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的这位哈佛同学想要建立一个全球创投工厂

文/Kevin Dowd

马格纳斯·格里姆兰（Magnus Grimeland）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合适的地点：2003年，在挪威海军特种部队服役两年之后的他以23岁的大一新生身份进入了哈佛大学，并很快就遇上了科技热潮。入学以后，格里姆兰和一个叫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的同学成了朋友，并加入了哈佛大学的赛艇队，然后在那里遇到了卡梅隆和泰勒·文克莱沃斯（Cameron and Tyler Winklevoss）兄弟。如果不是要兼顾课程和体育运动，以及照顾年幼的儿子，他甚至还可能会在TheFacebook（Meta当时的名字）为马克·扎克伯格工作。

“我差一点就申请了他们的一个实习职位。他们在早期或多或少地雇了一些人，”格里姆兰苦笑着回忆说。“我想，任何参加过这些实习的人现在手头应该都很宽裕。”

与Facebook联合创始人之一、如今身家114亿美元的萨维林和爱打官司的文克莱沃斯双胞胎兄弟（身家各40亿美元）不同，格里姆兰只是处在扎克伯格光环的边缘，而他身上的创业倾向逐渐消失了。毕业后，格里姆兰在麦肯锡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为另一位互联网亿万富豪、Rocket Internet的奥利弗·桑维尔（Oliver Samwer）工作，并帮助后者将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全球时尚集团（Global Fashion Group）打造成了一家销售额超过16亿美元的电商集团。如今，格里姆兰想要重新定义创业投资。

他的最新项目是Antler，一家成立于新加坡的公司，但没有正式的总部。该公司试图将创业工作室、孵化器、加速器和风投机构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从而打造出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创建机器。通过Antler，格里姆兰希望能在初创公司生命周期的更早阶段复制红杉在风险投资领域所做的工作，以及Y Combinator作为加速器所做的工作。现在，Antler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潜在的初创企业创始人——他们通常来自雅加达、内罗毕、圣保罗和胡志明市等新兴市场，因为格里姆兰认为这些市场被其他风投机构忽视了。而且，Antler还经常从思科和McAfee等成功的公司那里挖人。

“我们喜欢这么做，”格里姆兰说。“比如，我们联系了Spotify的产品主管，然后对他说，‘嘿，你把Spotify做得很好，恭喜——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离开那里并创建你自己的独角兽企业了？’”

马格纳斯·格里姆兰（Magnus Grimeland）

在Antler，一些创始人是被招募来的，还有一些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但没有一个人能保证被接纳，而且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同样的申请程序：格里姆兰预计今年将收到约10万份申请，其中只有约2.5%将被批准。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业务。Antler只提供最高2,500美元的津贴来补充其生活费用。

所有这些项目为期6到12周，参与者将在此期间寻找联合创始人，开发商业模式，并尝试说服Antler自己值得获得创业初始资金。Antler会在一家公司成立之前就决定是否投资——通常是出资10万到20万美元，以购买10%的股份。

2017年，格里姆兰用自己在时尚界工作时获得的50万美元资金创立了Antler；一年后，他又从一群同事和企业家伙伴那里筹集了600万美元。如今，Antler管理着大约5亿美元的资产，同时还在从英国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Schroders）、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和他的老朋友萨维林等处筹集了资金。它在六大洲设有21个办事处，在每个城市都有顾问和运营商网络，迄今已经投资了450多家初创公司。

但是，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Antler必须从快速增长的孵化器、工作室和其他早期投资者中脱颖而出。PitchBook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天使投资和种子轮之前的交易额从五年前的79亿美元攀升至2020年的112亿美元，到2021年更是攀升至176亿美元。“这简直是在开闸放水，就像是每天都会诞生五个新基金，这是一个新基金的大爆炸时代，"早期投资公司Primetim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艾比•米勒•列维（Abby Miller Levy）表示。"这个领域的钱太多了，所以很难对一个团队感到十分兴奋。”

Antler旗下的投资组合还很年轻。到目前为止，该公司有约八分之一的投资项目都失败了，而且尚没有产生独角兽或大型的退出项目来证明格里姆兰的愿景。不过，前景是光明的。Reebelo是一家销售二手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公司，年销售额接近1亿美元，据称每月有1万名客户；XanPool则帮助400多家客户处理加密支付，其中包括韩国金融科技独角兽Toss，并在去年筹集了2,700万美元，由彼得•泰尔（Peter Thiel）的Valar Ventures领投。

夏洛特·埃克伦德（Charlotte Ekelund）是在2019年第一次得知Antler的，当时她32岁，一直怀有创业梦想。她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创业，但我真的不知道会和谁一起创业，或者创业的内容会是什么。”后来，她成了Antler在瑞典的第二批成员，遇到了一位名叫奥列格·丹尼连科（Oleg Danylenko）的科技天才，然后创建了远程办公视频和音频聊天应用Teemyco。新冠疫情出现后，Teemyco的服务需求量很大。自那以后，该公司又筹集了三轮风险投资，总额达520万美元。

通过如此早期地支持创始人，Antler往往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估值进行投资，并为LP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等式。“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够以100万美元的投资前估值来成为这些公司的一份子，”Antler的一位创始投资人、与格里姆兰在麦肯锡共事时相识的特朗德•里伯•克努森（Trond Riiber Knudsen）说。“如果这些公司能够获得种子轮、A轮和B轮融资——届时再看看我们在这些轮中看到的最高估值，其上升空间是惊人的。”

格里姆兰最初是作为时尚电商公司Zalora的联合创始人与Rocket Internet开展合作的，当时他帮助该公司打开了市场，并在东南亚建立了当地业务。由亿万富豪奥利弗•桑威尔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Alexander）、马克（Marc）创立的Rocket Internet在风投界享有着一个颇有争议的名声，因为它采用的是模仿模式，即从一个市场借鉴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通过在另一个市场创建新公司来模仿它们。人们只要想想东南亚的亚马逊，或者德国克隆版的Groupon就明白了。

经过两年时间和超过2亿美元的融资，Zalora并入了全球时尚集团，格里姆兰也成为了该集团的首席运营官。但在看到几位同事离开公司自己创业后，他意识到正有许多有才华的科技工作者在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工作中苦苦挣扎。于是，Antler诞生了。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从第一天起就成为他们的最佳合作伙伴，并投资真正强大的团队和创始人，而不是公司，”格里姆兰说。“我们的角色就是支持和扶持优秀的人才。”

首个Antler项目于2018年在新加坡启动。大约有1,400人提出申请，62人被接受；三个月后，Antler基金向其首批支持的13家投资组合公司开出了支票。

Antler项目的每个参与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类似约会应用程序风格的服务，用于寻找联合创始人。另外，他们还能接触到整个图书馆的商业企划书和战略书籍、办公空间，以及由风投人士和企业家们开设的课程等资源，包括来自Snapchat、Square和YouTube等公司的高管。其中一些最受欢迎的课程包括，作为创始人应该如何思考解决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创业公司的常见指标。

由于创始人在创建公司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的经历也有所不同。有些人专注于缩小潜在的商业创意范围或寻找联合创始人，另一些人则与Antler的600多名顾问和运营商网络密切合作，比如Spotify的第一任首席技术官安德里亚•恩（Andreas Ehn）和数字银行Monzo的联合创始人加里•杜尔曼（Gary Dolman），以改善他们业务的某个特定方面，比如定价模式或产品组合。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在Antler的顾问委员会任职。在格里姆兰在哈佛读书时，萨默斯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在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后，Antler会继续为其提供融资和增长战略方面的建议，并将它们介绍给投资者。这对获得资金的初创公司和Antler的LP来说都是一项福利，因为LP可以首先看到那些抢手的初创公司。Antler也会参与到后续融资中，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200笔此类交易。

这是一种基于体量的投资方法。每年吸纳数以万计的申请，并与数百名创始人合作，这保证了Antler能在风口的蛋糕上咬上好几口。其他的孵化机构则有不同的策略：工作室模式的先驱Atomic通常会用自己的内部团队创建公司，然后在这些公司业务启动以后请来一位长期CEO。去年，该机构推出了14家公司，而Antler推出了190家。

亚历克斯•伊斯科尔德（Alex Iskold）是2048 Ventures的执行合伙人。2048 Ventures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种子轮投资机构，其投资阶段比Antler晚，通常是在公司成立后六个月左右。但伊斯科尔德认为，Antler投资方法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Antler）这些投资举措都是非常聪明且轻量级的，如果你做对了，它就会对这个‘孵化器’大为有利，因为你正在吸引所有这些优秀的人才。”

的确，Antler投资了很多经常被风投机构忽视的人，而格里姆兰也喜欢炫耀Antler在这方面的成就。迄今为止，Antler已经支持了来自70个国家的创始人。在其所投资的公司中，约35%的公司创始人是女性，50%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

“你真的可以发掘出所有这些未被开发的人才，他们不一定拥有我所拥有的机会。”格里姆兰说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种子轮投资机构The Fund的董事总经理珍妮•菲尔丁（Jenny Fielding）则表示，这种想法对风投的真实需求进行了补充。

“沙山路（Sand Hill Road，硅谷的风投机构聚集地）上的许多大公司都在说，‘哦，是的，我们现在主要做种子轮投资，我们做的是预种子轮投资，’”菲尔丁说。“但现实情况是，当他们说在进行预种子轮投资时，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是已经认识的伙伴，或者资助的是自己的投资组合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创办新公司。”

这些风投巨头和其他早期投资者正在涌入这个领域，以满足LP对超高回报的渴望，但如果预期的利润无法实现，像Antler这样的公司可能会看到需求下降。

“对我来说，这感觉非常不理性，”伊斯科尔德谈到最近的支出狂潮时说。“人们只是在向创始人砸钱，却没有真正花时间思考商业模式、创始人，以及建立一个真正好的、可持续的企业有多难。”

格里姆兰知道，通往风投界顶峰的道路将是艰难的，但他认为Antler的开局还算不错。

“在当今的风投市场里，你需要建立真正的、系统性的价值，”格里姆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成功地创造了这种系统性价值，我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人才的方式，从头开始建立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