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疫情观察：飙升的数字、举报隐忧与政策走向

（原文首发FT中文网）(文/徐海娜）从今年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一位来自武汉的旅客）以来，疫情数字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据《联合早报》数据，1月30日，新加坡确诊病例总数为13起，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中国公民。

之后开始出现本地感染病例，但受到良好控制。3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总数为106起。之后大量从海外返回的人将新加坡确诊病例数字推高到1000起（4月1日数据），但4月初，海外输入病例已趋零。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之后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因为客工宿舍感染群爆发（客工是新加坡对外来劳工的称呼，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多数在建筑行业工作），累计确诊病例又激增到6588 起（4月19日数据）。

面对严峻现实，新加坡政府自4月7日开始实施关停大部分工作场所和学校等一系列称为“断路器”的病毒传播阻断措施后，4月15日政府又宣布所有人在出门时必须戴口罩，违反者会面临处罚。

新加坡防疫工作的阿喀琉斯之踵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4月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她谈到几点关于疫情的看法，非常坦率。一是，起先政府对返回新加坡的留学生实施了居家隔离措施。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要求到指定酒店隔离，远离他们的家人。在此过程中，有些社区传播可能已经开始。对于召回海外国民，她说，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套用了抗击非典的经验，但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原文为We are now paying a price for that call, bcos we underestimated the covid and used a sars lens.)

二是，3月份公立学校假期有部分人仍然出国，返回新加坡后，病毒传播的概率也增加了。

三是，新加坡的客工群体的感染问题。他们中不少人住集体宿舍，因此，很容易引发宿舍感染群爆发。现在政府正在进行广泛检测。

最近的一两周，新加坡确诊病例急剧飙升。新加坡本地媒体发布的疫情曲线图中，可以清晰看到，4月以来，输入性病例已经几乎不再增长，本地社区确诊病例也只是两位数小幅增长，而来自客工宿舍的病例每日几乎都是三位数增长，甚至单日增长可近千。新加坡有30多万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等重体力劳动，其中20多万人居住在专门的客工宿舍里。

工人宿舍长期以来密集居住的状态，一直都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定时炸弹，也是新加坡防疫最薄弱的环节。这过去未受重视的环节在本次新冠疫情之下，成了新加坡防疫工作的阿喀琉斯之踵。当然，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新加坡政府正竭尽全力改善客工群体的防疫现状，包括增建临时宿舍，将工人分流等。

2月时便进入ICU的孟加拉工人也于近日转回普通病房。尽管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全部承担。但是被隔离的客工和被隔离的国民如留学生等隔离条件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很多人开始关心客工的生存状态。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疫情减少了差异，底层的危机也将是所有人的危机。

循证的公共政策有否动摇

新加坡政府这几个月来为防疫采取的绝大多数措施，都是基于证据的，即所谓Evidence-based policy，以客观证据为决策提供依据。例如，没有证据表明社区感染大量发生的时候，措施都是准备性的，包括每到一处都要反复填写的旅行情况申报表和体温监测，相互交错的上班时间等；还有，学校尚未停课时，虽然有部分学生确诊，但因为有证据证明病例皆来自家人感染，而非在校园内感染，所以无论有多少家长呼吁停课，政府始终坚持基于证据的理性决策。

再如，前一段时间，大部分新增病例为返回的留学生时，将海外归国的学生从居家隔离转为集中隔离的政策。政府从一开始“不鼓励健康人戴口罩”到“出门必须戴口罩”也是基于证据的，在出台有关规定之前，政府已经通过媒体发布了社区可能已经存在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

但是近期这种循证的公共政策看起来似乎有所变化，不再只根据现有证据来决策，而是更倾向于按照预判来行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古阿烈（Alex Cook）接受采访时说，客工宿舍情况令人担忧。他说，接下来几天的确诊病例应该会持续攀升，增长速度之后可能会放缓，但不排除到了月底会累积一两万起。政府也称会考虑是否有延长病毒阻断措施的必要。卫生部长颜金勇也强调，“断路器”抗疫阶段即使结束，也不意味着一切立刻恢复正常。

（草坪里的蘑菇无忧无虑）

疫情下的生活：紧张气氛与举报隐忧

最近的气氛不大好。上周三（4月15日）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给每户居民发了一封电邮，这封电邮的主要内容是给所有居民提供举报渠道，告诉居民如果发现附近出现社交聚会可以举报；此外，如果发现管理处的任何工作人员和小区的小型工程承包商的工作人员，以及任何居住在此小区的居民，只要不戴口罩就可以举报。

同时，政府也规定在剧烈运动时和2岁以下孩童可以例外。此外，对于戴口罩有困难的特殊群体，当局也会在执法时灵活处理。但是小区物业管理处的那封信还是引起了一些居民的担心和焦虑。

有人担心鼓励举报会败坏人们的道德；还有人则担忧出门运动本是合法行为，这种情形下容易被人加以道德论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文革式的鼓励举报吗？而小区的有些居民则早在收到此电邮之前，已经多次在小区社群平台上指出，部分邻居放任儿童继续在楼下一起玩，实为不妥，并赞成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人们为疫情之下的行为操守之各种细节争议不断，直到有人说，“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公民的自由。”也有居民回信给小区管理处表达不满。

不过两天后，也就是4月17日，政府每天直接发到国民手机上的疫情消息中就有这样一条：“您可以通过‘一联通’应用程序（OneService）举报安全距离措施违例情况。”并列出两点注意事项：一是举报时，人们需要提供详细的资料，包括地点和照片；二是只举报“亲眼目睹”的事，而不是网上看到的或他人转发的信息。举报行为，由此开始，不再是个别小区鼓励人们做的，举报行为不仅是合法的行为，还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情形下，带有了公共道德的色彩。

新加坡一向以执法严明著称，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处罚了不少没有遵守各种防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除了罚款和监禁外，处罚还包括吊销执照、取消护照、取消工作准证等。举报不会无关痛痒，而是与法律后果相关。同时，人们内心也可能会面临一个伦理选择，如果亲友违背规定，人们是该“亲亲相隐”，还是“亲亲不得隐”？更进一步，合法举报行为与告密，在道德和法律范畴内，向来也只隔着一层薄纱，很容易被人僭越。

（所有的花儿依然绚烂）

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禁止人们出门，并且对公众出门做运动持正面态度，只是要求人们在运动时保持安全距离，以及运动完之后要戴回口罩。居家工作和学习了整整一天之后，也有人会选择在较少人外出的夜晚到楼下去运动。大部分时间居家的我，偶尔也会有些必要的外出，但是最近几天，每次外出的我，也开始心有不安，这份不安一部分来源于对疫情的担忧，另一部分也来源于对陌生人的 “信任”的消失。

我们知道，照片不等于就是事实，甚至眼见都不一定为实，不同的角度去看，还有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对于界定人们是否维持了合法的安全社交距离可以有非常大的争议。然而当拍照举报被鼓励后，人们心理的紧张感就会增加。街上和地铁站，以及地铁里，最近都有大量穿着制服的辅警巡逻，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紧张气氛”；另一种则是陌生人的偷拍和举报，是看不到的“紧张气氛”。

这段时间，政府在加强客工宿舍防疫的同时，阻断措施之下不断收紧的细节规定也处处指向普通的市民生活。政府规定事无巨细，包括市民不可再将孩子送到祖父母家，但离婚的家庭孩子仍可会见分居的父亲或母亲；还包括快步行走算是剧烈运动可不戴口罩等。每日出台的指引繁琐细致，因为过于事无巨细，有人弄不清楚政府的规定，谣言也开始传出。

有人说警方依循报警进入民居处罚违反安全措施的人，有人说警方设置路障检查和处罚非共同居住而同车共行的人，还有人说，人们将不能离开自己居住的地区。政府立即用多种渠道说明这些为“不实传言”，警方设路障是为了其他执法行动，进入住宅执法则是依据报警去调解家庭纠纷，呼吁人们不要散播不实谣言。也有“谣言”后来被证实为公务员泄密，有关人员已受拘捕。

但是，人们一方面嘲讽自己的政府为“保姆型”政府，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给出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如何界定哪些算是可以不戴口罩的剧烈运动”；“政府规定人们可以在公园做运动，那么小区楼下能否做运动？” 在此时此刻人们紧张防疫的气氛下，“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的自由”仿佛是一句已经失去意义的话。阻断措施开始之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政府措施不够严厉，政府应该完全禁止人们出门一段时间。

人们要求政府加强控制，在特殊时期渴望赋予政府更多权力，但是假如这次疫情真的像专家预测的那样，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人们是否能够习惯长期受管控的生活？

截止到19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累计达 6588人，累计死亡人数为11人。人们将继续为这次疫情付出代价，包括为了安全而不断让渡的权利。这次疫情也会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给人们和他们的政府带来改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