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去世：那个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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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30多年前，褚时健将烟田作为第一车间，是工业向上游蔓延的经典案例，依靠这种掌握，“红塔山”成为中国香烟的著名品牌，他自己也成为财富漩涡中心的人物。

因为私分国有资产，他获得了相应的惩罚。不过对于他来说，人生并未终结，保外就医后，很快重整旗鼓，以敏锐的判断开始了二次创业。他又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术手段开发，并采取全新的销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为名牌。

这样一位曾轰动一时、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身上折射的也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

今日传奇落幕，我们重发本刊2012年对褚时健做过的相关报道，以表悼念。

褚时健。图 | 视觉中国

资源控制：不可遏制的起家术

马军1984年开始做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和褚时健见面的情景：褚时健从不迟到，那天是周四，两人约在昆明的茶花宾馆，褚时健此时名气还不够大，而马军当时是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副处长，做兼职律师，因给各大型国企讲合同法而被褚时健注意。之所以愿意给褚时健的烟厂做法律顾问：“是因为可以有大量的内供烟抽。”马军哈哈一笑。80年代各个烟厂流行白壳包装的好烟，为疏通关系用。

那天下着大雨，褚时健冒雨跑进宾馆，没几句话，马军说，就被他吸引了。褚时健显然看到了法律将逐步健全的一面，他说烟厂将会面对逐渐规范的法律世界，所以必须有自己的专业人士。“倒真不是为了规避风险。”两人约的地方高档，吃的却异常简单，褚时健把菜倒到米饭上，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他滔滔不绝谈烟厂，谈自己的抱负。马军才知道他当了20多年“右派”，1979年平反后当了一个小厂——武沙糖厂的老总，很快扭亏为盈。1981年，上级调任他去领导岗位，他自己选择上任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当厂长的时候，玉溪卷烟厂所有资产仅1000多万元，厂房都是平房。马军印象中，烟厂职工的宿舍都是简陋搭建的平房，家家门口都放着竹篮，里面都是工人从工厂带出来的烟。就这么一个不规范的小厂，却出了一个褚时健这样的领导，马军说，他当时就觉得，玉溪卷烟厂肯定会折腾出一个不一般的未来。

褚时健（左）与工人一道研究GDX2000型卷包机组设备性能和操作方法(摄于1995年)

事实上，在见到马军前，褚时健已经有了很多行动。1981年他刚上任就开始改造生产线，之后陆续进口了英国、日本和荷兰的85台烟机装备和两条生产线，虽然不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可也算得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水准。玉溪卷烟厂于是迅速进入了中国一线烟厂的行列，这些技术上的革新，往往被褚时健或光荣或耻辱的过去所遮蔽，很少有人注意到，褚时健是特别相信科技进步的人。

这也是1984年褚时健将美国农业部的烟草专家、华人博士左天觉请到玉溪来改良烟叶种植的原因。

玉溪出好烟，在清朝末年开始盛产各种烟叶，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就已经进入此地。1953年，被称为“鸡油黄”的玉溪烟叶参加在河南许昌举行的全国烤烟会议，得了一个108分的高分，从此成为云烟的代表性品种。不过到褚时健接手的1981年，玉溪烟叶已经无法和国外市场上的烟叶竞争，尽管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可是生产的香烟质量还是有缺陷——烟叶不够香，抽起来劲道不足。机器更新了，原料却没有更新。

褚时健于是把手伸向烟田。1985年，他邀请的左天觉来到了玉溪下面的通海县，这也是褚时健首块烟叶试验田所在的县城。当时的县长、后来任云南省烟草公司总经理的何兆寿现在已经是一位老者了，他1984年刚上任的时候开始要求全县加强烟叶生产，也就是他与褚时健的紧密合作，使得通海县连续10年成为全国烟叶生产的冠军。

通海县四寨村的彝族村民。如今他们不种烟叶，种植的是蔬菜和豆类植物（蔡小川 摄）

“我还记得左天觉。”80多岁的何兆寿告诉本刊。1984年8月，褚时健和左天觉先后多次来过通海，左天觉是曾担任美国农业部烟草研究室主任的华裔，他回中国100多次，指导各地的农业生产，尽管他被带去观摩的通海烟田已经是大片烟田中的翘楚，可是他一眼看去就知道毛病所在：化肥使用不当，使用量仅为美国的40%，导致烟叶营养不足；烟苗种植晚，导致烟叶发育不良，生长期短；采摘过早，不够成熟。

褚时健非常尊重左天觉。何兆寿还记得褚时健当时对他说：“左天觉说到了中国烟叶的要害啊。”他和褚时健都觉得，要改变中国烟叶生产的质量，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是缺乏资金，因为改造烟田必须改造水源，而且还需当时看起来很昂贵的化肥。二是科技不过关。没想到，褚时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由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包括帮助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烟叶都必须出售给玉溪卷烟厂。何兆寿说他当时愣了一愣，但是，当时烟叶几乎是唯一的经济作物，收购价格节节攀升，他同意了。

事实上，这就是后来被大力推崇的“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的概念由来。何兆寿一直是支持褚时健的改革的，但是他也是到了后来才明白，这种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烟叶质量的提高，更关键是，整个通海县最先拿出了1700多亩烟田牢固地成为褚时健的资源，和玉溪卷烟厂捆绑在一起，二者从此不能分开。

1985年，通海的试验田所产的中上等烟叶的质量占了91%以上，和国外水平一致，这也是褚时健成功的第一步。

对体制的冲击

何兆寿告诉本刊，褚时健最得意的是把大量资金放进了烟草公司，帮助农民购买化肥，或者兴建水利。使烟草公司、农户和烟厂结结实实捆绑在一起。

当时何兆寿是赞成褚时健的做法的，可是当褚时健把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广的时候，甚至在他所在的玉溪市的郊区，却遭受了坚决反对。1983年颁布的《烟草管理条例》规定，收购和推广种植从来不允许烟厂介入，而是烟草公司的职责。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褚时健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里来舀水了。”

可是，不少烟草公司在初期接受了褚时健的投资，他们现在只能以既定价格将烟草卖给玉溪卷烟厂。烟草公司的界限，逐渐和烟厂没那么清晰了，各县城的烟草公司和烟农对此体制没有意见，可是，作为更高层面的市、省一级的烟草公司的主体地位受到质疑。有人说，这件事反映到国家烟草总局的会议上的时候，有领导当场就斥责这种做法“放肆”。

玉溪卷烟厂。画面左后方的建筑即是红塔集团总部（蔡小川 摄）

何兆寿解释，作为县长，他并不反对褚时健的做法，因为推广优质烟叶种植，县域经济毫无疑问是受益者。1994年通海举行全国烟叶产量十连冠的庆功会的时候，褚时健说，1993年烟厂每三条烟就有一条使用的是通海的烟叶。当时玉溪下面的若干县领导都很支持，泸西县若干年后算下来，得到了玉溪卷烟厂的扶持资金将近两个亿，这些县城都一跃成为经济强县。

“褚时健实际上并不善于和领导打交道。”何兆寿解释，他们和储时健打交道都还算容易，因为大家级别相差不大，褚时健也不别扭。可是和上级领导说话，褚时健容易说僵，他不是个会说话的人，总是想要别人接受他的意见。难得的是，当时的云南省长和志强对褚时健的做法很支持，他带头去现场开会，所以，第一车间放在烟田的做法，成为玉溪卷烟厂的招牌。

第一车间保证了，褚时健觉得，现在的体制并不能保证烟厂的利益最大化，因为烟草公司和烟厂掌握在他手中。只掌握了制造渠道，但是流通渠道还在烟草专卖局手中，烟草专卖局负责销售，三者按照制度设计是完全割裂的。可是褚时健既然已经合并了前者，当然也想合并后者，三合一才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

四寨是通海少有的全村都种植烟叶的地方，全村四处可见黑纱遮盖的烟苗（蔡小川 摄）

1987年的玉溪卷烟厂已经是当地的利税大户，烟草专卖局事实上只是听从烟厂指挥的办事机构，褚时健的想法是，将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和烟厂合为一体，由他有机指挥：“龙头往哪里动，龙尾巴就往哪里摆。”他打水的井是自己家的井，不会再招惹麻烦，也不会竭力取水，不管水源，更好的是，自己的水自己出售，不用听命于上级机械的管制。这一合并对计划经济下的体制的冲击极大，摆脱了过去板块式的环节控制。

当时玉溪地委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省领导没有表态，只是勉强说可以试试。1987年，由省烟草公司做了批复，同意了褚时健的计划，他一跃成为大权在握的烟草三合一体制的第一人。“红塔山”品牌正是在这种三合一体制下开始腾飞的，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是金娃娃被放出来了。不久，全国烟草行业开始推行这套管理体制。

1998年，随着褚时健的入狱，这套体制宣告终结，烟厂厂长不得再兼任烟草专卖局局长，因为分立体制虽然不利于烟业发展，但是可以防止腐败的滋生。

不受约束的权力

马军告诉本刊，他还记得褚时健权力到达顶峰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1994年，红塔山已经成为香烟中的著名品牌，不少乡镇企业家都会在半透明的白衬衫口袋里放上一包，以显示身份。那个时代，仿冒制烟者层出不穷，四处打假成为马军的工作。

福建平潭县是著名的贫困县，该县发现了3000件假冒的红塔山，但是县政府和烟草专卖局在没收假烟后没有销毁，而是以每包一元的价格将其销售，马军就是受委托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到了平潭，因为证据确凿，对方也没有争辩，很快达成协议，平潭县销毁假烟，交纳一定数量的罚款，关键是第三条，他们要求玉溪卷烟厂给他们5000件红塔山的批文。

图 | 摄图网

何谓批文？原来90年代初期，红塔山供不应求，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原料辅料都处于匮乏中，本来各个卷烟厂按照生产计划生产卷烟，完成指标就可以了，但是对玉溪卷烟厂，管理部门网开一面，允许在计划外生产卷烟，用来交换卷烟辅料，包括水泥、化肥、钢铁等生产资料，这部分香烟被称为浮价烟，除了国家固定价格外，获得者还得打部分浮价款给玉溪卷烟厂。

浮价烟抢手到什么程度？马军说，那时候每天有无数人站在玉溪卷烟厂等待通关系，一件烟等于50条香烟，等于500盒烟，每盒出厂价是4.6元，加上浮动价格也不会太高，市场上的价格是10元往上走，所以拿到一件已经利润惊人。褚时健一人掌握签字权，玉溪卷烟厂的工人回忆老板那时候是，“金口玉牙，他一开口，你身上挂的金玉，能把人身体拉弯”。

马军说，平潭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福州市烟草公司的老总当时一同随他回玉溪，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落实5000件红塔山的批文，两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褚时健面前承认失误，最后提到了希望能有一张批文。褚时健对马军说，喊办公室去办一下，没问题。话没说完，两个人热泪盈眶，跪在褚时健面前，他们没指望事情如此顺利。褚时健赶紧说：“不要这样，你们以后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去卖假烟。”

来参观红塔山的一位领导感叹：“你们工厂这里面的不是卷烟机，全是些印钞机。”当时在玉溪市区常年住着弄批文倒卖香烟的人就有6万多人，宾馆终日爆满，人人以和褚时健搭上话为荣誉。马军和褚时健去广州参加1993年全国“两烟工作会议”，刚出飞机，接褚时健的汽车有50多辆，还都是最高级的汽车。褚时健为了谁都不得罪，坐上了对口接待的省烟草专卖局的车，他权力背后能带来的金钱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对外，是褚时健的批文成为抢收货；对内，则是玉溪卷烟厂的小金库急剧膨胀。因为玉溪卷烟厂所批发的浮价烟，除了按计划调拨的款项付费外，还得打一部分没有发票的浮价款给烟厂，这部分款项日积月累成了“小金库”。这个“小金库”作用庞杂，规模到了15亿元，这部分账外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原材料辅料差价，赞助社会各界，包括日后褚时健私分的钱都是从中取出的。

云南玉溪卷烟厂生产车间（摄于2003年）

马军向本刊解释，小金库是计划经济年代特殊的产物，很难说小金库的存在就是为了褚时健个体牟利，正相反，基本上是为玉溪卷烟厂的一些经营活动服务。比如当时红塔集团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天外有天，红塔集团”的每年广告费就要1000多万元；再比如购买化肥赞助烟农的资金，每年也要几千万元；另外，赞助社会各方，褚时健手笔一向很大。马军在褚时健事发后见过云南省妇联的某位领导，她说别人都说老褚有问题，她觉得他是好人，“春蕾计划”拉赞助，没人给钱，就他给了200万元。这些钱是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外，用褚时健的话来说“不收白不收”的钱。

在玉溪卷烟厂拥有小金库的十几年里，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去管理，玉溪卷烟厂翻建厂房所需的60亿元规模的资金甚至都没有贷款，成为当时国家计委不满意的庞大基建项目。

因为小金库的使用不用上级批准，褚时健才能在快退休的时候动小金库的脑筋，他自己曾经交代过：刚当上玉溪卷烟厂厂长时，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上海卷烟厂的情况差不多，干了十几年，结果是一个玉溪卷烟厂等于四个昆明卷烟厂或四个上海卷烟厂，有人说，你拿得少了！于是心里不平衡了，这种想法一进到心里，就要出问题了。于是有了退休前私分300万美元的事情。

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马军说，他作为辩护律师去看他，问他怎么做这种事情之前，一点不和自己商量。按照当时的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条例，他是可以为收入甚低的褚时健争取利益的。马军说，他早就觉得不合理了，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800亿元，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352亿元，可是褚时健17年总共收入为80万元，连十万分之一都不算。“这种分配除了在中国没有第二家。”

可是褚时健并没有找他商量。马军说，褚时健认为他是个油盐不进的人，所以，褚时健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商量为好。

家庭与家庭悲剧

对褚时健的调查起因于一件很小的事情，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信中说，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行贿者从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马军解释，光是这么一封信件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而且事后查明，这封信只是由于三门峡烟草公司内部分赃不均而引发的举报信件。

更实际的背景来自当时中央对各省高层领导发生的腐败案件的彻底清查，比褚时健更早的是1995年贵州省长的腐败案件，当时省长夫人的罪状之一就是利用香烟牟取私利，她拿5万件红塔山的批文进行各种交易。这也是中纪委出面彻查褚时健案件的真正起因。

事后经过调查，洛阳这笔钱确实是使到了实处，不过不是褚时健自己拿的，而是老伴马静芬所得。

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

马静芬出生于昆明大家族，受过良好教育，解放后被分配在玉溪一所学校教书。她和褚时健相识也很有时代特征，当时褚时健已经是国家17级干部，因为边境纵队打游击时立下的战功而任玉溪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马静芬经常返回昆明，她经常因探亲延迟返校时间，是当时学校的重点帮助对象，褚时健就是来负责这个的，可是他看见了马静芬的倔强和知识，两人就此相恋并结婚。

1957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新平县的一个偏僻农场，马静芬后来讲给朋友听，当时褚时健不忍心连累她和女儿，要求和她离婚，可是她坚决拒绝了。她用滇戏里的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来鼓舞褚时健。

沅江河谷地带的生活确实很苦，马静芬还记得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半山腰的茅草棚里，主要任务是放牛，为了补贴家用，她还养了12头猪。有一次褚时健半夜被通知去农场开会，她和女儿被蚊帐顶上的一条毒蛇吓得半死，僵持了几小时，一动不敢动，最后等老褚回来一棒打死了蛇。褚时健当时还要经常被派进山区砍竹子，马静芬一人带着女儿褚映群，非常辛苦。她还常常和人说起唯一一次打女儿是因为女儿害怕自己待在茅草屋一直哭泣，而她急着去打饭，所以三岁的女儿成了出气筒，她非常后悔。三个人后来在玉溪电影院看到了《天云山传奇》，哭成一团，完全是对自己遭遇的对照式反应。

这段苦难经历，使褚时健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妻子和女儿，妻子和女儿无论做什么他都觉得应该，这也是马静芬和女儿后来会拿批条在外活动的根本原因。后来有人问过老褚是不是后悔被妻子牵连进监狱，褚时健很生气，他觉得怎么能这么问话。

马静芬当时在玉溪卷烟厂担任绿化部门负责人。她的朋友告诉本刊，马静芬酷爱植物，她们绿化科曾经代表云南省承办过第三届全国插花比赛，即使是今天，走进红塔集团的厂区，也能看出当时园艺设计方面的用心——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坡度，山上山下全部是花木扶疏的景色。甚至她和河南搭上关系也是和园艺有关，当时她和妹妹马静芳去洛阳看牡丹，俩人都酷爱花卉，被当地烟草公司知道，倾心结交，最后通过马静芳把金钱交给了马静芬。

马静芬被河南警方抓捕前，正好在北京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那是1995年的事。马军记得，此前正是玉溪卷烟厂大举扩张修建新厂房的阶段，选址在“关索坝”，他对褚时健说，又关又索，不太好。可是褚时健笑了笑说，老地名了，就这样吧。在他被抓后，当地一直有个传闻，就是老鼠（老褚）被关了锁了，难过了。

褚时健唯一感到对不起的是自己的女儿褚映群。女儿从小在干校长大，之后的婚姻又不太幸福，褚时健一直想加意弥补她，1990年带她去广州进修财务，住在广东某烟草公司的宿舍，进修结束后，因为她的特殊身份，烟草公司为她在珠海买了房子，并聘请她留在当地工作。这段工作不满意，她又去昆明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客户为广东地区的若干烟草公司。她和母亲同时被捕，都关押在河南的监狱里。褚映群没有母亲的强悍，因为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审讯，多年来被父母娇惯的她无法忍受，在监狱里自杀了。

当时整个云南省委为这个消息所震动。虽然妻子和女儿被捕，但是褚时健还在工作中，最后由省委书记去通知他这个消息，褚时健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省委书记也哭了。褚时健说：“你们不要再搞我的老伴了，她跟了我几十年，我们患难了这么久，她不会有大问题，你们愿意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最后会查清楚的。”

这大概是褚时健最困难的时刻，妻子在监狱，女儿自杀，唯一的儿子在出事前已经逃往新加坡，所以只是他孤独地待在玉溪的家里。马军还记得那年中秋节去看望他，那天晚上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了，赶到褚家时候，整个家里黑糊糊的，楼下只有司机和司机的爱人在看电视，他赶紧上楼看老人，褚时健坐在床上，盖着毯子，半睡不睡。马军说，那一刻心里特别难过，从那天起，他就把褚时健当成了自己父亲一样去照顾。

惩罚

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本来是烟厂的普通工人，后来总是想做生意，褚时健想得很远，1988年把他送到香港和日本去读书。在褚时健心目中，儿子和女儿都应该走出玉溪，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可是他完全没想到，当时红塔山已经和财富捆绑在一起，惯性的力量会把自己送走的家人拖回来。

褚一斌并没有完成学业，他做各种生意，甚至有了洪都拉斯身份，他在深圳经营的房地产公司并不成功，最终还是靠父亲的企业来拆借资金。事实上，褚时健最后分的300万美元也是借助儿子的公司账号来走账的，所以事到如今，烟厂还有很多老职工会埋怨褚厂长没有养出好儿子。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能准确形容褚时健当时的状态，既是处于财富中心的人物，又处于当时无法协调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中心，他所犯下的是过渡期的典型错误，也难怪当时那场审判被称为世纪审判。

这场审判之所以被所有人关注，不仅是因为褚时健属于当时财富中心人物，更因为他的审判结果关系到国有企业领导者的利益分配机制。

图 | 摄图网

在此前，褚时健的被捕已经引得满城风雨，他是因为申请去河内旅游而被捕的，这也是外界广泛流传的他想外逃说法的来由，事实上，他参加的不过是厂里组织的一次旅游，只是因为他身份敏感，一举一动都会引起重视。了解他的烟厂职工说，其实他不太可能外逃，自己的妻子还在监狱中，以褚时健对妻子的感情，肯定不会放手不管。可是不管怎么说，1997年，褚时健正式被捕，离开了自己待了18年的红塔集团。在监狱里，他也没有检举其他人，事后他对身边人解释说：“他们以减刑为交换条件，我就说：‘你们不减就算了，我不能无中生有。’”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他老伴尽快放出来，不要再追究她的问题。

马军还记得1998年8月在法庭上看到褚时健的那刻，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得褚时健苍老了许多，但是精神还在，并没有那么颓唐。事后，这场审判被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称为一流的审判，一流的辩护，一流的判决。

马军的辩护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他觉得起诉书中声称褚时健和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私分355万美元的指控适用法律不当，不应该成立。他解释了这私自分配的355万美元来自于烟厂的小金库，可是褚时健不具备主观的贪污故意，而是一贯地处理小金库的集体决策行为，小金库的资金一般只有他们几人说了算，当时褚时健是以为乔发科进入不了新成立的红塔集团高层，所以给他一些钱作为安慰，这是工厂决策的常规模式。比如说1983年，四川省某烟厂要出售红梅商标，褚时健要他的副厂长去谈，对方开价180万元的巨款，褚根本不和人商量，在电话里就敲定了这个项目，对方后来很后悔，而红梅在玉溪卷烟厂成为著名商标之一。举这个例子，马军是为了说明褚时健一贯的决策方式就是如此。

其次，马军提出了国有体制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他看来，褚时健不仅代表他个人，更代表一批优秀企业家，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自己却没有拿到相应的报酬，所以不少优秀企业家最后都不得善终。马军觉得，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还辩诉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最后，他要求对褚时健实行特赦。

云南省高院的判决也被当时人们所称道，他们提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因为褚时健是改革的功臣就网开一面，法院认为，褚时健和助手私分公款确实已经构成贪污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并且没收了除了合法收入之外的全部财产。这份判决之所以被称道，主要原因有几点：常用的经审理查明，变成了“本院评判如下”，这不是措辞的改变，而是意味着在审判中以平等公正眼光来看控辩双方。另外，判决书也很长，不仅是马军陈述了两个半小时，法官也陈述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判决书中将控辩双方的观点一一评述，而不像过去那样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最关键的，还实行了无罪推定原则，敢于否定公诉机关的不足——说一千道一万，主要是因为审判褚时健受到万众瞩目，各方面都不想犯下任何失误。

大营街镇，褚时健居住的别墅区（蔡小川 摄）

1999年，褚时健入狱服刑。当时包括事后媒体流传着各种说法，比如说他所在的大营街的人要给他捐款，说不要抓他；还有说法是他老伴出狱后拿到了工厂一张卡，是各种人为了感激他而主动往里面存款的，从开始的几十万元到后来的几百万元。经过调查，这些都是谣言。

烟厂的一位领导说，大营街的人当时不会给褚时健捐款，他们想做的是另外的事情，烟农们流行过这种说法，但也是过一阵就烟消云散了。至于工厂发卡更是无稽之谈，大家对褚时健的态度分成两类，一类工人觉得厂长只提高了外面烟农的收入，工人们收入并不高，所以对褚时健无所谓。另一部分工人觉得，褚时健确实是能干人，也会有很多惋惜之词，可是无论如何，由烟厂去给他家一张卡，往里面存钱是不可能的事情。

2002年，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后，感恩于褚时健的红塔集团每月发给他1000多元的生活津贴，并且给他派了司机和秘书，包括保健医生。医生被褚时健劝回去了，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有自信。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10期，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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