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坡岛的“大”教育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写于2020年3月，当时新加坡疫情还不算严重，高峰期时也没有超过400例。可是在4月初新加坡疫情开始爆发，集中在客工宿舍（外来务工人员），截止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两万，但是其中80%都是在客工宿舍，本地感染病例是少数。日前新加坡政府也公布了一些措施，5月中旬开始陆续开放部分商业机构，例如饮食店、干洗店、居家烘焙等等。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希望这个漫长的寒冬赶快过去，我们那么想念那个俗不可耐的烟火人间。

工作八年之后我有机会去了新加坡留学，这段异国求学经历给我带来的益处是我再度毕业之后重新进入工作岗位才开始慢慢领会到的。回到职场至今已是第二年，我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领域，也掌握了很多新技能，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而这两年最重要的体会是，我在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在面对工作挑战的时候，在进行职业规划的时候，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个人自信心的增强，让我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都更加有勇气。

最近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我们都被疫情困扰著，重大灾难的来临总让我们感慨平常日子的珍贵，而不是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每思及此，我不免感叹新加坡的两年经历实在是太过珍贵。身在国内，我也日日都在关注新加坡疫情的发展形势和政府的应对措施。

新加坡疫情在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政府防治疫情的措施还被诟病为“佛系抗疫”“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等等，然而数据显示，新加坡从1月23日发现第一起病例以来到3月1日止，共有确诊病例102例，死亡病例为零，治愈72例，治愈率全球之最，病毒检测率全球之最。这102个确诊病例的源头都非常集中，而且这些场所被迅速锁定，涉及人员也被隔离或者收治。

今天还与在新加坡的华人同事通话，她说一切正常，在大街上戴口罩的是少数，大部分人就像新加坡政府劝告的那样：“如果你没有生病，就不要戴口罩。” 新加坡政府这样的作为有他们的原因：一来新加坡本地没有生产口罩的能力，全部靠进口；二来囤积的口罩不足以供给560多万民众使用，为避免疯抢行为，政府不鼓励全民都戴口罩，而专家也建言是可行的（然而事实却有点打脸）。

新加坡政府一直被视为“保姆政府”，因为他们对人民关心备至，从生活到职业发展，政府的政策措施都非常细致，这与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分不开。

新加坡是一个袖珍国家，占地面积不足800平方公里，常驻人口在560万左右，人才是他们唯一的优势。他们只有不断产出高素质的人才，才可以吸引外资，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由于整体秉承了英式的教育体制，新加坡本地的教育选择其实是很多的，这一点很“西方”，但是在学习强度上面，新加坡可以说很“东方”了。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就有分流测试，进入初中之后又有一次分流测试，这次分流之后基本可以决定学生的未来命运，甚至我的很多新加坡同学说，小学毕业测试就已经决定了未来，所以新加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安排去上课外辅导课。

和中国一样，这些辅导机构是一条非常强的产业链。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反复不断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新加坡本地人，而且大多数都担任著中小学校长、教务长的职务，他们对这个课外辅导可以说感情非常复杂，讨论得激烈的时候，真是很难说谁对谁错。

课外辅导的介入其实在本质上加强了教育不平等，因为家境好的孩子一定可以付出更高成本送小孩到更好的课外辅导中心，而家境一般甚至是较差的孩子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而这不同境遇的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大家就开始讨论起资源不均等和阶级分层、阶级固化的问题。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必然拥有更多资源，家庭不好的学生相对处于劣势，这类似国内之前也一直热烈讨论的话题“寒门是否真的很难再出贵子”等等涉及到教育平等的问题。

反观教育的本质，目的是要为不同阶层的人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是所谓精英教育制度（meritocracy）最重要的体现形式，可是资源分配很明显就是不平等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课上讲到这个话题，有个同学就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在讨论资源分配不均，可是我们有没有讨论哪些资源是不均等的，我们究竟拥有什么资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把问题带到了更加深入的层面。

去新加坡留学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通过课堂上和同学的交流、和教授的讨论，我开始慢慢了解这个国家。出于国家发展的功利主义角度，新加坡政府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

我记得有一门课是关于新加坡建国以来实行的教育政策，在建国时期(1965-1975年)，因需要大量从事基础工作的人，政府开始鼓励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培养诸如汽修、机修、公共基础建设方面的技术工人来建设新加坡。随着国力增强，80年代开始，新加坡通过满世界拉外资，降低税收，培养高技术员工，土地优惠租用等等措施将一个岛屿打造成了一个外资的理想投资地。这个时候政府对人才的要求开始提高，不仅仅是需要培养技术人员，还需要培养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人才。因此对公立学府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拨款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政府也鼓励私立院校和海外院校合作，为更多国民提供深造的选择。

留学一年，可谓是浅尝辄止，有幸在毕业之后留在了新加坡工作，就职于当地的一家私立高等院校，算是和自己的求学经历有了一个对比。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其实也非常有水准，每年都有专门负责监管的委员会来评估，而这套评估系统也让新加坡私立学校保证了一定的质量。在私立学校的感受就是，学校的运营已经整体非常企业化模式，从招生部门到市场部门，都和企业无甚差异。实际提供的课程，也是完全和就业市场接轨，学生就业指标是私立学校极为重视的指标之一，所以每年都会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课程。私立学校都是小而精，政府有意为之，旨在可以灵活适应各种变化。对于私立院校和公立院校的定位，新加坡政府可谓是分得十分清楚。

写在文末

新加坡年轻一代常常被讥笑为香蕉人：外黄里白，看着是华人，其实完全是个白人的内心，甚至可能都不会说中文。我记得在一门比较教学的课上讲到了语言的文化殖民，把英语作为第一母语的国家，他们的文化不可能不受影响。新加坡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如今的新加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几天我收到南洋理工大学一位教过我的教授的来信，我就借她邮件里的一段话结尾吧：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Singaporeans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over exam results, school places, enrichment activities timing, etc. It is no surprise that in situations of crisis, anti-social choices and behavior are exacerbated. I encourage us all to reflect, as educators, what more can we do in our lives—both on a daily basis as well as in times of crisis—to ensure that ourselves and our students/children can learn to think beyond ourselves, remain humane, and recognise that we are all a part of a much larger global huma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