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石市场，为什么翡翠能够后来者居上超过和田玉？

玉器演变发展过程中，宗教、统治者、文人、权贵等为“玉”贴上了神秘、美好、稀有、名贵等标签，为玉石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前，和田玉还是玉石市场的主导玉种，之后为什么翡翠赶超和田玉了呢？

在封建时期，由于运输翡翠进入中国云南的道路险阻，山高林密，瘴气横行，因此翡翠难以广泛流传，仅能够满足朝廷、皇亲国戚、权贵们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各种原因1949年到1978年，中国内地停止了与缅甸的翡翠贸易。这段时期，无论是翡翠还是和田玉，国内是完全停止的状态。但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翡翠商人仍然与缅甸有翡翠贸易往来。并且因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复苏，缅甸政府看到了翡翠产业的利益，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将所有的矿产资源收归国家所有，建立翡翠公盘交易制度，提高了翡翠毛料价格。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内的经济飞速发展，积累了财富。同时，最先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广东与香港、海外贸易最为活跃，自然翡翠贸易是其中一部分，很快广东成为翡翠玉石、珠宝首饰的加工集散地。在这段时间里，一批玉雕师傅在传承传统玉雕技法的基础上创新，以及电动雕刻工具的普及，玉雕工艺得到了发展与进步。翡翠商人结合港澳、海外玉器经营理念（相当于“拿来主义”，弥补了那段国内无翡翠贸易时期，而此时和田玉才开始复苏起步），使得中国翡翠行业进入起步阶段。与此同时缅甸内战，各军阀抢夺场口，产量不稳定，供需不匹配，无形中提高了翡翠原石价格。

之后，缅甸大规模的内战冲突停止，缅甸政府出于保护环境关闭了一些场口，比如：木那、大马坎等，进行规划开采翡翠原石，使得不断刷新公盘标王，比如： 2013年达马砍三彩石标王约8000多万人民币；2015年标王约1.13亿人民币； 2017年标王约1.27亿人民币（流拍）；2018年标王约1.2亿人民币（流拍）；2019年标王约1.3亿人民币（见插图1）。

与此同时，各大国际拍卖公司不断有翡翠拍品点亮拍卖会现场。2014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法国“卡地亚”以2.14亿港元拍得一条的翡翠珠项链（见插图2，芭芭拉·霍顿是这条翡翠项链原主人）。2019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再次刷新多款翡翠饰品拍卖记录，其中一款翡翠珠项链以13171680元人民币成交。

无论是公盘，还是国际拍卖会，都吸引了一些资本的青睐，使得翡翠变相成为保值、增值产品，更加速了翡翠价格的增长。

近年来，云南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缅甸边贸经济，重整翡翠市场，在瑞丽和盈江均建立了翡翠原石、毛料、加工、销售一条龙市场，与广东同业形成竞争。同时，国内互联网经济井喷式爆发，翡翠线上、线下销售途径的不断拓宽，翡翠价格透明化，进一步压缩了价格水份，满足了更多购买人群的购买力。如果说满足更多购买人群的购买力是走量的话，那么前面国际高端拍卖就是走质，是推高了成交额，从宏观上看翡翠业务交易呈现大牛态势。再加上商家、媒体的宣传，明星的推崇（如：刘晓庆、杨丽萍、赵雅芝等），人们对翡翠认知不断提高，翡翠行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翡翠行业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而和田玉在改革开放至今的这段时间里，从开采、加工到销售主要都在我国经济活跃度不如南方的北方市场，并且主要靠民间小部分资金运作，极少得到外部资源的支持。

同时还有玉料供应因素，广义和田玉的玉料供应充足，除了我国新疆、青海、广西、辽宁有产出和田玉之外，还有国外俄罗斯、韩国等地也有产出和田玉。但是翡翠只有缅甸和危地马拉局部有产出。物以稀为贵，再次助力了翡翠价格增长。

综合以上内容，说明翡翠发展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时机与政策，依靠地理优势，同时借助外部各情况下的有利态势，才得以成为目前玉石市场上主导地位。

翡翠与和田玉，各自有其特点，都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玉”五种美德拟人化的比喻“仁、义、智、勇、洁”五种境界，这也是玉文化精髓。因此我们品鉴美玉，以“玉”自省，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