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脱党后隐居十年，日子过得如何呢

广州起义后，叶挺避居香港，精神极度压抑。

1928年春节过后，叶挺为了排解郁闷，避一避国内外敌人迫害革命者的风头，坐海船往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走了一趟。

他在那里看望了出洋谋生的胞兄秩平和许多同乡朋友，还结识了许多爱国华侨。

叶挺没有想到，几年之前他率独立团到江门、新会作战时，将缴获的物品用于举办公益事业，以及独立团在北伐中骁勇善战的美名，竟会漂洋过海，飞到了南洋各地的华人社会。

叶挺更没想到，自己这次排解郁闷的海外之行，竟被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的爱国华侨看成是一件大事。他们都以一睹“北伐名将”风采视为荣幸，以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许多交谊应酬活动。

但可惜时值两次起义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他的身份是一个败军之将和亡命者，因而即便是欢快的盛宴，也因心中萦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阴云，而不能开怀尽兴。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有志之士多有到欧洲考察的，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

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也到那边走动走动。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党的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上世纪20年代末的莫斯科

1928年的秋天，叶挺到了他的流亡生活的第一站——德国首都柏林。

这里曾是普鲁士王国的京都，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之一。但眼前的景象却是百业萧条，毫无生气。

德国和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夕，大批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迫于逼人的经济衰退，正酝酿着让法西斯上台，以非常的手段维护政局。

这里曾是叶挺心驰神往的地方。当年在保定军校毕业时，他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很想到这个现代军事强国留学深造，但因家境贫寒，没能如愿。

以后他在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又知道德国不仅军事先进，还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便曾萌发过前往考察的愿望。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柏林

但又因国内出现了革命高潮，急需军事干部回国工作而没有去成。

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可惜不是一个留学生，而是一个逃避厄运的流浪者。

初到柏林，一切都感到新奇陌生。他常常漫步街头，在那些工人们集会示威的大街上，在国会大厦广场和德皇皇宫等地徘徊流连，寻觅着这座名城的历史足迹。

他伫立在1918年11月革命指挥部旧址前，追溯着当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庄严宣告革命胜利的动人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在那次革命中，柏林的起义者也曾占领过警察局、兵营和政府机关，也是因遭到本国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联合镇压而失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许多优秀战士惨遭杀害。

这和一年以前发生在广州的那场起义，何其相似！

叶挺在德国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确曾以国内亲友资助的钱，购置过许多书刊，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好友成仿吾去看他，他也只是寥寥数语，不愿多谈。

不久，他又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真是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慨了。

一向倔强不屈的叶挺，这次竟消沉悲观到了这种地步，不免令人惊讶、难过。

1930年春，周恩来赴莫斯科开会，之后取道欧洲回国，在专程前往柏林探望叶挺。周恩来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

周恩来在柏林

作为一个流落异国的人，叶挺虽然时不时地从国内国外亲朋故旧那里获得一些经济资助，他那种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也减少了许多花费。

但在当时柏林物价飞涨的情势下，要想从容地支付住房、吃用、购置图书等项费用，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日子愈久，愈难应付。

好在叶挺从小节俭，又有自己亲手劳动的习惯。尽管以后他在粤军服务时过过宽绰日子，但直到今天，却仍然能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生活要求不高，好一点差一点都可以过。

尤其可贵的是，他相信只要自己不当懒汉，总可以想点办法谋求生计。

他曾想找个地方打零工，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不仅是因为经济衰退时工作不好找，还因为他是中国将军，企业主不敢雇他。

做不成雇工，另想别的办法。叶挺与一些同样生活困难的人，将各自的积蓄凑合起来，在柏林工人区开了一间小饭馆，为中国留学生办理包餐。

这件事做得很成功，既满足了中国学生对便宜可口的家常便饭的需要，又使叶挺和他的穷朋友们得到一定收入，使他们在异国他乡站住了脚。

欧洲国家大多地域较小，各国距离较近。从德国到其他国家走走，都很方便。

叶挺为奔走生计，当然也是为了多作一些游历考察，到过奥地利和法国等许多国家。

他在维也纳卖过豆腐和绿豆芽。又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法国乡下购买蜂蜜和果蔬，运到巴黎街头摆摊出卖。

尽管如此，生活用度仍然是紧巴的。他曾到市场捡过被人丢弃的蔬菜，拿回来腌咸菜吃。

这种“出洋考察”坚持下来，一靠自己劳动；二靠亲戚朋友解囊。

在这种漂泊不定，生活毫无保障的条件下，他省吃俭用，选购了许多德文书籍，其中仅一部百科全书就多达几十本，刻苦钻研，锲而不舍。

这些书以后他都带回到澳门，使他家的洋书比古书还多。

读书和考察，开阔了他的眼界。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他懂得了一个深奥的道理，那就是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

尤其是在失败之后又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更不能意气用事，消极沉沦，否则将一事无成。

这是一剂医治心病的良药，它使叶挺因连遭挫折和党内纠纷而积淤起来的怨愤情绪，开始缓解下来。

周恩来说的“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那句话又重新回响在耳际。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驱散颓丧情绪，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

他的阅读原是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范围很广的，但从这时开始相对集中，又转为专攻军事问题。

他毕竟是一个军人，有现成的专长，他还是要驾轻就熟，从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回到国内，重上战场。

基于这种考虑，他曾作过到德国军事院校进修的打算，但因种种麻烦未能兑现。

上学不成，那就自修。他在自己的房子里摊开了大量的军事书籍，除了德国大百科全书的军事卷册，还有许多专题著作。

他潜心研究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想为改变中国的军事装备和 技术的落后状态，作一些探索。

他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的爆破试验，有时弄得险象环生，乌烟瘴气。

情绪有了好转，人也振作了。他退出了那个吃素团体，开了荤腥，也恢复了和朋友们的交往，不仅热情地接待来访者，还主动地出去看望别人。

他以自己从报刊上搜集剪贴的有关国内政治斗争的各种材料，与关心国事的朋友们交换阅读，交流信息。

1931年—1932年，日本侵华变本加厉，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

事实上他在旅外的四年当中，曾经往返多次。早在他离开苏联到达柏林不久，他的夫人李秀文便远涉重洋赶到那里，与他生活在一起。

其后李秀文怀了第二个孩子，因在国外生育花费很大，又难于照料，叶挺曾于1931年初春，从欧洲陪送她回澳门生孩子。

那次回来住了半年时间，到1931年夏季，正明出生四个月之后，他们带上这个孩子，又返回了柏林。

强烈的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促使叶挺举家迁回澳门，结束了旅欧三年的流亡生活。

澳门这块弹丸之地，长期以来，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军在流沙失败后，他曾在这里隐蔽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去参加广州起义。

上世纪30年代的澳门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又逃回这里隐蔽待命，半年以后，又从这里去苏联和欧洲。

现在他又回到这里，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似乎避难的成分较前少得多了。但这里并不是什么自由安乐之乡。

蒋介石以及广东的陈济棠勾结帝国主义谋害革命，早已使小小的澳门和香港一样，既是革命者的庇护所，又是反革命的交易场。

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叶挺在街上遇到熟人，从来不愿驻足交谈，而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贾伯乐提督街2号这座两层小楼，已不能容纳叶挺和岳父母以及连襟麦畅生三家的十多口人。

为此，岳父李少村先生又以他的积蓄，在隔两条街的地方买了另一幢房子，老两口和大女婿一家迁到了新居。

亲密无间的三姓三家三代人重又获得团圆，共享天伦之乐，不谓不美满。

但叶挺不是那种只考虑个人家庭幸福的人，他所关注的是，在他回到了澳门之后，到底能不能够为救国做点贡献。

叶挺看到，蒋介石至今不想改弦更张，还在加紧镇压抗日运动和“围剿”工农红军。

叶挺又进而想到，即便有一天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这件大事上达成了谅解，他自己作为一个既兵戎相见地反对过国民党，又脱离过共产党的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加入这个行列？

报国乏门，一片渺茫的苦衷，深深地纠缠着叶挺。既然找不到抗日门径，那就待下来过日子，静观发展，等待机遇。

叶挺长于用兵，也善于理家。现在住在城市，耕作饲养之术很难施展，泥水木工手艺成了优势。

他买来工具，摆开摊子，举凡残破的桌柜床门，全由自己修整，这也是一种生活乐趣，它可以排解心中的抑郁。

他又在院内砌了水池，在二楼阳台与树杈间架起鸽笼，养育观赏金鱼和良种家鸽。

这也是闲中找活干，为的是消愁解闷。他的鸽子越养越多，又把二楼厕所也改作鸽房。

但当他心情烦躁起来，又把鸽子统统抓起自家杀来吃，或分送给别人，一下子都搞光了，而且拆了鸽笼。

几年当中，三儿子、四儿子和大女儿相继出世。为帮助李秀文管教好这群孩子，叶挺也花了不少精力。

他给“小不点”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领他们去野餐钓鱼，使他们生活更愉快。

他和孩子们玩捉迷藏时，可以在房子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自己躲起来，叫他们找不着。

有时从二楼窗子爬出去，攀附在外边的墙壁上，孩子们各处寻找时，他又迈进窗里，弄得孩子们惊叹不已。

到了暑天，他带孩子们去游泳。一辆自行车能带两三个，戏水，玩沙，捡贝壳，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叶挺怜爱子女，但并不溺爱。他要求他们好学上进，不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气，就要受到批评。

他自己用冷水洗澡，也要孩子们这样洗，三九天里也不得例外。有的小家伙害怕水凉，闹着要热水，为此被“打屁股”的不止一两个。

叶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看报，会见朋友。他经常研究，思考、阅读的还是那套德文百科全书。

有时集中一段时间演算高等数学，有时又转换题目，专攻化学。阳台上摆了许多瓶瓶罐罐，那是他的实验设备。

他对火药炸药试验，兴味经久不衰。常常弄得声音很响，烟雾呛人，甚至震坏了窗子，打烂了玻璃。

这是叶挺在几年特殊时期的特殊生活，看上去是身居小家庭，无忧无虑，实际上心里极不平静，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

但没过多久，他在老粤军和老四军时期的一些袍泽，诸如在福建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在广东的陈济棠，在江西的陈诚等等，派来专人，对他表示深切慰问。

中国的军人历来崇尚“袍泽情谊”。照应落魄的老袍泽，更被视为传统美德。

这些人对叶挺回国之后在进退出处方面有什么打算，想干点什么，都很关心。

想得更仔细周到的，是陈诚和陈济棠。他们认为叶挺如再这样长时间住下去，无异于愧对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故此他们一个邀叶挺“赴赣”，一个请叶挺“回省”，欢迎叶挺到他们那两支庞大的军队中去，“协力共事”。

叶挺注重袍泽情谊，更注重中国军人的骨气。他现在想着找点事做，但他对于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区分得很严格。

在当前的境遇下，他很需要也很感谢老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但可惜现在与他取得联系的这些老朋友，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知人知心者几乎一个也没有。

尤其是陈诚和陈济棠这两个人，他们邀请叶挺“协力共事”，但他们是什么人，干的又是什么事？和他们“协力”能“共”出什么“事”来？

叶挺对陈济棠，从来没有好印象。20年代初期，叶挺和他的一些生气勃勃的保定军校同学加入粤军，追随孙中山参加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时，便和陈济棠做了同事。

陈济棠的资历较深，官阶也高，理应受到尊敬。但因他为人做事极不诚恳，又常拜佛求神，算命打卦，叶挺等一班年轻军官以其迂腐陈旧，不愿和他接近。

整编国民革命军之前，陈济棠为了赶时髦到苏联“考察”了一番，回国后以此作为资本，当了四军十一师师长。

北伐时他随李济深留守广州，置身于这场革命战争之外，毫无贡献。

之后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却在广东搞了一个“四一五”事变，作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凶恶帮手。

从此，陈济棠脱去了“革命”外衣，露出了占地为王的封建军阀真面目。

陈主持粤政这几年，在反共反人民的大方向上支持蒋介石。他的三个军，一个驻在赣南，两个驻在粤北粤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包围封锁红军。

他想让叶挺参与指挥这样的军队，岂不是找错了人！

叶挺和陈诚也是20年代初期开始共事。

当时叶挺的挚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前往上海罗致军官，把服务于浙军第三师的排长陈诚带了回来，先安排在本团当连长。

邓演达

后又把他带到黄埔军校任校部特别官佐和炮兵连长，使他得以参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战役，并以其炮兵专长，在战斗中起过一些作用。

那时叶挺和邓演达对这个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又会打仗，有发展前途的保定军校晚届同学，印象比较好，因而在提拔重用上，对他多有关照。

陈诚当然感激老同学的帮助，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一到黄埔军校，接近大权独揽的校长蒋介石，马上靠了上去。

蒋介石注重物色人才，培养亲信。陈诚投其所好，作出挑灯夜读、勤奋恭谨等种种表演，向蒋介石邀宠。

又加上他还有个至关重要的浙江籍贯，很快与老蒋认了老乡。这个情况预示了陈诚和叶挺、邓演达将要分手。

但那时蒋介石还装着很革命的样子，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些事。

以后的两年中，陈诚承蒙“恩师”邓演达和新主子蒋介石的青睐，从连长到营长，从炮兵营长到炮兵科长，再到补充第一师团长，升得飞快。

到北伐战争开始时，叶挺率领独立团先遣出征，邓演达也率总政治部随后北上，陈诚所在的补充师随何应钦的东路军开往华东，他们就此分道扬镰。

1927年“四-一二”政变，是他们决裂的分水岭，叶挺大义凛然，力主制裁、讨伐叛徒蒋介石。陈诚却背道而驰，亦步亦趋地跟着蒋介石，在反革命的路上滑了下去。

从1931年夏天开始，当了蒋介石嫡系十八军军长的陈诚，又率领他这支精锐部队“围剿”工农红军。

今日的陈诚名义上是个军长，他的部队名义上是一个军，但实际上这个军的编制和装备与众不同。

由于这个军具有超级实力，早已被人们称为“陈诚集团”，这位军长也由于他和老蒋的特殊关系，地位与众不同，成了江西战场上的“剿共”主将。

叶挺的这个老朋友，今非昔比了。以他在蒋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和陈济棠比一比，实在是大巫见小巫，有过之而无不及。

叶挺已经对他看透了。他要叶挺“协力共事”，岂不更加离奇！

叶挺早已确定的政治信仰，是不可动摇的。虽然他说过“不做国民党的官，也不做共产党的官”这类话，实际上这只是回答劝说者的一种托词。他的心至今仍然向着共产党。

叶挺在冷静思考和焦急等待的过程中，一直在关注着党的地下组织，希望了解一些消息。

但这个目的没能达到。这几年陈济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多次抄查驻在香港的中共两广工委，我党在港澳地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就是广州起义时搞过救护工作、现在澳门镜湖医院做医生、常来叶挺家里看病行医的柯麟，也已中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哪里还找得到组织呢？

柯麟

叶挺所以那样厌恶陈济棠，除了过去的诸多矛盾之外，陈近年来嗜杀成性地迫害革命者，更是一个直接原因。

但陈济棠似乎不知道叶挺的这种观感。以至他发出的“回省”邀请被叶挺拒绝之后，仍不甘心，又亲笔修书，规劝叶挺“捐弃前嫌”。

这可把叶挺惹火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盛怒之下，他也给陈济棠回了一封亲笔信。

此信不讲“前嫌”，专谈“后怨”。以他所知的陈济棠主政以来，屠杀6000党员和群众的罪恶事实，痛加鞭挞和指斥。

叶挺警告这个口念“善哉善哉”的神明信奉者，要他放下屠刀，少造罪孽，以免祸国殃民殃及自身，落个杀人遭杀的可耻下场。

叶挺奉上自己的地址，声明如果陈济棠因此信而起杀机，可以指派刺客到他家里来（痛快！）。

叶挺以为，这封信招不来陈济棠的报复，也会使他知趣了。

但情形并非如此。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来到澳门，“登门拜望”叶挺。

这封信再没提“回省”的事，对叶挺写的那封信，也未涉及。此处无声胜有声，陈济棠这样动作，表明他不敢再招惹叶挺了，但也没放弃对他的拉拢。

叶挺请那位副官把陈济棠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传话给陈济棠，告诉他叶挺忧国心切，是为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

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媚外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

除非是真正抗日的爱国军队，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

这回，陈济棠大概明白过来了，从此，再没找过叶挺。

叶挺没和陈诚、陈济棠合作共事，却欣然应邀参加了另外几位粤军老袍泽——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和他们一道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1933年11月20日上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南校场宣布“否定南京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福建事变爆发。

叶挺和李济深等从香港到福州，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参与了事变的谋划运筹。

他希望通过参加这次事变，公开地表明自己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对于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产生一个有力的推动。

但对事变本身的成败利钝，他从自己两次参加起义、两次遭受失败的教训，和这次举事的复杂情况来衡量，从未寄予太大期望。

在整个事变的过程中，蔡廷锴对兵权抓得最紧，陈铭枢见解最多，华而不实。

在福建与江西苏区达成互派军事代表协议时，福建方面决定派李济深的老部下尹时中常驻瑞金。

但尹时中一再推荐叶挺，认为他与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熟，红军中还有他在独立团和四军时期的一些老部下，以他和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任此使命更为合适。

但这个提议未被采纳，这是因为别人认为叶挺虽然同情支持事变，但对十九路军来说这只是个“客座”人物，并不具备代表性；

叶挺自己更认为身份不合，不能代表十九路军办理任何交涉。

事变的后期，张云逸作为红军的军事代表，从瑞金来到福州，住在蔡廷锴总部。

这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得叶挺“他乡遇故知”，获得了会见这位党的高级军事干部的难得机会。

这两个北伐时期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服务的老战友，经过这些年颠沛流离之后，乍见面时不免有了生疏感觉。

但当他们饶有兴味地谈起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政局的种种变迁，以及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的深切忧虑时，两人的感情越来越近，距离越来越小。

当叶挺谈到他回来以后，陈诚等人一再拉他去“协力共事”，他都一一拒绝时，张云逸说如有适合的国民党军队可去的话，也不妨去试一试。

叶挺摸不准这话的含义，很感诧异。张云逸解释说：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不一定都是坏事。

中共党员吉鸿昌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但他这个军长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做了许多有益革命的工作。

然而，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的举义就失败了。

从表面上看，当时福州的革命气氛是浓厚的。但实际上却是军事上的消极等待和政治上的孤立无援，以致开府两个月，政绩无建树，局势无进展。

而蒋介石却抓紧时机，急调津浦路上监视韩复榘的10万大军兼程南下，开进了福建。

当蒋军兵分两路，在刘和鼎、卢兴荣等地方部队的配合下，直扑南平、古田时，陈、蒋、蔡等惊慌一片，决定放弃福州，退保闽西南。

但当十九路军沿福厦公路向西撤退时，因得到韩复榘要趁蒋军入闽进攻南京的情报，又奉命返回，固守福州。

几天之后，陈、蒋、蔡和李济深亲临福州北郊白沙镇，指挥部队构筑阵地，准备与蒋军“决一死战”。

这时，惊魂未定的蔡廷锴，忽又根据蒋军登陆厦门，以及卫立煌部直趋永泰的消息，未与其他人商量，再次下令撤退。

数万大军，十几天里，在这条路上往返白跑三趟，士气之低落，体力之疲惫，可想而知。

军次泉州，蔡廷锴让第二军军长毛维寿代理总司令，将部队交给他“照看”，自己离开部队，飞往龙岩。这显然是为了甩下包袱，让下级与蒋军相机妥协。

结果蒋介石以重金收买了毛维寿和第五军军长张炎，接受了改编。

“五万大军齐解甲”，兼有北伐、抗日光荣和拥蒋反共污点的十九路军，就此烟消云散，土崩瓦解。

由于十九路军瓦解，叶挺和张云逸很快又分手了。张云逸奉令撤回苏区，叶挺乘船经过香港，又回到了澳门。

叶挺这次离家赴闽，两个多月中，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事变，家里的人提心吊胆，不知又会带来什么灾难。

直到他平安地回来，人们看到他不像先前从粤东和广州“大败而归”时那样狼狈，才又转忧为喜，恢复了常态。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退到香港不久，蔡廷锴也从闽南经由粤东汕头，来到了香港。

南京政府对他们发出通缉令，国民党内掀起一片对他们的责骂声。尽管压力那样大，他们仍然坚持酝酿组织新党，决心进行长期斗争。

那时，在上海主持抗日爱国组织“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孙夫人宋庆龄，决定将福建事变的领导者们，全部吸收为该同盟的驻港委员，在香港建立分支组织，就地开展抗日活动。

这样，又是由李济深牵头，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坚持反蒋斗争。

叶挺住在澳门，也自然地转成为这个同盟的成员，每月都要过海到香港去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

他到了香港，常是在街上给当时在“同盟”机关做收发译电工作的十九路军下级干部李觉民打个电话，李觉民便会开上一辆小汽车出来接他。

有时叶挺在“同盟”机关盘桓一天，晚间不便出去了，就在李觉民的房子里住一夜。

叶挺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同盟”军委，主要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将领。

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通过给老同学老同事们写信，争取他们釆取行动支持“同盟”。

他曾给张发奎写过信，敦促这位屡次反蒋屡次失败，至今仍然困在广西的粤军将领，与“同盟”携手合作。

张发奎

张发奎为此曾给“同盟”打来电报，表示愿意支持“同盟”的斗争，希望给与一定经济支持。

叶挺从澳门到香港活动，总是带着李秀文。夫妇俩结伴同行，走亲戚似的，有利于掩护身份，避免惹人生疑。

同时他们在香港也确有许多很要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登门拜访，在一起聚一聚。

叶挺一个挚友叫谭冬菁。谭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被党派到第四军第十师担任组织科长时认识叶挺的。

大革命失败后，谭回到广州，在第四军教导团担任政治教官，广州起义，他在红军总司令部里，协助叶挺工作。

起义失败以后，他流亡南洋多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又在福建事变中与叶挺遇到了一起。

现在他也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军委服务，两人不仅在办公室共事，也常在九龙油麻地谭冬菁家里谈心。

晚年谭冬菁

叶挺到了谭冬菁家，从来不讲客气。某次他去谭家，正赶上谭的妻子做了许多包了鸡肉虾仁的广东粽子，叶挺拣大个儿的吃了一个后，连称“好吃好吃”。

之后又到厨房里拿了五个，说家里人口多，一人一个不够分，倒像孩子那样天真无邪。

1938年年初，叶挺在武汉筹建新四军时，谭冬菁也到了武汉，当了他的随从副官。

人们看到叶挺夫妇在港澳之间跑来跑去，相当辛苦，便劝他们搬到香港来住。

李秀文总是答以“那边清静，便于隐居”，其实叶挺从未真正“隐居”过，便是回到澳门，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革命同盟”需要出版书报，开展反蒋抗日宣传。但在香港印刷这些东西有许多困难。

负责这项工作的梅龚彬等人和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间小型印刷厂，以应急需。

参加过福建事变、这时在澳门开诊所的黄鼎臣为印刷工人提供免费医疗，也从旁给予支持。

这个小厂配合斗争需要，印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和时事宣传材料。

叶挺还想开办一间书店，出版发行进步书籍，几经筹措，终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如愿。

这段时间，叶挺的堂侄叶钦和，因为失业，精神苦闷，生活困难，约了几个要好同学，从家乡来到澳门找叶挺，希望他利用社会关系，帮助他们就业。

叶钦和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之前，叶挺的另一个侄子叶石，以同样的理由来找过他。

叶挺以叶石懂得一些电工技术，把他介绍到自己早年在孙中山警卫团时的老部下，现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那里，补了一个通信排副排长，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

但这一次，叶挺不愿再作那样的介绍了。因为他们有几个人，把这么多人推荐给谁都是不容易的事。

李洁之

同时，他在福建事变期间作了一些社会调査，又和张云逸作过长谈，了解了许多内地和苏区的实际情形，对国家前途、个人前途这类的问题，也就有了更深的考虑。

因而他觉得，对这些青年人的真正帮助，不应是让他们去混饭吃，而应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他问这几个年轻人，知不知道北边江西省有红军和苏区？青年们都说知道。

叶挺说：“知道就好。那里有你们追求的理想和前途，你们如果有勇气，就到江西当红军去。”

这几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眼界还不开阔，觉悟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对叶挺的指点显得接受不了。

叶挺指着窗外的大海，笑着对叶钦和说：“你想找前途，有前途的地方你又不敢去，那怎么办，那就跳海去吧。”

前排右一为叶钦和

那时，叶钦和他们没去参加红军。但几年以后，当叶挺在武汉组建新四军时，叶钦和又高兴地跟着叶挺的胞弟叶辅平，一起赶到武汉，参加了新四军。

叶挺在福州从张云逸那里，了解了有关朱德、贺龙、刘伯承、等老战友们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活动情况，这在他的心里，增添了许多思念。

特别是福建事变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再度升级，仗越打越大，叶挺每天从报上揣度着江西红军的困难处境，更是忧心忡忡。

那时，在陈济棠派往赣南“剿共”的第一军中，叶挺也有熟人。其中驻赣州的师长李振球，不仅是他的保定军校同窗，还是他的“三个好朋友之一”。

这些年叶挺漂泊流浪，李振球深表同情，常在生活费用方面给予接济。

蒋介石让陈济棠出兵“剿共”，内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南天王”的军事实力。

陈济棠深知其中奥妙，他以屯兵省外，护卫粤境，以赣养粤，扩充实力作为对策，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驻赣粤军”的“剿共”，一般只限于出兵粤赣边境，和对苏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

除此之外，粤军并不主动进攻红军，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掠夺赣南财富，筹集巨额军费。

一天，叶挺漫步澳门街头，迎面碰上了曾给胡汉民当过副官的刘冠海。两人驻足搭讪，叶挺才知道他早已弃官经商，念起了生意经。

叶挺一想，刘冠海和李振球也有旧交，何不利用一下商人的唯利是图心理，给他往李振球那里引个线，让他又赚得到钱，又能为苏区做一点事？

打定主意，他便对刘冠海说：“有一笔生意好做，不知你愿不愿意？”刘冠海说：“那要看有没有得捞。”

叶挺说：“这里海边上盐多，江西缺盐有山货。你尽管多贩一些盐到那边去找李振球帮你推销，再采办山货回来，只要走通了这条路，保你发大财。”

刘冠海对这个信息很感兴趣。不久便按照叶挺的主意干了起来。先是亲自贩盐到赣南去卖，以后又和李振球部队联合经营，做成了几宗大买卖。

这虽然是叶挺顺手牵羊，偶然促成的一件事情，但它却有力地表示着，叶挺的心确是通着苏区和红军的。

到了1935年，局势起了变化。港英当局之前一贯勾结蒋介石、陈济棠，镇压革命。这时英国正忙于对付法西斯德国，而蒋介石政府与德国关系密切，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新上任的港英当局负责人郝德杰缓和了对反蒋势力的高压政策。

郝德杰

这样，除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等国民党实力派反蒋人物，也都在香港派了常驻代表。

他们互相串连，非常活跃，以各种牌号的抗日主张，进行反蒋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叶挺在1935年曾两次出访福建，在福州、厦门等地推动抗日反蒋。

这两次赴闽，是和李秀文及正大、正明两个儿子一起去的。名义上是携眷游览观光，实则每到一地，常常一个人出去“访友”，会晤地方反蒋人士。

1936年5月，在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动，回国复命。

他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应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重大战略转变意图，带到了香港。

潘汉年在逗留香港期间，做了许多联络工作，也找了叶挺。那次约见是在弥敦饭店进行的，在座的人还有柯麟。

潘汉年将我党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到联合国民党抗日，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转变告诉他们，希望叶挺以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力量，促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还希望他在两广和其他地方反蒋实力派中做些疏通工作，使他们也能适应这个转变。

叶挺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为此，他曾在1936年夏天，偕同妻儿出游上海、苏州、杭州各地。

那时，由于几年前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日本在上海地区陆上水上增加了兵力，对我虎视眈眈。

蒋介石为了预防日军再从上海进攻，威胁他的京城，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在南京以东的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之线，修筑防御工程。

叶挺此行，看望了一些执行这个任务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就共同关心的抗日问题，作过倾心交谈。

这个时期，叶挺心情很好，情绪很高。每逢知己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前几年，每当朋友提到“你为什么不找共产党”的问题时，他总回答：“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但我离开一段时间了，要找也需要重办手续。”

这些话饱含着他对党的向往，但也夹杂着为难的情绪。因为，那时他还弄不清楚，党中央对他的脱党问题是怎样看的。

现在不同了，潘汉年主动来找他，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告诉了他，并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

党如此明白地表明了他所期望的这种理解和谅解，满足了他的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