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 秦博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摘要】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几百年来，东南亚一直处于西方列强的博弈和争夺的笼罩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数千年来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山水相连的地缘空间及血脉相通的人文交流，这是双边历史发展脉络的主旋律。东南亚成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与崛起的中国发展体系之间长期深刻竞争与博弈的、地缘战略意义凸显的关键区域。

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东盟与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支柱性区域。多年来，双方互联互通不断加速，经济融合持续加深，经贸合作日益加快，人文交往更加密切，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新形势下，中方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历史经验，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擘画了发展蓝图，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动力。当今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十分深刻，充满了复杂性，全球治理体系充满挑战。中美之间在贸易战、科技战和民主软实力战争方面的体系性斗争越来越激烈并波及广泛的全球领域和利益各方。长远来看，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经济贡献和制度贡献将持续扩大，同东盟之间的合作天地将会更为广阔。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在彼此的外交场合或新闻报道乃至民间俗语中，谈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时，常用“家人”“兄弟”“同志”等表述定位。央视在报道本次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时，更是称“中国与东盟是一个大家庭，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提法并不特别常见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类似描述，但类似的提法却并不鲜见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由此可以看出，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家人、兄弟、同志”般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建立在历史文化认同和现实战略利益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中国-东盟的整体关系已超越一般性的国际法范畴与双边互动的常规，存在着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加紧密、更加互信和更为互惠的优质关系做战略性提升与整合的发展空间。

一、中国-东南亚（东盟）：“家人、兄弟和同志”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中国与东南亚（东盟）的长期交往史中，“家人、兄弟和同志”所蕴含的亲密关系要超越一般国际法的规范原则，持续记录、储存和释放着双方共享的“历史资本”并激励着双方寻求建立更为紧密的区域共同体架构。

比如，“中泰一家亲”已经成为中泰两国的广泛共识，习近平主席多次使用该表述。习近平主席曾评价中泰关系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定位泰国和中国是“好亲戚、好邻居”。李克强总理曾在泰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强调，中泰双方应巩固“中泰一家亲”传统友谊，做频繁往来的好亲戚，使两国和两国人民“亲上加亲”。诗琳通公主曾用汉语作诗盛赞中泰两国为手足，“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多年来，诗琳通公主也确实一直尽力诠释着自己的这一诗句，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动泰中友好合作。同样，对于中国与缅甸而言，两国互以“胞波”相称。缅甸语中的“胞波”一词就是指一母同胞的兄弟。2020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缅甸，新华社以“中缅共命运，胞波情谊长”作为报道题目，此言不虚，是中缅关系的真实写照。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2000多年的交往史，从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互通有无，到骠国王子出使盛唐交流歌舞艺术，从上世纪双方携手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新中国成立后缅甸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中缅山水相连，心意相通，休戚与共。202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缅甸的物资上也贴着“千年胞波情，众志可成城”。

类似的，中国与老挝和越南之间向来也有“同志加兄弟”的说法，这是在传统历史文化亲情基础上叠加了第三世界共同寻求解放和平等的革命友谊。传统上，中国一般称越南、老挝、古巴等同属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同志”，而“兄弟”国更是指曾经共同抗敌的国家，关系亲如兄弟。2017年，老挝外交部部长沙伦赛曾说，老挝和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都会如兄弟般更加亲密团结。2019年，老挝成为第一个和中国签署“命运共同体”有关协议的国家。此次签署行动计划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双边合作文件之一，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20年，外交部长王毅同老挝外长沙伦赛举行会谈表示中老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近邻，也是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加兄弟。沙伦赛则当即回应“同志加战友”。2020年4月，解放军援助老挝的物资上则贴着“占芭花常开，兄弟情常在”，占芭花是老挝的国花，花期长，易栽培。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致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祝贺他当选老挝国家主席，在贺信中，称中老关系为“兄弟般友好情谊”。2021年11月17日，老挝政府总理潘坎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重大成果，在他的讲话中，两次以“兄弟”称呼中国人民、中国党和中国政府。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习近平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共同出席通车仪式，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成为中南半岛的重要经济交通枢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空前明朗，具体生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价值和光明前景。2021年9月1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王毅时指出中越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阮富仲在讲话中数次用“兄弟”称呼中国党和国家。9月15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见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时表示，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而越方的范星梅在其讲话中也以“同志加兄弟”来形容中越情谊。

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定位和称呼更是独具特色。今年 9月11日，柬埔寨王家军总司令翁比塞上将表示，柬中是同呼吸、共患难的“铁杆兄弟”。2021年9月12日王毅在金边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柬埔寨是中国的铁杆朋友和友好近邻”，“中柬友谊比铁还硬、比钢还强”。2018年6月，在柬埔寨与中国建交60周年时，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不仅是好朋友，更是好兄弟”。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当晚在金边举行国庆70周年招待会，柬埔寨首相洪森出席并致辞说，中国是伟大的朋友。2020年11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莫尼列在致答辞中数次称中国为兄弟。从公元前的最初接触到公元 1世纪的国家往来，从公元 10世纪的繁荣贸易到17世纪的反抗殖民，中柬两国创造了长达近 2000年的交往历史，官方的朝贡往来从政治上见证了两国相互认同，民间的海上贸易从经济上造就了多种物产的广泛交换。彼此文明的传播为两国奠定了相互理解的哲学基础，生活习俗的共通为人民提供了相互包容的现实条件。宋代以后，更多的中国居民迁往柬埔寨定居，逐渐融入当地，成为了柬埔寨国家不可缺少的社会群体。中柬两国的交往从最早的官方往来，到后来的民间互市，最后演变为人民的迁移定居，两国的合作互信不言而喻。悠久的历史友谊不仅成为了在当今多元的国际社会中建立政治互信、实现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政治上的相互信赖和民间的心灵相通更是两国抵制外来势力挑拨分歧、诽谤信誉的有力武器。

中-菲、中-马、中-印尼之间也有类似提法。2021年1月16日，王毅访问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王毅在讲话中指出菲律宾是中国的好朋友、好兄弟。无论是政府捐赠还是商业采购，中国都是首个向菲提供疫苗的国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强调自己有华人血统，曾说自己的外公是华人，并为自己拥有华人血统感到自豪，并也曾以“兄弟”称呼中国，还表示“愿意永远同兄弟般的中国做朋友”。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曼·劳雷尔认为“中国是菲律宾可信赖的朋友和兄弟”。2020年10月13日王毅在吉隆坡同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中马一同取得了合作抗疫的重大成果，深化了兄弟邻邦的友好情谊。2021年4月1日王毅在福建南平与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举行了会谈。希沙姆丁在记者招待会的公开讲话中，用汉语形容中马关系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随后还用汉语称呼王毅为“我的大哥”，并称王毅永远是自己的大哥。而王毅回敬“我们是兄弟”，并表示，中马两国是跨越千年的好邻居、好兄弟、好伙伴。早在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使用了“兄弟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称呼。2021年1月1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苏门答腊应邀会见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卢胡特称中国和印尼是兄弟，表示愿意推进双方深化合作。中方与文莱及还不是东盟成员国的东帝汶也都有类似的官方定位。

当前，亚太地区局势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复杂深刻演变。“以东盟为中心”是东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对外合作的基本原则，有两大基本内涵，即既要防止被分裂，也要防止被主导。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却积极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打破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本质是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对“以东盟为中心”的架构设计带来冲击，对东盟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加以遏制和破坏。东盟不会放弃把本地区话语叙事权掌握于自己手中，但美国企图再造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话语体系，东盟对地区的话语叙事权受到挑战。在这一困境下，中国对东盟的支持立场显得尤其及时和正义，在周边率先落地，在人民心中扎根，可为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长期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从周边做起，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二、在美国维系霸权与中国和平发展博弈中的东盟国家：策略选择及其两难

强制向别国输出民主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国对外投入外交资本的重要载体。中美博弈导致的亚太地区形势新变化，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出于其最大利益的考量。东盟国家钟意于中国高速发展能带给它们丰富经济回报和商业机遇，也依靠着美国在深度介入东南亚的“再保障”战略政策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感。尽管美国尝试“胁迫”，但东盟国家并未无条件服从。一边是美国遥遥领先的霸主优势，一边是历史悠久、共享被殖民情感遭遇的老邻居，东盟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继续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一向被认为东南亚国家中最亲美的新加坡，其总理李显 龙于2020年6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濒危的亚洲世纪》的文章也体现了这种思路。他指出：“亚洲国家视美国为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同时，中国是东南亚国家的强大邻居，其他亚洲国家不想在两者之间做出被迫的选择。如果任何一方试图迫使亚洲各国做出选择，如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北京寻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专属势力范围，美中将走上一段持续数十年的对峙之路，使长久以来预期出现的亚洲世纪岌岌可危。”新加坡资深外交家和战略家马凯硕先生对中美之间的第三方国家的选择包括“新加坡处境”亦有精到的分析。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认为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天然主导者，不断崛起的中国将日益主导东亚地区的事务，而中美日三者的关系和角逐最终会决定本地区的走向。拉莫斯认为对于菲律宾而言，谁是最亲密的邻邦，尚且未知。从“南海仲裁案”的地缘斗争以及美菲的复杂关系来看，东盟内部国家的具体立场存在很大差异，中美影响力的具体作用也各有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将东盟整体分析与东南亚国家具体分析做适当的区分与协调。

美国认为中国是其新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这种判断基本贯穿了美国对华策略的底层逻辑。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几乎不再理会中国崛起的非称霸意图或和平实质，而是空前一致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冲击着美国操纵下的国际秩序，挤占着美国的霸权空间，削弱着美国在全球事务与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美国却绝不会允许它在亚太、印太地区业已构建的霸权地位受到任何挑战，也绝不愿在此框架下的美国政治与经济利益遭受缩减，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很可能会向东盟国家施压、进一步离间中国与东盟，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在东南亚的深度介入，从而压制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影响力，进而保证美国霸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理论优越性不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所撼动。中国已完全被美国作为事实上的假想敌和战略竞争对手，无论美国政府的表面伎俩如何充满模糊空间、如何玩弄文字游戏，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的立场已然是其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很难变更的国策。在这场演进着的深刻变局中，中国究竟是能够快速迎来民族复兴的转折机遇，还是被迫进入更加险象环生的复杂僵持，东南亚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地带，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所在。作为最大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让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能够“万世一（美）系”，维护摇摇欲坠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其霸权的自我捍卫已逐步进入一种“恐怖化”阶段。美国朝野一直认为冷战后对美国霸权能构成真实威胁的只有中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无挑战美国的意图，更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基督教“异教”世界观和功利霸权思维框架却一直将美国局限在误读中国的思维陷阱中。美国在 2017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国防部在 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中直言不讳：“中国试图改变印太地区的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持续上升，政府制定的长期全方位战略将会发挥实力……中国近期的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要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通过掠夺和攫取原住民而建立起来的美国，从其诞生到现在一直以商业利益的价值格局矮化着、误解着其他文明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19世纪中期以来更是持续质疑和挑战中华民族由历史发展长河所滋养起来的博大情怀、高远境界和深厚格局。

因此，我们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东南亚区域既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战略利益的近邻，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但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和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 -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关系不断重塑东盟各国的外交战略和决策，迫使东盟各国不得不依据地缘政治重新思考，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制定有利于本国的新策略和区域秩序。地缘政治的现实使得东盟国家生存在各大国际势力利益交汇的漩涡中。

同时，东南亚本地的曼陀罗体系也深深影响着本区域的外交政策和价值格局。哈佛大学学者斯坦利·杰亚拉雅·坦比亚（StanleyJeyaraja Tambiah）利用曼陀罗的框架来理解东南亚。曼陀罗的概念来自印度佛教，它由两个元素组成：核心（manda）和一个容器或包围的元素（la）。在印度佛教思想和实践的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如此坚持的曼陀罗设计。在哲学和教义的层面上，小乘佛教的“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学派用卫星法表示意识（citta）和其相关的精神现象（caitta）之间的关系，其中置于中心的意识被十个 caitta所包围，每个caitta又被四个 laksana或卫星所包围。婆罗浮屠和吴哥窟等宏伟建筑遗迹的设计和安排被称为曼陀罗。地缘政治曼陀罗对东南亚国家执行其外交政策仍然至关重要。例如，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仍然是用同心圆的观点来决定的。此外，东盟通过建立从东盟 +1、东盟+3、东盟+6到东亚峰会的战略集团层次体系来管理其区域架构的方式，可以说是东盟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曼陀罗文化的例证。要理解东南亚历史与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动态和结构，不能忽略殖民主义、朝贡体系和曼陀罗体系在其历史上的相互作用，这三种体系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认识东南亚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在曼陀罗体系中，小国拥有重叠的宗主权很正常，存在向两个领主朝贡或者向三个领主朝贡的情况。多个地区强国之间彼此势均力敌，互相制衡，为了自保，小国习惯了脚踏几只船，向两个或者更多个国家朝贡。在此情势下，受朝贡国无法要求小国对其忠心不二，而小国也不会为了某一个强国而在政治上守身如玉，因此，任其主权被多重共享的“政治偷情”在东南亚历史上历来有合理之处，也成为了东南亚小国乃至东南亚大国（特别是遭遇朝贡系统和西方殖民体系后）的生存策略。他们可以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并在情况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忠诚从一方势力转移到另一方势力。这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上，都得到了极好的证明。比如泰国，曼谷王朝一世王先是杀害华人泰王郑信夺权，但随即就自称是郑信儿子即位，以此继续和中华帝国（清）的传统关系，且泰王室的郑姓文化延续至今，十世泰王本人都会有一个郑姓的中文名字，甚至公主和王子也不例外。随着中华帝国的势衰以及殖民体系的进一步扩张，泰国迅速退出了朝贡体系，夹在英美的亚洲争霸之间，成为其自豪的“东南亚唯一没有沦陷于殖民地的国家”，后来，又在二战后从追随日本法西斯，瞬间转换为反法西斯国家。泰国从古至今的平衡战略所蕴含的古典曼陀罗策略似乎相当浓厚。这在儒家传统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耻”的文化逻辑和外交策略，在泰国文化中，却被认为是泰式智慧的独特之处。泰国只是东南亚区域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他的地区和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在曼陀罗、朝贡和殖民三种体系的互动扭结中发展出了独特的东南亚实用生存和外交方略。

东盟国家善于“左右逢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量。新加坡深谙“国家间政治”的生存之道，号称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实则是坚定不移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新加坡目前仍以华人人口为主的，该国虽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但却是血缘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和一定程度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新加坡对中华文明有着基于自身的独特理解和更敏锐、更深透的领悟能力，而这些都成为新加坡研判和制定对华政策创造了有别于其他东盟国家的、独一无二的谋略优势。在新加坡看来，中国虽然正在不断挑战美国的现实霸权和五百年以来由西方创立并不断加固的既有结构体系，但新加坡又能迅速从其与中国共享的中华文化底蕴深处理解并相信：中国从长远来说并无称霸全球的野心。新加坡并不倾向于相信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能力撼动美国在亚太的布局——毕竟，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很棘手——但是，作为地理位置极其特殊的微小型城市国家，新加坡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完全参透中国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正向意义。对于一个已处在战略要道上以“存活中求财富”的城市岛国，要求其超越时代性和地缘观去深刻领悟历史悠久、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战略顶层设计，似乎是力不从心的政治梦想。因此，“平衡”的生存战略深入新加坡的国家思想之中，并时刻指导与纠正其国家行为。一方面，新加坡能够对中华文明天然地进行更深厚的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新加坡处在世界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的特殊地缘，缺乏战略纵深的先天不足，新加坡不仅扮演着东盟国家对华协调者的身份，更是以复杂多面的国际战略政策，一边从与中国密切频繁的经贸往来中获取财富保障，一边又从与美国的深度军事合作中消除心理不安带来的恐惧。新加坡认为如果美国维持着主导性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容纳中国的崛起，有助于最大化地维护新加坡的利益，因此它往往能以极其微妙和潜化的筹谋在中美之间为自己创造最大可能的价值和安全。因此，新加坡的“大国平衡”策略往往表现得既幽深隐蔽，却又能做到深广远大。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张类似的战略平衡，但两者又有明显不同。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平衡牌”打法更为浅近和直白。马来西亚非常清楚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经济上中国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不只是竞争者 ,更是合作互利的伙伴。中国崛起所释放的经济活力和红利，让与之有密切商业往来的东盟国家获益巨大，中国带来的经贸利好反过来促进了东盟诸国政府和既有政治机构在本区域内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早在上世纪 70年代，马来西亚在对外关系方面就积极主张“东南亚中立化”，在东盟国家中率先改变“两个中国”的政策，并采取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一味发展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上越来越专制独裁，其外交政策越来越复现中世纪宗教战争式的霸蛮和狂热，几乎以美式或西式价值作为外交发展的基础，这对于文化复杂、政治多元的东南亚国家来说颇具压力。然而另一方面，马方却也积极支持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业已过度的军事化的架构与发展。一方面，不少马来西亚政客更愿意看到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伙伴关系以遏制中国；但另一方面，数量同样不少的马来西亚政治家却会更加谨慎地将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分歧（尤其是南海相关问题）简化到最少。马方一面接待中国军方来访，但又不予在媒体上报道，生怕得罪美国；但一面又在坦然接受美国捐赠战机后立即解释马来西亚是“与所有人结为朋友”，避免让中国忧虑。虽然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主张矛盾，但马来西亚朝野并不认为中国是能够带来新威胁和新霸权的对手，更不愿意被卷入中美对峙之中。虽然马来西亚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与其南海海洋争议表面态度相对平和，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其实际行动却越发强硬。迄今为止，马来西亚实际占领和控制着南沙群岛南部多个岛礁，除了打造为旅游胜地赚钱外，马方所占据的海域还有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且与越南占据的海域不同，该海域的油气资源相对较易开发。马来西亚在南海开采的石油远超菲律宾，这些油气板块提供了马来西亚政府收入的 1/3，但却没有引起与中国的重大外交纠纷。马方的智慧在于它更看重经济获利，主权声索反而被它置后。它虽然承认南沙争端是一个由主权声索重叠引起的复杂问题，但向来主张有关各国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依据，不赞成超过对话和协商这样的外交范畴去解决问题。

越南是与中国在南海利益冲突最深的国家，然而越南又是在文化亲缘和政治制度综合起来最像中国的国家。越南在宋代以前长期是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部分，获得相对独立之后又与中国保持了近千年的朝贡关系，长期受惠于中国。二战后，中国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提供了长期援助。但统一之后的越南背信弃义，在中南半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导致双边关系恶化，进而在陆地和海上都与中国有过较严重的军事冲突。越南对南海主权的立场有两个阶段变化，首先在 1970年代之前，越南对于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主权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还表达了是中国领土的立场（尽管 1960年代因南海发现石油，实际争夺已经开始，爆发过西沙战役）。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建国初期极需要来自中国的援助，而中国当时基于共产国际、安全与战略等考量，积极提供越南各方面援助：早期以军事援助为主，后期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因此，当时越南对南海问题并不表示意见，甚至承认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曾表示其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获得中国支持越南对美国的战争所做的立场表态。在 1974年前的越南，无论是其政府照会或一切官方资料，都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例如，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对世界宣布“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适用领海宽度12海里主权范围”。9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签发外交照会，表示“承认和赞成”中国的上述声明，越方还承诺在国家关系中“彻底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然而随着外部环境转变，1975年，一方面越南击败法国与美国完成统一，另一方面前苏联开始对越南进行援助，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大陆与越南北部边界问题、越南入侵柬埔寨等问题，致使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停止对越南进行援助，两国甚至发生军事冲突。越南迅速改变其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不仅不再承认西沙、南沙为中国领土，而且开始宣称越南对南海的“主权”。越南宣称根据历史文件与大陆礁层原则，整个南海岛屿都是其庆和省 (KhanhHoaProvince) 的离岸行政区，并出动海军接收原为西贡当局占领的南沙海岛，非法将西沙、南沙纳入越南版图，改名为“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后又爆发了 1988年的“3.14海战”，越南通过石油开发、驻兵等方式实际占领南海岛屿，到目前为止共占领了 29个。

越南的见利忘义和出尔反尔，生动地诠释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越南对中国以怨报德、自食其言进而非法占有南海岛屿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资源利益。油气资源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早在上世 纪60年代前，南海地区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报告尚未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公布时，该地区的形势基本风平浪静，有关国家也并不反对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然而报告出台后，该地区关涉其中的国家却突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纷纷动用军事力量占领岛屿，声索主权，将争端常态化、复杂化。油气储量丰富的南海已经让越南尝到巨大甜头，越南之后的经济迅速爬升乃至腾飞都离不开对该区域油气资源的大量非法开采。除了石油产业成为越南第一大经济支柱外，南海区域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充满潜力的旅游资源也为越南贡献着巨额回报，这让越南决心一条道走到黑。进入 1990年代，中越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化。虽然双方都强调过去两国两党兄弟情谊，彼此在总体关系上也表达出合作意愿，承认过去所建立的坚实基础对两国的重要性，同时两国在党对党高层互动上开始维持定期互访，但由于越南对于南海的非法索求与我方的主权主张高度重叠，矛盾最为深重。越南陆地国土狭窄逼仄，富含油气资源的南海成为它觊觎的救命稻草和希望之光。越南深知，安稳地坐拥油气资源不仅能让它实现经济目标，也能带来国际筹码。不仅如此，和马来西亚的纯粹务实发财不一样，越南争夺南海的野心显然远远不止是暂时的经济获益，更为了实现越南“海洋强国”的核心战略。越南用石油利益推动南沙群岛争端国际化，欢迎西方公司大举进入该地区，目的就是让西方国家也参与到协助其继续非法占有南海岛屿的事实，继而以西制华，谋求夺取其未能实现的地区霸权。

2020年初以来，越南频繁就南海问题向中国挑衅。例如，大量渔船涌入海南岛附近岛屿，甚至进入12海里以内的范围；多次向联合国递交照会，强调其对南海拥有主权；派遣武装渔船进入西沙群岛，与我国海警船发生激烈对抗等。与此同时，越南从不忘从美国借力制衡中国。7月22日，美越就南海渔业合作签署备忘录，内容包括加强越南执法能力的合作。2019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和国防部长纷纷访问越南，加强两国国防关系，并调动了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帮助越南增强海岸警卫队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在面对根本的中美站队问题时，越南态度模糊。当蓬佩奥就南海发表强硬声明，拒绝承认中方控制岛屿 12海里以外提出的任何海洋权利主张时，越南只是简单地表明认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会不明白美国的真实意图，越南人民也不会短视到底。越南和美国基于遏制中国之目的的暂时合作，并不能掩盖和缩减美国和越南从根本上的制度分歧和深层价值的互斥。

“千岛之国”的印尼，其领土面积的30%为陆地，其余均为海洋，海岸线长达 81000公里，其90%的国际贸易依靠海上运输，是东南亚名副其实的海上大国。印尼不同于其他对南海有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中印尼仅就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权益方面的不同主张，但双方并无重大领土纷争，因此一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印尼的表达均是含混间接，立场和越南等国相去甚远。但是 2020年初，印尼突然在双方争议区附近岛屿部署战斗机和军舰巡逻，总统佐科还亲自登岛巡视，强硬表示与中国就纳土纳领土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5月，印尼力挺中菲仲裁案裁决，声称中国针对南海约 90%水域所提出的主权声张“缺乏法律基础”。6月，印尼外长蕾特诺甚至在第36届东盟峰会上呼吁东盟团结起来抵制我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印尼的这一系列行为意在向美、日等国表明其不依附中国的态度，将“对华关系”作为投名状向美日示好，以吸引外资。印尼政府甚至邀请日本和美国参与纳土纳群岛的开发和投资。与越南相类似，印尼在根本问题上也暧昧不清。7、8月，印尼多次回绝美国提出的允许其 P-8“海神”反潜巡逻机在印尼降落、加油的请求；9月初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时，印尼一系列的强硬态度也有所缓和，双方表示将加强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此基调下，印尼外交部长更是表明立场，称印尼无意参与到中美对抗的进程中。实际上，中印本身就无本质领土纠纷，而且中国与印尼在海洋战略方面有共同的目标，如果经略得当，印尼有可能在南海立场上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进而对与我国冲突最深重的越南起到孤立作用。

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仅有的两个正式同盟国。虽然同为同盟国，但历史变迁、地缘政治等因素形塑了泰菲非常不一样的对华和对美政治设计，从而在中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外交态度。尽管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但由于南海问题，中菲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分歧长期存在。菲律宾多次试图利用东盟作为一个“统一战线”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作为美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盟友，菲律宾迄今为止一直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安全合作，双边防务关系紧密。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互动最为密切。与美国重建防务合作一直是马尼拉试图威慑中国的动机之一。自 2010年以来，菲律宾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积极反华，突出其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并试图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排头兵，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压制中国崛起，攫取更多的南海利益。杜特尔特在2016年上台，菲律宾一度开始转向，尝试逃脱美国的军事捆绑，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商贸互动。杜特尔特甚至曾宣布要取消与美军之间的《访问部队协议》。然而，疫情来袭，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变迁，小国的发展更加动荡不安，在军方的挟持下，杜特尔特不得不重新回到亲美路线，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对华强硬，重新加强与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合作。然而同时，在经贸往来方面，表示绝不跟在美国之后制裁中国企业，展现出对华宽松友好的姿态以换取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前文提到过，由于历史因素和文化特点，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外交手段最灵活多变、最善于左右逢源的国家。泰国一方面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寻求美国保护，但另一方面也避免对美国过度依赖，以方便争取中国的投资和市场。但泰国在 2006年和2014年两度遭到美国的制裁惩罚，泰国政府敢怒不敢言，但是却韧性十足地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与中俄的关系。2014年4月，泰国先后深度接触俄中两国，其间，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对中国访问 3日，讨论了购买潜艇的事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为压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意缓和美泰矛盾，并在 2019年签署了双边同盟关系的新军事条约。但是，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虽然作为美国的盟友，但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却非常温和。即便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时期，泰国一方面大力支持美国，但是在对华关系上却依然温和且务实。这体现出泰方以开明务实的态度，从意识形态、政治战略、经济合作、文化源流等方面深刻地考量了中泰之间的空间。在地缘和战略方面，无论是陆地还是领海，中泰之间都没有摩擦的基础，也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具备天然优势。在经济方面，中泰之间虽也有竞争，但总体上来说却是互补远远大于竞争。另外，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不是进攻性、掠夺性的文明，双方比较容易以和为贵。尽管泰国内部不存在类似于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但恰恰说明华人融入到泰国社会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泰文化之间的相容性。泰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其目前处于西方霸权与中俄发展之间，类似于其曾经处于英法之间，所以泰国有很成功的历史案例和文化资源来将其再度打造成一个新的“缓冲地带”而维持其泰式智慧的遗产。

柬埔寨、老挝、缅甸是东南亚陆地国家，与中国之间不存在海洋争端，在地缘位置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受到西方的迫害更加深重，对美国保持警惕，未与美国进行深度军事合作，这三国与中国关系一直较为亲密。近年来，中国已经是柬、老、缅三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不仅在这三国建立自贸区、经济走廊、产业园等，还致力于打造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比如中老铁路、中缅跨境光缆信息通道等合作项目都在顺利推进。在区域合作中，中国还与相关东盟国家共同创设了“澜湄合作机制”，进一步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除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外，柬埔寨、老挝、缅甸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度较高。尤其是被称为“柬铁”的柬埔寨，前文提到过，王毅部长用钢铁来形容中柬之间的友谊。中柬之间经历的困难洗礼和历史考验化为了当代中柬友谊的重要资源。柬埔寨 -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艾森沃曾这样评价根深叶茂的中柬友谊：在柬埔寨被外敌入侵时，中国一直与柬埔寨站在一起，并帮柬埔寨赶走侵略者，为柬埔寨夺回主权，赢得独立。他还认为中国在 1991年柬埔寨达成巴黎和平协定时也作出很大贡献。1993年柬埔寨恢复君主立宪制，也同样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西哈努克太皇长期在中国避难，已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同时他也分析到柬埔寨也一直积极地帮助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平台，柬埔寨积极号召第三世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外，洪森的双赢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最近20年来之所以柬埔寨能维持每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每年都能够实现一定的减贫目标，中国功不可没。1988年缅甸政权更替后，西方国家对其孤立制裁，而中缅之间关系则迅速升温。2011年两国就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缅方参与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中老关系在 1990年代后就一直升温，两国合作不断深入，2019年《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使老挝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与中国签署该类协定的国家，两国领袖均表示要努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共同开启中老关系新时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国家希望或打算“依附”于中国。实际上，中国在东盟所努力营造的国际关系范式的核心在于强调国际道义、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亲诚惠容，更能超越历史遗留、战胜现实困境、包容未来发展，从根本上显著地区别于英美在国际关系路径中仍然不放手的霸权范式和业已破产的道德虚伪。中国哲学所参透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深刻地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观及其实践中。义利相兼、以义为先、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的义利观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格局定位。与西方对非西方地区要么压榨、要么抛弃的掠夺思维不同，中国追求的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不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这样一种有真正担当和情怀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对欠发达的国家起到的是深层次的精神助推，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制定并稳固有利于西方世界的产业链分工，试图永远让西方处于顶端，而第三世界国家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和低端产品的最底层，利用第三世界的资源，却不帮助它们的发展，妄想永远维持“第三世界资源低价输出——欧美加工生产——欧美高价返销产品回第三世界”的恶性循环体系。在中国的设计中，以“修文德以徕天下”作为理想和气度，将“义”作为价值基准，在尊重文化差异、懂得兼容并蓄的前提下，真心鼓励东盟国家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走出自己的路，成为自己的靠山。这样的格局，从根子上追求的不是让邻国臣服或依附，而是在较高道德标准的共享和认同下，共谋人类美好未来。西方世界对此的理解尚且肤浅，而东盟国家却有最扎实的历史文化根基和最丰富便利的理解资源。

三、广阔的经贸空间与双边交流：关系重构的经验基础

中国与东盟拥有广阔经贸空间的根源在于双方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此外东盟与中国之间有地理优势，双方互通有无的成本大大低于彼此和欧美。

【图1 2003-2020年东盟国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比】

如图1、图2所示，2003年，东盟四分之一的国际贸易发生在东盟成员国之间，美日欧分列东盟第 1-3位贸易伙伴，三者合计占东盟贸易额40%，此时中国占比仅为 7.4%。2009年，中国首次跃居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且此后连续 10年都是。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0年，东盟内部间的贸易占比下降至 21.3%，中国一跃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比上升为 19.4%。而此时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列第 2-4位，三者合计占东盟贸易额的28.9%。相应的，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总额为 4.74万亿人民币，占中国全年对外贸易总额的 14.7%。对于东盟国家，2017年数据显示东盟与中国彼此间的贸易额都超过了双方与美国的贸易额。中国已经超过欧盟、美国和日本，成为东盟除文莱外九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依存度最低的是印尼，为 5.8%，最高的是越南，高达 41.9%。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以 101.9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81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额。除新马泰三国外，中国在其他东盟国家的投资都已超过美国，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仅次于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2019年，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双向投资存量保持大幅度增长。截至 2019年12月，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2369.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累计投资额达 1123.0亿美元，东盟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达 1246.1亿美元。

【图2 2015-2020年东盟国家主要投资伙伴的直接投资额】

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派往往认为国与国之间不存在永久的敌人或朋友，只有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外交对冲。从短期视野和局部角度来看，这或许是颇具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但如果无限放大其理论适用面，就会被根植于西方商业思维中的功利和势利所影响，被放置于一种充满偏见的狭窄视野中，从而被固化于二元对立叙事与思维中，进而催生出更多的文明冲突与战争。而中国及东南亚不少国家文化思维的表达范式内蕴着族群间的文化平等、价值互鉴与交融共生，这是对西方“二元对立”价值分殊的全面超越。在东方文化包容并蓄、平和内敛的催化下，真诚的友谊很可能诞生并持久。国际关系不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交流，本质上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的人际和人文因素才是基础。因此，叙事很重要，它可以不断塑造情感、价值观和身份。充满友谊感的关系确实能促进更强的信任和合作，拓展双边的互利和理解。世界深刻进展在变局中，考验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精心构建的各类友谊叙事。幸运的是，历史上的友好交往、长期的双边互动、交叉重叠的反殖记忆和共生共荣的现实经历，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成为了共享叙事的良好基础。

西方理论体系中隐含了大量的价值建构，并将西方范式标榜为天然的、普遍有效的、唯一正确的。超过 20亿人口的中国-东盟，拥有独特而相近的东亚文明形态和民族传统，不可能任由未经适配调整的、简单化的西方理论进行刻板地裁剪。基于特定文明和国家、历史与经验而形成的西方理论在其内部的解释力尚且错漏百出，不仅越来越无法解决自身发展路途中的顽疾，更无力解释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从不具备粗暴鉴定东方文化与发展的学理资格与道德立场。东西方的交锋会更加激烈并且持续，以东盟和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作为典型事实，进一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检验标准才是终极法则。中国和东盟国家必须基于自身的长期经验与历史脉络，在不断的摸索和发展中，建立自主性的理论体系和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形成适配于东方的理论和概念，说明东南亚各国的发展现状，从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东盟国家故事，讲好中国 -东盟的故事。

美国在东盟与中国之间不断的介入以及对其全球霸权的全力捍卫，持续不断地给东盟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不确定性，营造着负面的中国形象，扭曲着中国与东盟互利互惠的正当性，意图打压和毁谤中国通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释放出来的文明善意和政治智慧，从而进一步强化美国霸权的野蛮发展。能否在新时期开创全新的中国 -东盟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的质量，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和国家安全的长久稳固，也关系到东盟各国的发展前景，更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家门口的深入实践及成效检验。如何抓住时机，合理调配各类有益资源，推进区域的持久繁荣发展与和平稳定，关系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使命和切身的利益。中国与东盟双方都须从根上保持战略清醒：任何域外霸权挑唆和离间中国-东盟关系的最终目的，都绝不是为了 20亿中国-东盟人民的真正福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努力。”在坚守全面复兴伟大目标的同时，从容应对美国霸权新挑战，将是中国推行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和东盟进一步实现独立发展、繁荣富强的重要任务。在伟大征程中，20亿中国与东盟人民必须承受中美关系剧烈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准备开展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外交斗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新型区域关系的理想架构

就漫长的古代史而言，东南亚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朝贡体系”所覆盖的重要区域。中国的文化、知识、技术和人口成为东南亚早期发展及文明演变的关键来源之一，并由此结成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无法隔断的历史文化亲缘关系。在与东盟国家的当代交往中，中国有着显著的历史优势和文化亲和力。但东南亚也是被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发现”和“征服”的历史区域，在近代以来有着长期复杂的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以及作为全球帝国的美国，对东南亚各国仍有着千丝万缕甚至较为强烈的控制欲、控制网络和控制策略。2021年美国国会审议的《战略竞争法案》对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和角色有较为凸显的分析和控制策略，作为围堵中国的战略竞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南亚的现代史，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脱亚”与“入亚”交替和交织的历史，而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各国长期处于东西方激烈争夺的风口浪尖，在机巧性选择“平衡策略”的同时也更深刻感受到“亚洲价值观”“亚洲叙事”和“亚洲现代化”自主建构的艰难。中国在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与现代化道路方面有着最为丰富和具有实效性的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并在 21世纪的区域和全球发展议程中鲜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将东南亚各国作为承载与共享这一归属于亚洲自身、中国首倡的新型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优先合作对象。在此意义上，21世纪的“中国机遇”就是“中国 -东南亚（东盟）”的共同机遇。

东盟是东南亚各国“联合自强”的区域国家组织，属于地区性联盟体系，试图以集体价值、力量、政策和文化策略实现对西方列强和周边大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将自身塑造为区域治理和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极。我们在强调中国与东盟“亲如兄弟”般历史情谊和地缘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客观认识和应对东盟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东盟作为整体的政治诉求以及东盟内部的权力构成、利益分歧及对中国的不同立场取向，以便更好制定和调校我国与东盟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一，西方的“民主全球化”战略及海洋体系的开放经贸网络，对东南亚各国的政体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民心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并继续起到一种“霸权”延续的特定功能。“西方化”在东盟各国精英层以及社会公众心理层面仍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影响力，而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的种种策略部署无疑将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西方的整体影响力，中国与西方在东南亚区域的长期“影响力战争”无法避免，是中美全球性软实力战争的重要一环。“民主全球化”是西方的后殖民战略，不以殖民性领土占领和直接统治为特征，但却以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为霸权话语和强势行动逻辑，以策划“颜色革命”、培养扶植民主运动代理人以及强加西方式“公民社会”、对寻求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进行多种形式“长臂管辖”和非法制裁，以此造成对东南亚区域的价值性和制度性宰制。海洋体系的经贸网络，与英美的简式英语、普通法、跨国金融体系以及英语文化的普遍性建构密切相关，是对亚洲“大陆性格”的反制和压抑，也是对中国与东南亚重新建立历史文化与经济联系的阻隔。

其二，东盟主义所包含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和定位，对西方和中国同时构成一定的战略和文化制约，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地缘和利益竞争及冲突。任何理性的政治共同体均诉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美国优先”“以东盟为中心”乃至于我们自身的“民族复兴”，但区别在于我们的“民族复兴”受到天下主义和谐世界观的节制，在当代则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限定和塑造，成为与外部和平发展的有利民族基础，而“美国优先”则是一种严格的霸权民族主义。“以东盟为中心”，到底会发展成为一种带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和平主义，还是沾染上西方霸权主义色彩的泛民族主义，则存在不确定性和可塑造性。同时，“以东盟为中心”也可能成为内部某些成员谋求地区霸权的策略工具。故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应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性，使“以东盟为中心”在东方文化的节制和引导下成为区域内积极合作、共同发展的因素，祛除西方霸权主义的诱惑和误导。

其三，东南亚区域在政治体系上是分层的，包括东盟整体层面和东南亚各国层面，其中又可区分出海洋型国家和陆地型国家，以及区域霸权性国家和非霸权性国家。东南亚不是铁板一块，且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并不平衡，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并未真正完成精神自觉和制度建构，但长期趋势来看是朝着“一体化”方向进展。中国与东盟的新型关系格局，需要从国别区域知识和策略上区分：第一层，东盟整体和东南亚各国，存在“两轨制”的操作空间；第二层，海洋型国家和陆地型国家，前者如新加坡等，高度依赖海洋经济和西方联系，后者如中南半岛国家，对陆地经济、高铁经济圈以及与中国南方经济范畴的整合发展有战略需求和依赖性；第三层，霸权性国家和非霸权性国家，这需要结合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和各自的国家战略、在南海区域及东盟内部的行为逻辑加以判定和区别对待，以掌握对东南亚外交和战略互动的精准性与主导权。

在厘清东南亚区域在中西之间的复杂历史过程和现实定位以及东盟政治体系的分层性质后，中国 -东盟的新型关系格局需要确立相对清晰的理想性架构和现实化策略，稳步推进中国面向东南亚区域的和平发展主义的体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东盟深度交往与合作的可行理想架构，既排除了西方秩序中的“霸权”因素，又转化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在尊重各国主权及推进区域共同发展、实现永久和平方面有着开阔的理念沟通空间和制度实践余地。

“共同体”并非新颖的社会科学概念，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就研究了人类如何从古典的“共同体”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并提供了一系列的批判性分析概念和框架。重新朝向“共同体”的哲学和制度努力，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制度的一种体系性的和平发展理想。事实上，在启蒙现代性的知识和制度逻辑之下，古典的“共同体”已不具备合法性，诉诸个体主义的民主政体与自由法治才是正统模式，但自由民主范式无法克制和约束西方的全球霸权及其到处制造的“颜色革命”和“意识形态战争”，从而证明现代“社会”的离散化、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以其文化和制度的自主性和坚韧性成功抵御和化解了西方的“颜色革命”和民主霸权，但东南亚各国却未能完全摆脱西方范式带来的政局动荡、人心离散和社会秩序混乱。两相对比，东南亚各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在东方的代表性和相对优越性，产生了与西方保持距离、对后殖民文化进行批判以及适当学习中国经验的取向，从而为中国与东盟新型关系格局的开辟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历史契机。

在现代性的世界体系中，曾经出现过以冷战形式并存的两个“命运共同体”：其一，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二，美国的资本主义阵营。表面上是两个“命运共同体”，各自完成了价值和制度整合，但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和制度的大分裂，且始终伴随着遏制、冲突、局部热战以及极不稳定的全球治理秩序，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前苏联解体和美国独霸。前苏联体系的解体是前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但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真理性的丧失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终结，人类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民主独霸”也没有带来一个“自由繁荣”的新世界，而是一个“起火的世界”（菲律宾裔美国法学教授蔡美儿）、一个“霸权的世界”、一个“颜色革命的世界”。取代冷战体系的是美国独霸主义下的“遍地霸凌”，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仍然遥遥无期，甚至美国的独霸行为还在严重威胁和侵蚀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体系。美国寻求罗马式的世界霸权，无法平等对待其他文明和生活方式，也无法接受国际治理中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于是，古典的“共同体”消失了，一个个孤立的现代“社会”出现了，人心离散，和平纽带松弱不堪，人类和平无处锚定。

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来自东方文化的坚实的理想基础和架构：其一，从中国的全球治理哲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世界观，是星空理想，而“一带一路”是实践论和方法论，是大地实践；其二，从历史基础而言，中国通过历史性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过程中促进了文明文化的交流互融以及广泛的区域和平秩序之实现；其三，从哲学理念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其中有孔子的元素，有马克思的元素，也有康德的元素，是中国共产党之历史哲学的一种发扬和升华。在前苏联和美国失败的基础上，在 21世纪全球化秩序重组的新周期里，在民族复兴的最后闯关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表征着中国与世界当然也包括东盟之间新型关系的崭新规范基础和共同发展空间。

就中国与东盟未来关系新格局而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指引下，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历史文化基础的激活和互动下，在中国市场与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圈的辐射与整合下，将逐步呈现如下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其一，“海上丝路”的文化与经贸网络的体系性建构成为主导和共识，区域内各国将更加重视与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对接、规则对接和文化互动，东南亚的“区域性”在与中国更紧密的历史文化沟通和经贸合作过程中得到有效和结构性的增强，推动东南亚向东方文化与文明传统的规范性回归和重建。

其二，区域内相关的主权争议和利益争端在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和安全架构下逐步得到制度性解决，如南海主权争议、海峡通道垄断权争议、高铁网络与中国南方经济体的整合争议等，中国的高铁、产品、人才以及语言教育、文化影响力将更多出现于东南亚区域，并带动东南亚相关产业和元素的升级及互动。

其三，东盟国家和中国区域合作会出现多点支撑和重点连接的趋势，比如东盟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香港平台的互联互通会显著增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及大湾区发展的制度红利和全球商业网络红利，以及东盟与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增长极”的深度经贸合作也将获得突破，从而在结构和体系上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其四，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将进一步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控制、精英笼络和安全约束，以一切可能手段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和东南亚国家向东方文化的回归，以延续西方的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该区域的“战略竞争”冲突和文化战争无可避免，个别国家的动摇背叛无可避免，故必须加强对东盟体系及东南亚各国的分层次研究和风险研判，并做好依法制裁和反制的法律准备和策略设计，精准有力回击美西方势力的干预破坏行为和区域内个别国家的利益侵害行为。

其五，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深度经贸合作需要同步展开治理能力的支援和建设，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协同。东南亚不少国家的经济仍较为落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较为脆弱，自身传统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和社会认同度下降以及民主化和民主巩固过程受到外部干预和本土挑战的严重威胁。这些影响政局稳定和制度安全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必须在涉及东南亚的国别区域研究以及经贸合作中统筹对待。中国与东南亚的深度合作，无论是为了东南亚各国的繁荣稳定，还是为了中国投资利益安全和海上丝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对合作国进行治理能力援助，帮助其提升治理体系规范性和现代化，帮助其实现更加独立自主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有效摆脱西方外来干预和本国敌对势力挑战，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增长。这也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性合作网络建构的必由之路。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理念和实践性倡议，本是普遍、中性并符合全人类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为由中国提出和推动，就会被判定为是“中国威胁”和“中国阴谋”，就会遭遇来自西方舆论、外交、政治、法律、地缘等多个维度的严厉和过度的攻击与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本体性的哲学范畴和人类社会的建构性命题，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逻辑上并不存在主体性霸权和对美国的排斥性，但却触痛了美国的霸权神经及其敏感性。中国不仅有理念倡议，还有实践行动，主要付诸“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项目与制度合作体系，这本来是填充和矫正美国式全球化的战略增益行为，却被判定为是中国的“帝国式”扩张行为，是对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修正和挑战。在 2021年4月份美国《战略竞争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拨款 3亿美元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项抹黑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其执行细节，甚至包括拜登政府的“民主软实力战争”，都显著体现出对中国的战略敌意和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取向。美国无法以民主方法改变中国，如今又试图以“恶性战略竞争”的方法破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体系，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实践和体系性建构。这些宏观的外部风险，对中国 -东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造成直接和持续性的挑战和危害，是中国与东盟需要准确认知和共同反制的战略障碍因素。

总之，中国与东南亚（东盟）的历史文化联系、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在“一带一路”范畴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互动，正迈入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民族复兴新周期。借着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东风，借着 21世纪全球化“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借着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议程，借着中国与美国全体系“战略竞争”的新格局与新秩序，中国与东盟可以在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法律和区域治理秩序方面形成更加紧密与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模式，做人类和平发展新道路的共同探索者和建设者。

【注释略】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研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通讯作者：秦博，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万邦图治国别区域研究院”，修订发布，原刊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