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名：浅谈我所经手的宋人尺牍

我在佳士得公司工作了22年，从1996到2000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我经手的宋人尺牍有30件之多，而且其中有十件是该作者的孤本，也就是该作品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件，没有第二件。宋人尺牍即使是南宋作品，至今也有800多年，十分稀有，更何况是孤本那就万分珍贵了。在这里我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介绍与大家分享。

张氏涵庐宋人尺牍

1996年我从巴西一位藏家那里收到一批宋元诗牍，共有40件之多，其中宋人尺牍有19件，元人诗牍有21件。藏家姓张名文魁，字师良，号涵庐。原籍是上海人，1950年代初移民去了巴西。张氏在上海时与张珩、谭敬等大收藏家都很熟，很多藏品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

在这批19件宋人尺牍中，有三件是孤本。一件是石介《内谒帖》（图1），石介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死，归耕徂徕山下，人称“徂徕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一件是曾巩《局事帖》（图2），曾巩以文章著名于世，学者称“南丰先生”，亦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件是左肤《高义帖》（图3），左肤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书法挺拔畅丽，学米芾，很有功力。众所周知学米芾最有名的是南宋的吴琚；左肤是北宋人，说明北宋时已有人学米芾了。

图1 ：石介，《内谒帖》，北宋

图2 ：曾巩，《局事帖》，北宋

图3 ：左肤，《高义帖》，北宋

收到张文魁这批宋人尺牍后，我就做了一册专拍目录（图4），而且还印制了一张折页（图5），特别介绍这批宋人尺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们，看了介绍之后很感兴趣，询问能否拿去北京让他们过目，于是我把这批尺牍都带去北京故宫，请他们鉴定。（图6）同时北京故宫正在展览安思远收藏的碑帖，有一个研讨会，会方知道了这批宋人尺牍正在故宫请老专家们鉴定，于是和我商量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否让参加书法讨论会的代表们也欣赏一下这批宋人尺牍，这不在这次我到北京故宫行程的安排中，最后我还是同意了，在故宫漱芳斋做一小时的展览，展览场地都是临时布置的。（图7）

图4： 张氏涵庐专场目录

图5： 张氏涵庐专场折页

图6： 学者傅熹年、徐邦达、刘九庵观看涵庐尺牍

图7 ：宋人尺牍于北京故宫的一小时展览

这批宋人尺牍拍卖结果非常好，都是高出三到五倍当时的估价成交。曾巩《局事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想要买的一件，结果没有买到。后来我见到徐邦达先生，他问我是什么人买得这件书法，我说外国人买的；他又问这个人懂不懂中国的书法，我说可能不懂；他很生气地说，怎么让不懂的外国人买去了。以后我见到他，他常问我这件尺牍有没有可能再出来，我说一时恐怕不会。结果15年以后这件曾巩《局事帖》再出来了，价格是当年的15倍，最终回到中国为私人收藏。

在这批宋人尺牍中有五件当时是北京翰海拍卖行秦公（1943-2000）买的：石介《内谒帖》、左肤《高义帖》、富弼《儿子帖》、何栗《屏居帖》、吕嘉问《足疾帖》。现在这五件尺牍都纳入为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其中富弼的《儿子帖》（图8）很有意思，这是富弼为他的儿子托人照顾的一封信，信的末尾说“此亦乞丙去”，“丙去”是烧掉的意思；很幸运受信的人没有烧去，保留到今天。还有一件朱熹的《十一月七日札》（图9），这件现藏上海博物馆。至于拍卖图录封面苏轼的《近人帖》（图4），至今还为私人收藏。

图8 ：富弼，《儿子帖》，北宋

图9 ：朱熹，《十一月七日札》，南宋

钱俶墨迹与题跋

张氏涵庐这批宋人尺牍是我在1996年拍卖的，1997年就有两位藏家来找我，说他们也有宋人尺牍，一位是我相熟的藏家，另外一位是第一次见面。先说这位相熟的藏家，他住香港。1997年下半年一日他将我延至家中，出示一手卷，卷签题：“吴越钱武肃王铁券图式 并武肃王忠懿王手迹及宋元明三朝诸题跋上上神品”。内容包括：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铁券”之图式木刻拓印本，吴越第三代忠懿王钱俶之墨迹手简（图10），南宋朱熹真迹及宋元明清民国五朝49人之题跋和观款。

图10 ：吴越王手简

钱俶书法先前从未有见过，于是我着手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如何证实这是钱俶的真迹颇费心力。通常对一件古代法书的鉴定是，从书法本身的用笔、结体、行气、布局、纸张、墨色，还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气息等方面来辨别。钱俶这件书法从上述各方面来鉴定我都认可，不过心里总有不踏实之处。

于是查书，在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钱俶：“颇知书，雅好吟咏，宋太宗一日遣使谓曰，闻卿善草圣，可写一二纸进来。俶即以旧所书绢图上之，诏书褒美，并称其笔法入神品。”又再查《宣和书谱》载：“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颠草，其斡旋盘结，不减古人。太宗遣使取其草书进，俶乃以旧习绢图上之，诏赐以玉砚、金匣、象管、蜀笺等，且示宠焉。”两书所说相近，且都有“以旧习绢图上之”。在手卷题跋中有钱俶的后人，诸孙钱直孺题跋：“雍熙中，太宗皇帝诏忠懿王以草圣之妙，可进一二纸来，时王披风恙，不能握笔，得先书绢图以献，墨诏慰谕甚厚。今二浙所有，唯民间时得批判状牒而已。元佑辛未仲秋二十有五日恭览。诸孙直孺谨题。”（图11）

图11 ：吴越王手简钱直孺跋

先前对于《辞典》和《宣和书谱》都有之“以旧习绢图上之”，有不明之处。既然太宗要钱俶书法，为何要将旧习绢图进上。在钱直孺题跋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因为“时王披风恙，不能握笔”之故，所以将旧书进上，颇能释疑。

另外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的叙述是从《宣和书谱》来，而《宣和书谱》中叙述是从钱直孺的题跋中来。钱直孺跋在元佑辛未（1091），《宣和书谱》成书虽然没有具体年份，但既然称《宣和书谱》，应在宣和年间（1119-1125）或之后。钱直孺之跋早于《宣和书谱》几近二三十年。且钱直孺是钱俶的后人，此点合情合理无疑，至此对这件钱俶书法的真实性，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于是我印制了一份《人间至宝》的宣传折页（图12）分发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收藏家。浙江省是吴越国的所在地，特知会浙江省博物馆，并决定携卷前往上海、北京征求前辈专家意见。原来浙江省博物馆亦有一件《钱镠钱俶批牍合卷》，希望浙江省博物馆能派员前往上海共同探讨研究。1998年3月浙江省博物馆派曹锦炎副馆长、专家查永玲及保管部主任三人与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汪庆正副馆长、单国霖主任、佳士得拍卖公司除我外尚有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办事处主任宋仁明等在上海博物馆会面。喜出望外的是，浙江省博物馆他们亦携该馆所藏《钱镠钱俶批牍合卷》赴约，该卷是浙江省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是不能轻易带出馆外的。两卷同时在台上展开，相互比较对阅。无论纸张、墨色、花押、书法完全一致，而且浙江省博物馆卷后抄有遗失的题跋，钱直孺、危素、钱尚德等跋均在本卷中。故三方专家均认同此二卷书法早期应是同一卷，后来拆散。至于拆散在何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12： 吴越王手简《人间至宝》宣传折页

两卷书法匆匆在上海博物馆相聚一小时后，第二天我即携卷前往北京。1996年北京故宫前辈专家们，在看完张氏涵庐所藏宋人尺牍后，曾经表示以后若有重要书画，希望能携往过目。所以这次携卷前往故宫漱芳斋鉴定，到会者徐邦达、刘九庵、朱家溍、史树青等，经过半小时鉴定后，徐邦达、刘九庵等均认为真迹没有问题。在钱直孺题跋纸上还有贾似道的观款，我特别请教过徐先生，是否在其他地方有贾似道的书法？徐老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没有。我又问对于这里的观款，您觉得如何？他说气息尚不错。

浙江省博物馆在上海见面后，回杭州即发表消息题为“稀世珍宝一半在华，一半在美/吴越二王手迹待重圆/即将在美拍卖，专家盼复合”一文（图13）。我亦撰写了一篇题为“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呼吁华人有识之士，中华瑰宝应归炎黄子孙”的文章。一时两岸四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报纸都转载了，十分轰动。中国中央电视台还要来现场拍摄拍卖转播。最终这件《吴越王钱镠钱俶墨迹手简卷》以44万美元拍出，中央电视台也委托纽约中文电视台“中文传讯电视”来拍摄了现场的情况。

图13 ：香港《大公报》关于吴越王手简的报道

北宋名臣书翰八帖真迹卷

2001年我在香港又遇见了一件《北宋名臣书翰八帖真迹卷》，通过这几年我经手了这么些宋人尺牍，对于宋人墨迹尺牍书法，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八件尺牍是十分标准的宋人书法，其中包括有：叶清臣《移镇帖》（图14）、王安礼《清胜帖》（图15）、曾布《乡往帖》（图16）、苏颂《守郡帖》（图17）、范祖禹《公休帖》（图18）、张舜民《东来帖》（图19）、孔武仲《莘民帖》（图20）、李时雍《邻荫帖》（图21）。

图14 ：叶清臣，《移镇帖》，北宋

图15 ：王安礼，《清胜帖》，北宋

图16 ：曾布，《乡往帖》，北宋

图17 ：苏颂，《守郡帖》，北宋

图18 范祖禹，《公休帖》，北宋

图19 ：张舜民，《东来帖》，北宋

图20： 孔武仲，《莘民帖》，北宋

图21 ： 李时雍，《邻荫帖》，北宋

经研究以后，知道此八件宋人尺牍中有五件是孤本。王安礼、苏颂、范祖禹、孔武仲、李时雍等五人。而且这五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人物：苏颂，年轻时即为欧阳修、杜衍所器重，晚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学识渊博，无所不通。范祖禹，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15年，与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十分密迩。此尺牍就是范祖禹写给司马康的，上款“公休”是司马康的表字。王安礼是王安石的三弟，苏东坡曾下台狱，王安礼力救得免。元丰中拜尚书右丞，改左丞，有魏公集。孔武仲曾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坐元佑党籍，后复原官。与兄文仲、弟平仲，号“清江三孔”。李时雍与米芾同朝为书学博士，当时在宫中李氏声名高出米上。于是皇帝“内出绛纱封臂，非奉诏不得书”。所以至今只剩下这一孤本存世。

见此件书法如此重要，于是我又印制《宋人法书》折页（图22），分发海内外公私收藏，北京故宫徐邦达先生见折页后要求过目，我携卷前往北京，那时徐老已经很少去故宫了，约在徐老家里请他鉴定。当天在场除了徐老，还有启功先生、谢辰生、王连起、杨新、苏士澍等，那天下午徐老说有宝贝看了，精神很好（图23）。经过一个小时各人仔细鉴定后，一致认为非常好，而且有五人是孤本，非常难得。徐老一生鉴定书画无数，居然没见过这卷书法，真是“漏网之鱼”了。

图22： 北宋名臣书翰八帖《宋人法书》折页

图23： 学者徐邦达、启功等鉴定北宋名臣书翰八帖

苏轼《功甫帖》

以上就是我所经手的30件宋人尺牍。还有一件虽然不是我直接经手，但在2013年秋季苏富比拍卖行纽约中国书画拍卖目录中，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心仪已久之北宋苏轼〈功甫帖〉》的文章（图24）。苏轼《功甫帖》拍卖之后，在2014年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在这里我把我所知道的这件《功甫帖》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的文章要用“心仪已久”这样的说法，这还得从第一次我知道苏轼有一件《功甫帖》说起。

图24 ：2013年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目录

1997年上半年有位长者约我相见，声称亦有宋人尺牍。见面以后出示照片，果然有宋人尺牍米芾、黄庭坚作品，而且是赫赫有名的两件──米芾的《章侯茂异帖》和黄庭坚的《小子相帖》。这两件书法我都曾经见到过真迹。那还是一九七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尚在上海朵云轩任职。其时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以来“功绩”的展览（亦即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抄家得来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的展览），这两件宋人法书──米芾的《章侯茂异帖》（图25）和黄庭坚的《小子相帖》（图26）即在该次展览中展出，我在该展览中见过。

图25 ：米芾，《章侯茂异帖》，北宋

图26 ：黄庭坚，《小子相帖》，北宋

此次见到是这两件宋人书法的照片，我即和长者说，这两件书法不可能是你的。据我所知，这两件书法在上海博物馆收藏。长者说，是在上海博物馆，但是我的。当时我不相信他所说的。同时还有一批照片，是他的收藏品，有书画、瓷器、玉器、铜器等，看上去都很好，照片只能知道大概的情况，最终还是要看原件，于是相约上门看实物。时间安排在1997年7月初，长者住在美国克里夫兰的近郊。

我和公司器物部门的主管杜先生一同前往，班机早上6点多从纽约出发，到达克里夫兰已经是8时多，在机场租车自己开车去，大概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后抵达，可见到在一个宁静的乡间，座落着一幢很有特色的小房子。后来才知道这屋是主人自己设计的。寒暄一番后开始工作，整整一天我看了有七八十件书画；杜先生也看了大大小小上百件器物，包括瓷器、玉器、铜器、文房、印章等。

这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收藏，我开始了解这个收藏的来源。其实在观看这些收藏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位藏家是许汉卿。因为差不多每一件藏品他都仔细考证过，并写下题跋。现在的收藏者是许汉卿的孙儿。同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收藏，一天工作下来很累，观看每件藏品都做了笔记，拍了照片，还要赶晚上8时多的飞机回纽约；因为拜访的这一天是7月3日，第二天是美国的国庆，必须回家。

从这以后我就一直和许氏的后人（许氏后人亦姓许，本文以下就用许氏）有不间断的联络，希望能得到这个收藏拍卖。说亦有缘，许氏的太太是上海人，许氏来美居住已有半个世纪，从前在上海亦曾居住过，尚能讲些上海话。我虽是祖籍广东，但出生在上海，能说上海话，于是我们之间亲近不少。经过一年多的交往，虽然尚未得到许氏的收藏品拍卖，但我们之间以诚相待，取得了相互的信任。

在一次相谈中，知道许氏的收藏有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取走，目前尚保管在上海博物馆。而第一次我们见面时，所见到的米芾《章侯茂异帖》和黄山谷《小子相帖》，即是其中的两件。同时许氏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委托我去上海博物馆，看一下在上海博物馆保管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些藏品。我说我可以去上海博物馆，我和当时的马承源、汪庆正二位馆长都熟悉，但我不能向他们要求，指明要看许汉卿的藏品。他说不用担心，他会和上海博物馆二位馆长联络，让我看许汉卿的收藏。

1998年10月，我和上海博物馆的二位馆长联系，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看许汉卿的收藏，安排时间和我见面，也把许氏的收藏准备好，让我过目。陪我同往上海博物馆的是当时我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主管朱仁明。我在上海博物馆看了许氏的收藏，做了一些笔记，也拍了一些照片。任务完成以后和马、汪两位馆长见面，二位知道我和许氏熟悉，就和我讲上海博物馆希望能够得到米芾《章侯茂异帖》和黄山谷《小子相帖》两件宋人书法，能否请许氏转让给博物馆，并委托我向许氏转达他们的意向。我也很乐意帮助上海博物馆得到这两件宋人书法。回来以后，我向许氏转达了上海博物馆的要求。

当我把上海博物馆想要收藏米芾和黄庭坚二帖的意向告诉许氏以后，许氏认为可以考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许氏和我讲这些藏品的价值如何他不清楚，要求我作一估价。米芾和黄庭坚的书法从未在市场上出现过，很难估一个确切的价值，我只能以1996年拍卖过的宋人信札作参考估价。在上海时马、汪二位馆长曾经和我说过，上海博物馆没有多少钱可以买藏品，希望能够估一个合适的价钱，他们能买。最后许氏非常慷慨地出让了三件藏品给上海博物馆，除了米芾和黄庭坚二件书法，还有一套十册宋拓《淳化阁帖》潘祖纯藏本。另外，又把米芾《道祖帖》和苏轼《刘锡敕》合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图27）

图27： 苏米合卷甲午重装签条一影

自从我在上海博物馆见到许氏这些藏品，回来以后我就对这些藏品进行仔细的研究。发掘许氏藏品中米芾的《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图28），还有苏轼《刘锡敕》（图29），这三帖在晚清李佐贤的《书画鉴影》一书里面有著录，名为《苏米翰札合册》。著录中记录了两件苏帖、两件米帖，但现在见到的只有三帖，缺少了苏轼《功甫帖》。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功甫帖》的情况。同时，在研究中知道此帖除了李佐贤的《书画鉴影》有所著录外，还有安仪周的《墨缘汇观》、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都有著录。而且三本书对《功甫帖》都称颂有加，更引起我对此帖的注重。私忖只有两行九个字的此帖，是否会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纷乱中，因不注意而被丢弃了。又怀疑此帖是否会在许汉卿收藏之前，就已经被拆散了。

图28： 米芾，《道祖帖》，北宋

图29 ：苏轼，《刘锡敕》，北宋

直到后来，见到许汉卿在另一册《苏文忠黄文节合璧册》的题跋，才知道许汉卿确实收藏过这件《功甫帖》，许跋：“壬午（1942）新春于津门得坡公《定惠院月夜偶出诗》、山谷老人《小子相孏书帖》。大雨如悬河。帖为玉局（苏轼）、双井（黄庭坚）两公书中神境。后有覃溪、南山、荷屋、云台、茝林诸老题跋，各具韵胜。阮跋内且详论古人制笔、用笔之不同。清言娓娓，忍俊不禁令人意远。久病新愈，得此特健药，可以却病，可以引年，抑何幸也。敝笈藏有坡公《送别功甫帖》、《刘锡敕文》，米襄阳《春入沂水帖》、《臈白帖》、《章侯茂异帖》、《道祖帖》。今又得此苏黄合璧册，皆至友汪兄向叔为作蹇修，并欲为我物色君谟手迹，拟以苏黄米蔡名吾斋。汪兄诚盛德君子人也，惟余向守求阙之旨，不敢求全。况即以苏黄米颜吾居又何不可。壬午花朝淳斋病起书于津寓之晨风合。”钤印：“许汉卿印”“淳斋”。（图30）

图30： 许汉卿题跋，《苏文忠黄文节合璧册》，近现代

自我见到许汉卿的收藏之后，多年来一直留意寻找《功甫帖》到哪里去，这在我的心中始终是个谜。直到2012年我买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张葱玉日记·诗稿》一书，在读到1940年2月4日的日记时，张葱玉提到苏东坡《功甫帖》亦十分赞赏此帖，而且指明是从韩慎先处来（图31），又引起了我对《功甫帖》的探求。我用有据可查的资料，将《功甫帖》的流传经过梳理了一遍：此帖在明朝时为项元汴收藏，有藏印三方。清初则归安仪周，有藏印一方并载入《墨缘汇观》。乾隆时为江德量所有，见翁方纲乾隆五十五年（1790）跋。至嘉庆庚午（1810）时已转入成亲王收藏，见成亲王题跋。而后李佐贤在同治辛未（1871）《书画鉴影》成书时，已载入该书。直到1940年2月在张葱玉日记中，明言是韩慎先处来。许汉卿在其一则壬午花朝（1942年2月12日）题跋中，就已经说“敝笈藏有坡公《送别功甫帖》”。在同跋中许氏又说其苏、黄、米书法“皆至友汪兄向叔为作蹇修”。也就是说都是汪向叔介绍的。汪向叔即是汪士元，着有《麓云楼书画记》。许、汪二人当时都在天津的大陆银行任职，许曾是银行常务董事，汪则是银行总秘书，韩慎先是久住在天津的，在天津开设有古玩铺“达文斋”。故在韩慎先告知张葱玉后，许汉卿通过汪士元的介绍，捷足先登将《功甫帖》纳入囊中。

图31 ：张珩日记书影，近现代

2013年6月我从中国返美后，即收到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的主管张荣德来电话（我和张荣德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时，同在上海朵云轩任职，有五年同事之谊），询问是否知道有一件苏轼《功甫帖》，得知现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库房。我听到以后十分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我见到原件时，我心里就明白了，为何许汉卿留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中，不见此《功甫帖》。现存的《功甫帖》已不是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中的册页了，而是改装裱成一件立轴。装裱十分讲究，轴有丝质外套，古锦外包首。（图32）立轴两端是象牙轴头，刻有许汉卿楷书题字，字填石青色。一边轴头刻“苏东坡功甫帖”（图33），另一边刻“汉卿付珣永保”。（图34）

图32 ：《功甫帖》装裱外貌

图33 ：象牙轴头刻“苏东坡功甫帖”

图34 ：象牙轴头刻“汉卿付珣永保”

立轴装裱四幅书法，上层两幅，右边苏轼《功甫帖》，左边项元汴收藏印三枚，翁方纲题跋三则。下层右边翁方纲双钩填墨摹本《功甫帖》，左边许汉卿自书题跋，时在癸巳嘉平（1953年12月）。轴中还有许汉卿题跋三则，都是在裱绫上，时间都是甲午（1954）春天。

另外李佐贤《书画鉴影》书中的《苏米翰札合册》，其中的苏轼《刘锡敕》和米芾《道祖帖》现已合装成手卷，其签条亦是许汉卿所题：“宋苏东坡米元章真迹合璧卷 甲午首夏重装 改翁题藏”，钤印：“改翁”、“许氏汉卿珍藏”（图27）。说明《苏米翰札合册》是被许汉卿拆散分裱的，时间是在甲午年（1954）。而苏轼《功甫帖》装裱成立轴以后，就给了一个名字中有“珣”字的人。后来我曾征询过许氏后人，原来“珣”字是许汉卿的另一个儿子，名“世珣”。行文至此，苏轼《功甫帖》的来龙去脉，流传经过，也许比较清楚了吧。

关于苏轼的《功甫帖》，我想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填墨的摹本，而且是从清中期的《安素轩石刻法帖》中双钩摹出。我以为非也，要做一件双钩填墨的摹本书法，纸张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第一，纸张要有透明度，因为没有一定的透明度是不能够准确勾勒出所要摹的书法。第二，纸张要不渗水，若渗水的话就会玷污所要摹的书法，损害原迹。这两个条件，现在所看见的苏轼《功甫帖》都不具备。《功甫帖》所用的是楮皮纸，既不透明、又不渗墨，所以从纸张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是双钩廓填的摹本。同轴有翁方纲所做的摹本（图35），用的是油素纸，这种纸用油浸过后既透明、又不渗水，这才是当时普遍用于双钩填墨的纸张。所以要做一件摹本书法，通常需要油素、双钩、廓填三个步骤才能完成。

图35 ：《功甫帖》清代翁方纲的双钩摹本。

对于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出现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并不奇怪且常有，从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1980年代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集中了中国顶级的专家，他们在鉴定的时候也常会有不同意见。在鉴定的领域里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也不一定能有统一的结论；但通过找出更多的材料，进行分析、比对、讨论，真理应该愈辩愈明，这个逻辑还是存在的。

马成名，前佳士得中国书画专家

本文转载自《典藏·古美术》（繁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