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如果不开放，我们造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汽车工业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由于长期封闭，设计理念陈旧，技术严重落伍，就连当时国人引以为豪的红旗轿车都还是手工业生产，产量低，质量差，还经常抛锚。据统计，1978年当年，全国几十家大小汽车厂生产的轿车包括越野车总共才5000辆左右，不及国外一个大公司一天的生产量。

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视察上海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忆：1978年，一机部让我带领工作组调查全国汽车工业情况，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有件事特别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说，车子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旁边的同志却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是名副其实，这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而且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这就是当时我国汽车工业落后状况的缩影。

国门打开后，出外考察团的成员通过亲眼目睹世界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联想到国内汽车工业与国际的巨大差距，大家的心里无不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怎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步伐？一时间成为中国汽车人魂牵梦绕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直到1978年，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借款和合资”依然是两个禁区

1977年4月，《红旗》杂志发文强调不允许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文章指出:“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决不允许引进外国资本或者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资源;从来没有也决不允许同外国资本家搞联合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 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

直到1978年4月 22日，外贸部长李强就对外灵活贸易做法问题发表谈话时，仍然说:以下几种做法在"四人帮"干扰时我们不能做，现在可以做补偿贸易;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是以下两种做法，我们是坚决不干的:一是借款，二是搞合资。

1978年这一年，邓小平不惧阻力不断地发表谈话为外资正名，并通过调查研究开始分析利用外资的可行性。邓小平的努力，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利用外资这一禁区，使中国的外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

为了冲破利用外资这一禁区邓小平一方面批判“两个凡是”倡导思想解放，并为利用外资正名;一方面调查研究，分析利用外资的可行性。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一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欧洲考察经济建设情况，回来后，邓小平听取了谷牧的考察汇报并对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决心不要怕欠账。”

同年6月23日，他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公开透露了可以借钱的想法。他说:“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正面谈到了利用外资的问题。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后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11月14日，他在新加坡访问时对中国驻新加坡机构负责人发表谈话说:“日本向我们建议搞合资银行，这是可以搞的。他们把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我们利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

11月26日，他在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又说:“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当有人问怎样看待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时，邓小平回答:“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土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

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会见以广冈知男为团长的日本新闻代表团。

邓小平以其巨大的政治声望和影响不断地为外资正名，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利用外资这一禁区，使中国的外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政策。他说:“不久以前，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1978年秋，我方相关人员将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谈判的简报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当即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这个具有破冰意义的批示，在中国汽车工业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1978年10月21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派团来到中国，和我方谈重型汽车和轿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访问团团长、通用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我方提出：“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venture）？”

我方谈判人员当时知道英文“joint”是“共同或共担”，而“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应该是“共担风险”，这是字面理解的意思，至于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方并不完全明了。

为此，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方详细介绍了“joint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详细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种种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其他国家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大家听了感到耳目一新。

为了让中方人员真正理解“合资经营”这个概念，墨菲进一步解释：“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

尽管我方代表听后感到很新鲜，也觉得不无道理，但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仍认为这种合作可行性不大。特别是墨菲口口声声说，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参加谈判的李岚清后来回忆他当时的心态：“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因为是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按惯例我方谈判人员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了简报，将谈判的详细情况如实上报。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这份简报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对外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阅后在简报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六个字。

消息一出，大家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因为在这之前，尽管大家也不断听闻到邓小平关于合资经营方面的谈话，但像这样作如此明确干脆的批示还是第一次，禁区正式被冲破，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其后不久，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邓小平请示轿车项目，问到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时，邓小平再次明确表态：“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

一石激起千层浪，邓小平关键时候的批示和表态改变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命运。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在进行，思想界舆论界多种观点还在激烈碰撞。如此敏感时期，邓小平的批示更赋予了一层象征性意义。

1979年3月21日，一机部副部长饶斌率团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谈判，但通用公司董事会出于某种原因意外地否决了董事长墨非和中国合资经营的意向，谈判未取得成功。

就在这当口，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向我国相关方面表示对合资经营很感兴趣，他们主动和相关方面进行了积极接触。经过多轮谈判，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1984年秋，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德国，专程去德国大众总部参观访问。

10月10日，作为中德双方最大的合资项目，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德两国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明确上海大众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中、德各占50％，合作期限计划25年。

10月12日，李鹏陪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席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仪式。

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上海大众中方总经理王荣钧回忆：上海大众坚持了高标准，为中国轿车业开了一个好头。它的最大贡献，就是顶住压力，零部件不搞“瓜菜代”，开创了中国当代轿车、中国汽车零部件体系与全球同步的高标准。如果当初在技术标准上“放了水”，今天的中国轿车业恐怕只会是世界三四流水平。

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汽车被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写进决议。

随后从1984年1月到1985年7月，中国第一批三个轿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相继成立。

尽管如此，上海大众在创建之初依然一波三折。当时德方以确保质量为由，一直坚持把中国生产的每一个零部件都要送到德国的沃尔斯堡，由大众本部进行认证。合资的中方以及中方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在当时，为上海大众生产配件的第一批零部件配套厂，大多是上海的弄堂小厂，条件简陋，设备落后，不少产品质量与大众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有些产品因质量不合格被退回。

两年多了，上海大众才实现2.7%的国产化，国产的仅仅是收放机、轮胎、标牌、和天线等。

这时，桑塔纳是以CKD的方式组装生产，出于节约外汇的需要，国产化就成为上海大众的当务之急。

在此前后，许多人向上面告状，说德国人在卡我们的脖子。还有人提出了零部件要搞内需和出口两个标准。

但向来办事以严格认真而著称的德方坚持按合同办事。他们向中方解释:“轿车是价格最昂贵的工业产品，消费者花了他们来之不易的钱，就应该得到一辆安全、质量、外观完全合乎标准的桑塔纳轿车。”

朱镕基

上海大众公司原总经理王荣钧回忆说，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视察期间，王荣均向朱镕基一一汇报了汽车厂面临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国产的橡胶轮胎，因为制作偷工减料，所以，经常出现爆裂的情况，朱镕基听到后，止不住怒火，生气的说：“这点小工艺都做不好，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汽车制造业该怎么做……”朱镕基还表示，“桑塔纳国产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

据中汽原总工程师、总经理陈祖涛回忆，在国产化问题上，上海大众对零部件是全部放在上海(生产)还是放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87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长，他知道后明确表示：“桑塔纳”是“中华”牌，不是“上海”牌，应该在全国组织零部件生产。这一决策培养和锻炼了企业，为汽车工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上海大众国产化的顺利进行，桑塔纳系列车型凭借优秀的品质畅销20余年，获得极佳的口碑，后来有专家评论，“桑塔纳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

第一辆桑塔纳下线

回忆那段历程，原上海大众中方总经理王荣钧说了公道话:“平心而论，1980年代中国和德国在轿车技术方面的差距实在太悬殊了。上海牌轿车方向盘的标准只有3个，而桑塔纳的标准有100多个。技术有自己的规律，没有捷径可走，不按国际水平造轿车，何必搞引进合资。上海大众坚持了高标准，为中国轿车业开了一个好头。它的最大贡献，就是顶住压力，零部件不搞‘瓜菜代’，开创了中国当代轿车、中国汽车零部件体系与全球同步的高标准。如果当初在技术标准上‘放了水’，今天的中国轿车业恐怕只会是世界三四流水平。”

到1990年，经历了5年发展，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达到了年产6万辆的能力，发动机开始出口，国产化率提高到70％以上，并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与国外联合设计开发第二代桑塔纳轿车。

从此，上海大众结束了轿车散件组装的历史，踏上了现代化轿车制造的征程，建立起自己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实现了上海轿车业崛起的目标。上海一步跨越30年，创造了中国造车史上的奇迹。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1991年2月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公司，他说：“如果不开放，我们造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对于上海大众的发展，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1991年2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陪同下到上海大众视察。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面前，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辆辆桑塔纳轿车从流水线上驶下来，感慨万千地说：“上海与德国的合作是成功的！”

对于当时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处境，他幽默地比喻道：“现在的中国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在全球来看仅仅只是幼儿班水平。”

面对陪同他视察的上汽领导班子成员，他坚定地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阻碍我们的障碍还很多，给地方领导班子以信心很重要。”

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

他还跟大家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坐5万吨的外国邮船（法国“鸯特莱蓬”号）。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开放，我们造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