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数字支付C端竞争充分，中企可在B端实施本地化合作策略
走出去智库观察
习近平主席在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均指出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各国跨境电商合作发展为龙头，引领各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和物流体系的协同建设，是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
东南亚作为“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多年来积极投资布局，复制和推广本土成功经验。中国已成为投资东南亚科技创新企业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当前，各国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已成必然。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应用“数字抗疫”技术获得了良好效果，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将进一步带动东盟各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以数字转型助力经济发展。
为支持中国企业在疫情下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在东盟各国顺利地开展投资贸易，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组成“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通过观察各领域的动态，分析事件成因、预测其影响，希望为相关方提供一个聚焦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趋利避害机制。今天，我们刊发关于新加坡数字支付方面的分析文章供读者参阅。
要 点
1、在东南亚重点六国中，新加坡对非接触支付的认知程度最高，对二维码支付的认知程度第二高。体验方面，新加坡在APP应用内付款的使用率为48%，排名第一；使用过自助结账的人占70%，排名第一；签约交易的使用率为68%，排名第二。
2、受制于新加坡极为成熟的银行卡服务，移动支付的渗透率仅为46%，同泰国（67%）和越南（61%）间存在明显差距。
4、价格战是新加坡支付行业高管认为该市场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认同者占48.7%）。这意味着支付市场将以成本为导向，同时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
3、虽然新加坡数字支付行业较中国起步更晚，但由于政府为该行业提供了完善的行业规划和法律安排，目前新加坡支付市场的竞争反而更为充分。
正 文
文/原瑞辰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成员
第一节 行业发展现状
新加坡数字支付行业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普华永道发布的《2019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新加坡使用移动支付的消费者比例从2018年的34％增长到2019年的46％。近一年内数字支付的普及速度更是前所未有，截至2020年4月1日，新加坡已有13万1700个支付点采用SGQR统一支付码，比七个月前多了近10万个。而在3月至6月，加入全国电子发票网络（InvoiceNow）的企业更是从1000个增至1万多个。新加坡消费者对数字支付态度积极，根据Visa2019年的报告，在东南亚重点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中，新加坡对无现金支付的偏好最强（79%），其中67%是出于便捷的原因；有61%的新加坡人计划在超市更多地使用无现金支付，74%的人愿意在通勤中使用非接触交易。
面向未来，根据星展银行的预测，新加坡数字支付交易总额将从2020年的150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21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9%。
目前，新加坡数字支付发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数字支付占据各种支付方式的主导地位
银行卡是新加坡使用最多的支付方式，2018年电商交易总额的68％采用银行卡支付。新加坡人均拥有1.95张借记卡和1.62张信用卡。在东南亚重点六国中，“相比现金更喜欢使用银行卡”的比例排第一（76%）。其次，根据Rapyd在2020年3、4月份开展的调查，42％的新加坡受访者相比银行卡更喜欢电子钱包和包括PayNow在内的银行转账。政府推动的跨行转账数字平台PayNow拥有70%的渗透率，月交易额超10亿新元。新加坡有51%的人拥有两个以上的数字钱包，该市场比较成熟，Grab、DBS PayLah!、EZ-Link、Favepay已连续八个季度稳居市场前五，而AliPay、Singtel Dash和NetsPay的挑战性也不容小视。
相比之下，ATM正在退出服务，对现金的需求持续下降。支票的使用也在下降，政府希望社会在2025年之前摆脱支票。
二、消费者对数字支付的认知和体验程度较高
认知方面，根据Visa的报告，在东南亚重点六国中，新加坡对非接触支付的认知程度最高，对二维码支付的认知程度第二高。体验方面，新加坡在APP应用内付款的使用率为48%，排名第一；使用过自助结账的人占70%，排名第一；签约交易的使用率为68%，排名第二。这与新加坡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国民受教育程度密不可分。
三、疫情对数字支付的普及起到推动作用
根据万事达卡公司在疫情期间对消费者行为的调研，新加坡现金支付减少了67%。《联合早报》报道，2020年前4个月，新加坡卡式非接触支付的使用率高达84%，手机非接触支付使用率达64%。仅在4月一个月内，新加坡就新增了超过5万个PayNow Corporate用户和超过2万个SGQR支付点。
四、政府大力推动采用数字支付方式
2020年4月9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敦促个人和企业使用数字支付，以帮助阻止疫情扩散。政府还宣布聘用1000名“数码大使”，给小贩巴刹的1万8000名摊主推广SGQR平台，同时指导10万名年长者使用数字支付。同月，人力部要求所有的外劳薪水都通过电子途径支付。截至2020年6月，新加坡有多达135万名外籍劳工。对企业而言，相关要求将促使它们的薪资发放乃至整个财务管理转向数字化。9月IMDA与新加坡三大银行（星展、华侨和大华）合作推出了企业在线支付解决方案，通过将PayNow与InvoiceNow连接，企业可在收到电子发票后去支付门户完成款项的即时入账。
五、形成数字支付生态系统是必然趋势
未来，新加坡数字支付行业有几大发展趋势，包括：一是政策层的推动和消费者对不同生态相互割裂的不满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通性的增强。二是支付价值链上的合作随基础设施互通性的改善而有所拓展，那些从价值链不同环节处整合利用数据以提供无缝服务的企业将取得优势。三是价值链上各参与者都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增值服务（专车、餐饮等关联业务、线下促销、支付追踪等）和消费者洞察力成为竞争的关键。上述趋势将推动数字支付生态系统的形成，有利用户和行业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目前短板
一、历史
我们可将新加坡数字支付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跨行电子支付阶段。1984年，新加坡推出了GIRO自动化电子支付系统，消费者可以用银行账户支付经常性账单。1986年NETS EFTPOS推出，消费者可以使用ATM卡在商家处付款。
二是在公共交通数字支付阶段。1996年NETS CASHCARD推出，司机可以用车载单元支付通行费和停车费。2002年EZ-LINK CARD推出，通勤者可以“一碰即付”地支付公共交通费用。2006年政府出台了《支付系统（监管）法》。2009年NETS FLASHPAY推出，这是新加坡第二种非接触式公共服务卡，用于公共交通、便利店和超市的支付。
三是支付系统便利性互通性优化阶段。便利性优化方面：2014年推出了FAST（快速安全转账系统），消费者和企业可以即时相互支付。2017年推出了PayNow，消费者可以使用NRIC（国家登记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进行收付款。2018年推出的PayNow Corporate令企业可使用唯一实体编号(UENs)进行收付款。2018年《电子支付用户保护指南》出台，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及明确他们对未经授权的交易所负的责任建立指引。互通性优化方面：2016年UPOS（统一销售点）面世，商家只需要一个终端就可以接受消费者所有信用卡的支付。2017年，NETS与EZ-LINK合作，所有EZ-LINK卡的持有人可在新加坡小贩中心的NETS终端机上进行支付。2018年推出SGQR，不同支付二维码实现整合。
四是开放接入阶段。2019年将非银支付服务商接入FAST，促进了数字钱包和银行账户的竞争与互通。同年《支付服务法》出台，极大地加强了针对数字支付的监管，同时促进了支付创新。
在数字支付的发展历程中，有以下三大主要推动力量：一是包括智能手机、3G和4G网络、API接口、分布式记账在内的技术进步；二是由政府搭建的具有前瞻性和弹性的政策框架；三是消费者日益浓厚的使用意愿
二、短板
（一）提升移动支付渗透率困难重重
首先，受制于新加坡极为成熟的银行卡服务，移动支付的渗透率仅为46%，同泰国（67%）和越南（61%）间存在明显差距。其次，由于成人储值智能卡（EZ-link / Nets FlashPay）和新加坡旅游通行证（STP）在公共交通中的广泛使用，愿意在通勤中使用非接触交易的比例在重点六国中最低。再次，新加坡的金融服务普及率高，大部分人有资金管理的习惯和经验，而数字钱包被认为难以让人感知资金，不利于资金管理。最后，参考经济学人智库2020年的报告，和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新加坡推广无现金支付面临的阻力比东盟的发展中成员要更大。
（二）消费者对新型支付手段兴趣不足
根据Visa2019年发布的报告，一是对非接触支付的认知程度在重点六国中最高（达95%），但感兴趣程度却最低（仅为51%），在便利店或零售商店的使用意愿更低；二是使用过自助结账服务的比例最高（70%），但对其感兴趣程度最低（60%）；三是对无感支付的感兴趣程度排倒数第二（73%）；四是对可穿戴设备支付、生物识别支付和AI助手支付感兴趣程度均最低（分别为41%、51%和37%）。
对于上述在体验程度和感兴趣程度上的反差，可能的原因有：一是现有的银行卡和典型移动支付方式已经足够方便，新型支付手段带来的边际效益并不可观。二是新加坡人的隐私和安全意识较强，担心新型支付手段具有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不过，由于新型支付手段或将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基础，消费者目前对其的态度可能阻碍“智慧国”目标的实现。
（三）中小企业应用数字化支付进程缓慢
对中小企业而言，一是采用数字支付解决方案并没有相对于纸质发票的明显成本优势；二是纸质发票与数字支付的对账是一个难题；三是只有进行全业务流程数字化，才具有提高生产率意义。四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数据都难以支撑包含B端和C端在内的完整数字支付转型。
（四）征信数据开放不够全面
新加坡征信局向其会员提供包括消费者信用报告、带有FICO®SME评分的征信局综合报告在内的丰富征信数据及分析工具，相关内容服务具有公共性。然而，目前只有像运通、星展、花旗这样的31家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是该局的会员。这会造成支付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孤岛”问题，形成潜在的市场垄断。德勤的调查也反映出，目前支付行业对公共设施的接入需求最为紧要。
第三节 政府行业规划与法规
一、行业规划
新加坡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电子支付社会，其内涵包括：一是能够刺激支付技术的不断创新；二是能带给支付者最大的便利和信心；三是让企业能通过将数字支付集成到业务流程中来提高生产率；四是每个人都能快速、简单和安全地付款。实现上述目标的四个关键策略是：简化监管、包容性治理、可互通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数字化。
（一）简化监管
这部分主要涉及《支付服务法》及其附属立法，将在后面的“法律法规”中予以介绍。
（二）包容性治理
2017年8月2日，MAS成立了一个支付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企业和贸易协会的20位领导者，每位成员任期两年。支付委员会旨在促进包容性治理，它将各利益相关方聚集起来探讨以下内容：一是发展通用支付基础设施；二是促进支付解决方案的开放访问和互通性；三是采用相应标准和最佳实践提升支付系统质量；四是让所有人都能使用数字支付。委员会负责把相关见解汇总整理，向MAS提出政策建议。
（三）可互通的基础设施
1. FAST（快速安全转账系统）
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电子转账基础设施。2014年，FAST推出，令新加坡成为最早建立7×24银行间实时转账系统的国家之一。该系统快捷、安全，全天候近乎即时的付款和确认对企业现金流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为进一步提升FAST的便利性，新加坡银行协会（ABS）制定中央寻址方案（CAS），允许仅使用收款人的手机号码或NRIC码进行付款。FAST的主要问题在于成本，部分银行对使用FAST的中小企业收取高达10新元/次的转账费用，挫伤了中小企业从免费支票转向数字支付的意愿。
2. PayNow& PayNow Corporate
PayNow是新加坡于2017年7月10日推出的基于FAST的7×24 P2P资金转账服务，可用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星展银行等九家参与行的零售客户。上述银行的零售客户只需使用手机号、NRIC或FIN（外国人身份识别码）便可以通过FAST系统转账新元资金。目前已有200万个人使用PayNow。
此外，还推出了PayNow Corporate，九家参与银行将PayNow的服务扩展到企业、政府机构、商协会和社团组织。通过将上述组织在新加坡的唯一实体编号（UEN）与其银行账户相连，使组织在银行平台注册后即可实时转账新元资金。此外，PayNow Corporate可实现实体和个人间的相互转账。目前已有超过12万家企业采用PayNow Corporate。
3.UPOS（统一销售点）
银行卡虽被广泛使用，但零售店、饭店等地的相应收款设备仍有待增强，新加坡人经常需要询问商家是否接受自己持有的卡。同时，需要多个销售点终端也导致商家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增加。2017年，ABS为支付行业开发了统一的销售点终端（UPOS Terminal），其接受所有主要的信用卡品牌，甚至包括嵌入到智能手机中的NFC卡。2019年，新加坡已在全国部署了超过25000台UPOS终端。
4.SGQR（新加坡二维码）
2018年9月，MAS和IMDA共同发布了统一QR码支付系统——SGQR，这是全球首个集成的QR码。PayNow、GrabPay, NETSPay、Liquid Pay、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27个支付平台的用户可以扫描同一个QR码进行付款，给消费者和商家带来了极大便利。
（四）普遍的数字化
新加坡政府帮助企业推进业务流程数字化并与数字支付解决方案集成，以提高效率。2020年5月26日，政府宣布将在“坚毅向前”预算案中拨出超过5亿新元，帮助企业加快包括采用数字支付在内的数字化转型。其中给予经济重启后受社交距离要求影响最大的餐饮业和零售业从业者“增强数字化奖励”：若商家采用PayNow Corporate、InvoiceNow、数字化业务流程或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可获得最多5000新元的奖励。而对于小贩中心、湿巴刹和咖啡店等数字化程度较低处，IMDA、国家环境局、裕廊集团、建屋发展局和企业发展局共同向这类摊主提供为期五个月、每月300新元的补贴，鼓励他们采用数字支付方式。政府还将承担其交易手续费直至2023年12月31日。2020年10月，由新成立的邻里数字化与振兴委员会和企业发展局共同推出邻里企业数字化计划，力争在年底前协助全国2万个邻里店家以较低费用采用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平台。
二、法律法规
（一）支付服务法
在《支付服务法》生效前，支付和汇款服务受《支付系统（监管）法》（PS（O）A）和《货币兑换和汇款业务法》（MCRBA）的监管。但是，过去几年中支付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在PS（O）A和MCRBA涵盖范围之外的活动引发的新风险，消费者和商户存在使用安全性较低的服务进行收付款的情况。《支付服务法》（Payment Services Act，简称PSA）及其附属立法于2020年1月28日生效，其把所有针对支付服务的监管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立法。
该法有四个主要目标：一是保护消费者和商户的资金；二是增强关键技术和网络标准；三是减少分散性、增加互通性；四是应对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包括：一是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支付服务和活动，包括国内汇款、汇入汇款、商业收购和数字支付令牌服务；二是通过模块化许可方式对支付活动的特定风险加以控制；三是通过改善互通性促进竞争。
该法针对提供数字支付服务的公司设立了全面的监管框架。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企业的业务涉及一项以上属于《公共服务承诺计划》范围内的付款服务，则必须申请货币兑换许可证、标准支付机构许可证和主要支付机构许可证之一。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对申请许可支付机构的股权构成做出了限制：在未事先申请获得 MAS 批准的情况下，禁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个人或实体获得牌照申请机构 20％以上的股份。该法还意在控制与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网络犯罪有关的风险。它规定移动钱包的储值上限金额为5000新元，用户可转移到自身银行账户之外账户的额度为每年30000新元。
《支付服务法规》（PSR）是PSA的补充。为促进支付服务提供商向PSA法规过渡，《支付服务（特定时期的豁免）法规》（PS（E）R）对那些在2020年1月28日之前即从事规定支付服务的实体暂时免除立即申请许可证的要求。根据提供支付服务类型的不同，支付服务提供商可在PSA生效之日起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内申请许可证。此外，MAS已启动支付监管评估计划，帮助企业与法律顾问建立联系，以适应新的法律要求。
PSA建立了新加坡对支付服务的监管框架，为支付市场创新发展提供了坐标、降低了风险、增加了效率。根据德勤在2019年7月开展的调查，有54.8%的受访支付行业高管认为该法力度适中。为满足MAS的要求，47.3%的高管认为公用支付设施的接入最重要，31.1%的人认为风险控制最重要，还有21.6%的人认为最应由政府提供结构性的激励措施。
（二）电子支付用户保护指南
2019年6月《电子支付用户保护指南》正式生效，标志着新加坡数字支付服务保护标准的建立。指南规定了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责任，描述了消费者或金融机构应对数字支付服务造成的损失负责的情形。指南还针对未经授权或错误的支付交易规定了争议解决流程中的责任上限。
自PSA生效后，指南分别于2020年1月28日和9月5日进行了两次更新，以确保在内容上与PSA一致。金融机构、非银信用卡发行商以及提供帐户的非银金融公司均有义务尽合理努力追回错误汇出的款项。
第四节 未来风险与挑战
一、支付市场可能陷入价格战
在德勤开展的调查中，价格战是新加坡支付行业高管认为该市场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认同者占48.7%）。这意味着支付市场将以成本为导向，同时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这将导致：一是支付服务提供商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其将大量投资于营销支出以吸引和留住客户，导致在客户服务和产品创新上投入资源的能力受限；二是会压低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利润率，令一些玩家被迫退出市场，使消费者和商家能够选择的服务变少。最终，虽然商家可从较低的交易费用中获益，但同时服务提供商、网络提供商和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将会恶化，技术创新和增值服务研发将受到抑制，对新加坡整个数字支付生态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二、金融安全风险提高
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进行的数字支付可能不会受到与新加坡银行业同等水平的监管。网络攻击、数据泄露、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风险在持续累积，进而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需要监管机构和行业携手加以应对。
三、疫情对中国支付企业造成沉重打击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虽然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但主要供在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使用。疫情爆发后，边境管控措施让新加坡失去了外国游客，特别是中国大陆游客。相应地，中国企业在新业务势必受到严重影响。这突出了中国支付服务商业务过度局限于本国游客群体带来的较高经营风险。
四、新加坡成长为区域数字支付中心面临风险挑战
东南亚各国的数字支付许可程序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并延长其区域布局所需时间。
东盟于近年间推出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东盟个人数据保护框架》《东盟数字数据治理框架》等，还指定东盟电子商务协调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为成员国内和区域内数据流动监管提供指导。但由于后疫情时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浪潮涌起，在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上各不相同的东盟成员国中的部分国家客观上存在施加数据流动限制的可能，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这会影响到新加坡成为亚太金融和支付中心愿景的实现。数据流动限制更会导致分裂互联网行业，进而抑制跨境数字支付的发展潜力。
第五节 中资企业控风险抓机遇的建议
一、重视并做好合规工作
虽然新加坡数字支付行业较中国起步更晚，但由于政府为该行业提供了完善的行业规划和法律安排，目前新加坡支付市场的竞争反而更为充分。据调查，有39.7%的新加坡支付行业高管认为《支付服务法》过于严苛。在严监管的背景下，国内企业需要高度重视合规工作，应聘请具有服务当地金融或支付企业经验的律所，做好企业投资设立和日常运营中的合规。
二、采用严格技术标准培育重视安全的企业形象
近日，美国国务院向白宫提案要求将蚂蚁金服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进口和使用美国产品和服务。中美之间的金融摩擦很可能最先在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海外投资一事上爆发。相关打压措施会引发新加坡市场对中国支付企业服务能力的担忧，甚至对中企的数据安全产生质疑。为缓解上述风险，建议中资企业主动采用严格的信息安全保护国际标准（如ISO 27001），寻找发达国家经官方认证的专业信息安全测评机构进行认证（如美国Arca、德国VDE等）。企业还应接受政府、议会、媒体等相关方的监督，营造安全、负责、开放的市场形象。同时，应随时关注政治风险，主动做好公众沟通工作，及时出面澄清谣言。
三、采取本地化经营战略
首先，由于PayNow、UPOS和SGQR已将各支付服务高度集成，中国企业将难以照搬在国内基于渠道独占的业务增长模式。建议企业通过服务差异化和构建移动业务生态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支付业务向中国商旅游客以外的群体拓展。
其次，新加坡老年群体的移动支付渗透率不足，使用意愿也不强。而到2050年，新加坡总人口的47％将在65岁以上。建议出海企业结合老年群体的认知特点，开发老年版产品并提供相应的线下培训服务，以进军这部分蓝海市场。
最后，目前新加坡中小企业对数字支付的采用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企如能开发出针对新加坡不同行业中小企业包括数字支付在内的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将是很大的商机。
四、重视B端技术输出
由于新加坡本土数字钱包已经与监管、商业拓展方面建立较强的联系，且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塑造了用户偏好、拥有了用户粘性，因此中资企业在C端支付市场很难建立竞争优势。但B端对成熟的支付技术却存在实际需求，其需要生物识别探索无感付款方式、需要eKYC电子化身份核验技术帮助获取远程用户、需要大数据风控模型降低坏账率、需要区块链技术缩短跨国汇款的到账时长。上述领域很多是中企所擅长的，因此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输出的方式规避激烈的市场竞争，寻求与当地支付服务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五、建立区域支付业务中心
目前，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数字支付正经历蓬勃发展，64％的东盟消费者有信心全天不使用现金。同时，区域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新兴支付技术很感兴趣。考虑到未来东南亚地区很可能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成为亚太制造中心，资金交易流量将成倍增长。建议中资企业以在监管、设施、人才等方面都具有突出优势的新加坡作为区域支付业务中心，管理数据、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跨境调配。未来，东盟其他成员国很可能将充分借鉴新加坡创建数字支付生态体系的成功经验，因此将区域总部放在新加坡将还有利于降低投资环境适应成本，便于市场经验的复制推广，令企业获得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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