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疫暴露了新加坡语文策略的局限　多元语言不得不回归

新加坡著名谐星葛米星化身为喜剧人物“Phua Chu Kang”用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传递防疫信息。（Gov.sg视频截图）

作者 程英生

今年年初，本地学者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写了一篇论文，谈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演变，认定英语已经成了国人名副其实的“新母语”。

陈女士说，国人有了互相认同的语言，有利各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她也觉得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还在世的话，必定深感欣慰，因为他一生的心愿是人人都懂英语，国家活动举行时用上一种语文便可。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联合早报）

陈女士的文章论述精致，语气肯定，数据也丰富。她的看法不让人惊讶，社会里向来就有尊英语为母语的呼唤，一直伴随着维护双语政策的声音。

原本以为，陈女士的论断必会引起共鸣，引来一些社群的呼应。

不料，几个月过去了，舆论场上不见讨论；《海峡时报》刊登的几篇读者来函里，没有热烈的呼应，有的是冷冷的怀疑。读者说，一般国人的“新母语”，更像是Singlish（混杂式英语），而不是英语。

英语的使用日益显著，无需数据也能证实。然而，只要走入寻常百姓家，走到人们生活的深处，不难发现市井小民中，始终未改“乡音”的，来不及拥抱那位新母亲的，不在少数。

小市民还是比较习惯用方言来交流。（互联网）

现实生活里藏着统计数字说不清的复杂。其实，那个人人都说英语的理想世界还没到来。

最近的一场世纪大疫，就凸显了这个社会本质。

在寻常日子里，政府行政，上下沟通，都是英语为主。我们的确稳健地朝着统一用语的时代前进；只是偶有重要讯息，还有其他语文的辅助，而这依赖的多是生硬的翻译，由人们在译文中摸索官府的意思和意志。

而今，一场瘟疫来袭，日子变得不寻常，平日的语文策略暴露了局限。

到了这非常时刻，讯息必须直达每家每户，官方非但要把话说清楚，让人知道措施的用意；又要把话说得温馨，让人感到措施里的情意。

这么一来，英语就有了局限，翻译也不易消化，更难牵动人心。唯有多语并用，才能深入民间。

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民间语言总动员：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四种官方语文之外，方言和Singlish也都无妨。此刻需要的是有温度的、亲切的生活语言。

懂得多语的网红、名流、演员、歌星、部长和议员，都纷纷上场，展现各自的语言天分，发挥各自智商和情商。

动员现代名人还不够，还把王沙和野峰的遗世之作召唤回来，说要让年长人士重温旧梦，给他们一个理由宅家看电视。

被新加坡人公认为最佳拍档的王沙（右）和野峰。（联合早报）

语文环境这么一变，彷佛历史倒流，一路回到王沙和野峰的时代，那个建国初年的语言原点。

然而，推崇时代进步的人士不必担心，疫情一过，一切回归正轨，时间的巨轮会继续向前奔去。 也许到了下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必须全民动员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一语通行的社会。

英语成了母语，社会更为团结，这个不难确定。 不易确定的是，在那语言统一的世界里，在那更有效率的时空中，我们会不会因此流失一些宝贵的东西？ 那要留待历史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