在获悉文史馆即将迎来六十大庆、正积极筹划系列纪念活动之际，阮仪三发来感言文章，他这段朴实无华的话，也是新时期许多新晋馆员的普遍心声。

2013年4月，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在全国文史研究馆馆长培训班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振臂一呼，提出要集全国文史馆之力，打造新世纪的“荣典”机构将文史研究馆打造成一个集全国文、史、哲优秀人才于一体的“最具权威的文史机构”，这一响亮口号令在场的32位文史馆长热血沸腾。5月，上海，优雅精致的思南公馆对面，41号外立面，青底白墙粉刷一新，上海文史馆“六十大庆”在即，新一轮的馆员聘任亦全面铺开，人称“六十一甲子”，经历60年风雨历程的上海文史馆，正在开启一段全新旅程，或将迎来一次华丽转身。

（作者：王小鹰 柯昌礼 来源：解放日报2013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