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汕头》，把汕头的红色故事讲给你听

《鮀岛地下尖兵》黄毅生 绘

《潮侨抗日故事》

姚建平 黄毅生 郭朝东 绘

《抗日英烈郑松涛》

张伟民 绘

《红色汕头》系列连环画丛书。 彭深 摄

《西胪传捷报》林宇嘉徐振阳绘

《黎明前的汕头》

林健伟 吴德茂绘

汕头是一个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最先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共群众基础最牢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探新路、谋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汕头优秀儿女的光辉身影。

5月23日，由汕头市委宣传部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红色汕头》系列连环画丛书正式首发并举办连环画作品展览。目前，该丛书已被推荐至中宣部作为建党100周年出版重点选题。

这是首次以连环画的方式展现汕头红色资源、反映汕头革命历史，鲜活讲述革命时期汕头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这一系列“红色连环画”由24位本地画家与作者联合创作，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展现，也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填补了汕头光荣历史在连环画创作领域的空白。

●整理：王涵琦

红色记忆1

“潮汕七日红”

见证英雄城市

汕头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二次东征在这里撒下了红色的种子；“潮汕七日红”与旧军队分道扬镳，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诞生；即使在海岛一隅，镰刀锤头红旗也猎猎飘扬……这一册连环画讲述的就是二次东征、“潮汕七日红”和南澳岛渔工暴动的革命故事。“几番树帜思先哲，一统河山纪盛勋”，时间风过水流，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展望未来，先辈的事迹激励着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汕头外马路207号大院的围墙内，伫立着汕头迄今保存最完好的革命遗址——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适宜楼”。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派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人以特派员身份到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潮汕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组织——中共汕头特别支部，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于1925年3月中旬在汕头市瑞平路别有村创建。从此汕头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同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连战皆捷。第二次东征胜利克复潮汕，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率政治部工作人员抵汕，受到汕头人民的热烈欢迎。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占领汕头，汕头大埔会馆成为起义军总司令部。这座老楼见证了著名的“潮汕七日红”，是一处留下了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光辉足迹的历史旧址。

从东征时共产党人播下红色种子以后，革命活动以不同形式蓬勃开展。“潮汕七日红”虽然昙花一现，却为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即使在偏居一隅的南澳岛，斗争也如火如荼，当年发生的渔工暴动传诵至今。

今天，在南澳县烈士陵园内，耸立着一座“渔民革命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1930年南澳渔民暴动而建的。这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反封建反剥削的渔民革命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重要的案例之一，也是东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记忆2

红色交通站

鮀岛地下尖兵传奇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汕头开辟了一个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地下工作人员隐蔽在敌特腹地，战斗在敌人心脏，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经历一个个险情，完成党交给的一件件任务。在上世纪30年代繁华的汕头埠一隅，围绕绝密的红色交通站，每天都在上演隐蔽战线上“现实版”的无声战斗。

中共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公里。它由中央直接掌握，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转移干部、传递信息和运送物资的任务。这就是至今仍备受称颂、常被影视剧作为题材的“红色交通线”。

这条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当时曾护送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进入苏区，源源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运送军需、民用物资。它是唯一一条自始至终不受破坏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条绝密交通线是中共中央交通局在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点。经过缜密分析，汕头因诸多有利条件被中央指定为红色交通线的枢纽中转站。

从红色交通站成为党中央与苏区联系的生命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策动敌特起义，那些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勇士们以忠诚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充满传奇色彩的壮歌。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位于汕头市中心城区海平路97号。当年的红色交通站华富电料行作为小公园开埠区又一处被“唤醒”的城市历史记忆符号，为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增添了一张新的“红色名片”。

红色记忆3

血色大南山

罕见石刻标语群

这一册书共分四个章节，讲述了在大南山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发生的红色故事。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坚持8年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沉重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有效地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其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青史长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进攻汕头。同年9月30日，潮州失守，汕头市失去依托。起义军难以继续在汕头市坚持下去，遂决定撤离，转战海陆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因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前后达7天，故称“潮汕七日红”。

1931年，在四面环山的飞鹅山下建起了戏台、球场、秋千场，东江特委书记徐国声将其命名为红场。革命石匠翁千刻在红场阅兵台前巨石上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大标语引人注目。

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印刷、手写的革命标语何止千千万，但全国范围内的石刻革命标语群只有大南山一处。大南山石刻革命标语群纵横几十公里，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这些石刻标语，配合了当时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大大增强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意识，坚定了他们坚持革命斗争的意志。革命石匠翁千也因此与这些石刻一起永垂不朽。

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潮、普、惠大南山地区牺牲了867位革命烈士。在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红色村庄深溪村，一座高6米宽1米多的纪念碑上镌刻了7位烈士的英名：刘大刚、刘明合、刘亚巨、刘眯目、刘镇坤、刘亚盾、刘德丰。一副对联“深岭逶迤几多热血藏赤帜，溪泉长流无限风光慰忠魂”，是对这个红色村庄的写照。深溪7烈士的事迹，是烈士们壮怀激烈、为理想献身的生动写照。

红色记忆4

西胪保卫战

洗刷民族耻辱

在汕头市潮阳区西胪乡一本陈氏族谱上，有这么一首诗：一九四二抗日时，日寇三光烧乡里。民奋成立自卫队，卖田当地购枪支。三年抗日保家园，高筑涂成守闸门。日寇入寨全军灭，名留青史震四方。

抗日战争时期，潮阳县西胪乡军民保家卫国的精神和不惜牺牲抗击日寇的行动，使西胪在当时的潮梅地区，成为洗刷民族耻辱的一个响亮名字。

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自1940年6月在达濠设伪善后委员会后，日寇加紧对潮阳县的侵占。日寇的各种暴行令西胪乡西一村的乡民忍无可忍，在乡族将陷入毁灭的危难时刻，西胪乡长陈邦宪召集乡民到乡公所商议，提出了谋划已久的想法——成立卫国保家抗日自卫中队。

自卫队成立后，屡退日伪军。乡民都被发动起来，连夜修筑工事，自新桥头至后桥头共有一里多长。自卫队员则轮流在村口各处把哨警戒，一看见日寇来了就开枪。日寇想再来进犯，已进不了村。随后多次战斗，日伪军死伤众多，只得溃退。自此，日寇更将西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4年5月15日凌晨，在汉奸的引路下，日军中队长永芳敖幸带着49名关东军和6名伪军准备突袭西胪。听到哨兵的呼声，驻扎在建祖祠的一八六师五五七团三营九连官兵被惊动，建祖祠隔溪150米处的乐凯祖祠的自卫队队长陈邦宪迅速带领队员夹击敌人。激烈的巷战开始后，乡民也自发奋起参战。这一役，西胪军民击毙日军包括中队长永芳敖幸在内的官兵49名，俘获伪军中队长伍荣及士兵5名。

西胪“五一五”战役的大获全胜，让西胪这一“抗倭名村”再次扬名潮汕。而永芳敖幸全军覆没的消息使驻粤东日军指挥官大为震惊，急忙从汕头、潮安调集精兵五六百人。5月16日，日伪军架设大炮向西胪猛击，又兵分水、陆两路夹击。自卫队士气高昂，奋勇苦战直至午夜。最终敌寇死伤10余人而败退。

红色记忆5

黎明前的汕头

为和平解放保驾护航

1949年10月，国民党军胡琏残部加紧抢掠一番后，乘轮船和军舰由汕头港潮阳海门逃往台湾、金门等地。10月21日，将撤离的“台湾新军”十一师和十四师最后一批人员，准备炸毁汕头飞机场、水电厂、电信局和烧毁荣耀桥等主要交通、电讯设施，早有防范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汕头人民进行英勇的护城斗争。许多人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利用自身的谋略人脉，动员一切可动员的资源，为汕头的和平解放保驾护航。

新中国成立前夕，汕头电信局设有报房、机务站、长途台、收讯台等，182名员工担负着汕头与外界通讯联络的重要任务。为迎接城市解放，1949年5月，中共汕头市第一地下工作团团结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组成护局小组。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藏匿和保护电信局重要电传机器，扰乱敌人通讯。面对敌人的包围和威胁，被关押的40余人毫无惧色。

敌人在小公园电信局安放了炸药包，又对市府海旁的电信局发讯台进行破坏。10月20日敌人撤走后，护局小组赶紧组织职工冲进硝烟弥漫的电信局搜索未爆炸的炸药，剪短引爆线，转移机器，这些关系到千家万户沟通信息的总枢纽终于得到保全。

汕头解放前夕，汕头人民智斗顽敌，维护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汕头市区水电供应，使整个城市在平稳的秩序中迎来了解放。而在关键时刻挑起保护水电厂重任的，正是当时水电厂顾问、澄海人林忠俊。在他的组织和周旋下，厂里全部设备得以保存下来，为全市人民的生活、生产和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1950年五六月间，汕头港外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引起市民关注，后又接连发生爆炸。经初步判断，汕头港在国民党军队撤逃前被布下水雷。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处在初创阶段，华南方面没有扫雷艇。汕头市委果断决定，自己动手。当时部队和地方领导缺乏水雷知识，在汕头航政局技术队伍中发现两位有潜力解决问题的引水员黄文田和沈饶生。制定方案后成立了“汕头港扫雷委员会”，组织成立了扫雷队。全体扫雷队员最终无一人受创，成功赢下了上有敌机，下有水雷的生死搏击战。

红色记忆6

“红军阿姆”李梨英

从农妇到革命者

1933年春天，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山村，40多岁的“革命母亲”李梨英光荣入党。从这天起，直至在北京逝世，她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许下的心愿。她74年的一生，是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成长为崇高革命者的一生。

1888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县西坑村贫苦农民家庭的李梨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遭逢了多次悲惨的人生变故。1926年到1927年初，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身处潮汕地区的李梨英也接受着革命的影响。1931年，她终于在大坑山上遇到了红军，并亲自将红军引到大坑村。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连就在此找到了落脚点，并建立了凤凰山区革命根据地。

革命活动期间，李梨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带给党和红军。在光明与黑暗血雨腥风的决战中，她是面临绝境的红军战士不屈不挠的主心骨与守护神。在十年地下工作中，她举重若轻、镇定自若地战斗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与重要核心机关最信任的守门人和联络员。

她是村里第一位送子当红军的母亲，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儿子与女婿共4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梨英的大儿子松泉、第三个儿子松才、第四个儿子松森，都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大女儿松花在被捕后判处了15年徒刑，在囚牢里度过5年悲惨日子，抗日战争开始后才被释放，但遗腹幼儿的生命却被夺去了；小女儿美花自15岁流落异乡，至今音讯渺茫；被迫流浪南洋群岛的二儿子松炎直至解放才回到母亲身边。

1961年6月24日清晨，李梨英在北京因病逝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吩咐亲人把她10年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工薪1800元交给党，作为最后一次党费。“革命母亲”李梨英的事迹可歌可泣，“红军阿姆”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辈前行。

红色记忆7

进步电影先驱蔡楚生

用文艺反映人民疾苦

汕头人蔡楚生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他的电影创作紧扣时代脉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代表作《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别创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产影片最高上座记录，轰动海内外。

风云激荡的时代成就了蔡楚生，他也为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音画史诗。

开埠于1860年的汕头，与同属开放城市的上海商贸来往密切，蔡楚生等不少潮汕家庭甚至举家沪上定居。他在上海接受了启蒙教育，开放又自成一体的“海派文化”浸润了他。家族生意失利后，蔡楚生随父母回到潮阳老家。7岁的私塾经历为他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12岁在汕头万安街纶章百货批发店当学徒的经历，又让他得以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和书画水平，为后来走上电影艺术创作道路奠定扎实的基础。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1月抵达汕头。作为工会执委的蔡楚生聆听了周恩来、彭湃、杨石魂等共产党人的演讲。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坚定决心，用文艺反映人民疾苦，将文艺事业作为一生的事业。

1926年，蔡楚生创作了滑稽短剧《呆运》，是中国第一部滑稽讽刺影片。1932年，他独立编导的处女作《南国之春》和第二部影片《粉红色的梦》上映，却遭遇了尖锐的批评。深深地反省后，他完成了标志自己思想转变的力作《都会的早晨》。1934年春末，《渔光曲》上映，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

此后，蔡楚生接连拍摄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等优秀影片，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进步电影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而又光辉的一页。

蔡楚生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永存的。法国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所著《世界电影史》中，评介了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红色记忆8

“岭上梅”冯铿

热情讴歌苏区和红军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陈列着一件弹痕累累的羊毛背心，“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在1931年最冷的冬日，穿着这件羊毛背心在龙华从容就义。

从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成长为勇敢献身理想的革命作家，“左联”烈士冯铿短暂的生命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冯铿在汕头友联中学读书期间，正值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五卅运动”发生时，她被选为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不久，她就成为潮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校刊和汕头《岭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的具有激进思想的论文、小说和诗歌等，在文学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在“潮汕七日红”中，冯铿亲眼看到了工农革命武装的力量。

1929年春，满怀救国豪情的冯铿来到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先锋。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给了她旺盛的创作灵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冯铿是50余位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主要联络员，负责征集、接收和传递稿件。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冯铿等“左联”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大会对她触动很大，此后又创作了以苏区生活、红军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中国左联文学中第一批歌颂苏区斗争的文学作品。冯铿也成为最早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讴歌苏区和红军的青年作家。

冯铿在24岁的青春年华就惨遭杀害，然而她留下的遗诗、遗作，真正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女作家、女战士的心灵世界和成长历程。她年轻的生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其精神和行为，如一朵永不凋谢的生命之花，绽放在潮汕广袤的土地上，也成为韩江的一个永恒铭记。

红色记忆9

抗日英烈郑松涛

铮铮铁骨报国情

1918年出生于澄海一个华侨家庭的郑松涛深受全国抗日救国热潮的感染。他与共产党员李平相约同赴上海参与抗日救亡。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他一面学习绘画专业，一面参与抗日游行集会等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

卢沟桥事变后，郑松涛回到潮汕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此与汕头青年抗日同志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寇的铁蹄一路向南，汕头危在旦夕。郑松涛收到了国外父亲的来信，为他安排好去欧美读书深造，既能有安稳的生活，也可躲避国内的战火，是父母为他考虑的最好出路。但郑松涛想也不想地拒绝，后又拒绝结婚成家，“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他以此明志。

为进一步宣传发动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5月，汕头青抗会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汕头青抗会抗日儿童流动剧团，郑松涛任队长，巡回于潮汕各县。

1940年4月27日凌晨3时许，日寇与伪军300多人分三路进犯苏南北李乡，包围县战工队驻地李氏宗祠及乡公所。在危急关头，青年战工队队员郑松涛首先考虑同志安全，用自己文弱的身体做人梯，让同志踩着他的肩膀翻墙转移。当看到有4名女战工队员没离开，他坚决留下协助，终因耽误了时间，不能脱险，5人全部被日寇逮捕。

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郑松涛不为所动，被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仍不松口，丝毫没有泄露组织的半点机密。最终日寇恼羞成怒，将郑松涛押到庵埠赐茶渡亭附近斩首，还残忍地将其砍为八段。临刑前，郑松涛已面目全非，极度虚弱，英勇就义时年仅22岁。

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他是多才多艺的进步青年，他更是血气方刚的爱国者。他放弃了家里人为他安排的舒适生活和美好前程，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不为所动英勇牺牲，书写了汕头好儿女的铮铮铁骨。他就是抗日英烈郑松涛。

红色记忆10

潮侨抗日

无数人走上前线杀敌

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抗日烽火燃起，海外侨领一呼百应，为祖国抗战日夜奔波直至被日寇暗杀；大批华侨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有的战斗在最前线，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有的担当机工，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和华侨救护队，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还有的不远万里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在全民抗战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潮侨纷纷团结在原来的各种社团和新成立的救亡团体周围，积极开展爱国活动。泰国的潮州会馆、报德善堂，以及由澄海籍侨领蚁光炎担任主席的中华总商会、曼谷的普宁同乡会等，当时都是组织侨众的重要团体。

1937年8月，南洋华侨在新加坡召开新马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翌年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随后，各地华侨相继成立大大小小的筹赈会，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泰国是潮汕人比较集中的侨居地，文化新闻界的爱国分子创办了不少抗日救国报刊；有的爱国团体还组织读书会、报告会等活动，向各地侨众进行爱国宣传。华侨学校也是当时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重要阵地，教师们用古往今来的爱国故事和情怀，培养教育出一批批爱国侨生，他们相继回国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东江纵队等抗日队伍。

出生于1879年的蚁光炎是澄海东里南畔洲村人，很小就离开家乡到越南闯荡。历经艰辛，这位汕头澄海人在泰国成了举足轻重的华人商贾。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立即组织泰国的侨胞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把公司全部业务交给妻子和侄儿，自己挺身而出。

蚁光炎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抵制日货，利用自己在泰国侨界的号召力，率先发动属下拒绝为日商驳运货物，带头拒卖暹罗米给日本，领导侨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他还发起抗日募捐，鼓励、支持青年华侨回国抗日。

1939年11月21日晚，蚁光炎与夫人刘若英在耀华力的杭州戏院门口遭到日寇埋伏的枪手袭击。弥留之际，他嘱咐亲友：“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一代抗日爱国侨领被日伪势力杀害，他最后的遗言激励无数侨胞走上前线抗日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