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人物系列：北洋海军副将、“济远”舰管带 ——方伯谦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

方伯谦，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1854年1月14日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济远”舰管带，1894年9月24日因临阵脱逃被处决，时年41岁。

1867年，方伯谦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71年毕业后，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4年，被留用在福建，获五品功牌，充任“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不久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

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习驾驶理法。在校期间，方伯谦与同学严复、萨镇冰等曾多次前往中国使馆做客，热情的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私人日记里记录了对这些留学生的观感，认为方伯谦为人聪明，喜好发议论，表现欲强，但稍嫌轻狂。

1878年6月，方伯谦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入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军舰实习，显示了善于表现自我的性格。1880年5月，留学期满，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对他评价是“聪明谙练”。

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负责舰队新兵训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1885年9月19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不久因援护朝鲜有功，经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短短4年多时间，方伯谦获得了当时普通中国武官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

济远舰

1888年北洋筹备海军建军事宜，方伯谦被调用天津，参与《北洋海军章程》修订。

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可谓优遇已极。

方伯谦之所以在短短数年内能一路青云直上，认真梳理一下北洋海军军官构成，就不难发现答案。

北洋海军中高层军官大都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且籍贯基本集中在福建。李鸿章对于外省人大量涌入自己一手创办的海军，自然充满顾虑，然而出于人才难得考虑，又不得不如此。为驾驭这批外省籍军官，牢牢掌控北洋海军，李鸿章选用非海军出身，但立有战功，人品素著，善于调和诸将的同乡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对此任命，北洋海军中一部分科班出身的闽籍中高级军官大为不满，结党暗中抵制、要挟，为难丁汝昌，企图取而代之，这派军官以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为首，至于军阶在刘之上的左翼总兵林泰曾，虽也是闽人，但因性格内向、懦弱，风头早被刘步蟾压过，这批军官是丁汝昌始终无法真正驾驭的。

当时由闽籍军官担任舰长的军舰上，中级军官大都是闽人，唯独邓世昌与方伯谦二人的军舰上，有大量外省籍的中级军官。丁汝昌必须树立外省力量以平抑刘步蟾等影响，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在刘步蟾的闽籍军官群体之外，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少有的外省人“致远”舰管带广东人邓世昌，为人朴诚、敢为，但终因性格过于刚烈，不谙官场之道，也难以予以重用。而向来以“聪明”著称的方伯谦，虽然对于提督一职也充满欲望，但与刘步蟾等的不合作方法不同，方伯谦走的是一条捷径，对高层采取积极合作态度。这位闽籍军官中的特例，且又具备近代海军知识的人物，深受李鸿章青睐，被李鸿章、丁汝昌倚为控制北洋海军的左右手，因而一再得到升迁、重用。

北洋海军

一路扶摇直上的方伯谦，被突如其来的高官厚禄及各等荣誉冲昏了头脑，贪腐腐化也应运而生。据其自撰的益堂年谱记载，方伯谦先后在大沽、烟台、威海、上海等地置办房产。每到一港，必移其家眷到彼居住。而且在购置房产的同时，也陆续续娶了几房小妾（其中一房纳于其为父治丧期间），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16岁。虽然，北洋诸将多有置地购产之举，但像方伯谦这样大肆行事的，实在少见，而像方伯谦这样热衷纳妾的，更是绝无仅有。作为一名军人，过于贪图财富及享受，不禁令人担心他在生死抉择时的权衡取舍。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师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停泊在刘公岛岛外的北洋舰队

丁汝昌根据李鸿章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以方伯谦为队长。6月22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天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6月23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

丰岛海战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方伯谦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1894年9月17日午后，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

黄海大海战

1894年9月18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后，舰队方返回。

1894年9月22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4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当得知清廷下谕定罪行刑后，方伯谦方寸大乱，痛哭流涕求旅顺的陆军守将宋庆救其活命，宋庆则愤然道：“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自我操，则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重误国家大事耶。”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被押往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行刑前方伯谦神情恍惚，口中用福建话念念有词，行刑的兵士对这位逃将也充满憎恨，并没有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刀经三落，身首始分离，不复能衽习风涛眠籍花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