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磁灶窑海外贸易

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 摄影/陈金展

《晋江县志》记载：“瓷器出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磁灶窑址作为泉州城郊规模最大的古窑址群，地处紫帽山南麓的丘陵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瓷土资源丰富。境内主要溪流——梅溪，流自西北，东折而去，汇于晋江入海，是古代磁灶的主要水上通道。磁灶境内古窑址多沿溪分布，数量众多，尤以下官路至岭畔的土尾庵、童子山、金交椅山一带最为密集。考古调查发现的26处南朝至清代（6世纪至20世纪）窑址中，宋元时期（10世纪至14世纪）窑址有12 处，均分布于晋江支流九十九溪两岸的小山坡上。磁灶窑址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土尾庵窑址、蜘蛛山窑址、童子山窑址和金交椅山窑址等4处宋元时期的代表性窑址。

目前已考证的磁灶窑的创烧年代大约为南朝晚期，经过隋唐、五代、北宋等历代的发展，在南宋至元代达到了其历史的鼎盛时期。同所有其他古代手工业产业一样，磁灶窑业的产生、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两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大批士族、百姓南迁，带来各类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晋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磁灶窑业也在此后诞生，成为福建地区最早烧造陶瓷器的重要窑场之一。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海隅，当地历代统治者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使得这一带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其社会经济、文化、贸易均能平稳、快速地发展。隋唐、五代时期，泉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造船中心之一。这些都对处于泉州经济圈中心区域内的磁灶窑业的生产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宋元时期的福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迅速繁荣，形成“涨海声中外国商”的兴旺景象，而陶瓷器正是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通过对磁灶窑的实地调查和有关考古资料证实，历年来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国家中多有磁灶窑产品出土，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常收藏有磁灶窑作品，并发现于“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和韩国新安沉船、印尼爪哇沉船、菲律宾吕宋沉船、哲帕拉沉船等沉船中。

金交椅山窑址是目前磁灶窑址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宋代窑址，共发掘4条龙窑和1处作坊遗址。出土遗物以陶瓷器和窑具标本为主，此外还有少量制瓷工具。出土的陶瓷器主要有青釉、酱釉、素胎3种，器类不多，皆为生活用器。胎质大多夹有细砂，胎色多呈浅灰色或灰白色。其中，青釉器占了半数以上，釉色以青灰、青绿、青黄为主，大多数釉面莹润，玻璃质感强，开细碎冰裂纹。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剔刻、模印、堆贴、雕塑、绘花等，花纹多样。器型以执壶为主，出土的窑具多数有刻划符号或文字，如1至4道的竖条以及“吴”“李”“王二”等。

金交椅山窑址 摄影/成冬冬

作坊遗址 摄影/成冬冬

作坊遗址位于金交椅山北坡西侧的坡地上，面积约250平方米。地势东高西低，分6个梯状台地，发掘总面积约200平方米，发现贮泥池、沉淀池、柱洞、磉墩、灰坑、陶缸等多处，推断该作坊是拉坯、上釉的工作场所，使用年代约为五代至南宋。出土遗物以陶瓷器及窑具标本为主，皆为生活用器，装饰技法主要是刻划和模印。此外，还有少量的制瓷工具。

作坊和密集分布的 4 条龙窑及其所在的山体、水系构成了陶瓷生产的完整体系。通过梅溪、九十九溪和晋江水系，金交椅山窑址的产品可便捷地运往泉州湾的主要港口并外销，也可在城郊港口上岸供给城市所需。这一空间联系呈现出陶瓷从制作到运输、外销的完整过程。宋元时期的磁灶窑在海洋贸易的促进下迅速发展，通过向北方名窑学习和自我创新以提高生产技术并扩大产能。窑址出土的大量器物显示其在制坯环节采用了模印的方法以提高制坯效率。在器物装饰方面，通过化妆土和多种深色系釉色的使用弥补了本地瓷土品质欠佳的缺陷。在装烧方面，大量使用支垫等间隔器进行叠烧，以扩大单位窑炉空间内的烧制量。在生产组织方面，从窑具上题写的多个姓氏的人名可以推断，磁灶窑可能采用了由多个家庭作坊在一处窑场中搭烧的联合经营方式，或是通过署名的方式以明确制作者的生产责任，并可能存在职业经理人为财力雄厚的投资人经营窑场。这些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与提高显示出本地陶瓷产业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市场反应。

磁灶窑址中最具典型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生活日常器皿当数执壶、军持、龙瓮、急须、酱釉扁罐、绿釉花口碟、黄釉铁绘花纹盆等，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用于饮食方面的器具便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相对中国普遍使用陶瓷器这种理想的生活器皿来说，有些国家和地区较为落后，依靠的是大自然的天然馈赠；有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较快，却只有上层人物用得起金、银、铜、锡等制作的器皿，在更为广泛的地区，人们依旧沿用着落后的器皿。据《诸番志》的记载：“登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筷，掬而食之”，“苏吉丹（今印尼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渤泥国（今文莱）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饮食器皿的简陋或者昂贵，随着海外贸易带回来的大量磁灶窑陶瓷器，让东南亚各国的民众看到了曙光，于是磁灶窑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陶瓷器便成了他们的迫切需要，磁灶窑开始了满足各国、各民族不同的生活需要之旅，同时给海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饮食器皿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磁灶窑的产品输入以后，对改进海外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诸番志》记载：波斯国王“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啖之”。《明史·外国四》记载：“文郎马神（今印尼加里曼丹的马辰），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这些地区都发现有宋元时期磁灶窑生产的碗、盘、盆、碟、瓶、罐等。《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器》一书中说道：“从中国运入菲岛的陶器对菲人早年的社会及农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菲人拥有陶器成为估量个人财富及声望的主要准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磁灶窑陶瓷对海外的深刻影响。再比如说磁灶窑外销品种中的急须，它是外销至日本的一种茶器，闽南人称之为“急烧”或者“急烧仔”。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急烧变成了“急须”，日本称之为kyusu，两者在发音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学者森村健一、田中克子等在参观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时认为日本出土的急须就有磁灶窑同类器物的造型。当年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将饮茶之风带回日本，并发扬光大为茶道，日本不但保留了“急须”的原始名称，而且还一直将它作为一种通用的茶器使用并沿用至今。在日本京都、博多等地区出土的磁灶窑急须，为我们探讨中日物质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信息，也是磁灶窑诸多特色产品中影响海外人们生活习俗的重要一员。再如磁灶窑的绿釉花口碟，这种生活器皿在造型和纹样上深受粟特金银器的影响，粟特金银器常在器壁上捶揲出凹凸起伏的花瓣状纹样，使得器表能看出起伏变化，立体感十足。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中就有磁灶窑绿釉印花卉纹折沿菱口碟出水，该器明显模仿了金银器加工时特有的工艺。根据考古专家考证，“南海一号”沉船就是从泉州港始发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商船，赴东南亚、南亚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因为绿釉印花卉菱口碟是“定烧”的外销产品，所以完整器只能在沉船出水的器物中和定烧地菲律宾等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中才能见到。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一文中提到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发现“福建泉州窑产品有低温绿铅釉印花盘、军持等器”，此处提到的泉州窑低温绿铅釉印花盘就是磁灶窑的绿釉花口印花碟（盘）。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国家博物馆里也藏有磁灶窑的绿釉盘。《香港九龙圣山遗址考古发掘简报》中明确指出在香港九龙圣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花口碟，以磁灶窑的绿釉花口碟为主，跟“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菱口碟属于同类器型。由此我们可见，用相对廉价的陶瓷代替昂贵的金银器，使得普通民众都能够用得起进而从磁灶窑大量进口，对当地的生活水平和习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磁灶窑绿釉军持

“甚饶足，并过洋”的磁灶窑业以这些地区大众的审美为航标，改变本来供给周边城市日常生活需求的方向，划出一条独特的航线。磁灶窑也因此实现了由普通的“内销民窑”一跃成为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蜚声海内外。

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性遗产要素，是宋元时期泉州城郊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反映了泉州以外贸手工业为显著特点的产业结构。其产品是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主要商品,反映了国家口岸的外贸驱动型产业结构。由于靠近泉州港口，磁灶窑的生产者以外贸需求为导向，通过两方面的经营策略将上述劣势转化为优势。其一，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以满足海外市场对日用普通器物的需求，并借由其靠近港口的便捷运输条件节约运输成本，通过高产能、低成本的方式获取盈利。其二，通过港口带来的海外市场信息，针对海外市场的需求进行特殊产品的定制。

以金交椅山窑址为代表的磁灶窑的生产体系完备，通过生产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量，展现了综合型国家口岸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以磁灶窑为代表的泉州陶瓷的生产体系、生产规模奠定了泉州作为综合型国家口岸的强大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本文作者：陈思，供职于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