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如何提高生育意愿？专家：应解决好这三大系统性问题

近10年来，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波动很大，总体上呈现前期缓慢上升、后期快速下降的过程。受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特别是2016年以来，国家允许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从2010年至2017年，每年出生人口由1588万增长至1786万。但是，此后中国的年出生人口数已经连续两年下跌，2019年降至1465万，为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引起了人们对生育率的强烈担忧。

//究竟该如何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总体来说，我国应该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系统性构建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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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消除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女性。同时也要宽容各种生育状态，保障所有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发达国家的政策经验表明，任何单独的政策措施都无法对生育率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设立涵盖婚恋、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社保等方面的一揽子家庭支持计划，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才能从全面保障家庭发展，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

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不仅应该包含生育政策，还要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尽快清除在过去控制生育环境中形成的固有思维，修正不合时宜的政策条款，增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社会环境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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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

围绕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关键经济因素，从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角度减轻家庭负担

生育率下降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农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子女的数量决定了家庭财富的多少，且家庭承担了养老的职责，子女众多可以提供更多老年生活保障。到了工业社会，家庭成员以个体参与生产，子女较多反而影响了个人的时间分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越来越显著，使得家庭更愿意减少子女数量，提高单个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

发达国家最直接的鼓励生育方法是给儿童发放生活津贴。

日本2012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规定，每个新生儿可以得到生育补贴42万日元，3岁以下儿童每月可领取1.5万日元，3岁至15岁儿童每月可领取1万日元。在法国，一位母亲可获得出生奖励1000欧元，3岁以下儿童每月可领取170欧的生活补助。但这一做法会使得公共财政负担加重，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从税收优惠的角度对有子女家庭进行间接补贴是更可操作的方式。

但这一做法会使得公共财政负担加重，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从税收优惠的角度对有子女家庭进行间接补贴是更可操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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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的个税新政已经将子女教育列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但扣除的额度仍然偏低，3岁以下儿童的抚养费没有被列入扣除范围，而且没有体现地区差异性，这些措施都应该进一步完善。

当前，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涉及衣食住行、日常用品、文娱休闲、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不仅要进一步做好优生优育和妇幼保健工作，也要从构建普惠性托幼体系和均衡教育体系出发，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

减免教育费用不仅有利于提升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也有利于减轻家庭负担。从外国经验来看，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国家既包括英国、美国、丹麦、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芬兰、挪威、瑞典等高福利国家还实行免费高等教育。我国当前实行的是9年义务教育，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将学前教育列入国家免费义务教育范畴，相关政策正在讨论和酝酿。同时，我国正在加紧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的建设，教育部开展的“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已经使得公共财政补贴的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显著降低了学前教育的费用。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应该分地区地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费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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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

帮助平衡家庭育儿与职业发展，构建全面的家庭支持计划

女性教育、职业、心理等状况是影响生育意愿的第二大因素。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推迟了女性开始婚恋选择的年纪。文化程度的提升也促进了职业期望的提升，教育和工作挤占了女性的婚恋时间，使得初次生育时间一再往后延迟。女性的职业发展与抚养子女存在明显矛盾和冲突，多项研究表明，不同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明显差异，职业地位较高的女性往往生育意愿较低。

因此，帮助女性维持家庭、职业和自身发展的平衡，也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举措，这其中包括：保障女性劳动权益、延长职业女性育儿假、帮助女性产后重返职场和提供儿童照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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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全球产假最长的国家之一，新生儿的母亲可以享受140天的全薪产假和18个月的半薪育儿假，带薪假期将近两年时间。而在法国，一名妈妈第一胎可以享受20周的全薪产假，第二胎则可以享受40周的全薪产假。

我国已有多地延长了产假时间，广东、黑龙江、海南的部分地区产假延长至半年。但过长的产假可能加剧女性的就业歧视，政策需考虑用人单位的成本和需求。此外，政府为日托服务、课后照料服务买单也是帮助人们兼顾育儿与就业的有效方法，政策可鼓励和引导社区、用人单位、商业办公楼宇与私人机构开展短期日托服务，形成对课后照料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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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环境

塑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至关重要

随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兴起，部分年轻人可能选择逃避生育子女所带来的家庭责任。引导社会舆论对恋爱、婚姻、亲情、家庭的正面宣传，有利于促进人们对稳固家庭关系的向往，从而提升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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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育儿优先配屋计划”和“育儿短期住屋计划”，给与育儿家庭在购房和租房方面的优先权。

我国也可在申请经济适用房、公租房或购房贷款的政策中优先保障育儿家庭，这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房价上涨对家庭生育的负面影响，也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政策影响传达对生育的支持。

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生育友好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未来的政策空间还很大。人们生育决策是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必须有涵盖婚恋、生育、照料、教育、住房等家庭福利的一揽子政策，同时要兼顾我国国情国力，才能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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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Born and raised"

责编 | 刘夏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