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选编｜张总：南海与佛教古来今往

编者按：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以“交流互鉴、中道圆融”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福建省莆田市举办。南海佛学院艺术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南海与佛教古来今往》。以下为论文要点摘录：

南海是一广袤的海洋，确切的称呼是南中国海。所谓丝绸之路，一般而言，说的是陆路，但也包括海路。今天我们国家作为国策的“一带一路”，其一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实系于古代的陆上交通商贸之路，后者“海上丝绸之路”古时确也存在。

实际上古代的佛教，主要也是从陆路与海路这两条线所传来交往的。早期时陆路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海路的来往也不少且不失重要。后期，实际上海路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或者说约自宋元以后，海路交通通畅以来，陆路反而失去了其主要交通孔道的作用。敦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敦煌石窟元代以很少，明代几无石窟，关健的因素就是海路之通达的因素。

本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代佛教来往略作叙述，瀊侧重于早期唐五代。交通往来与佛教海南的情况。

1

地理、交通与文化

南海与南洋：南海是南中国海（地理水域）、中国南海（中国领海）的简称，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海域，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

南海南北纵跨约2000公里，东西横越约1000公里，北起广东省南澳岛与台湾岛南端俄迹鼻一线，南至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西依中国大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东抵菲律宾，通过海峡或水道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半封闭海。

其自然海域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依现代划定的九段线之内，中国领海海域之总面积约210万平方公里。

南海中国大陆海岸线长5800多公里，沿海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台湾、南海诸岛。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中国汉代与南北朝时称其为涨海、沸海。清代才逐渐改称南海。但我国广东福建早有一些较小的行政区划具有南海之称，如南海国与南海郡县，实际上广州市的一半就即南海县，现为南海区。紧挨着就是佛山市，也叫禅城，是全国少见以佛为名的城市。

南洋则是指东南亚更深广海陆域且与近现代的移民相关。

南海周边有许多地区国家自古以来与我国有交各项交流往来。即东南亚地区有很多国家，与中国多有交往。古今的国家以及疆域也有一些变化，但大体的文化与宗教间影响还是自古而今地交流演变。

现代东南亚地区国家曾成立联盟，简称东盟，包括十个国家，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

其成立之过程，1961年先有数国联立，1964年正式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以上十国。其中有五个信仰伊斯兰教、五个信奉佛教，在总共十国中恰为各半。东盟十国五国奉伊斯兰、五国奉佛教，也有保持印度教者如印尼的巴厘岛等。古代亚洲的宗教与文化交流十分丰富频繁，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各自流布变迁。

海南省佛教协会自2014年提出南海佛教圈的理念，是一个大南海之概念，以古今宗教文化来从事交流，对今天现在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地域国家关系有极大的好处。

“南海佛教”，是一既有历史文化的元素，又囊括了大地理范围的大概念，具体地说其历史包括了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之始，其流传区域超越了我国固有的领土，对外涵括了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对内包含了南中国的佛教。

所以今天“南海佛教”不仅是地理也非空间、更不是简单历史概念，而是以中国佛教为中心向外广泛联络，互通曲直的大佛教。佛教对南海的贡献就很大，南海佛教在中国佛教里面确实也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若结合古地域文化宗教，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孟加拉等内陆之国，也都在这个文化圈内。地理上虽然再西，但尼泊尔是佛祖诞生地、甚至于狮子国紧西邻的海岛斯里兰卡也是。一带一路之丝绸之路，古代宗教与商业贸易频多，今日可以大加发扬。

古代南海宗教与文化交流很多，这些交流势必建立在交通的基础之上，而且必然有商业贸易的随行。古代交通方面，有些重大的事件及总结，略可归纳如下。

01

越舟航印

汉代粤地陶船模型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大约与张骞由陆道通西域同时﹐西汉已有远行船舶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合浦出发﹐经东南亚的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抵达南亚的黄支国（应为今印度东南岸的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m）。回程则经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越地舟船驶往印度洋﹐可谓开通“海上丝绸之路”远洋航线之创举。

02

牟子理惑

牟子与《理惑论》。关于牟子与此论有很多不同看法，但仍有很多重要学者承认其人与其说。牟子大约是东汉末时人，即汉桓帝时与母避乱交趾，26岁回苍梧（今广西梧州）。

原是儒生，因世乱不出仕，致力于佛经兼研《道德经》。针对佛教传入华所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作《理惑论》而辩解。记述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教的事迹；佛经卷数及戒律规定；佛教生死观；汉明佛教初传入华情况等。

所言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论证佛教与儒、道观点一致。是中国最早居士之论、阐述佛教原理书篇。此人与著虽未说及交通传播，但确实反映了佛教从南海入华传播，并引起思想激荡、争辩驳说之情况。

03

康泰使南

康泰，三国时吴国出使南海的官员。距今1760多年以前﹐三国时东吴时孙权曾派专使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当时吴国为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之贸易，选出来自闽、粤之航海水手，经常驾海船南通南海、北航辽东。

黄武五年（226）有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谒见孙权。谈及大秦的风土民俗。到嘉禾年间返回本国。约同时，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将康泰出使了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

他们远至林邑与扶南诸国。扶南是以今柬埔寨为中心的古代南海大国。康﹑朱等人在该国还会见了天竺使者，了解了印度乃至西亚的国情，归来后著有《外国传》﹑《扶南异物志》。

这是中国古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中国首次派遣专使交通南海诸国的大事﹐其意义实不亚于张骞﹑班超之通西域之举。

04

法显航归

法显是东晋僧人、旅行家。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人。3岁时父母就送其至寺院出家。廿岁受大戒。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二百余年，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

东晋隆安三年（399，一说隆安四年），以65岁高龄，偕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自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同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共11人，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渡流沙，于401年到达和阗，复越葱岭入于北印度境内，南向渡新头河（印度河），经乌苌国、犍陀罗卫、泰义尸罗到弗楼沙（今白沙瓦）。

此时宝云等三人已返国，慧应病故，慧景冻死，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竟再向南行到跋那国，渡新头河，进入中印度的摩头罗国。

法显在印度游历了僧伽施、舍卫城、毗舍离、巴连弗邑、那烂陀、菩提伽耶、贝纳勒斯等胜地和名城，于东晋义熙元年（405）返回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住了三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计得《摩诃僧祇部律》、《萨婆多部钞律》（约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约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梵本。此时道整不想回国，法显则继续南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国（今加尔各答），继续学习、抄经和画像。

义熙五年又从多摩梨帝渡海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两年中，求得《弥沙塞律》、《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梵本，均为汉土所未有。

法显最后是附商舶由水路回国，在海上飘流了90天，才达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五个月后，继续乘商船拟经广州返长安，但中途遇大风，飘流17日至青州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归国后，义熙九年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译有多部经律。

05

义净寄归

义净为唐代译经名僧。俗姓张名文明，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山庄人。十四岁出家，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及从慧智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曾和同学处一、弘袆等相约西游；但处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宁而中止。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

翌年，他在扬州坐夏，遇着将赴龑州（今广西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所以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撘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仅有弟子善行相随。

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三藏年37、发足经由南海趣往印度，历二十五年，经三十余国，并长期在室利佛逝（以今苏门答腊为中心的古南海大国）译述﹐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至至武周证圣元年（695）还洛阳。武则天亲迎，并置所赍梵本于佛授记寺。初与于阗之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后于长安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自译最胜王经等二十部。神龙元年，于洛阳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先福寺译庄严王经。

二年随驾归雍京，后居大荐福寺之翻经院。共译出56部230卷，杂著五部九卷等颇多。净虽遍译藏，然偏考律部，先天二年寿79寂。以西游行程论﹐法显是陆去海还，玄奘是陆去陆回﹐义净则属于海往海返。其成就可媲较法显与玄奘。

06

鉴真海途

法显﹑玄奘﹑义净为西游取经的高僧﹐鉴真则属东渡播教的代表。鉴真原为扬州龙兴寺﹑大明寺的授戒大师﹐因应日僧之邀，决意东向传法。

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至十二载（753）﹐在十年中先后五次渡海均失败﹐最后至双目失明，才于第六次成功﹐终达夙愿。鉴真被日本尊为“大和上（尚）”﹐曾亲为天皇及王公大臣授戒﹐又为东国带去大量先进的文化物品。日本人有著作《唐大和上东征传》，歌颂鉴真“如一灯燃百千灯﹐瞑者皆明明不绝”。

07

古航瑰宝

宋元海上交通已很发达，明代更臻一步，致西北方陆路已止而不用。古时海路交通商船帆影，叠叠重重。从现在航运线上接续不断的沉船遗存，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与说明。

南海航线上，重大的水下考古发现，就有南海一号、黑石号、华光礁一号等等，由其货物磁器、船舶本身技术，都可谓发现惊人。南海一号1987年发现，广东阳江附近发现宋古沉船，2007年经整体打捞上岸。14000余件文物，主要瓷器及多种珍品。

2007探摸时考古人员曾发现一个观音造像，以后发现了一枚石制小罗汉，青灰色拇指般大小，雕刻栩栩如生，罗汉侧身端坐，双手合十，仿佛手中正在捻动佛珠。小罗汉很可能是船员的身上挂饰。

西沙群岛內华光礁内1996年发现沉船。2007、08年仍打捞上万件文物，陶瓷器八千余件，主要为青白瓷、青瓷、酱釉瓷等。

华光礁1号是中国在远洋海域发现的第一艘古代沉船，有6层船体的古船。黑石号，1998年在印尼物里洞岛附近海底发现’，打捞中国陶瓷计6万余件，为九世纪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等窑口。

从陶瓷器类组合等来看，航运路线极可能是从扬州解缆出港，目的地为是波斯湾东洋贸易港席拉夫。

2

南海古代佛教

南海诸国现在的宗教状况约为佛教与伊斯兰教各半，但古代情况不同，而且当时的南亚的南海地域水区，颇有密教与大乘佛教的流传。所以在此简略列述中南半岛与南洋群岛的情况。

01

安南与林邑佛教

唐调露元年（679）在交州设安南都护府（治所今河内）。洛阳昙润、康居人僧伽跋摩传咒术、求饥荒交州。传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以交趾为附舶出发点。

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城。安南名僧运期、昙冲泛海求法，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冒险远游。

而奉定法师、惟鉴法师，黄知新居士游于长安。九居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得“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之誉。安南佛教“灭喜派”，创于天竺毗尼多流支（灭喜），曾游长安得禅宗心法并译经于广州，驻锡北宁法云寺，成灭喜派，流传久远。无言通创“观壁禅派”。此两派也称为禅宗前派与禅宗后派。

南部 林邑（古占婆）曾流行佛教与婆罗门教，且有混杂。七世纪初仁寿末（604年）有佛经564夹1350余部，“以昆仑书（古马来文）多黎树叶”，由彦悰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七部，约当汉文2200余卷。义净说东裔小乘有部、正量、上座与大众共四部都流行。

02

真腊国（扶南）

七世纪时奉天神与佛教，到唐的天竺僧那提（福生）受邀而赴。八世纪，新国王迁都，奉婆罗门诃里诃拉（湿婆与毗湿奴）仍有佛教，九世纪建吴哥，因陀罗一世起，佛婆虽仍混融但佛教渐次上升至主流。

十一世纪苏利跋摩登基宣称奉佛，仍有大小乘与婆罗门教与佛教并行。吴哥窟是伟大的世界艺术遗迹，佛教为主兼与有婆罗门教一些内容。

03

骠国-缅甸

骠国传入佛教很早，有鹿野苑说法象征雕刻，五世纪有佛寺等，献乐至唐，乐曲唱词皆佛语释说，国家僧教制度全民出家。八世纪密教盛传，蒲甘王朝与室利察罗亦行，同于竺蕃唐城，有阿阇黎僧行左道密教。

至九世纪骠国灭缅人兴起，以原始纳那信仰含纳佛教。至11世纪蒲甘名王阿奴律陀大力扶植南传上座部，佛教正本清源。

04

暹罗-泰国

早有佛教文物出土，鹿野苑说法象征、佛足图与缘起（法身）偈巴利铭文，至迟三四世纪，还有佛寺遗址与青铜石雕佛像。11世纪前的孟人建隋罗钵底国佛教颇兴，义净与玄奘闻其国奉佛名声。

吴哥朝高棉人则带来信仰中也有印度教。佛寺有印度式也有斯里兰卡式，佛像形如孟人，风格则阿玛拉瓦提、笈多与后笈多，甚至波罗王朝皆具。 泰属马来半岛盘盘、赤土、狼牙修国，皆与南朝梁通好奉礼，舍利画塔等珍宝。唐时成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印度交通佛教之枢纽。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载有其事，益州义朗、洛阳义辉、荆州都经此而行。暹罗佛教来源不一信仰颇杂。有小乘上座部，大乘系统，观音崇拜最为流行。

05

诃陵

五世纪已有大乘佛教遗迹，约中部马来与泰交界处。爪哇曾流行佛教与婆罗门教，罽宾高僧求那跋摩至得国王敬信，其国等通南朝宋具佛教词礼。

中爪哇王朝教仰变换不同，诃陵国应夏连特拉王朝，颇奉教，多寺像等。八世纪颇行密教，金刚智来唐先至此地。曾在洛坤（泰境内）三圣庙王朝先后建有纳纹陵庙、曼杜陵庙、婆罗浮屠伟迹，都有密教曼荼罗义。

06

室利佛逊（苏门答腊）

佛教曾十分盛行，有小乘大乘与密教。义净曾两度住此，叙其佛教信仰流行高僧等同于天竺，还说以此为最好中转站，可预习语言习惯俗等。

总之，以上安南与林邑、真腊、骠国与暹罗为中南半岛，而南洋群岛则有诃陵佛教与室利佛逝，即今印度尼西亚。

3

海域航路来华僧人

中古时期，自外域来华僧人，数量相当可观,可称为巨。《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所载，却限于译经一栏组，数量相对有限。

这些僧人游方传法，其实原籍颇广，有印度天竺、有中亚西域，如克什米尔，还有今新疆南北的于阗与龟兹地。当然，还有从海路来的一支。其数量相对少些，较陆路来说，其中还有陆海交替，或海来陆返，或陆来海返，或海洋来回。

当然，还有不少僧侣之往返来回没有得到纪载。总体上说，汉唐宋元，其实有个转折，早期是陆路多，后来是海路多了。

但海路极畅通陆路反致闭塞时，佛教已溶入中国，且社会与民间化了。这一组僧侣的情况，或可称为传法僧，分组略列如下，以期与中国求法僧人作出对比。

晋南北朝隋唐

由以上这些个僧人情况来看，来传法游方的僧人，数量远过于西出求法僧人。海路而来的僧人，数量实是陆路而来的一小部分。

但是海路所来，越来越多，而且不乏重要的僧人。如佛驮跋陀罗，译出《华严经》，影响极为深远。真谛则是译出唯识古学之高僧，虽然一生坎呵，曲折多难。

那提，在唐时反复南海、去还采药，贡献很多。般剌密帝是唐代译经僧，其《大佛顶首楞严经》，也是中国佛教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典籍。

金刚智与不空，则是开元三大士之二，特别是不空，中唐玄宗、肃宗、德宗、代宗诸帝师事，开护国结坛，密法影响极大。般若也是重要译师，四十卷本〈华严〉由其完成。

4

海路东段

隋唐阶段，朝韩与日本已经掀起学习唐代文化的高潮，佛教亦在其列。求法僧与留学僧不绝于路。但彼时水路风险极大。

宋代佛教与海东关系密切，由南海向北至交通韩朝与日本之海路船航更为古便利。从五代以来高丽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

元丰末年（1085）更有高丽国皇亲即王子僧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与天台宗，弘传华严还弘天台之教。据载他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出目录等，亦有部分刊传。

北宋时由日本来僧人不多，知名者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他们多到天台、五台等地，巡礼祖庭。奝然还接受宋帝赠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成寻也带回宋代新译和著述印本。

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几达百人，宋代禅律等宗即因此得以弘传于日本。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来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了日本佛教界注重。

其后荣西于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又加提倡，因立日本临济宗。荣西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与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

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亦菲仙居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

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与泉涌寺并峙。

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曾遣日僧祖来中国致书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

太祖即命禅僧祖阐、天台讲僧克勤等送祖来还国（《明史日本传》）。迨达九州时，怀良亲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怀疑祖来乞师中国，把祖阐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经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舆马来迎。足利义满欲请祖阐主持天龙寺，克勤未允，只为日本僧俗演说佛法而已。

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阐、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们不辱使命，给以嘉奖，并令克勤蓄发拜官（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

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来明。建文四年（1402）祖阿归国时，惠帝亦遣僧道彝（天伦）、一庵（一如）赴日还聘。次年（1403）二月，明使归国时，足利义满又遣僧坚中圭密为正使来明。时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适到称贺，逐遣赵居任、张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还国并赠书通好

5

小结

分析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四条线路，其中三条都是陆路，一条是古丝绸之路，沿着中亚和新疆进入内地长安。一条是永昌古道，从泰国、缅甸进入云南等地，我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就是得益于这一条道路。还有一条是通过尼泊尔再到我国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就是在这条道路建立的。

此三条陆路之外，还有一水路或海路，人们把它称作“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对佛教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是泛海乘舟进入中国的，像中国佛教里面最早出国西行求法的法显大师，就是坐船从斯里兰卡回到了祖国。

法显由丝路出，至印后到斯里兰卡，再至爪哇,耶婆提. 而后乘船回到了青岛崂山。上文已举，禅宗达摩、唯识学的真谛、密宗的金刚智与不空，都是由海路而来，入华弘法的。

如若略加归纳对比，就可以知晓，南海或海路上古代佛教交通是非常重要、非常广博的。古代陆路与海路上，宗教与佛教的交流与传播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质甚至超过货物商贸等等。

海路上高僧往还，是外国人游方至此较多，而且海路是逾来逾多，越来越重要。华严经典、唯识古学，甚至于唐代密教即唐密，更多是由海路而非陆地交往传播而成。有趣的是，由南海向北，海东诸国，是汉地佛教向外传布的实际孔道。这些内涵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全力精研与深入探掘。

（作者：南海佛学院艺术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

原文发表于中国佛教协会公众号：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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