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磊：疫情二次暴发，新加坡模式终结了吗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模式就曾引发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推崇者有之，诟病者也不少。随着第二阶段疫情在新加坡的暴发，新加坡的应对方略也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其确诊人数却快速攀升。

新加坡模式是否终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在国家治理层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精英治国、科学治理的典范。但是，本次新冠疫情对新加坡社会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尤其是第二阶段疫情暴发以后，疫情的压力让舆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备受推崇的新加坡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问题。加上疫情暴发初期，政府曾放出会在6月份大选的信号，使舆论出现了对执政党所具有的自信与能力的怀疑。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已经破产，有评论人士还提出了“新加坡政府搞砸了”的观点。

新加坡政府是否真的搞砸了，新加坡模式是否面临终结的危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梳理一下什么是新加坡模式，看看新加坡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危机的历史成绩单，也许会对当前新加坡政府的应对方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何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新加坡发展经验的总称，也被称作是新加坡经验或者新加坡道路。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涵盖了国家治理理念、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根本制度设计、具体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各领域的发展经验等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其实质是发展和治理的问题。“善治的新加坡”，可能是对新加坡模式的最好概括。

纵观新加坡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奋斗史。从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开始，到新马合并和后来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建国，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历经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励精图治，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最终到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

看似低开高走直线腾飞的背后，其实是新加坡不断克服各种危机，进而完善其国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曲折过程。

从李光耀执政初期风起云涌的激进社会运动、严重的种族与社会冲突以及脆弱的经济基础，到吴作栋时期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再到李显龙时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当下的新冠疫情，不同时期的政府都面临诸多来自社会和自然的挑战。

2013年12月爆发的小印度骚乱，更是让当时的社会舆论为新加坡的社会和谐与族群关系捏了一把汗。但是，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并没有被这些危机压垮，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反思检讨过往，最终推动社会和国家更具活力。这也是在新冠疫情面前，新加坡政府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从根本上而言要取决于其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设计和供给能力，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离不开科学完善的制度支撑与有效的政策支持。好制度与好政策的结合，才能催生好的治理效能，而前提是必须要有科学的治理理念引领。

新加坡国家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并非最佳，但是，在科学的治理理念引领下，在其精心设计的治理框架内，实现了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对接，激活了现有制度和政策的最大潜能，最终缔造了“善治”的新加坡。

所以，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新加坡这个“小红点”虽然从确诊人数来看已经是东盟疫情严重指数最高的国家，但是却保持了0.09%的最低死亡率和最高的治愈率。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至少从疫情暴发至今新加坡并没有垮掉，政府还没有“搞砸”，新加坡模式还没有空转，更没有破产。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要深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

有效缓解了疫情冲击

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可以视作是新加坡模式的宏观层面。治理理念决定或者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思路。

对于新加坡来说，其治理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导代压的管理理念、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等。这些理念涵盖了新加坡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新加坡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这是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所在。

在本次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新加坡政府的各项举措也很好地贯彻了这些理念。比如，针对客工群体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李显龙总理就特别指出：新加坡“有责任照顾好客工”，因为客工为新加坡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而人力部长杨莉明则在多个场合强调，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对本次疫情应对中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提升政府在未来同类事务中的治理能力，则凸显了明确的危机意识和可持续理念。

新加坡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制度设计，不妨视作是新加坡模式的中观层面。制度是一个国家共同体内部规约各领域行为的规范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没有具体的制度规约，将成为一盘散沙。而制度体系包括根本的制度、基础的制度和具体的制度等不同层面。

新加坡的政体是其根本的制度设计，而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反贪污制度、储备金制度、法律体系等则属于基础的制度体系，其他诸如拥车证制度、人才战略、电子收费系统等都是涉及具体领域的制度。

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制度设计的优劣和制度化的水平层次，制度化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则会依赖于制度供给与制度执行的程度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