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生忆在印尼“智斗”台“代表处”

人民网-国际频道 原创稿

2004年9月，香港，刘新生在新中国外交五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1956年7月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新生被分配在英语系学习。1958年9月，刘新生被外交部选拔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印尼语，后又被派往印尼大学文学院留学进修，1961年加入外交队伍，并先后在中国驻印尼、印度、菲律宾和文莱使馆工作。

作为外交战线的普通一兵，刘新生在近 40 年的外交生涯中，见证了中印(度)关系从解冻走向正常；在菲律宾政变频发期间，亲临过政府军与叛军荷枪实弹、兵戎相见的现场；在中印尼关系中断23年后，参与了两国复交谈判；其后，作为首任常驻文莱大使，出使富甲一方、礼仪独特的国家，肩负起新建使馆、开拓两国关系的重任。“这些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铭刻心间。”刘新生说。

亲历菲律宾五次军变

1983年8月21日，菲律宾著名政治活动家、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惨遭枪杀。阿基诺被枪杀，在菲律宾以及国际社会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了菲律宾政局发展的转折点。1986年2月，菲律宾人民奋起发动“二月革命”，把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赶下台，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

此后不久，刘新生被派往这个当时亚洲的“热点”国家，也是世界舆论关注的地区任职。在菲律宾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他前后经历了5次军变，其中以1987年8月28日发生的第五次军变(又称“8.28军变”)最甚，其来势之猛，战斗之烈，伤亡之重，差一点让刚刚诞生的阿基诺新政权夭折。一个国家在两三年时间里连续发生5次军变，实属罕见，而作为一名外交官，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碰上5次军变，想必为数不多。因为曾经身临其境，此次军变，给刘新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8月28日凌晨1时30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和外地几个省份同时枪声大作。曾任菲律宾前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卫队长霍纳桑上校为首的1000余名军人，分头攻打总统府、国防部军营、警察保安司令部、靠近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维拉莫空军基地和政府四号电视台等处要地。

凌晨2点，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军人又闹事了!”刘新生接完电话后立即向使馆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根据使馆领导的指示，与一名同事一起驱车前往总统府，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只见总统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总统府大门那条马路口除有几个行人外，十分冷清。当刘新生驱车靠近总统府时，被躲在暗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挡驾，不让前进。只能站在原地不动，好在从远处也能把当时的情形看个大概。此时，总统府周围已布满士兵，旁边还停放着好几辆坦克。刘新生发现，国内新华社和《文汇报》派驻马尼拉的两名记者已捷足先登，在那里进行“阵地采访”。

据刘新生回忆，当时记者的介绍说，当时大约300多名倒挂菲律宾国旗(象征战争)胸章的军变士兵企图攻占总统府，与总统府卫队发生了约20分钟的激烈战斗，两名政府军士兵中弹身亡。因久攻不下，军变士兵开始撤走，邻近的居民对这些后撤士兵高喊“滚回军营去”的口号，但叛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胡乱开枪，并扔手榴弹。顷刻间，10余名无辜百姓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自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两名摄影记者按动快门抢拍交火镜头，不幸闪光灯成了瞄准点，他们也倒在血泊中身亡。临近中午，约1000多名军变士兵集中攻打离总府约10公里的阿吉纳尔多军营，并夺占了这座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大本营。

军变的枪声打响以后，阿基诺总统非常震惊，同时也焦虑不安。他果断派出自己的顾问洛克辛前往警察保安司令部，传达总统“立刻粉碎军变”的命令。下午2时30分，阿基诺总统出现在尚在政府控制下的7号电视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劝告军变士兵向政府投降，并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政府军将用军事手段严惩叛军。下午5时，一场平叛战斗打响。第二天清晨7时，所有在阿吉纳尔多军营内的叛军残余都向政府军投降。其他几个据点和外省的叛军大多数放下了武器。拉莫斯将军重新进入阿吉纳尔多军营后，向记者宣布，政府军已控制全国局势，历时30小时的叛乱宣告平息。

自1986年2月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当上总统后，菲律宾局势跌宕起伏，事端不断。仅头3年，就先后发生了5次军事政变，而且军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摆在一位初登政坛的女总统面前，形势是何等的险恶。阿基诺夫人在拉莫斯将军支持下，平息了5次军变，保住了新生政权。

在印尼智斗台湾“代表处”

1990年7月1日至4日，应时任钱其琛外长的邀请，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尼复交公报”，最终完成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终于使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90年8月，中印尼复交后，刘新生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离京赴任前，外交部领导交代了两项“政治任务”，一是抵达印尼之后，要设法尽快开馆，正式对外办公；二是要举办 41 周年国庆招待会。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大使馆定于 1990 年9 月27日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下榻旅馆二楼阳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先遣组七位同志在筹备有关开馆事宜的同时，全力以赴准备国庆招待会。

刘新生“因地制宜”在旅馆租用了一个小宴会厅，搞了一个冷餐招待会。晚7时，客人们陆续光临。7时30分，时任印尼国防部长兼代理外长贝尼·穆达尼将军作为主宾在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在播放中、印尼国歌之后，招待会正式开始。

在穆达尼将军抵达15分钟后，礼宾司总司长通知刘新生，穆迪奥诺国务部长要来出席招待会。礼宾司总司长说，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他除陪同苏哈托总统出访外，本人很少出国访问；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国使团的国庆招待会的社交活动，今天国务部长亲临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个“例外”。 “我一见到穆迪奥诺国务部长，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感谢他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刘新生称赞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他谦虚地说，决策者是苏哈托总统，他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

一个半小时国庆招待会时间已过，但来宾们个个不愿离去。前来出席招待会的除印尼内阁两位“重量级部长”外，还有雅加达特区省长、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印尼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官员说，“你们招待会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员规格之高，恐怕在雅加达使团庆祝国庆招待会中也不多见。”

中、印尼两国自 1990年8月8日正式复交的消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中、印尼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可能与新加坡建交，其冲击作用，“将不仅是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将开辟一个合作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泰国、菲律宾等国官方人士及舆论界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但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为阻挠中、印(尼)两关系发展，缩小两国复交后给台湾带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台湾驻雅加达机构精心策划了一起政治事件。

刘新生说，10月10日，“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就在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在的“普罗浮屠旅馆”举行大型招待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 79 周年，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决定先摸清有关情况，然后分头交涉。当我们乘车抵达印尼外交部院内时，发现时任政治司代理总司长阿塔米先生正准备驾车回家，此时我也顾不上必要的外交礼节，一步冲上去拦住阿塔米先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向他简要陈述了台湾驻雅加达机构拟于当晚在“普罗浮屠旅馆”举办“双十国庆”招待会情况，并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要旅馆立即撤掉通告牌上的“中华民国”称谓；二、宴会厅内不能悬挂伪“国旗”；三、招待会上不得奏伪“国歌”。阿塔米先生重申，印尼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印尼和台湾只保持民间关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不享有外交地位。他将中国大使馆提出的要求，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处理此事。

据事后了解，招待会开始前，旅馆值班经理凯马尔先生按照印尼外交部指示，立即找了台湾“代表处”有关人员，宣布了“三不”。台湾“代表处”人员听后十分恼火，并要凯马尔先生出示书面函件。凯马尔先生说，他是奉命执行印尼外交部有关指示，如果招待会主人不理会此事，他将命令旅馆保安人员强行降下台湾伪旗，否则将由招待会主办人承担一切后果。台湾“代表处”人员见凯马尔先生态度十分强硬，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灰溜溜地降下悬挂在宴会厅主席台上的伪旗。这场斗争最后以台湾的失败而告终，驻雅加达“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见证中美外长不寻常的文莱会晤

1995年8月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和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文莱会晤。这是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时期举行的一场特殊的中美外长会晤，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当时，刘新生作为中国驻文莱大使参与了这次高级会晤前前后后的全过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悍然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非官方”访问。美国的行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把两国关系推向危险境地。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提出强烈抗议。同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紧接着，中方宣布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一时间，两国副部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就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之时，美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希望安排高级会晤，修补中美关系，美国选择当年东盟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国文莱作为中美外长会晤的地点。刘新生回忆，6月26日，美国驻文莱使馆临时代办科兰凯威茨打电话给我说，他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询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是否有兴趣在出席即将在文莱举行的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会晤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清楚钱副总理来访的具体日程安排。如果方便的话，请美国大使馆给中国大使馆来个照会，或他本人就此事给我写封信，以便我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6月28日，科兰凯威茨代办根据我的要求，致函给我。来函最后说，美方期待着中方的回复。为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馆于7月20日按照外交部指示通知美国使馆，中方同意在文莱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举行中美两国外长会晤，时间为8月1日下午5时至7时，地点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中性会客室或中方会客室。后经过反复交涉和多次协商，中美双方最终就两国外长会晤日期和地点达成协议。

8月1日下午，两国外长进行了正式会晤。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于8月底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磋商。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考虑塔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后，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进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中美两国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无悔外交人生”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刘新生深切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很不容易，需要具备全面的素质：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饱满的爱国热情，铭记“外交工作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二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铭记“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和“外交无小事”；三要具备扎实的调研功力和善于交友，铭记“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础”和“了解别人，宣传自己”是外交官必备的特长；四要培育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人格修养，铭记“在知识面前,你永远是小学生”；五要有甘于奉献和勇于进取的精神，铭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回想这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刘新生感到聊以慰藉的是，终身是热爱外交事业的，也是忠于职守的。由于几十年中多数时间任职国外，在家庭生活中，对自己的父母与子女疏于照顾，这是他深感遗憾与愧疚之处。他说，“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还要义无反悔地选择外交事业。那时，我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能对家庭和家人有更多的投入。”

刘新生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外交部成立70周年，可谓‘双喜临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开始谱写新的篇章。70年来，中国认真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全世界都重视中国，中国的外交使节到处受人欢迎和尊敬，我有幸作为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曾了这种幸福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