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

陈寅恪先生的生平极富研究旨趣。①可惜新出版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主要依据《吴宓日记》一手资料以及《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二手材料，其卷三所记寅恪在哈佛大学的一些经历较为简略，②而且因为这些二手资料广为人知，并未增加太多资料，值得加以补充。通过《长编》可知，寅恪约在1919年年初入读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希腊文等。又引《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编云寅恪于1919年1月底2月初由欧洲来美国，在哈佛期间与吴宓、汤用彤、白璧德等有交往，于1921年9月离开美国赴德国。

事实上，哈佛大学所保存的档案资料以及德文中的资料，可补充《长编》者甚多。如在哈佛的注册信息，可帮助我们确定1919年寅恪实际注册时间和当时学习的专业以及居住地址，从而对其当时的生活状态有更细致的把握，也可纠正《长编》中的一些偏差。此外，波士顿一带是美东北新英格兰地区保存甚佳之古城，一些建筑从建成到现在一直长期保存，甚至门牌号码也无甚变化，可以很方便地帮助我们回到当初的场景。吴宓搬家的情况在其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其实寅恪也多次搬家，但吴宓在日记中没有特别说明。而利用哈佛公布的一些材料，可以大致恢复他当时搬家的历程。

本文将利用哈佛公开出版物中新发现的有关寅恪先生的记录，重建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的部分生活情形，并考察当时他一些室友、同学、邻居、学术单位负责人、教授的相关信息，带领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以期对其成长的经历和环境获得一些新的体验和认识。一方面可供对20世纪初留学生生活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一方面亦帮助对寅恪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他当时的生活和学术环境。

一、陈寅恪负笈哈佛园

(一)研究生一年级

寅恪在哈佛留学一共呆了31个月左右，据目前的材料，至少在三个地方住过，以下将对他的住处及其相关问题一一说明。根据哈佛大学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③寅恪注册哈佛文理研究院的时间是1月29日，当时他的状态被注为1 G，即一年级文理研究院研究生，专业为历史。当时哈佛的古代史教授为费格森(William Scott Furgeson，1875-1954)，他1913年刚出版了《希腊帝国主义》(Greek Imperialism)一书。欧洲中古史教授是哈斯金斯，此人被认为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开创者。寅恪注册入校时，哈斯金斯任哈佛文理研究院院长，而当时实际主持工作者乃是代理院长穆尔。因为哈斯金斯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从1918年12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请假离校，1919年1月18—21日陪同总统在巴黎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

根据哈佛文理研究院的统计，1918—1919学年申请奖学金的人数，语文学专业是67人，15人获奖；历史、政治学、哲学、教育专业共81人，也是15人获奖。寅恪不在获奖者之列，也不知道他是否申请过奖学金。寅恪来哈佛之前的身份是德国柏林大学学生，但1912—1919年之间的身份未注明。《目录》显示，寅恪申请入读哈佛的背景填的是他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的经历，同时亦注明他来自中国上海，注册时他在哈佛的住址是剑桥麻省大道1134号(1134 Mass.Ave.)。④这个地址很重要。因为《长编》引用吴宓的话，提及寅恪初到哈佛住在赭山(Mt.Auburn)，而这个说法实际是不准确的，至少寅恪1919年1月29日最初入读哈佛时注册的地址是麻省大道而非赭山。

麻省大道1134号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址，面积大，住宿人口多。同样根据《目录》，当时住在此处的还有俞大维与金麒章两人。两人都来自中国上海，这表明寅恪是和两位同乡住在一起。俞大维注册的名字是David Yule，初看之下，容易被认为是夷狄之人。寅恪的名字在《目录》中仅出现一次，而俞大维的大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178页的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学生名单中，注明来自中国上海，现住址为麻省大道1134号，之前于1918年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A.B.)，现为一年级研究生，大学奖学金获得者(University Scholar)，专业为哲学。第二次是在260页奖学金获得者名录，其中大学奖学金获得者共14人，俞大维因为姓氏的关系，按照音序排在最末一名。第三次出现在956页的大学成员名录之中，列出住址为麻省大道1134号。该目录184页注明金麒章也来自上海，1918年圣约翰大学理学士(S.B.)，主修商科。而924页标明其住址也在麻省大道1134号。根据1920年出版的《哈佛校友通讯》，可知其1920年毕业于哈佛，论文为《银价与上海和香港的交易，1916—1920》，⑤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就职于纽约圣勒克塔迪的国际通用电气公司。

综上所述，当寅恪1919年1月29日在哈佛注册时，他的专业是历史，主要是世界史，选了两门课，即“歌德之《意大利之旅》”与“现代德国史”。⑥他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公寓，室友是文理研究院哲学专业一年级学生俞大维和商学院一年级研究生金麒章，3人均登记成来自上海，算是同乡。俞大维实际上是1918年入校，而寅恪是1919年1月入校，两人在文理研究院分别学哲学和历史。按照吴宓的说法，俞大维首先注意到兰曼(Charles R.Lanman，1850-1941)在教授梵文和巴利文，后来寅恪、汤用彤才因俞大维介绍而往学焉。⑦俞大维是1918年下半年开学不久即发现兰曼的梵文和巴利文课，据他1918年11月27日致兰曼的信，他当时正在学习伍兹的印度哲学课程，想要学习梵文，以便将一些汉文佛经翻译成英文，通过伍兹认识兰曼。俞大维旁听梵文的时间是1918年11月27日至1919年5月5日。⑧兰曼当时除了教梵文，也在主持梵文哲学文本《摄一切见论》(Sarva-Darsana-Dangraha)研讨班。

根据《目录》的信息，我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哈佛的课程设计以及有关兰曼教学的一些情况。《目录》提供了截至1919年2月的教学情况。当时哈佛一学年分3个学期，中间由12月的寒假和3月的春假分割开，一门课上3个学期，即每学期各上整个课程(full course)的三分之一。按照这个算法，1月到6月包括冬季和春季两个学期，即1月到3月，4月到6月，两学期下来其课程算是整个课程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陈费恪因为是1月才入校注册，他如选3学期构成的整个课程，则在1919年1月至6月只能完成三分之二。以下我们会提到兰曼的梵文和巴利文从1月上到6月，构成整个学年课程的三分之二。当时哈佛文理学院全部课程分成以下四大学部：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自然科学；历史、政治学、社会科学(也通常指历史、政府学和经济学)；哲学与数学。

一个专业学生必须所修课程的一半来自某个学部，另外一半课程要分摊到其他三个学部之中。比如一个学生要完成四大学部12门课，其中6门课是来自选定四大学部之一的专业，而其他6门则分别来自其他三大学部。一般来说，一门课约上一小时。按照这个分野，寅恪应该是选择了第三学部的历史，而俞大维是选定了第四学部的哲学。但俞大维又学习数学，所以选择了第四学部的数理逻辑专业，这样正好哲学、数学都全了。赵元任也是同样这个修法。后来寅恪是从第三学部的历史专业跳到了第一学部的古代语言学专业。

当时第一学部的语言类课程首先列出的便是闪米特诸语言与历史(Semitic Languages and History)，其次是印度语文学(Indic Philology)。当时闪米特诸语言与历史名下的课程主要包括四种：⑨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主要面向研究生的课程，研究课，讨论会。讨论会是老师和高年级研究生每月一次的讨论课，讨论较新的研究进展，此处姑且不谈。

第一类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从低到高按照编号包括以下7门：

E1 基础希伯来语，周一、三、五上午十点，凯尔勒教授授课；⑩

2 希伯来语，周二、四两点半，里昂教授授课；(11)

4 旧约，周一、三、五十一点，里昂授课；

8 后圣经希伯来语，1—6月，每周两次，沃夫森讲师授课；(12)

9 二世纪至今的犹太文学与生活，1—6月，周一、三、五九点，沃夫森授课；

21 中世纪犹太哲学导论，每周三次，沃夫森授课；

22 希伯来语，1—6月，周二、四九点，沃夫森授课。

第二类主要面向研究生的课程包括：

A3 希伯来语(预言书)，周二、四两点半，阿诺德授课；(13)

A4 以色列史，阿诺德授课；

A5 《旧约》导论，阿诺德授课；

A6 以色列之宗教，周一、三、五十点，阿诺德授课；

A7 希伯来语—《旧约》诗歌文学，周二、四两点半，阿诺德授课；

10 亚述语(语法)，每周两次，里昂授课；

11 亚述语(历史、诗学、法律文献)，每周两次，里昂授课；

12 巴比伦和亚述史，周一、三、五十点，里昂授课；

13 阿拉伯语，周一、三、五十一点，耶维特授课；(14)

14 阿拉伯语，周二、四三点半，耶维特授课；

17 犹太阿拉米文，(15)1—6月，周三、五十二点，沃夫森授课；

18 叙利亚文，(16)每周两次，里昂、耶维特合上；

19 叙利亚文，(17)每周两次，耶维特、里昂合上；

25 斯宾诺莎与中古犹太哲学，1—6月，每周两小时，沃夫森授课。

第三类为研究课，包括：

20a 亚述语，研究未刊铭文，里昂授课；

A20 《旧约》诸问题，阿诺德授课；

20b 阿拉伯语，研究十字军史料，耶维特任教。

1918—1919这一学年，寅恪尚在学世界历史，并未选这些课。

印度语文学专业当时列出6门课，其中兰曼教5门，哲学教授伍兹(James Haughton woods，1864-1935)教一门。当时兰曼已经69岁了，住在哈佛校园东侧的法雷尔街9号。(18)他是威尔斯梵文讲座教授、哈佛东方学丛书主编、印度古代写本保管人。(19)兰曼的课程列在印度语文学(Indic Philology)之下，包括以下一些：

首先是给本科生、研究生的课：

1b 基础梵文(继续，算整个基础梵文课程2/3)，课程材料包括以下三种：古典文献(《兰曼读本》)选读、梵文史诗与寓言故事选读、《薄伽梵歌》，1919年1—6月，周一、三、五两点半。

其次是主要面向研究生的课程：

3 高级梵文(算整个高级梵文课程2/3)，课程材料包括以下三种：《薄提诃利》(Bharti-hari)短诗及注释、兰曼的《吠陀》选本、惠特尼的《阿闼婆吠陀》，1919年1—6月，周一、三、五三点半；

5 巴利文(继续)，课程材料为：佛教圣书、《长部》(Dīgha Nikāya)佛经选读，1919年1—6月，每周三次，时间待定。

第三是两门特殊学习课程：

20a 印度语文学讨论课(seminary of Indic Philology)，主要讲文献批评的原则及其在一件古代巴利文文本上的运用，此课未列出具体时间；

20c 梵文讨论会(Sanskrit Conference)，每周一次在兰曼图书馆，快速阅读和讨论哲学文本《摄一切见论》，未列出具体时间，估计是按照学生和老师的时间需要聚会。

课程目录再往下是第一学部有关语言文学的其他课程，如希腊文、拉丁文、古典语文学、古典考古学、英文、德文、斯堪的纳维亚语、罗曼语言及文学、凯尔特语、斯拉夫语及文学、比较文学、比较语文学、美术、音乐等专业的课程，因大多和寅恪的学习和训练关系不太密切，这里不再赘述。(20)

(二)研究生二年级

根据《哈佛大学登记手册》提供的信息，寅恪在哈佛文理研究院成为二年级研究生(2G)之后，估计是在1919年秋季学期开始之前，就搬到了赭山街36号(36 Mt.Auburn St.)。(21)这里应该是哈佛本科生宿舍罗维尔堂(Lowell House)，一共东西两个入口，东口为赭山街52号，西口包括赭山街60、36、68等号。不过根据目前该宿舍的信息，似有偏差，可能目前的名牌号有历史变化。根据《登记手册》243页的信息，当时列名住在这个36号的哈佛学生有4人：道格拉斯(F.P.Douglas)、杭福瑞斯(F.S.T.Humphries)、顾泰来(T.H.Koo)、塔夫(A.E.Taff)，电话号码是3236-J。不过我发现这个地址还住着一位名为隆德荷姆(O.H.Lundholm)的一年级研究生。不知为何他和寅恪没有列在宿舍住宿名单之中，可能是研究生蹭住本科生宿舍，估计是本科生组织六人一起组团申请宿舍，毕竟共同申请中标率较个别人自己申请要高一些。顾泰来是来自中国苏州东吴大学的一年级研究生，除了他和寅恪、隆德荷姆，其他人都是本科生。228页有位瑞典来的一年级研究生D.H.Lundholm，可能就是O.H.Lundholm，因为O和D实在非常接近，只是未知孰是。再查1922年出版的《哈佛毕业生杂志》，发现有位Lundholm获得心理学博士，(22)遂可确定这位瑞典人的真名。塔夫来自新泽西迪尔滩。道格拉斯来自密苏里圣路易斯，此人比较活跃，是本科生ATO(Alpha Tau Omega)兄弟会、哈佛宇航协会成员。杭福瑞斯来自马里兰巴尔的摩。这样看来，这里是个小型国际社区，住着美、中、瑞三国学生，其中一半是国际学生，而美国学生来自新泽西、密苏里、马里兰三个州。

寅恪在赭山街36号的新住处距离麻省大道1134号仅220米，顺着箭街(Arrow Street)走路3分钟就到。俞大维仍旧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23)这样看来，似乎寅恪刚来哈佛时，和俞大维、金麒章等同乡一起挤在麻省大道1134号，后来生活逐渐安定，熟悉了哈佛的环境，就找到自己的住处，即赭山街36号，但仍可与俞大维互相照应。寅恪搬走之后，俞大维、金麒章继续住在那儿，接着搬进来一位新生朱展宜，来自浙江杭州，圣约翰1918年文学士毕业生，看来是俞大维和金麒章以前的同学，当时来哈佛商学院读一年级。金麒章1920年夏季毕业后，三年级研究生俞大维与二年级研究生朱展宜搬到荷约克宿舍10号房间。这个新地址离他们以前的住处并不远，荷约克宿舍的门牌号码是麻省大道1324号。(24)

赭山街附近居住的哈佛学生很多，尤以本科生为主。(25)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说他通过俞大维介绍认识寅恪。当时吴宓是1920届本科生，(26)汤用彤则是哈佛文理研究院一年级研究生，他们住在维尔德堂(Weld Hall)北口(North Entry)51号。(27)据《吴宓日记》，他和汤用彤于1919年9月15日入住维尔德堂，一学年9个月房租为140美金。1920年出版的《哈佛大学名录》将来自北京的吴宓列入哈佛文理研究院学生名单，地址为W51，应是维尔德堂51号缩写，名字下注明吴宓已获文学士，专业为英文、历史、政府学。(28)维尔德堂是哈佛核心校区的宿舍，距离威德纳图书馆仅数十步之遥。哈佛历史上，在这栋建于1870年的楼里住过的本科生名人非常多，包括前总统肯尼迪和联储主席伯南克。这里离赭山街上的寅恪住处的确不远，数百米，走路5分钟左右可到达。孙尚扬所编《汤用彤年谱简编》1919年条云：“公初入哈佛，与梅光迪同住，秋季开学前迁至Standish Hall与吴宓、顾泰来、李达同住。”(29)基本上，1919年秋至1920年，汤用彤和吴宓同住于维尔德堂，(30)而顾泰来也搬出靠近查尔斯河的本科生宿舍斯坦迪许堂(Standish Hall)，到赭山街36号与寅恪同住于罗维尔堂。

当时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过从甚密，因为吴、汤是室友，他们又常常去找比较文学系的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白璧德的住处亦可确定。根据1919年《哈佛大学登记手册》第45卷，白璧德的地址是科克兰路6号(6 Kirkland Road)。这应该就是寅恪、吴宓等人1919年7月14日拜访的白府了。这里距离寅恪在赭山街的住址步行仅有一公里，估计十几分钟就走到了。当时吴宓与汤用彤住在斯坦迪许堂，距离白府更远，估计是吴宓和汤用彤先出发，半路与寅恪会合，再去白府。白璧德常常在自己家上课，比如1919年《目录》429页列出白璧德所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一课就在其住址进行。莱恩(Claes G.Ryn)在给新版白璧德著《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白璧德早期虽在哈佛任教，但并非永久性工作，薪水不高，为寻求额外收入，不得不去拉德克利夫学院教课，在那里结识了女生朵拉(Dora May Drew)，开始了一段师生恋。朵拉1899年毕业，之后两人在1900年6月12日喜结良缘，婚后开始租住科克兰路6号的三层楼独栋屋，再未离开过。(31)总之，这栋宅子是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与白璧德夫妇一起吃过点心、聊过天的地方，值得留意。

这一年寅恪上的课程可略知一二。1919年秋季学期兰曼上的课有二：1a“印度语文学”，2“印度语文学”。估计前者是导论课，后者提供给有基础的人。也许寅恪上的是2“印度语文学”，主要讨论巴利文写本。前者上课时间是周一、三、五两点半，后者是周一、三、五三点半。兰曼坐班时间是周一、三、五四点半。上课和坐班都在威德纳图书馆A室(Widener A)。(32)“印度语文学”则在兰曼家进行。寅恪这一年秋季选修了“初级希腊文”、“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 b)，1919年9月24日出现在兰曼的课上。“印度语文学”上学期主要讲梵文文法，下学期则讲兰曼自己编的《梵文读本》。这门课只有几个学生，在兰曼家进行。1919—1920学年上学期寅恪的梵文成绩是B，此后梵文和巴利文成绩都是A，成绩非常优秀。(33)

(三)研究生三年级

1920年秋季，寅恪进入研究生三年级(3G)。据《哈佛大学名录》，他注册时填的地址是特罗桥街14号，并见于《登记手册》全校人员名录第260页，但《登记手册》第187页学生宿舍名录却将寅恪列在神学堂38号房间之下。(34)综合两处的信息，寅恪应该是住在特罗桥街14号，这是独栋小楼，并非大学宿舍。查遍这一期《登记手册》，并无其他哈佛学生住在此楼，寅恪似乎是单独租住一间民房。(35)

根据192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和这个住址一起登记的信息包括寅恪的专业古代诸语言。当时哈佛大学全部专业分成15个学部，包括闪米特语言与历史、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历史—政府学—经济学、哲学、教育、美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人类学、医学。其中古代语言学部下分印度语文学和古典学两个系，学部主任为希腊学教授古立克(Charles Burton Gulick，1868-1962)，印度语文学系系主任为兰曼，古典学系系主任为穆尔，即前文我们提到的曾任文理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学者。(36)

《哈佛大学名录》也提供了当时兰曼开课情况。兰曼开的梵文、巴利文课按照从低到高的程度连续编号为1、2、3、4、5。其中1是基础梵文，2—3为高级梵文，4—5为巴利文。这一年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合上的1a“梵文与英文、希腊文、拉丁文之关联”与1b“梵文与英文、希腊文、拉丁文之关联”，两者上课时间地点一样，都是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半上，但1a为课程前半段内容，1b为课程后半段内容。研究生课程有2—3“高级梵文”，4—5“巴利文”，其中2“高级梵文”主要讲《罗摩衍那》，3“高级梵文”主要学《薄提诃利》(Bharti-hari)短诗及注释、兰曼的《吠陀》选本、惠特尼的《阿闼婆吠陀》，4—5“巴利文”也和他以前上课的内容一样。而20c每周一次的梵文讨论会主要讨论《摄一切见论》以及《奥义书》等哲学文本，寅恪似不太有兴趣。这一学年寅恪选修的课程计有“希腊文8：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A：荷马与希罗多德”、“印度语文学4：巴利文”、“印度语文学5：巴利文(续)”、“印度语文学9：哲学梵文”、梵文讨论会、“闪米特文13：阿拉伯文”等。(37)

因为寅恪是单独租住，并无哈佛学生做室友，这里谈谈他的几位研究生邻居，这些友邻不乏从哈佛毕业后成就一番大事业者，可见当时能进入哈佛文理研究院的学生也确实实力非凡，不是说家里有钱就可以随便进。这一条街住了很多哈佛学生，比如19号住着三个日本研究生福泽八十吉(Fukuzawa Yosokichi，1893-1947)、石川林四郎(Ishikawa Rinshiro，1879-1939)、岩崎诚一郎(Iwasaki Seiichiro)。据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146页，福泽八十吉当时是三年级研究生，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1918年庆应义塾理财科毕业来哈佛。他的祖父就是著名的福泽谕吉(1835—1901)，庆应义塾创始人。而他的父亲是谕吉的长子一太郎(1863—1938)，曾留学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接任庆应义塾塾长。八十吉从哈佛毕业后也回庆应义塾任社头。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寅恪是否和八十吉认识，两人的交谈应该会是非常有意思的。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并开办新学；而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在湖南也支持过时务学堂，参与维新运动。

虽然192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记录了石川(Ishikawa R.)，但其全名在后来1926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录》441页才可查到。石川1908年东京帝大文学士毕业，1920—1921年间在哈佛学习，1929年起任教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是日本重要的英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1925年翻译出版了《勃朗宁诗选》，但主要以编写出版一些简明日英、英日辞典在日本英文教育界知名。

岩崎应是日本著名企业家岩崎清七的长子岩崎诚一郎。这位岩崎先生1918年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获法学士，随即于1919年来哈佛，专业为经济学与社会伦理。(38)他毕业后回到东京，住在东部深川佐贺町，开了很多家公司，业务涉及水泥、贸易、百货和保险。(39)仅看姓氏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三菱财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的曾孙岩崎精一郎(1901—1961)，但精一郎太年轻，除非是天才，否则不可能在1918年获学士学位。不过，根据《哈佛校友名录》记载他从哈佛毕业后长期居住在东京深川佐贺町，美国战争部说他拥有岩崎清七商店，推测他是佐贺町当地靠酿造酱油起家的企业家和百货商岩崎清七(1865—1946)之长子。岩崎清七也是庆应义塾毕业生，后留学康奈尔大学。(40)从岩崎清七第三子的名字三郎来看，长子应叫太郎或一郎。这位哈佛校友，名字中确实有一郎字样。假设他1918年从庆应义塾本科毕业时22岁，应是1896年清七31岁时出生。这样说来，则他求学经历和父亲一样，先上庆应义塾，再出洋留美，毕业后回家乡佐贺町继承家业。其大名很可能是岩崎诚一郎。

同一条街25号当时住着经济系一年级研究生乔斯林(Carl Smith Joslyn)。此人来自麻省春田，少年得志，扬名哈佛。1920年5月22日出版的《哈佛校报》和26日出版的《晚间记录》报纸均宣布他获得毕尔论文竞赛(Walker Blaine Beale contest)一等奖，奖金6000美金，当时他年仅21岁。(41)考虑到1919—1920年哈佛的学费是200美金，全年费用约1000美金，自费读四年哈佛本科也只需4000美金；而从1920年美国生活水平来看，当年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是1236美金，一辆福特车(Ford Runabout)是265美金，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19年的年薪是2500—3000美金，教授是4000—5500美金(据哈佛校报《绯红》1919年9月19日)，六卧的独栋屋约需一万美金；所以这笔奖金简直是巨款。这个奖由美国知名外交家毕尔(Truxtun Beale，1856-1936)为纪念其一战时丧生于法国的爱子(walker Blain Beale，1896-1918)所设，(42)每年拿出一万美金，分为三等，以奖励为共和党竞选而创造的平台设计。乔斯林获奖时三个评委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时任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前联邦参议员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1862-1927)、前驻外大使希尔(David JayneHill，1850-1932)。(43)1921年12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学评论》第11卷第4期宣布他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卡雷尔森优秀论文二等奖(Karelsen Prize)，奖金500美金。他后来于1930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原本毕业后留在经济系任教，但一年后即调入新成立的社会学系，成为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于1931年创办的哈佛社会学系最早两位青年教员之一。而另一位是将韦伯社会学引入美国而知名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帕森斯也是从经济系转到社会学系。1936年，已升任副教授的乔斯林到马里兰大学任教，1940年任社会学系系主任。(44)

另外，26号住着林菲德(Ben Zion Linfield)，一年级研究生，犹太人。此人十来岁从波兰来美国，刚下船时尚不会说英语，但很快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1923年在别克霍夫(George Birkhoff)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成为弗吉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

特罗桥14号这个住址相比于前两个住址因离热闹的麻省大道略远，似乎较为安静一些，也许更有利于专心读书。从赭山街的住址到这里仅400米，搬家自然容易一些。这一带当时是研究生租房居住的主要区域，这一点从《目录》中记录的研究生地址可以看出来。当时李济是一年级研究生，住在牛津街64号，离寅恪住处约900米。但从《吴宓日记》记录的情形来看，寅恪、李济两人似乎在哈佛交往不多，寅恪和李济的室友张歆海则因为吴宓的关系有所交往。(45)《吴宓日记》1920年12月31日记道：“是日为阳历除夕。晚，在李济、张鑫海君室中。”(46)是知张歆海、李济彼时同住一室，则其地址均为牛津街64号。这一点可为当时哈佛的记录印证，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所载学生名录，141页有张歆海的记录，他住在牛津街64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科硕士，英文专业二年级。李济的记录见154页，克拉克学院文学士(1919)、硕士(1920)，人类学一年级。其实1920年时还有个人住在这儿，这就是叶企孙，其记录见168页，芝加哥大学理学士(1920)，一年级，专业为物理、数学。其中张歆海、叶企孙来自上海，李济来自北京。1921年李济二年级时搬到爱普敦街89号(89 Appleton St.)。李济、叶企孙后来均成为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叶企孙在哈佛期间表现极为优异，其成果先后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47)寅恪、元任、李济、叶企孙都是哈佛毕业生，后来都在本专业取得卓越成就，也在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看来清华大学的发展受益哈佛早期中国留学生颇大。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任主任，三人全是哈佛校友。

说到赭山街和特罗桥街，这里要提一下林语堂和他的室友。根据《吴宓日记》，林语堂和夫人于1919年9月18日到达哈佛，就住在特罗桥街85号。但《林语堂自传》中说自己住在赭山街51号，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看来后来他搬到赭山街51号了。不过，从《吴宓日记》来看，他和寅恪、吴宓等人或许因为理念不同，似乎来往不多。检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登记手册》214页，当时住在这个地址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Tsaou L.M，而97页有当时哈佛中国同学会名录，一共46人，列出寅恪、俞大维、张歆海、吴宓等人，还有林语堂、林语堂夫人和Tsaou L.M.等人，林语堂夫人后面注明拉德克利夫，似乎她当时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挂名，Tsaou列名副会长。

Tsaou似乎是曹的音写，此人全名是Tsaou Lee Ming，中文名未考出，他应该是帮助林语堂在哈佛落脚的人，可能因为身为中国同学会副会长，有义务帮助初到哈佛的新生。此人1915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读本科，1919年毕业，之后到哈佛。可惜1920年2月19日即在剑桥英年早逝，仅30岁。其事见1921年11月出版的《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季刊》11卷56页和93页，后者亦提供了数行说明，他拿庚子赔款奖学金(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到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哈佛完成历史与社会学学业，之后打算回国效力，但不幸因肺炎病逝。(48)

二、哈佛园中多英杰

寅恪在哈佛时，读书甚多，按照吴宓的说法，乃是他所见最博学之人。而寅恪回国后，很快声誉鹊起，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罕见的掌握多种西域语言文字的中国学者。但当时寅恪在哈佛却并非校内明星，而有些中国学生在哈佛还是相当突出。我并非想将他和其他同学进行简单比较，只是想说明，历史研究要避免以人物或事件后来的发展和结果去看待之前的情形。

当时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不算多，只有数十人。根据1919年3月7日出版的《哈佛校报》，当时哈佛学院录取的外国本科学生仅20人，中国最多，9人，加拿大6人，其他日本、巴西、玻利维亚、法国、埃及各一人而已。根据1919年《哈佛大学名录》，参加中国同学会的人数是46人，大多是研究生，有些可能是旅美华侨。而根据1920年2月12日出版的《哈佛校友通讯》，当时全美大约有6600名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拉美。其中哈佛约有200名外国留学生，中国最多，53人，其次是日本，38人。但日本同学会更为活跃，很会来事，经常邀请部分中国同学去布鲁克斯学生宿舍(Brooks House)参加每月一次的喝茶活动。当时因为一战德国战败，日本占据了原属德国的青岛租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哈佛校报上也出现中国留学生的投书，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考虑到这一国际背景，日本留学生似乎比较小心处理两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避免激怒中国留学生，试图息事宁人，安抚中国留学生。哈佛校内对这些人数日益增多的外国留学生也较以前重视。1919年5月1日校报报道校学生会将首次接纳一至两名留学生代表。1919年10月哈佛曾举行面向全校外国留学生的招待会，当时有75人参加。(49)我们尚不清楚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是否到场。

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等九人。其中只有陈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大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在当时哈佛校园内，寅恪沉浸于个人的读书世界，较为默默无闻，而有些学生却是哈佛炙手可热的读书种子、优秀毕业生。(50)

经常出现在各类奖学金名单中的中国学生便有赵元任(1892—1982)和俞大维(1897—1993)。赵元任毕业后获得哈佛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Fredef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51)于是1918年8月21日离开剑桥，9月20日到达芝加哥大学开始游学第一站。他并未和寅恪在哈佛相遇。寅恪后来与赵元任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并曾短期借住在赵家，两人乃成为至交好友。但俞大维和寅恪在哈佛联系极为密切。赵和俞不仅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均获得谢尔顿奖学金到处游学，生活无忧。相比之下，寅恪似乎在校内较为默默无闻，安心读书，不以求学位为目标。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很难参与竞争奖学金。况且，当时他拿的似乎是江西省政府许给的官费，可能并未申请哈佛奖学金。只是和赵、俞相比，学习上似不算杰出，仍处于学术积累阶段。他后来声誉鹊起，主要有影响的成果都发表于1930年代中期以后，或许可以看作是“大器晚成”。

赵元任年纪比寅恪略小，但在哈佛，他算是前辈学长。他的名字在1919年《哈佛大学目录》中共出现了四次，包括文理研究院的出外旅行学者名录，奖学金获得者名录，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以及全校师生名录。(52)赵元任的学术履历非常惊人。他1914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其间屡屡获得各类荣誉。1914—1915年注册为哈佛研究生。1916年身为一年级研究生的赵元任甫一入学即获得沃克尔奖学金。(53)1917—1918年获得西尔斯奖学金，1918年获得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获得哈佛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作为谢尔顿奖学金旅行的第一站，后来从这里去伯克利游学，之后再到康乃尔教物理，1922年返回哈佛任教。他在哈佛上学期间，屡获各类奖学金，这不仅和寅恪空白的奖学金记录相比非常显眼，在当时美国学生中也罕有匹敌者。他后来任哈佛、加大伯克利分校教授，也算是水到渠成。

1919年的《目录》155页显示，当时获得谢尔顿奖学金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仅三人，按音序排列，依次是赵元任、德莫思(Raphael Demos，1891-1968)、托雷(Ray Ethan Torrey，1887-1956)。其中赵和德莫思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一都是外国人，其二后来都在哈佛任教授，其三都是哲学博士。德莫思出生于土耳其士每拿(Smyrna)，毕业于安纳托利亚学院，1919—1962年任教于哈佛，是柏拉图研究的权威，1936年编辑了《柏拉图全集》，1939年出版了《柏拉图之哲学》。他退休后也曾短期任教于王德比尔特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托雷是著名的农业学家，1919—1955年任教于麻省农学院。(54)这些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的毕业生均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可见当初哈佛的选择很有远见，对外国留学生也较为公平。

其实俞大维获得的奖学金名目和赵元任也不相上下，他1919年获大学奖学金，(55)1920年获泰耶奖学金，(56)1921年获罗杰斯纪念奖学金。(57)1921年4月1日出版的《哈佛校报》(The Crimson)公布了年度奖学金得主，俞大维名列九位谢尔顿游学奖学金得主之中，选择去柏林游学。(58)而当时和他一起得奖的拉尔金(Oliver Waterman Larkin，1896-1970)也值得注意，此人1950年获得普利策奖。总之这些获奖者后来大多数都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

我这里还想特别提到最近找到的一条材料，来说明俞大维杰出的学术能力。哈佛大学宗教史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在其出版的《宗教史》一书中有一处补白特别感谢俞大维的指正：“能力非凡的青年中国学者俞大维先生了解儒学和佛学文献，其个人亦非常熟悉诸多宗教之外在因素，我因受益于他而对本卷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他指出，在这一章中，我提出(藏传)佛教给人印象是，它不仅作为重要的学问和宗教遗产在衰落，甚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已不再是一个宗教因素，这样的看法显然有误，相反，在革命所创造的新条件下其复兴并非不可能，其活力与适应性业已常常有所体现。”(59)俞大维指出的问题应是根据此书1920年修订版，其中中国部分分为国家政权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道德与政治哲学(这主要指儒学)、道教、大众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Massses)、佛教五个部分，日本部分分为本土宗教神道(the Native Religion，shinto)和佛教两部分。穆尔1872年毕业于耶鲁，是精英兄弟会“骷髅会”会员。他先是在安多弗神学院任希伯来语教授、院长，1902年转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1904年成为哈佛神学院第一任福洛兴汉宗教史讲座教授，直至1928年退休。(60)1920—1921年期间他在哈佛教宗教史，(61)估计用自己的书作课堂阅读资料，俞大维在他的课上读过此书，从而指出其错误。当时俞大维可谓已初露锋芒，而且以其儒学、佛学方面广博的文献知识以及丰富的一手经验赢得穆尔教授的尊重。寅恪是否和他一起上过这门穆尔教授任教的宗教史，因无材料，难以确定。

除赵元任、俞大维之外，还有其他同学也值得注意。1919年出版的《目录》第260页也显示当时汤森奖学金(Townsend scholarship)得主中也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韦卓民(Francis Cho-min Wei)。(62)同书176页有文理研究院的韦卓民注册信息：来自中国武昌，住在梅森大街10号(10 Mason St.)。(63)下注中国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1911年学士(A.B.)、1915年硕士(A.M.)，任文华大学数学、政治学、哲学教员，休假中；一年级研究生，汤森奖学金获得者，专业为哲学和宗教史。(64)韦卓民籍贯广东，1911年文华学院学士，1919年哈佛硕士，1929年获伦敦大学博士，此后一直担任文华大学校长，后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1918年以清华学校留美奖学金赴哈佛深造，1919年毕业，获得汤森奖学金，足见他学业较为优异。他大概在1919年暑假离开哈佛，所以虽然和寅恪有一个学期在哈佛重合，似乎两人没有打过交道。他在梅森大街的住址就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边上，距离寅恪居住的麻省大道1134号约1100米，步行需十几分钟。他所学习的武昌文华大学和俞大维上学的圣约翰大学都是美国圣公会在华支持的著名私立教会大学。

在我看来，韦卓民选择住在梅森大街，应该是其学术和信仰上的双重考虑。因为此处不仅离哈佛很近，而且也离圣公会神学院(Episcopal Theological School)只有数百米，(65)况且他的一位同屋正是该神学院的学生，可以相互砥砺。这所神学院当时与哈佛大学联系密切，很多圣公会神学院的教授也同时在哈佛教书。韦卓民本身在圣公会文华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又受洗为基督徒，从学术上和信仰上，选择距离圣公会神学院较近的地区居住，比较容易理解。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在哈佛留学的31个月期间，至少住过三处。他1919年1月底初抵哈佛，便和俞大维、金麒章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从这里走麻省大道三分钟可到哈佛校园。如今这里去哈佛校园会经过哈佛客栈(The Inn at Harvard)，这是一般哈佛请外校学者来校正式演讲安排演讲人的主要住处，2008年3月我去哈佛东亚系演讲便住在此处。1919年秋天，寅恪成为二年级研究生，其住址变更为与顾泰来住在赭山街36号，同一地址还包括三位本科生和一位来自瑞典的心理系博士生隆德荷姆。当时吴宓和汤用彤作为研究生新生正住在哈佛本科生宿舍维尔德堂51号，他们经常去科克兰街6号白璧德府上讨论问题，甚至有时上课也在白府。这附近有个尔文旅舍(The Irving House)，则是私人经营的民居式小型旅馆，房间里放置一些房东和房客留下的书籍供阅读，很有意思。2010年我去哈佛神学院做报告，则被安排住在此处。这些机会颇帮助我了解了当地一些地理状况。如果要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个人的具体体验有时会有所助益。寅恪进入第三年独自租了特罗桥街14号的民宅居住，没有研究生室友，但其周围住着许多研究生。通常情况下，他们在路上相见时，也许会按照美国文化的惯例，简单打个招呼。

寅恪在哈佛短短两年多，竟换了三个住处，即麻省大道1134号、赭山街36号、特罗桥街14号。另外，吴宓也频频更换住处。俞大维至少换了两个住处，不过，基本上都是和圣约翰校友同屋。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单身留学生频频更换住处，常常是迫于无奈，一般一开始常常和国内来的熟人、朋友或本国同学住在一起，有时虽然是研究生，却也能在本科生宿舍蹭住，到高年级便往往独自租住，图个清静。寅恪时代的研究生居住境况甚至延续到2l世纪初。当我入读普大之时，第一年便住在学校优先安排新生入住的研究生宿舍(Graduate College)，第二年则和朋友合租巴特勒研究生公寓(Butler Apartments)。熟悉环境之后，搬到距离学校更近的迪更森街(Dickinson St.)，独自居住。后来也曾经在本科生宿舍洛克哈特堂(Lockhart Hall)蹭住半年，因此目睹了反映纳什生涯的电影《美丽心灵》在楼下的拍摄过程。最后一两年更不得不先后租住两处民宅，幸好大部分书籍存放在本系地下室的研究生公用办公室。我之所以在此严肃学术探讨中提出一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乃想说明文献的阅读、学理的辨析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研究历史、特别是知人论世均十分重要。

通过考察寅恪搬家的几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和哈佛校园的关系，可知当时寅恪搬家的距离并不算远，距离学校也很近，也许是因为书多不便搬太远，同时距离学校近，可多利用图书馆之故。寅恪在哈佛的两年多时间，大部分时间室友和邻居都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如中国、瑞典、日本留学生，显然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小环境。总之，这样对当时地理环境、方位距离乃至邻里左右的考察可让我们获得一些现场感，从而对在其中成长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有更直接的把握，而这对我们理解当时寅恪的留学生活状态非常重要。

从当时的哈佛校方记录来看，寅恪刚入哈佛时登记的专业领域为历史，后来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前文的考察也让我们稍微了解了寅恪留学时哈佛各主要相关学术部门负责人。当时校长是法学家罗维尔，文理研究院院长是中世纪史专家哈斯金斯，古代语言学部主任是希腊学专家古立克，闪米特学系主任是里昂，印度语文学系主任是兰曼，古典系主任是穆尔。古立克给学生上希腊文明史课程，穆尔给学生上罗马文明史。后来寅恪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于是决定返回德国，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去。正如《哈佛大学名录》所清楚表明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受教育为主要目的，来文理研究院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并非追求具体学位。(66)看来寅恪属于其中一位，在校方和当时人眼里，还算不上特立独行之人。

另外，虽然寅恪后来对中国史学有着卓著的贡献，但当年他在哈佛不过是一位颠沛流离的普通留学青年。他虽然深得梵文教授兰曼的赏识，梵文、巴利文学业成绩也较为优异，但在哈佛并非学术明星式人物，和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等人相比，因为不以学位为学习目标，他并没有获奖记录。后来他在学术上声誉鹊起乃在于读书阶段有很深的积累。这和他在柏林时不同，在柏林，他的同学诺贝尔曾请益于他。他似乎也不爱和人交往，韦卓民、李济等人都在哈佛，但似来往不多，只跟俞大维、吴宓等少数人来往较多。他虽然参加了哈佛的中国同学会，但没有参加中华学联组织的问卷调查，所以《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上没有他的信息。他也不和赵元任那样，和当地学生打成一片，甚至约会当地女生。寅恪之前在德国学习，可能德文不错，英文交流能力如何，难以获知，但恐怕和这几位相比不算很好。(67)韦卓民出身文华大学、俞大维出身圣约翰大学，这都是圣公会办的顶尖大学，英文训练非常好。这种训练显然对他们适应在哈佛的英文学习和写作有巨大的帮助。很多留学生都有体会，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并非易事。赵元任1910—1914年在康奈尔读了四年本科，加上是语言天才，他的英文写作更无问题。寅恪和他们相比，至少英文上不占优势。寅恪后来填官方表格时将德文列为其最为通晓的外语可能并非仅仅是谦虚，亦反映出他个人实事求是的体会和认识。

寅恪三年级时的一些邻居，有日本留学生，犹太移民学生，也有美国本土学生，其中亦颇不乏青年才俊，后来有些成为知名教育家、文学研究家、企业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如福泽八十吉、石川林四郎、岩崎诚一郎、乔斯林、林菲德等人。这些人有些在当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如石川、林菲德，但乔斯林却已是位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屡屡在校内外各项论文竞赛中获大奖。寅恪和他们相比，似乎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当然得不得奖和专业有关，彼时哈佛汉学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恐怕尚谈不上学术研究，而当时梵文亦是极为边缘的学科，因此得奖并非易事。以寅恪扎实的旧学背景，当时其汉学水平大概可称雄整个美洲大陆。

从当时哈佛教学情况来看，闪米特语言与历史专业课较多采用德文教材，而印度语文学恐怕也涉及不少德国研究成果，显示德国东方学对当时美国影响甚大。我想当时这些情况大概对陈寅恪后来在1921年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不无影响。后来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初，仍继续和德国东方学会保持联系，维持会员身份，并捐赠拓片给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说到博物馆，这里略为补充寅恪留学哈佛时和他专业有关的一些博物馆的情况。首先是闪米特博物馆，1889年成立，1902年在神学大道建立新馆，收藏品包括亚述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写本，以及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各类文物和遗物。当时馆长是里昂教授。(68)他来自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求学于南浸信会神学院，后留学欧洲，1882年以研究叙利亚文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1882—1910年任教哈佛，被任命为荷利斯讲座教授，1910年被任命为汉科克讲座教授。哈佛闪米特博物馆由德国犹太移民富翁施弗(Jacob H.Schiff，1847-1920)捐赠成立，而里昂是第一任馆长。1919年寅恪到哈佛时，里昂已67岁，但仍在教学和研究上非常活跃，1921年才退休。因他当时在哈佛的学术声誉和地位甚高，寅恪肯定选修过他的课。其次是福格艺术博物馆，1895年建立，当时主要收藏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早期艺术品，以及少量东方艺术品。

这里提供一些寅恪留学时期的详细信息，可让我们获得对他更为丰富而生动的认识，毕竟他的经历已成为他个人、哈佛和那个时代历史的一部分。

附图：寅恪1919—1921年搬迁路线图及其住址至白璧德、兰曼家路线示意图

A：1134 Massachusetts Ave.寅恪1919年春住址

B：36 Mt.Auburn St.寅恪1919年—1920学年住址

C：14 Trowbridge St.寅恪1920—1921学年住址

D：6 Kirkland Rd.白璧德教授住址

E：9 Farrar St.兰曼教授住址

注释：

①陈寅恪先生在著述中喜用“寅恪案”，故本书行文提及陈寅恪处，除标题用陈寅恪外，一般简称寅恪，读者可在阅读本书时参照寅恪先生的著述。

②参见卞僧慧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9—76页。以下简称《长编》。

③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1919，即《哈佛大学目录》，以下文中简称《目录》。

④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175，寅恪的记录为：Student，University of Berlin，Germany，1910-1912。他1912年因脚气病回国治疗，1913年再返欧洲，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学习。1914年因欧战爆发再次回国，之后为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到南昌阅留德考生考卷，“连阅考卷三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家休养。1915—1916年间受父亲三立先生的好友——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照应，先后短期在北京任蔡锷秘书、在长沙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

⑤参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XXIII，No.1，September 30，1920，p.375。论文为Price of Silver and Shanghai and Hongkong Exchanges，1916-1920，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920，共312页；按Schenectady乃是靠近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一个小城市，其任职单位为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 co.，一般亦称奇异公司(G.E.)。其名见于熊月之、周武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1921年出版的《全美中华留美学生名录》有他的资料，见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Berkeley：Lederer Steet and Zeus Co.，1921，p.47。

⑥余英时已据《吴宓日记》云寅恪当时对世界史感兴趣，推测他购买了《剑桥近代史》和《剑桥古代史》第1、2册。见氏著：《陈寅恪史学三变》，原载《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第1—2页；收入氏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332—334页。余公引《吴宓自编年谱》云，陈君初到时说自己正学习世界史，并购买了剑桥史。寅恪大概只有1919年春季这半年两个学期注册为历史专业，下半年开学即改为古代诸语言了。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

⑦1919年7月14日，吴宓与寅恪、汤用彤去白璧德家，寅恪与白璧德讨论佛理。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7页。其时，寅恪或已知兰曼，但可能未能选上兰曼的课，毕竟他1919年春季第一个学期注册时是历史专业学生。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2—34页)中提及陈寅恪进哈佛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言(文)学和闪米特语，并披露了兰曼给校长罗维尔的一封信。又，高山杉的《陈寅恪传记新史料评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6月27日)对此做了补充，指出是印度语文学。

⑧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

⑨以下课程资料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p.399-401 。

⑩Maximilian Lindsay Kellner(1861-1935)，当时是圣公会神学院旧约文献与解释学教授，住在梅森街7号(7 Mason St.)。

(11)David Gordon Lyon(1852-1935)，当时是希伯来语及其他东方语言学教授兼闪米特博物馆馆长，当时他住在斯各特街12号(12 Scott St.)。

(12)Harry Austryn Wolfson(1887-1974)博士，犹太文献与哲学讲师，住在宿舍Conant 5。1918年9月1日至1919年1月21日休假。他出生在白俄罗斯，1908年到哈佛，在此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19年寅恪入校时他仅32岁，刚出道不久。

(13)William Rosenzweig Arnold(1872-1929)，希伯来语言与文学Andover讲座教授，当时住在弗兰西斯大道17号(17 Francis Ave.)。

(14)James Richard Jewett(1862-1943)，阿拉伯语教授，住在44 Francis Ave.他毕业于哈佛，后到欧洲游学，毕业于当时属于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曾任布朗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15)该课程使用德文教材：Karl Marti，Kurzgefasste Grammatik der biblisch-aramischen Sprache：Litteratur，Paradigmen， Texte und Glossar，Berlin，New York，Reuther & Reichard，1911。如果寅恪上了这门课，以他在德国的底子，看德文教材不会有问题。

(16)该课程使用德文教材：Carl Brockelmann，Syrische Grammatik，mit Paradigmen，Literatur，Chestomathie und Glossar， Berlin：Reuther&Reichard，1912，并读叙利亚文别西大本(Peshitto)《圣经》。

(17)教材为TheodorNldeke，Compendious Syriac Grammar，With a Table of Characters by Julius Euting，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and Improved German Edition by James A.Crichton，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4。这本书不断重印，目前仍然是学习叙利亚文的重要参考书。

(18)即9 Farrar St.，这座三层小楼建于1890年，当时兰曼和新婚妻子从印度旅行回来，建造这栋房子作为他们在剑桥的永久性住宅。

(19)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p.13，926。当时兰曼利用学术休假一年的机会去印度度蜜月，并顺便考察，1890年从印度给哈佛大学带回来数百件梵文和其他语言的写本。

(20)以上课程信息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402。

(21)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哈佛大学登记手册》，以下简称《登记手册》)，Volume 45，1919，p.314。此书当出版于1919年年底，前言是当时学生会主席W.J.Louderback 1919年11月18日所写。第321页记录了一位特殊学生Yamamoto Isoroku，住在157 Maple Road，Brookline，当时是波士顿西郊，现在已成为大波士顿市一部分。此人是山本五十六，当时是日本海军少佐，由日本海军省派出在驻美使馆任武官，同时到哈佛深造，1919年12月1日提拔为海军中佐。山本因为颇为了解美国，当时是亲美反战的海军青年军官。第297页上有位Ochi Kohei，即越智孝平，注明来自华盛顿，也在哈佛留学，住在剑桥63 Wendell St.，按，此楼建于1894年。其实他是日本海军省派驻日本驻美使馆的武官，当时是海军大尉。《目录》第181页记载越智来自东京，海军军官，专业为英文，住在60 Egmont St.，Brookline，可见他第二年才搬到剑桥。但山本和越智并未列入《登记手册》第227页的日本留学生名单，可能因为他们是驻美武官身份。日本海军省持续派人到驻美大使馆做武官，多人去哈佛进修。在1910年代，除了山本、越智之外，包括上田良武、西崎胜之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是太平洋战争时极其活跃的海军高级将领，也是获得重用的知美派人物。关于当时日本留学生的状况，将另撰文讨论。

(22)参见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Vol.30，1922，p.386。其记录为Oskar Helge Lundholm，Ph.D.in Psychology；Lundholm博士毕业后在Waverley的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工作，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2-1923，1922，p.47。按，麦克林医院仍在，是全美最佳心理治疗医院之一，但其所在地现被列为贝尔芒市(Belmont)。

(23)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ume 45，1919，p.321。

(24)即Holyoke House 10，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1921，pp.191，328；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 1920-1921，1921，p.188。俞大维1921年毕业后，9月和寅恪去了柏林，而朱展宜又搬到赭山街127号。见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1922，p.90。

(25)当然附近还有著名的赭山公墓。吴宓在日记中提到有中国学生去世后葬在此处。

(26)吴宓1920年6月24日正式取得哈佛文学士文凭(A.B.)。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第172—173页。

(27)1921年出版的《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收入了吴宓和汤用彤的条目。他们俩填的地址都是维尔德堂51号，这个名人录也收录了赵元任、金麒章、江绍原、蒋廷黻等人，见Who's Who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21，pp.30，78，68，47，47，71。所谓Who's Who通常译成名人录，其实更应该被称为名录，因为中华学联以问卷的形式发给各地中国学生，填了问卷的人均可被列入。但这本出版物中没有寅恪和俞大维，显然这两位没有填写问卷。

(28)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ume 45，1919，p.233。该书第312页注明汤用彤住在W51。其专业为 English，History，Government。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8。又，吴宓1918年6月11日到剑桥时住在赭山街193号，9月9日搬至哈佛街366号(366 Harvard St.)，9月23日注册，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第10页。

(29)《汤用彤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6页。吴宓搬至Standish Hall的B41房间系于1919年6月29日。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第32页。这个是四人宿舍，每年收费220美金。参见1919年《目录》，第512页。

(30)根据1919年3月13日以及14日《哈佛校报》的通知，本科生申请宿舍截止到14日下午6点。13日的通知里面特别提到本科生可申请Hollis，Holworthy，Matthews，Stoughton，Thayer等五处宿舍，如不够，则四年级学生可申请维尔德堂。14日通知说分配宿舍将向组团申请的人倾斜，但一个团不能超过12人，每个房间不超过2人，1920年毕业的人可申请。看来1919年下半年时吴宓正因为是1920届本科毕业生才住在维尔德堂，而且至少一直住到1920年上半年，汤用彤明显是蹭住本科生宿舍的研究生新生。

(31)参见Irving Babbitt，Rousseau and Romanticism，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Claes G.Ryn，2009，p.xv。这栋维多利亚式独栋屋建于1898年，土地面积3 289平方英尺，建筑面积约2 758平方英尺，约合256平米，2011年估价为119万零500美金。此楼从修建到现在，未曾推倒重修过，但历代房主肯定进行了必要的房屋维护和设备更新。自1993年起已归哈佛教学与学习中心(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奎瓦斯(Sue Lonoff De Cuevas)女士所有。

(32)参见The Student Council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19-1920，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330。

(33)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

(34)即14 Trowbridge St.，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5；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6，1920，p.260。神学堂(Divinity Hall)是神学大道(Divinity Avenue)上一栋常青藤覆盖的神学院学生宿舍，1826年建成，内设聚会大厅和教堂。

(35)这栋三层小楼建于1873年，共有5个卧室，土地面积4 684平方英尺，使用面积3 083平方英尺，约合286平米。

(36)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165，318。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3月20日《哈佛校报》报道普大实行课程改革，放弃对新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虽然对文学士仍要求拉丁文，但对理学士申请人已不要求拉丁文，代之以数学及科学。4月21日校报有更详尽的说明。

(37)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

(38)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51。

(39)1929、1934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东京的Sagachio Fukugawa，拼写有误；1937、194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其地址在Sagaeho Fukagawa，Tokyo，这是对的，看来至少1937年起其地址已获更正。但这一地址通常按照日文习惯写作Tokyo Fukagawa Sagacho，即东京深川佐贺。又，1945年美国战争部战略服务处(United States， War Deoartment，United State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出版的《日本内务手册：各县研究》(Civil affairs Handbook，Japan，Prefectural Studies)第4卷，倒是有他的信息：IWASAKI，Seiichiro：dir.，Toyokui Cement Co.，Nanyo Trading Co.，Iwasaki Seiiehi Store，Yurin Life Ins.，Co.又注明他生于1896年，庆应义塾1918年法学毕业，哈佛大学学习。看来他名下的公司还不少，这可能也是他被收入美国战争部出版的手册的原因。197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镰仓材木座乱桥1266号，可能二战中为避战火搬到镰仓。岩崎清七商店成立于1889年，现仍在营业，其网址为：http://www.s-iwasaki.jp/index.html。

(40)参见三田商业研究会编：《庆应义塾出身名流列传》，东京：实业之世界社，1909年，第33—34页。

(41)参见The Crimson，May 22，1920，“JOSLYN AWARDED6000 ”；The Evening Record，May 26，1920；The Harvard Graduates’ Magazine，Vol.29，N0.93，September，1920，p.176。二等奖得主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Howard B.Wilson，奖金3 000美金；三等奖得主是密歇根大学学生W.P.Smith，奖金1 000美金。

(42)老毕尔出身外交世家，父亲曾在维也纳任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他自己一开始在加州照应家族产业，但很快也投身外交，1891—1892年担任美国驻波斯大使，1892—1893年任驻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大使，1894—1896年到中亚游历，足迹远达西伯利亚和中国新疆。

(43)巴特勒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884年，年仅22岁的巴特勒即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巴黎、柏林游学，次年开始任教于哥大哲学系。1902年任哥大校长，年仅40岁，直至1945年退休。曾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并于1931年与简.亚当斯(Jane Adams)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参见Michael Rosenthal，Nicholas Miraculous：The Amazing Career of the Redoubtable Dr.Nicholas Murray Butler，Farrar，Strans and Giroux，2006。贝弗瑞奇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作品是《马歇尔传》和《林肯传》，前者获得普利策奖。希尔也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家兼历史学家，1879—1888年任巴克讷大学校长，1888—1896年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1898—1903年任助理国务卿，后来担任美国驻瑞士、荷兰、德国大使。

(44)William Form回顾了乔斯林对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创建的贡献，见William Form，An Accidental Journey：Becoming a Sociologist，i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28，No.4，1997，pp.31-54。

(45)1919年张歆海住在这里，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261。牛津街64号现在是一栋1935年建造的四层住宅，显然已非昔日李济等人所住旧楼。

(46)《吴宓日记》第2册，第201页。张歆海曾名张鑫海。

(47)参见William Duane，H.H.Palmer，and Chi-Sun Yeh，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rant，h，by means of X-Ray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7(8)，August，1921，pp.237-242；Chi-sun Yeh,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Vol.60，No.12，Dec.，1925，pp.503-533。

(48)参见Amherst Graduates’ Quarterly，Vol.11，November，1921，pp.56，93。该学院《通讯》云其死于2月20日，见 The Bulletin，Vol.11，No.4，August，1922，p.124，不确；《哈佛校友通讯》云其死于2月18日，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23，September 30，1920，p.718，亦误。

(49)参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XXIL，No.20，February 12，1920，p.456。

(50)比如数学专业的姜立夫(早年留美时用Chan-chart Tsoo一名)，1915年加州大学毕业后到哈佛读博士，1919年5月获得学位，他曾因学业优异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但十月份即因兄长去世返国。192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算学系系主任。1949年后是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再如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唐钺(1891—1987)以及成为植物学家的钟心煊(1892—1961)。

(51)据1919年《目录》第645页，Amey Richmond Sheldon女士1909年赠予哈佛34万6458美金，后又追加15393.83美金，设立谢尔顿基金，以纪念1842年毕业于哈佛的丈夫Frederick Sheldon先生。当时每年大学可从这笔基金获得约15000美金收入用于奖励毕业生，但金额并不固定，端赖大学委员会的推荐。奖学金必须用于哈佛以外地区的游学，不一定非得去海外，比如赵元任选择去芝加哥和伯克利，而俞大维则选择柏林大学。

(52)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155，259，288，903。

(53)James Walker Fellowship，1881年设立，得主将获得575美金。

(54)1947年改名麻省大学，即麻大阿默斯特校区。

(55)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260。

(56)即Thayer Fellowship，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310。1857年设立，俞大维当年获得500美金。

(57)得主可获150美金。其获奖信息参见《1919—1920年度哈佛学院校长以及财务长的报告》，David Yule，Henry Bromfield Rogers Memorial Fellow，Philosophy，Third-year Graduate Student，in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Harvard University，President’s Office，Harvard University，Treasurer，1918-1919，Published in 1920，p.61。

(58)《哈佛大学目录》显示他的地址是柏林中国使馆(Chinese Legation，218 Kurfürstendamm)代转，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1，p.129。

(59)George Foot 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Vol.1，China，Japan，Egypt，Babylonia，Assyria，India，Persia，Greece， Rome，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Library，revised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2，addenda，p.604，note 6。这里指对本书第92页内容的指正。本书初版于1913年，1920年再版。据作者1913年10月12日第1版前言，第1卷主要写“古代文明人的宗教”，即以前被错误地称为“原始宗教”；而第2卷主要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920年2月20日修订版前言作者感谢了瓦雷普散和村上专精帮助他修改佛教部分。村上专精之前曾访学哈佛，与穆尔有切磋。1922年的版本，作者感谢了俞大维，第92页主要讲当时蒙古和清朝的藏传佛教。

(60)Frothingham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是哈佛神学院设立的不针对具体基督教具体个别神学派别的宗教史讲座，来源于1892年神学院通过的捐赠方案，接受1849年本科毕业、1855年神学院毕业校友福洛兴汉(Frederick Frothingham，1825-1891)的遗愿而设，但正式设立在1904年。参见Justin Winsor ed.，Harvard University Bulletin， No.53，October，1892，p.2；福洛兴汉的生平简介见Samuel Atkins Eliot ed.，Heralds of Liberal Faith，Vol.3，Boston：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1910，pp.257-258，footnote。

(61)1920—1921年他上的课包括4b“宗教史”(希腊化犹太教)、5“宗教史”(宗教与哲学中之不朽)，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94。

(62)据这一《目录》664页，汤森奖学金每年授予五位学生，每人300美金，1861年波士顿的汤森小姐(Miss Mary P.Townsend)捐赠两万美金设立。据260页的名单，其他四位获奖同学为Harold Hooper Blanchard(英语、意大利语专业)，George Humphrey(来自英国肯特郡，1912年牛津大学本科毕业，1912—1913年伦敦大学硕士，1913—1914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古代史教授，哈佛文理研究院博士一年级，1920年获博士学位)，Claude Allan Patterson(依阿华州立大学毕业，装饰艺术和历史装饰教员，哈佛美术专业一年级)，Cleveland Sylvester Simkins(1916年俄勒冈大学毕业，生物学专业二年级)。

(63)当时住在这里的其他学生包括：新泽西普大1913年毕业生福特(Edwin Shepard Ford)，经济学二年级；纽约协和大学1917年毕业生哈洛克(Arthur Clifford Kimber Hallock)，军事科学一年级；缅因科尔比学院1916年毕业生乔德瑞(Robert Joudry)，历史、英语、斯拉夫语二年级；圣公会神学院和哈佛神学院注册学生古斯特雷(Frank Goostray)。

(64)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176。韦卓民是Instructor in Mathematics，Political Science，and Philosophy，Boone University，on Leave of Absence；专业为Philosophy，History of Religions.

(65)这所圣公会学校1867年由波士顿商人瑞德(Benjamin Tyler Reed)创办，后来在1974年与费城神学院合并成圣公会神学院(The 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地址仍在剑桥。

(66)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284。

(67)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将寅恪和其他东方学家如钢和泰、叶理绥等人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对比，见《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书城》2009年第6期，第13—18页。

(68)参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