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间有着何种发展脉络？

嘉宾 | 苏涛、沙丹

整理 | 徐悦东

在电影史上，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之间有着何种发展脉络？功夫片如何参与了香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如今的香港电影为什么衰落了？香港电影的基因还如何影响着当下的电影？

8月3日，新京报文化云客厅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讲坛共同举办的“顺流与逆流：重探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讲座中，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涛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电影史研究者沙丹，一起与大家谈谈香港电影史。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苏涛、傅葆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

就像一条河的两个分支

苏涛认为，香港电影和中国内地电影就像一条河的两条分支。这两个分支有时同向奔流，有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逆向而行。但是，它们最终将会汇流到同一条河流里。这也是《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的书名由来。

许多研究香港电影史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很不一样，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甚至会出现“自说自话”的局面。而《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就想把不同的学术资源整合起来，让不同的观点之间形成对话关系，共同推进对香港电影史的研究。

因此，《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有着跨学科

（有些文章会涉及戏曲、文学）

和跨地区

（不仅关注香港，也会关注同一时期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的电影，或海外电影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填补香港电影史的某些空白。在编写团队上，该书的撰稿人团队既包括了在美国主流大学任教的学者，也包括了来自内地的学者和来自香港的学者；既包括了资深的电影批评家，也包括年轻的研究者。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主要章节的时间下限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苏涛表示，他们在编写时并没有特意排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香港电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很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香港电影和殖民社会的关系以及香港电影如何走向全球等议题。尤其在1997年前后，香港电影一度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苏涛想在这本书里试图填补一些香港电影史的空白，去讨论之前没有被研究者关注或者深入讨论的议题。因此，这是这本书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比较多的原因。

电影史研究中的视角问题特别重要。香港电影有很多种阐释方法和研究角度。苏涛认为，对香港电影的研究应该要有内地的视角。苏涛并没有在香港生活的经历，连粤语都不会讲。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涛只能扬长避短，从内地视角去审视香港电影，比如去研究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之间的互动。苏涛请不同背景的撰稿人撰写此书，也是因为有些议题是需要不同的视角的。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电影清洁运动，就与国民政府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黄梅调电影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脉络的延续。这都是非常典型的“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

东南亚市场对于香港电影来说非常重要

沙丹提到，中国内地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产业化后这三段时期。但是，在不断重写电影史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其他时期的重要影片——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盘丝洞》——会对电影史进行新的修正和界定。

沙丹举例道，中国内地最早的3D电影实践是桑弧导演的《魔术师的奇遇》。但实际上，1953年香港就已经有了3D电影，这部电影就是香港制片家赵树燊的“大观”公司出品的《玉女情仇》。后来，邵氏父子公司又出了尤敏主演的《黑手套》——这部电影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某些手法。

《玉女情仇》海报

此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有大量电影参与电影节的评奖，那时就还出现了东南亚电影节。在电影领域的合拍以及区域合作，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电懋”和“东宝”曾合作了《香港之夜》。所以，沙丹觉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华语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时期。这个时期里的香港电影“好玩”又“好看”。

为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形态如此复杂？苏涛表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起，上海影人大批南下，这些南下影人包括当时最顶尖的电影人才，构成了沪港电影的分流和转型。这批影人把中国早期电影的传统带到了香港。

而且，当时冷战格局也深深影响着香港——香港当时被称为“冷战之城”。东南亚电影节

（后来更名为“亚洲电影节”）

也是文化冷战的产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电影先后在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得奖。日本电影积攒了非常好的口碑，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收获特别多的利益，因为欧美观众并不欣赏日本电影。反而，日本电影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庞大的市场。基于这些原因，日本牵头发起了东南亚电影节。其中，邵逸夫是该电影节非常积极的参与者，在其中有着他的商业诉求——因为“邵氏”也需要开辟东南亚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是文化冷战的获益者，因为冷战推进了亚洲电影的区域合作。这些奠定日后香港电影格局的重要因素，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能看到一些端倪。

沙丹表示，东南亚市场对于香港电影而言非常重要。《娘惹与峇峇》

（1956）

就是在东南亚取景拍摄的。“电懋”出品的《空中小姐》也在泰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取景。左派公司也是如此。王丹凤主演的《海外寻夫》

（1950）

是在海外取景的，该片由“南国”公司出品。“南国”的领导核心就是蔡楚生等人。《海外寻夫》在内容上好比“简陋版”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内地是非常卖座的影片，在东南亚也非常受欢迎。这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夏梦主演的《小娘惹》

（1952）

也是在海外取景的。从这些例子里，大家可以看出，香港不少制片公司都具备某种“亚洲意识”。他们会在海外取景拍摄，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在海外发行放映。这一时期很多公司的目标市场都是东南亚。

《娘惹与峇峇》海报

片厂巨头“电懋”和“邵氏”都属于右派公司，二者之间的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电懋”“邵氏”分别代理了“长城”“凤凰”所出品的电影在东南亚的发行。“长城”“凤凰”却都是左派公司。一方面，这说明了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左、右派的公司会有合作。在冷战背景之下，香港电影界的情况非常复杂。左、右两派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左派电影公司出品的《小娘惹》的剧本就是由右派影人易文撰写的。

苏涛指出，左、右两派除了在发行上有合作之外，在创作上也有某些共通之处，比如不管哪派，大家都秉持着民族主义的立场。许多右派影人拍的电影都对香港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持批判立场。其实，不少右派公司拍的影片都与传统伦理道德有关，但他们并不会去宣传意识形态，毕竟绝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是为了娱乐。左、右派之间的分歧相当明显，但其中也有一些微妙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于上海影坛。观众可以从这些电影中看到沪港电影在传承中的分流——他们出自同一电影传统，但随着香港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又出现了分化。

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

有着何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苏涛表示，内地拍的戏曲片，如《天仙配》《搜书院》《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香港公映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1957年前后，香港的人口大概有180万。根据《搜书院》和《天仙配》的票房统计，当时大约有1/3的香港人看过《搜书院》和《天仙配》。

沙丹提到，这体现出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非常复杂的关系。桑弧导演在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彩色戏曲长片。这部电影在国外也非常受欢迎。它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受到卓别林等人的赞誉。战后香港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是“长城”出品的《借亲配》。后来，“邵氏”才有了《貂蝉》和《江山美人》以及1963年凌波与乐蒂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香港电影人在吸收、借鉴内地戏曲片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类型化、商业化，并最终取得成功。香港电影人将黄梅调电影成功推广到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

中国内地1954年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海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内地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呼应《婚姻法》的颁布。但是，“邵氏”所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注重中国的传统伦理，女主人公会“听父命”，这都是传统观念的体现。而中国内地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传达的内容更加激进

（如主张婚姻自主、性别平等）

。这是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不同的地方。

苏涛认为，黄梅调电影之所以被大多数影迷熟知，是因为李翰祥等人的贡献。但是大家能在黄梅调电影里仍能看到内地电影的影响，两地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不可否认的。李翰祥将黄梅调电影发扬光大时，文化冷战的因素已经有所体现了。李翰祥的不少黄梅调电影都在强调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迎合了当时中国台湾当局的意识形态。中国香港电影一方面受到中国台湾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比如《空中小姐》这部影片，尽管这部电影在中国台湾非常受欢迎，但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褒奖。这是因为葛兰饰演的女主人公不听父母的安排，执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

“邵氏”的前身是成立于上海的“天一”。邵氏兄弟是宁波人，“天一”以拍古装片见长，后来衍生出“邵氏父子”、“邵氏兄弟”等不同分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TVB”。沙丹认为，从这家公司的历史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文化企业从中国内地开始，经过在香港等地区的发展，最终又回到中国内地。这是一种文化流转的方式。另外，“电懋”在停止拍片之后，他们将片场租给“嘉禾”。“嘉禾”后来又被“橙天娱乐”收购。这两家公司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文化流转：从中国内地或东南亚起步发展，在香港达到辉煌，最终又回到内地。

功夫片如何参与了

香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苏涛认为，随着香港社会的转型，香港社会的价值观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中有一篇文章，就探讨了1970年代功夫片中“训练”的意义。该作者提到功夫片与香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运作的关系。刘家良导演的《少林三十六房》讲述了主人公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其训练过程是非常单调和乏味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功夫，完成复仇。这部电影得到了大量香港蓝领工人的认同。

《少林三十六房》剧照

因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主要结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工人在流水线上做着重复的工作。刘家良还有一部很有趣的电影叫《少林搭棚大师》，表面上，主人公是在练习搭棚子，但他在无意间已经习得真功夫。这部电影的意思是说，学习功夫几乎是无意识间完成的。当时的香港蓝领工人看到这样的影片，觉得自己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这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不断克制自己，以“禁欲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并相信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完成社会阶层的向上爬升。

如今的香港电影为什么衰落了？

有现场观众问道，香港电影为什么出现衰落的状况了？CEPA是否加剧了这个趋势？沙丹表示，CEPA体现了内地对香港电影的扶持。根据该协议的规定，香港与内地制片公司合作摄制的影片可以不占用内地电影市场的进口配额，而是以国产片的身份在内地市场放映。CEPA是在2003年谈判的，并于2004年实行。在实行之后，合拍片就非常常见了。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与内地之间就有不少合拍片，例如《少林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在2000年以后，以陈可辛为代表的影人也拍了很多合拍片。

《少林寺》海报

苏涛表示，香港电影的衰落与香港经济的大环境有关，其中包括了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电影院租金的上涨、盗版的出现，还有大明星片酬太高、制片成本居高不下等。香港电影衰落的背后有着整个香港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原因，并不是由某种单一原因决定的。

香港电影在整个华语电影里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香港是电影制作中心，但近年来香港不再是电影制作中心了，而是融资中心和创意中心。香港之前所培养出来的明星和技术人员，到今天仍然是华语电影创作的重要力量。香港电影业其实在寻找新的角色和新的定位。在可见的未来里，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融合是大趋势。

对此，沙丹也表示赞同。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伟大的。它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的地名可以命名一种电影——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如今，北京正在成为中国电影的新中心。在今天北京制作的电影之中，仍然有上海电影与香港电影的文化基因。香港电影、上海电影的传统仍然在发挥影响，孕育新的电影。

整理｜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