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孤独的君子

饶宗颐（号选堂）先生已足百岁了。先生乃我国文史学界一代大学者，毕生在学术与文化事业中努力不懈，硕果累累。笔者追随先生37年，因此机缘，对先生种种大小故事颇知一些。此文所记，乃先生轶事史事数则，并略做研究和考证。

饶宗颐下集：弦歌继绝学，诗酒乐天真

其心如莲/石绿纸本/35cm×139cm/2015年

握着老人温润的手

唯愿其常青

香港大学一位副校长曾经说：香港只要有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学术界内则有着“北季南饶”的说法。当季羡林、任继愈等名宿大儒相继随时间永去，“世上无大师”的慨叹也越来越悲凉，而作为一位如何景仰都不为过的“人间泰斗”，饶宗颐先生则独守香港一隅，以多才艺之身，静默厮护守着心底的九畹芝兰。人间泰斗何在？大师何来？也许看完关于饶先生的文章，从其品格和境界中，我们能得到若干启示。

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是在香港，是在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上。现场闪光灯闪个不停，老人家相当配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频频抱拳，含笑向会议筹备者和来宾致以谢意。会议参加者之中很多是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其中藏龙卧虎，不少是香港文化界、商界的传奇人物，同为潮州人，他们对这位潮州前辈的敬爱，在对饶公默默的支持中流露无遗。

饶公的确是孤独的，他更愿意谈的是学问。当知道我是文集的编辑时，他立刻握紧我的手，感谢我们对其文集中图文的处理，令我等后学者既惭且感；谈及一位法国朋友Stein慨然将珍藏的敦煌写卷提供给他研究，只是不知对方是否还在人世。九十多岁的老人感慨着，一番沉默。

金农笔意墨荷/水墨纸本/34cm×138cm/2013年

薰出来的读书种子

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一方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又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则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蔡老夫人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相比之下，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万卷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drive，就有这个自动（读书学习）的倾向，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包括后来以词学成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曾经令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

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饶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宗颐决定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并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宗颐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奠定了其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那一年，饶宗颐才十八岁。

戒/设色画布/45.5cm×61cm/2016年

国难中的学术求索

《潮州艺文志》甫一问世，好评如潮。饶宗颐在十岁前后即认定学问是自己一生的兴趣所在。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很快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罗香林、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十九岁的饶宗颐离潮赴穗，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

同年受到“古史辨”运动倡导者顾颉刚的推重，加入由后者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此时《古史辨》已经刊印多册，后来顾先生本拟将《古史辨》第八册交由饶宗颐负责。自幼慎思明辨的饶宗颐，发觉“古史辨”派过于疑古，基于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饶宗颐并未接手此事。殊不知，当时“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史学运动，在顾颉刚旗下积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但饶宗颐在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当口作出了独立的抉择。正是这次告别“古史辨”派，饶宗颐在后来才以甲骨、金文为理据，为殷商一朝的历史撰写出震古烁今的巨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拟绕道香港入滇，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就畲民作调查。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骨瘦如柴，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饶宗颐这一滞留，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因缘。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日军的铁蹄正威胁陪都重庆，香港成为内地文化界、学术界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听说饶宗颐在香港，便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集词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辛亥革命元老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宗颐参与。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饶宗颐完成了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此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史学大家钱穆《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数十年后更是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当时的饶宗颐年方二十三岁，而书稿付梓时已经是六年之后，因为他的著作一般要放几年甚至数十年才予以出版，如果过了这么久学界还无突破，更加从侧面证明了此书的历久弥新。

饶宗颐坚信“做学术不要有框框”，“过去是老框框，现在是美国框框”。去除依傍，在继承清儒朴学的基础上，饶宗颐经过自己的探索，在每一个学术领域挥洒得淋漓尽致。胡适在勉励他的学生时说，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而二十几岁的饶宗颐不仅诗文一流，而且已经出版了数部深得好评的学术专著。当时，还有一个叫陈文统的青年学生拜饶宗颐为师，学作诗填词，此人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

不久，而立之年的饶宗颐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潮州志》中的“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十五篇专志，经过数年方才结稿，凝聚了饶宗颐的苦心孤诣，编辑体例和方法都很有特点，其中的很多记录，都为当地政府所采用，吐故纳新，史学经世之志跃然纸上。

戒/设色画布/45.5cm×61cm/2016年

汉学大家的眼泪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长期生活在香港，饶先生自认是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一九五二年，饶宗颐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六朝诗赋、老庄哲学，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期间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他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学问的规模更加博大。

一九五四年以后，他多次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结识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等人，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从事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一书，推动了日本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日本对经学的重视，对日本学人认真的学风感受至深。

一九五六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隔代学缘。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名胜古迹，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了敦煌经卷的原件，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议论似乎在饶宗颐耳边想起，他决定通过一己的研究，改写这段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此后，饶宗颐一直得到戴密微的激赏，时常结伴出游西欧各地，进行诗词唱和，并且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一书。在戴密微心里，饶宗颐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于艺术领域，处处显露其过人之天分”，“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

经过与各国汉学一线人物的交流，饶宗颐的学问天地更加开阔，通过集合各国的甲骨文藏品，加以精心研究，考证了殷代贞人的身份，呈现出商代社会的风貌，成就一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问世后，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一九六二年，饶宗颐以此书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饶宗颐在一九五零年代便跻身于世界一流汉学家的行列，这从他与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会面可见一斑。一九五八年，饶宗颐由意大利返港途中，飞机因机械故障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与高罗佩偶遇。二人互相心仪已久，一见如故，临别，高罗佩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二首回赠。高罗佩通晓十五种语言，著有大量极富独创性的汉学专著，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印行，时下流行于中国的《大唐狄公案》仅仅算他的游戏之作。

饶宗颐说，别人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而自己做学问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常常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除了甲骨学著作，饶宗颐还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书，也有讨论香港本土史迹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他学术视野所及，在在都是极佳的课题，为中国赢得了国外汉学界的尊重。

茅龙四色荷花/设色金咭/50cm×35cm/2015年

一位学者有了这么多世界性的成就，已经足够完满了。可是，饶宗颐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才刚刚起步。

印度学者白春晖对饶宗颐仰慕已久，他时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一九五四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他曾担任翻译，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请饶宗颐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宗颐梵文。每周两次，坚持了三年。跟着这位正宗的婆罗门，饶宗颐的梵文进步很快，很快打开了梵文研究这一广阔天地。

一九六三年，饶宗颐应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贡献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此因缘，也为后来饶宗颐与梵学大家季羡林的交往埋下了伏笔，人称“南饶北季”。季羡林认为，饶宗颐最善于发现问题。饶宗颐以之为知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饶宗颐先后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教授、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在新马利用当地碑刻编就《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一书。在法国师从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探讨了近东与远东的开辟神话、造人神话的异同。

六十大寿那年，饶宗颐又出版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哪怕在他五十年前研究的殷代社会，他最近还想从邦交的视角来重新展开研究，他无时不在思考着学术问题。

法国汉学家施舟人记得，三十多年前，饶宗颐在施舟人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资助出版社做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先生请托施舟人拿来翻译目录，想了解这次项目翻译的中国典籍。然而当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旬的饶宗颐竟然哭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施舟人最近成为多语种《五经》研究翻译项目的主持人，促使他投身《五经》翻译的，正是饶宗颐的眼泪。

高人洗桐树 君子爱莲花 硃墨金笺/175cm×46cm/2015年

归去来兮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顾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有很多共通之处。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之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和同辈大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新绿既生春三月 眉黄用始寿万年 水墨纸本/233cm×53cm/2009年

与季羡林拒绝国内“大师”的头衔一样，面对外界“大师”的说法，饶宗颐却打趣地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

蕴藏在饶宗颐身上的还有不竭的艺术才情。饶宗颐精通诗词、书画、古乐，对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伟大传统有细腻的了解。通过他的学术与艺术，我们见到的是鲜活的传统。其书法灵动优雅，耐人寻味。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饶宗颐最喜欢画荷花。饶老先生为他取名宗颐，本来是期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而周敦颐最有名的作品是《爱莲说》。饶宗颐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治学从艺心得：“我写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写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写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

让很多人不解的是，饶宗颐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每天都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青灯黄卷。到了印度，也是住在庙里。面对世人的不解，饶宗颐很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

白荷禅意/水墨纸本/138cm×34cm/1999年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不过他一直强调为学必先敦品。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最受用的，我到今天还受用的，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文字的掌握。”他认为，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要真正“懂得字”。虽然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自己的经验，饶宗颐觉得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你看古人的东西，就能弄清，你自己就会做，模仿它的调子，等于你唱戏，(根据)甚么调子，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当时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金石延年/设色纸本/152cm×84cm/2015年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有幸，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时常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其孤独的土壤，大师的诞生才不再是神话。

戒/设色画布/45.5cm×61cm/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