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既有传佳话——水原父子与日本词学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日本词学史是词学研究海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平安时代、江户时代和明治大正时代是日本词学的兴盛期，明治大正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近代，此际中日的文学交流非常活跃，词学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产生了“明治三大家”等许多词人，非常值得中国词学界关注。这三篇论文或通过词作比较探索日本对苏轼词的接受，或从文学史角度分析日本学者的词学观念，或从日本词人生平事迹中揭示日本词学传承的脉络和中日词学的交流。日本词学正在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有待两国学者继续深入发掘。（王晓骊）

作者：王睿（系河南农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日本的古人是如何理解和接受词学，并将其移植到日本的？这是日本词学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日本填词史话》中提出的问题，也是中日词学交流的核心问题。日本的词人从平安时代，到近代的明治大正时代，不过寥寥一百多人，与日本的汉诗、汉文作家的数量完全不能相比；而即便是熟悉中国文字的日本汉学家，对于词作的情感，大多也难以理解。只有少数真正投入且沉醉于这种轻柔婉约文体中的人，在大量的填词练习中，不断熟悉词的音律格调，才能真正体味到词的妙处。近现代的日本词学家水原琴窗与渭江父子就是这样的词人，具有家学传承，又谙熟中国音律，才能以毕生之力填词和研究词，肩负起接续传统、联结中日文化的重任。

水原琴窗、渭江父子出身汉学世家，二十五代均研究汉学。水原琴窗（1892—1977）原名子瑞，原籍兵库县，为红蓼吟社主笔，宝林寺十四世住持。他是近代日本著名词人，对中国音乐和诗学也有研究。有《换巢鸾凤》《日本雅乐传来考》《琴窗词稿》《琴窗词稿二集》《菩萨蛮一百首》《凤凰台上忆吹箫》等。其子水原渭江既是诗词作家，也是著名学者，别名水原蓬心，1930年生，师从铃木虎雄，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后在香港大学就读中国文学博士，曾任职于香港大学、龙谷大学、大谷女子大学等，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词学研究。其著作除其整理的森川竹磎《梦余稿词集》和藤本烟津《烟津词》外，还有《词乐研究》《敦煌舞谱的解读研究》《南唐李后主词研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日本文艺的研究》《中国音乐关系著述论文目录》《水原渭江学术精华》等多种，又有《水原渭江词集》。水原父子二人专精诗词与音乐，创作成果之丰，于日本近现代词人中亦数佼佼者。水原渭江尤精敦煌舞谱与音乐。他自幼接触唐乐，后被送到日本“宫内厅乐部”接受严格的雅乐教育达十年之久，工吹筚篥与独笛。父兄也是乐舞专家。家学的陶冶使他通乐律、习乐器，筑牢了实践的坚实基础。他又得到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林谦三教授和神田喜一郎的亲自指导，嗣后转益饶宗颐、罗忼烈等学习诗词与文学，在美术、绘画、篆刻、书法方面均有造诣，形成了敦煌乐舞研究的先天优势。他积极吸收任二北、饶宗颐、王昆吾等中国学者的意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水原琴窗与日本近代多位词人都有密切关系，尤以其师森川竹磎为最。森川竹磎（1869—1918）名键藏，字云卿，号鬓丝禅侣，是日本近代填词史上的重要人物，与森槐南、高野竹隐并称“日本词学三大家”。他不仅是“光耀日本填词史的唯一专家”（神田喜一郎语），而且是影响近代日本词学发展的重要人物。竹磎通过在杂志上发表词话的方式，系统地对日本读者进行词学启蒙，使词学在日本深入人心。琴窗在《菩萨蛮》词中说“吟联每侍填词席”“白发及门生”，《凤凰台上忆吹箫》也说“及门弟子，涕泪交颐”（均见《日本文艺的研究》），可知琴窗对老师的感情十分深挚。在竹磎去世后他成立遗稿刊行会，请久保天随圈点森川的《听秋仙馆词稿》并刊印发行。水原父子与神田喜一郎的交往也非常密切。琴窗《高阳台》词写道：“海西既有传佳话，隔千里竟获知音。”小序云：“南京《同声志》有‘槐竹角逐记事’，李圭海所笔。谱寄神田鬯盦。”（《琴窗词稿》二集）海西指中国。鬯盦是神田喜一郎的号，琴窗与其为友，故寄词告知日本词坛填词酬唱的盛况已经引起了中国词学界的关注。他在《菩萨蛮》中亦云“万里传佳话”“遗芳五十年”，显现出对森川词学得到中国词坛认可的喜悦。水原渭江还有书评《神田喜一郎著〈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介绍了神田氏的词学成就。琴窗还与铃木虎雄（1878—1963）有诗词酬唱。其词《念奴娇》（满城秋丽）小序云铃木虎雄和诗云“词界肩随‘二竹’豪”（《琴窗词稿》二集），称赞琴窗的词学几可比肩森川竹磎和高树竹隐。其他交游的汉学家还有诗人岩溪裳川、桥川醉轩，音乐家多重雄乐长等。

水原父子曾数次访问中国，与多位中国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和诗词唱和。其中知名学者有饶宗颐、唐圭璋、曾克耑、金启华、罗忼烈等。饶宗颐（1917—2018）先生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对敦煌学和音乐文学很有建树。1964年秋，饶宗颐赴京都时与水原父子相识。饶先生擅古琴，精乐论，水原渭江对其非常倾慕，琴窗也精通音乐，工于填词，于是邀请饶先生至其书舍“燃林房”剪烛谈词，出其词集请其润饰。饶先生的《冰炭集》有《燃林房与水原琴窗论词》即言此事。琴窗词集出版时特意将选堂指点更改之处刊印出来，足见钦佩之意。水原渭江曾送饶先生到皇居宫内厅欣赏日本雅乐，饶先生兴之所至，即谱《兰陵王》词以赠。水原渭江在香港大学就读期间，又随饶宗颐教授专门研究唐宋文学，奠定了其学术研究和创作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水原父子与港台文坛学界交往甚密。《琴窗词稿二集》中汇集了水原琴窗与港台词人的唱和作品，专列为“海外唱和”一卷。如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有词《菩萨蛮》：“鬓丝禅侣嗟天堕，琴窗窗老传薪火。”集中收录与何敬群、方宽烈、曾克耑、潘重规等多位词人的酬赠之作。水原渭江也在《香港三游记》中回顾了与香港文坛交往的经历：1971年，他在香港大学文学院开展研究时向多位当地学者求教词学，得到了非常热情的反馈。他与黄文山、潘重规、罗香林、甄陶、罗忼烈、周亿孚等多位教授数次往还，与甄陶教授谈论中日诗坛的动态（《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这些交流不仅增进了两国文坛和学界的互相了解，也丰富了彼此的创作。

改革开放后，水原渭江与著名词学家、《全宋词》的编者唐圭璋先生有深入的交流。1981年他通过香港学者罗忼烈向唐老介绍自己，并赠寄《琴乐浅说》《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中国音乐关系著述论文目录》等书；1982年他曾与唐老通信，并寄照片一枚，寄赠《近代日本丛林之诗人之作品》；1985年，水原渭江拜会唐先生呈示新作《敦煌写本南乡子舞谱之解读》。唐先生热情帮助联系发表，还欣然为《琴窗词稿》题写了一首《菩萨蛮》，词云：“芙蓉清水调。潇洒东坡老。文化好交流。飞行不泛舟。”（《梦桐词》）既有对词作的赞誉，也有对改革开放后中日开展词学交流活动的喜悦和期盼。唐先生在编辑《词学》时在《编辑后记》中又一次提到了渭江在词学方面的贡献：“今承惠寄其《敦煌写本南乡子舞谱之解读》的汉译本，亟为发表。我国学术界研究敦煌学者，为数无多，而研究敦煌舞谱者，犹寥若晨星。此文发表，希望能推动一下敦煌词学。”（《词学》第7辑）唐先生去世后，水原渭江特撰文《敬挽老师唐圭璋教授》以示纪念。金启华教授（1919—2011）也曾与水原父子有过交流。琴窗曾寄赠《浣溪沙》，金启华和作云：“仙岛风情入素描。宛如十五国歌谣。书来不觉路迢迢。晚鸟迟花高境界。新词美句自娆娇。才同司马不题桥。”（《中国词史论纲》附录《匡庐词》）将其词与《国风》相提并论，颇称其境界之高，词句之美。1987年金先生又在《贺新郎》词中与《琴窗词》唱和，叙述改革开放后神州气象焕然一新的局面。其他与水原父子交往的国内学者还有董锡玖、王俨思、唐君毅、吴天任、余少帆、施议对，新加坡的黄勗文教授等。

综观水原父子的词学，其目的一是传承日本绵延不息的填词传统，且将日本的词学发展出新的特色。二人广泛搜集和研究日本近代词人词作，自己也进行创作实践，在中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促进中日词学的交流。他们数次访问中国，与众多词学家书信往还，唱酬切磋，加强了词学界的联系（《日本文艺的研究》）。他们的词学也将继续影响东瀛词学的存续流传。《琴窗词》代表了日本20世纪中后期词作的高度，足以和同期的中国词人相颉颃。虽然日本词学在战后曾一度式微，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和两国交流的深入，日本的词学研究也开始逐渐繁荣。水原父子的词学研究和创作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对中日词学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01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