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医学精英，还要做着反人类的实验？

这里是i看i想，今天我们来聊一下：731部队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医学精英，甚至不惜违反国际法也要做哪些反人类的活体实验？

在731部队中有许多医学技师、教授等进行人体实验，其中参加时间最早、人数最多、涉入最深的学府就是东京医科大学的医学部。医学精英们为什么会做如此反人类行为呢？这在现代很多人，包括日本人都是无法理解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思想逐渐进入了各国民众的心中，尤其是那些有着高水平高智商的精英人士。19世纪英国科学家Galton（高尔顿，达尔文的表亲）提出： 基因遗传思想，认为人类作为生物中一个物种，同生物进化一样，应该尽量让优秀基因遗传下去。高尔顿认为优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个群体因其总体的学习水平、智力水平、处理水平远超平常人而被称为“优生”。

资料图：有“缺陷”的人

在哪个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人人都开始追求高效率，无论是工厂生产还是国家决策，都需要有超高的效率才行，精英人士自然站在了最前端，他们统治国家确实更有效率，因此，优生运动就开始了。

一些极端伪科学认为个体优劣在受精时就已经决定，于是发起了“优生运动”，在一、二战期间表现极为疯狂，将从基因优化变成了种族灭绝，那些“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包含了患有严重疾病、不治之疾或体格与被种族歧视的民众，都很快被实施了包括绝育、安乐死，以及灭绝人性的屠杀。这个“优生运行”在德国希特拉时为甚。

1921年的美国某篇社论将优生学描绘成了一棵枝叶繁茂、涉及各行各业的大树

从19世纪中期至二战结束，日本的许多政治制度、科学体系均学习于德国。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建立以德国为榜样的西洋医学体系。近代史上英系与德系两大医学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英系侧重于临床实践，而德系则精于理论与实验，以论文至上，医学威权思想严重，学习课程主要是讲述实用医学知识，其它的医学哲学、医疗伦理、医学史等基本不会涉及。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结果席卷全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通货膨胀、物资紧缺导致生产不振，大批企业倒闭，失业者不计其数，社会动荡。这还危及到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帛琉等。

1930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永井潜从德国归来后，成立了“日本民族卫生学会”，极力宣扬“人种优生论”、“劣等民族及残疾人应当被净化”等极端思想。这种“优生思想”与“斩草除根法”，也很符合当时日本“富国强兵”的国策。全国兴起了以“天皇是神，敢为天皇尽忠”的疯狂运行，从小学生到成人渐渐都疯狂了起来，1934年永井潜成为了东京大学医学部长。1937年，他支持了对6名台湾精神病患者进行立克次氏体伤寒感染的人体实验。1940年，《民族卫生》杂志上公然写有：“直接处死满州的匪贼毫无意义可言，还不如利用作为医学研究的好材料” 。这里的“匪贼”指的是死刑囚犯。

一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石井部队长有一种彻底的优越意识……这种意识是同惟我独尊的优秀人种意识以及当时日本人所拥有的‘在亚洲各民族中日本人最优秀、最了不起’的排外的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的……731部队暴行的根子里存在着一种突出的优秀人种意识”。

1931年，日本的国家预算、军费预算,大体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1904年)的水平上，财政赤字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军国主义者急欲摆脱困境，企图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此时，政府也大幅削减了对各大学的科研经费，而基础医学又遇到瓶颈期。在这双重压力下，日本各医学院的精英们为了获得技术突破，开始通过军方的经费和提供的资源进行活体实验。

1942年3月29日第164联合微生物学分部前列左数第5位便是部队长石井四郎,右数第四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急需军医， 扩招、速成成为必要手段，为了让这些实习生迅速上岗，直接给他们用活人做起了手术练习 ，如对鼠疫患者“治疗实验”、跳蚤染疫实验、细菌传染的对比性实验、疫苗实验、人体解剖实验、耐寒及冻伤实验、 气压实验等。这些“勤奋的”精英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军方的保护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人体实验，获得真实的实验数据，发表着属于自己论文、著作。

资料图：731部队的野外实验

1945年8月二战结束后， 731部队损毁各种证据，如实验室、仪器、基础设施、“马路大”等，将实验数据偷走，并对所有队员下达封口令：不准谈论、不准相互联系、不准从事公职等。这些残忍的731部队医学技师们回日本后，并没有被审判。因为731队长石井四郎私下与美国达成了协议，从而获得不追究核心队员们的责任、还能收一笔将研究资料卖给美国的巨款，自己则以假死为掩盖，隐姓埋名。其它731部队骨干人员因为“成绩斐然”，成为在日本各大行业的权威。如曾经主持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先后当上了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和神户女子大学教授。

资料图：731部队的技师们战后“荣耀榜”

2007年在大阪举行的第27届日本医师会总会，主题就是 “战争、医者与伦理”，还特别邀请了当时中国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王鹏参加会议。会议达成了将促使日本医师会对731部队犯罪行为进行道歉的决议，然而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实现。

2010年，有调查显示日本对于赫尔辛基宣言与医师战争犯罪两项认知连30%都达不到。

资料图：关东军第731部队“老人”，进行第一次战友会，与会19个人，集体为石井四郎和死去的战友默哀。

安倍上台后，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外交谎言下，推进“军学共同”政策，企图让日本重新“崛起”，不断参神拜鬼，炫耀上731战机。

医局制度
战后这么多年，日本医学人士为何仍然推动不了自我反省？这与日本医局制度有关。
医局制度是1893年东京大学从德国引入的“公立医院管理体系”的核心机制，德国1960年将其废除，日本却沿用至今。

这一制度决定了日本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大权不在院方手上，而在各国立大学医学部和医大的教授手中。医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日本医疗供给体系始终围绕权威运转。

由于医学专业特殊，培养周期长，容易形成派系，母校的学生更占强势；医局制度阻碍了医生职业的自由化等。从业人员几乎后半生都不会脱离医局，这就造成了医学部教授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大权。医局被少数几所大学把持，形成由上至下的人事网。即使自己独立开诊所，虽然脱离了医局，但仍是同门会中的一员，开业医在业务上仍需要得到医局的提携 。所以这些医学精英怎么敢砸自己的饭碗，去揭露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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