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被遗忘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张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早在19世纪30年代，教会学校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但教会学校的快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因为此时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众多条约为其提供了合法保障。

北京地区的教会学校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建立。1861年美国公理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和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1862年英国圣公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863年美国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1870年美国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相继来到北京。随着北京地区教堂的纷纷建立，传教士在教堂或自己家中开办了若干类似中国私塾的蒙学馆（堂），招收学生入学，这就是北京地区教会学校的前身。

1825年，英国的格兰脱小姐（Miss Grant）在新加坡创立了一所教授中国女子的学校，这是第一所在中国本土之外为中国女子所设立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被迫打开，1844年，英国的爱尔德赛女士（Mary 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最早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女子学校。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其对洋务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渴求不断增长，于是，传教士们在中国逐步站稳脚跟后发现原来的初等学校已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各教会纷纷开始扩大学校的规模，提高学校的级别，教会中学开始出现。随后，教会女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呼唤着教会女子大学的建立。戊戌变法前后，一批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谈论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朝野在女子教育态度上的转变变得非常敏感，认为在中国建立女子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来华女传教士人数的显著增长，文化程度的明显提高”，也为此时建立教会女子大学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便应运而生。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创立

1864年，美国传教士伊丽莎·裨治文夫人（Mrs. Eliza J. Bridgman）在北京灯市口大街北面的大鹁鸽胡同14号购买了一处房产，并出资兴建房屋，创设了“贝满”女塾。以“贝满”为名是为了纪念其丈夫裨治文（E. G. Bridgman）先生（贝满为Bridgman的汉译音）。学校最初规模较小，仅教授小学程度课程。学校的教员多由传教士兼任，他们讲授《圣经》、英语、西学等课程。由于学校也开设中文课，故也聘请了中国教师，但人数较少，且不参与学校决策。最早的学生主要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上的乞丐女孩。

贝满女中

裨治文夫人一人主持校务直至其1868年退休。其后，这所小学由北京公理会经办，由博教士（M.H.Porter）接替负责，当时入学人数为16人。1870年曾一度停办，1872年又恢复起来。1882年，博教士被调往山东，江女士（J.E.Chapin）继任校长。1889年，贝满女塾的在校人数达到34人。1889年，谢女士（M.E.Sheffield）被派负女校之责。

1895年，贝满女塾设立了四年制中学课程，校名取为“裨治文中学”。当时招收的女中学生有72人，首届学生毕业于1899年。义和团运动时，校舍全部被焚，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杀。剩余的学生躲到英国公使馆，后又集中在一处临时房舍里上课数月。

1901年，博教士重回北京，策划重建贝满女校。1902年，校舍往南扩建，校门设在灯市口大街路北公理会大院内（今北京二十五中所在地），并建成曲尺形教学楼一座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直通灯市口大街。次年重建工程竣工，学校较前增加了许多新校舍。按中国传统，小学称蒙学，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因此，新校舍校门上题字为“贝满中学校”，而教学楼入口处，则题名为“贝满中斋”，小学则改称为“培元蒙学”。1903年，传教士李白沙（Bertha. P. Reed）和麦美德（Luella Miner）分别从保定和通州到达北京，商议建立女子大学的事宜。

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十几年的历史上，校长麦美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887年，麦美德作为美国公理会选派的志愿者赴华布道。初到异国，语言不通，她便在河北保定接受了汉语的短期强化性训练，并于第二年来到了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创办的潞和中学任教，教授地质学和心理学。1903年，麦美德受聘为北京贝满女校的第三任校长，便开始在中学基础上开设一些大学水平的课程。1904年该校学生毕业时已经学习了一年的大学课程。此时，华北教育联盟（The 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也给学校带来了新生，并决定在贝满女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所女子大学，以作为联盟的一部分。至此，设立女子大学的时机逐渐成熟。

关于贝满女校何时成立了大学，并无明确具体的日期，正如《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的作者杰西･格･卢茨（Jessie Gregory Lutz）所言“要确定这些大学的创办日期有时是困难的。虽然少数学校是作为高等学校创办的，但是大多数是从小学、中学、初级学院这样发展起来的”。根据大多数相关历史资料的记载，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正式落成时间为1905年，最初校名为华北协和女子书院，校长由贝满女校校长麦美德兼任。该校飒爽英姿的女大学生形象为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麦美德曾很骄傲地说：“南至长江，北至北极，东至太平洋，西至堪司炭厅，以若大地点，仅此女子大学一处，其责任亦云重矣。”面对学生质量不齐，师资力量不足，校舍日益拥挤以及教会经费不足等困难，麦美德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气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受学生爱戴。一年以后，美以美会属下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福州宣告成立；而另一座著名的教会女子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于1915年在南京正式招生开学。自此，中国开始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913年贝满女校的中小学校长职务另委他人负责后，麦美德才得以专职负责华北协和女子书院的工作。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麦美德再次从美国募得款项，在原校址东约300米处购得佟府小院一处（今北京市东城区同福夹道166中学）。这个小院占地10余亩，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系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的府邸，清初被赐予顺治的佟妃（康熙之母）家人佟国维居住，故称佟府。辛亥革命后，教会购得此房，小院内的中式建筑被改为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以及教师住宅等，以后又增建学生食堂及宿舍，功能日趋完善。

1916年华北协和女子书院迁入佟府，改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有学生30人，灯市口校舍则留给中小学。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文理科女校。麦美德被任命为燕大女校第一任文理科科长，直至1922年离开燕大。她虽然在这个职位上只工作了短短3年时间，但为燕京大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男女同校的高等学府。对于麦美德这位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称赞她是“一位具有罕见洞察力和工作能力的女性”。为了纪念麦美德为燕京大学的贡献，燕京大学在海淀建校时，以她的名字将女部办公楼中的姊妹楼（Twins Building）命名为 Miner Hall，将其中北阁的中文名命名为麦风阁（南阁为甘德阁），并在阁内挂有她的大幅照片。

课程设置与爱国运动

虽然成立了女子大学，但是无论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还是后来的其他几所教会女子大学的规模都很小，这和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不受重视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华北协和女子书院成立之始，经费源于教会拨款和个人捐助，图书馆和实验设备简陋不堪，教师人数和所开课程十分有限，只有教师2人及助理教师3人，学生也仅4人，1910年学生人数也才上升为10人。“不仅如此，学生中能坚持读完直至毕业的人数更少，中途辍学比例甚高。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书院）自1905年创办至1920年并入燕京，前后毕业学生共计72人，其中本科31人，专科41人。”除了学生少，教师少也是此时学校规模小的一个原因。1905年以后，中国海关、商行、官办学校和政府机关聘用了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支付的薪金也比教会学校高很多，所以很多教师纷纷离校，去赚更多的钱。据1918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报告》说：“在前三年内聘请了五名中国文学教师，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

华北协和女子书院刚成立时，学制是预科二年，本科三年，设立了数学系，自然科学系，中国古典文学系，历史和经济系，圣经、心理和伦理系五个系，开设了二十六门课程。学生无论主修哪个系，都要在其他各系中至少选修一门课。同时，还必修作文、书法、音乐、体育和美术等课程。1909年学校首批女大学生（3人）毕业，但此时还不能为其授予学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被合并至燕京大学后，因为生源不足，故没有像男校那样取消预科，仍保留原学制。1922年，女生毕业也开始获得学士学位。作为教会大学，《圣经》自然为学生必修课，学校宗教气氛也比较浓，但是随着教会学校功能从传教向教育的过渡，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相对减弱，学生中的非基督教徒人数不断增多。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为西方教会所办，但是当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国立大学的学生一样，踊跃参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另外，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地感受某些外国政治势力、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更加容易产生民族反抗情绪和滋生革命思想。

谢婉莹毕业照

1915年，贝满女中及华北协和女子书院的学生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斗争。谢婉莹（冰心，于1914年就读贝满女中，1918年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和李德全（于1911年就读贝满女中，1915年入华北协和女子书院）就是当时的参与者。当时李德全正是贝满女中学生会主席，她带领同学游行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在讲坛上慷慨陈词。她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的！”当时同学们纷纷捐上爱国款，宣誓不买日货。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校也有人参加。在向政府提抗议的学生代表团中，有一位女生代表名叫钱中慧，即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1919年5月7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女医学校、贝满女子中学等女校代表集会，致电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并上书总统，要求“对于丧权辱国，甘心媚外的卖国贼，请立予罢斥，以谢天下。” 1919年6月3日及4日，北京各校男学生到街头演讲，被北洋政府逮捕了870余人，这一行为激起了女学生的强烈愤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协和女医校、尚义师范女校、贝满女中、第一女中等15所女校学生于6月4日到总统府请愿。此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们肩负着个人与家国的重担，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其爱国思想与时代同发展、共深化。

并入燕京大学

随着教会大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教会大学花费逐渐增多，而在一战中教会组织差会得到的捐款却逐渐减少。教会学校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的人数很少，并且呈下降趋势。师资力量的不足使得差会联合办学成为一种实际需要。尽管在1877年，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就有提出差会联合办学的建议，但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教会学校的被毁以及教会大学学位的不被认可，才使传教士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义和团运动过后，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开始商议联合，前文所提到的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建立起来的。由于教派分歧及其他原因，联合的努力直到十几年后才取得成效。利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的部分赔款，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决定在中国办一所具有高水平的联合大学，也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由五个基督教差会：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以及英国的伦敦会合办。1916年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与“董事会”，1919年1月30日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同年，汇文大学和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合并进燕京大学。

尽管当时中国未有男女同校的先例，司徒雷登还是努力说服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1919-1920年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逐步合并进入了燕京大学，改名为燕京大学女校。合并仪式是在1920年3月15日举行的，作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18届的学生，谢婉莹（冰心）参加了典礼，并且写了一篇《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教育部参事邓芝园、北京男学界代表蔡元培等人都在合并仪式上均进行了发言，麦美德被任命为燕京大学女校第一任文理科科长。

合并进入燕京大学后，女校仍在佟府（校址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直至1926年，女校与男校（校址为北京崇文门内灰甲厂）才共同迁往城外海淀（今北京大学所在地）。1928年，男校女校完全合并，从此燕京大学女校的称呼也不再使用，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女学生和女教职员的利益，在学校行政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女部，此机构持续至1941年12月成都燕大时期。待北平燕大复校后，女部特点也慢慢淡化。1952年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文科院系等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1926年燕京大学女校迁走后，贝满女中高中部遂迁佟府，初中部仍在灯市口公理会院内。1927年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日伪当局接管，曾一度改名为北京市立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又于当年9月恢复贝满女中校名，此时学校已发展到高中有9个班、初中有12个班的规模。1949年北平解放，学校于1951年改名为五一女中，高中部仍设在佟府内（1952年定名为女十二中），从此结束了贝满女中前后长达87年的时代。1966年10月动乱开始，女十二中遭受了严重浩劫，停课“闹革命”达一年多之久。1968年复课后，学生就近入学，兼收男女生，校名改为红卫中学。1971年学校改名为北京市166中学，2003年7月25日学校将原128中学和原164中学的初中部合并，学校开始分东、西两址办学。现在位于同福夹道3号佟府旧址的为166中学高中部。

结语

从1905年成立时的华北协和女子书院，到1916年迁至佟府改名后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再到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后的燕京大学女校，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独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学生人数也不多，但也培养了不少杰出的知识女性。如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部长。1918届的学生谢婉莹（冰心）于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被保送留学美国，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学家。

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教育体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其他女子学校的出现与存在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同时对于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追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

尽管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时，当时的北京大学已经有了女旁听生，但北京大学真正的有女生注册在籍，还是十年之后的事情。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并入，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真正意义上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并且，北京大学第一批旁听的九名女生中，有两名英文系学生奚浈和查晓园就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填补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为培养中国近代第一批知识女性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原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本文经作者删改，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