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比赛仍晋级，但日本队的突围并非侥幸

▲6月28日，日本队守门员川岛永嗣（右二）与队友槙野智章（右三）在比赛后握手。（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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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就有着向德国学习现代化的传统，目前有超过100名日本球员在欧洲踢球，其中33人在德国。
J联赛的女性观众比例接近40%，是国际上女性观众占比最高的足球赛事。
“足球意识形态装置”：“市民社会、企业和行政机关形成了一种以足球队为中心的网络，在人际关系稀薄的后现代社会，组织起了新的想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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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的世界杯H组中，日本队0比1不敌波兰，最后10分钟“消极比赛”，凭借黄牌数少力压塞内加尔小组第二出线，也成为了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唯一进入16强的亚洲独苗。

有日本球迷吐槽：日本队这场是“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也有中国网友表示：合理运用规则，可以理解，但对不起买票的观众。赛后日本队主帅接受采访回应球场散步：“这不是我的本意，但这是为了赢球设定的战略。”

除去昨晚最后的“散步”，日本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表现还是有不少亮点。他们不仅打败了哥伦比亚，创造了亚洲球队首次战胜南美球队的历史，球风、战术表现甚至球迷都备受好评。虽然日本足球离顶级的欧洲和南美强队还有一定距离，但自1998年起连续6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两次跻身16强，日本足球在整体实力上已逐渐“脱亚入欧”。

仔细观察日本足球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日本足球稳中有进，原因在于长期向足球先进国学习、实行有战略眼光的市场化运作以及有系统地发展青少年足球。这种长时间积累出来的成功，并不是个别球员的发挥或名教练的指导所能带来的。

向德国学习足球现代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就有着向德国学习现代化的传统，这点在足球界得到了延续。事实上，第一代去欧洲踢球的日本球员也都是去西德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奥寺康彦，1977年，他参加了在德国的集训后被科隆队相中，成为了日本足球界在德甲踢球的先驱。“以德为师”渐渐成为日本足球的传统：据足球专业网站Soccerway的统计数据，日本目前有超过100名球员在欧洲踢球，其中33人在德国。

1960年，素有“足球教授”之称的德国人德特马·克拉默（Dettmar Cramer）到日本担任日本国家队顾问，辅佐时任日本国家队监督高桥英辰。克拉默断言：“没有联赛制度，日本足球不可能变强”。

在他的建议下，日本足球联赛于1965年成立。除设立联赛制度外，克拉默对日本足球的发展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立完善的教练员培训制度、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招募裁判等；他还确立了日后长沼健和冈野俊一郎的指导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川渊三郎等一代日本足球人，使日本足球业者能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日本足球：此前，日本人对于国家足球队的概念，依然停留在赛前备战上，而非足球联赛体制的系统化发展。

日本足球在采纳了克拉默的意见后进步很快。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队打进了八强；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日本男足获得了铜牌，釜本邦茂打进7球，成为了那一届奥运会足球赛的射手王。克拉默的经验告诉日本人，足球要获胜，功夫在场外。

不过，在1968年大获成功后，日本足球陷入了低迷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足球联赛，是一个以企业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业余联赛体系，无法持续地、系统地培养出像釜本邦茂这样的世界级职业球员。

这时期，巴西三夺世界杯，全世界掀起学习巴西足球的热潮。因为和巴西之间长久存在的移民关系，日本更易接触到巴西足球，日企把球员派遣到驻巴西分公司去短期“留学”，也引入巴西外援，其中有球员本身就是日裔巴西人。再后来，还有巴西球员归化日本。

如今，日本的主流球队更多学欧洲足球的战术配合和组织纪律，但注重技术的日本，仍是巴西足球最好的一个学生。

1986年，时任国际足联（FIFA）主席若昂·阿维兰热希望开拓亚洲的足球市场，提议将来在日本举办世界杯。这促使日本足协决定对日本足球进行全盘专业化。当时的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称：“我们除了专业化外，别无他法。”

女性观众占比近40%

“日本足球发展思路注重水涨船高，讲求底边扩大，厚积薄发，把联赛和足球受众的基础做好了，塔尖上的球员自然就会出来了。”《日本足球史》一书作者符金宇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道。

1993年，日职联（J-League，下称“J联赛”）成立了。虽然足球并非日本的国民运动，但J联赛在草创之初就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1993年当年，J联赛共有180场比赛，场均上座数为17976；1994年，该数据为19598。在第一个十年里，日本职业足球就创造了5300亿日元（以2003年汇率，约合超过370亿元人民币）的总产值，而J联赛在此期间用于场馆建设、市场运作和队伍管理的580亿日元投资额，组委会本身只承担了不足0.1%，其他由地方政府和社区承担。

符金宇告诉南方周末，这跟当时的日本经济有很大关系：“1990年代初，日本正在经历泡沫经济，各大企业十分渴望开发新的体育消费增长点。足球在日本是体育教育的重要一环，潜在客户群非常大。”根据川渊三郎的回忆，由于当时日本足协规定企业不得冠名球队，他觉得有8个队伍报名就不错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然有超过20支球队报名申请加入J联赛。

不过，J联赛的成功也非历史巧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高级研究员广濑一郎的研究表明，J联赛的成功要归功于与体育市场充分契合的顶层设计。

1988年，日本足协在川渊三郎的带领下，成立了“活性化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开展日本足球专业化。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招聘海外教练员，而是如何“推销足球”的问题：日本国家队水平的提高，必须以商业联赛为基础。但在日本，第一大运动是棒球，其次是相扑。如果要推销足球，必须对足球进行差异化营销。

首先，在运营上，J联赛参照了德甲和美国超级碗（NFL）的商业模式，即“一个品牌，统一运作”：J联赛代表所有球队负责每个球队的包装、媒体和公共关系，并在成立之初就邀请了博报堂（日本第二大广告公司）对联赛和球队的形象做统一设计。这样“由上自下”的运营模式，确保了J联赛商业运作的整体性和高度组织性。1993年，J联赛还邀请了索尼创意产业为首届十支队伍量身定做了吸引女性观众的周边产品。那一年，J联赛周边产品销售额就超过3亿美元。而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J联赛的女性观众比例接近40%，是国际上女性观众占比最高的足球赛事。

为了与棒球运动进一步区分，J联赛还对联赛术语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一支队伍所在城市被称为“根据地”，球迷被称为“支持者”，J联赛的首席官员则被称为“主席”而非“长官”。

▲日本球迷有着赛后清理垃圾的美名，2018年6月24日，俄罗斯世界杯日本和塞内加尔的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一同清理看台垃圾。（视觉中国/图）

“足球意识形态装置”

J联赛推广足球的另一个重点，是强调“地域密着”的根据地理念，即将足球作为一种“本地人的运动”在全日本推广。

首先，J联赛规定，禁止企业冠名球队。为此，原属日本足球联赛的企业队在加入J联赛后不得不更名：东洋工业更名为广岛三箭，松下电子更名为大阪钢巴，而三菱重工更名为浦和红钻。虽然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J联赛近年来的赤字，但它确保了球队不会成为企业的广告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形成以地方城市为身份认同基础的足球观众群。

符金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1990年代初，日本政治努力向地方分权、地方发展转型，川渊三郎提出的根据地理念迎合了当时的社会趋势。19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年轻人迁入首都工作，日本的地方城市普遍面临着人口流失的问题。这时候，足球被视作一种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例子是鹿岛市。1993年鹿岛鹿角队加入J联赛时，鹿岛市人口只有不到5万人。为了建设能容纳1.5万人的场馆，鹿岛市政府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在打造场馆之余，还建设了一条连通东京新干线的铁路线。所有这些花费都因鹿岛鹿角队的出色表现而被正当化：1993年，鹿岛获得首循环联赛冠军；1996年，鹿岛鹿角获得了J联赛总冠军；2000年，鹿岛鹿角成为了首支获得三冠王的日本球队。

鹿岛的成功很快被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在大分县，为了给地方球队足够的支持，地方政府组织员工集体看球，并委派了公务员兼职处理球队的行政事务；从东京来的地方自治省官员更被委任为大分三神足球队的总经理，专门负责发展球队。日丙联赛的草津温泉（现已与群马合并，更名为群马草津温泉）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草津的本地商户和政府为俱乐部提供资助，而球员则以为温泉旅馆和饭店打工的方式偿还赞助费。拥有一支能进入J联赛的足球队，俨然成为了许多日本小城镇的梦想。

J联赛这种以地方身份认同推广足球的方式，被维也纳大学日本研究专家沃尔弗拉姆·曼彻莱特（Wolfram Manzenreiter）教授和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的约翰·霍恩（John Horne）教授称为“足球意识形态装置”（Ideological Soccer Apparatus）：“市民社会、企业和行政机关形成了一种以足球队为中心的网络，在人际关系稀薄的后现代社会，组织起了新的想象共同体。”

许多地方政府都以发展足球产业的名义塑造地方城市认同感，发行债券为基建项目集资，吸引人口流入。这种政治经济机制的形成，使足球在社群组织上发挥了中心作用，大大提高了足球在日本的普及度。

真人版“足球小将”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足球，如中国、印度、澳洲、新加坡都把钱花在了错的地方。他们花了很多钱在场馆建设、聘请外国教练员还有购买外籍球星上。但真正的足球，得从家里开始。你得把重点放在家长，而非教练身上。”国际青少年足球教练汤姆·拜尔（Tom Byer）在和南方周末聊起亚洲足球时，滔滔不绝地说道。

拜尔来自纽约，定居东京多年，他为东京电视台做了长达13年的《汤姆桑的足球技巧课》节目，并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做足球培训活动，在日本的青少年足球界可谓家喻户晓。他曾作为“足球技术学校”项目的一员，给当时年仅11岁的香川真司上过课，后者如今是日本最著名的球星之一，并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取得了进球。2012年，拜尔还被中国足协任命为中国校园足球计划办公室首席技术顾问。

拜尔认为，日本在培训青少年足球方面做得特别出色。“J联赛要求所有的球队都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其中包括必须组织U12的联赛。在日本，U12联赛是非常有组织性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缺失。这种在草根足球上的差距，在20年后就很明显了。”

二十多年前的日本足球确实低迷，但良好的青少年足球文化为日本队10年乃至20年后的表现提供了强大的后劲。根据日本足协的数据显示，在1979年，日本12岁以下注册球员的人数为68950人，这一数据在1987年涨到了195667人，增幅高达283%。根据原日本足协理事会会长平田竹男的研究，日本青少年足球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动漫作品《足球小将》。

日本对青少年足球队员的培养不只停留在漫画式的幻想上。J联赛在1993年成立之初，就规定所有申请加入的队伍都必须组织U18、U15的青少年足球比赛活动，后来更在培训体系中加入了6-10岁的儿童组。此外，日本足协还专门设置了儿童足球委员会，专门负责发展6-10岁的儿童足球，并在2016年开始组织起了10岁和11岁的儿童足球联赛。

不过，对于有着二十多年青少年足球教练经验的拜尔来说，即使是6岁接触足球还是太晚了。“得让孩子在上一年级之前就接触足球，这样他长大后的水平会比同龄球员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内马尔、梅西、罗纳尔多……这些球星都是从不到6岁就开始接触足球的。”拜尔一边说着，一边骄傲地展示着他3岁的孩子在家里踢球的录像。

目前，日本的幼儿园普遍能为6岁以下儿童提供足球参与和训练：日本足协全额资助幼儿园每年组织1至10次幼儿足球活动，不需要幼儿园掏钱。而根据日本足协官方网站的资料，任何人想成为持有足球教练执照的学员，都必须从“儿童领袖课程”开始培训。这个课程有一个简单而严肃的目标：“培养能让小孩享受体育运动的教练。”

这里不太盛产前锋

除了培训自己的“足球小将”外，日本足协还将自己的青训体系向东南亚国家输出——1999年，日本足协开启了“亚洲足球支援计划”。如今，小原一典在柬埔寨国家队担任技术监督；藤原秀雄在缅甸担任U18国家青年队的主教练；古贺琢磨在缅甸曼德勒足球学院担任主教练。

此外，几乎所有J联赛第一梯队球队每年都定期派遣教练员到东南亚国家的俱乐部进行指导。比如，鹿岛鹿角队就向文莱的DPMM足球俱乐部派遣教练员，北九州向日葵向柬埔寨的金边皇冠足球会派遣教练员。

“日本主要考虑亚洲足球职业化和竞技水平低下，亚洲区预选赛和世界杯正赛的水平差距太大，不利于日本国家队的长远发展，日本人希望通过整体提高亚洲足球大环境，达到促进自身进步目的。”符金宇说道。

但日本的青少年足球未必没有问题。“一方面，日本虽然在U12的技术培训方面做得很好，但在13-15岁的时候，对战术方面的培训远远不如德国和西班牙。日本足球的另一个问题是相比中场球员来说，不太盛产前锋。我觉得这跟日本的文化有关。前锋需要有很强的个性，还要有点自私，这些在日本都不太受欢迎。”拜尔这样认为。

不过，“锋无力”的问题似乎没有阻挡日本队杀入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脚步。看日本国家队踢球，不能只看战术和脚法。现代足球是体育运动，更是商业活动和文化。要造就足球强国，联赛管理、市场运营、足球文化、草根足球等系统性要素缺一不可。磨炼脚法，功夫在绿茵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