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 星期五

叶挺脱党后隐居十年,日子过得如何呢

广州起义后,叶挺避居香港,精神极度压抑。

1928年春节过后,叶挺为了排解郁闷,避一避国内外敌人迫害革命者的风头,坐海船往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走了一趟。

他在那里看望了出洋谋生的胞兄秩平和许多同乡朋友,还结识了许多爱国华侨。

叶挺没有想到,几年之前他率独立团到江门、新会作战时,将缴获的物品用于举办公益事业,以及独立团在北伐中骁勇善战的美名,竟会漂洋过海,飞到了南洋各地的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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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更没想到,自己这次排解郁闷的海外之行,竟被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的爱国华侨看成是一件大事。他们都以一睹“北伐名将”风采视为荣幸,以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许多交谊应酬活动。

但可惜时值两次起义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他的身份是一个败军之将和亡命者,因而即便是欢快的盛宴,也因心中萦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阴云,而不能开怀尽兴。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有志之士多有到欧洲考察的,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

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也到那边走动走动。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党的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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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末的莫斯科


1928年的秋天,叶挺到了他的流亡生活的第一站——德国首都柏林。

这里曾是普鲁士王国的京都,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之一。但眼前的景象却是百业萧条,毫无生气。

德国和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夕,大批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迫于逼人的经济衰退,正酝酿着让法西斯上台,以非常的手段维护政局。

这里曾是叶挺心驰神往的地方。当年在保定军校毕业时,他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很想到这个现代军事强国留学深造,但因家境贫寒,没能如愿。

以后他在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又知道德国不仅军事先进,还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便曾萌发过前往考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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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末的柏林

但又因国内出现了革命高潮,急需军事干部回国工作而没有去成。

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可惜不是一个留学生,而是一个逃避厄运的流浪者。

初到柏林,一切都感到新奇陌生。他常常漫步街头,在那些工人们集会示威的大街上,在国会大厦广场和德皇皇宫等地徘徊流连,寻觅着这座名城的历史足迹。

他伫立在1918年11月革命指挥部旧址前,追溯着当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庄严宣告革命胜利的动人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在那次革命中,柏林的起义者也曾占领过警察局、兵营和政府机关,也是因遭到本国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联合镇压而失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许多优秀战士惨遭杀害。

这和一年以前发生在广州的那场起义,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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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在德国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确曾以国内亲友资助的钱,购置过许多书刊,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好友成仿吾去看他,他也只是寥寥数语,不愿多谈。

不久,他又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真是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慨了。

一向倔强不屈的叶挺,这次竟消沉悲观到了这种地步,不免令人惊讶、难过。

1930年春,周恩来赴莫斯科开会,之后取道欧洲回国,在专程前往柏林探望叶挺。周恩来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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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柏林

作为一个流落异国的人,叶挺虽然时不时地从国内国外亲朋故旧那里获得一些经济资助,他那种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也减少了许多花费。

但在当时柏林物价飞涨的情势下,要想从容地支付住房、吃用、购置图书等项费用,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日子愈久,愈难应付。

好在叶挺从小节俭,又有自己亲手劳动的习惯。尽管以后他在粤军服务时过过宽绰日子,但直到今天,却仍然能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生活要求不高,好一点差一点都可以过。

尤其可贵的是,他相信只要自己不当懒汉,总可以想点办法谋求生计。

他曾想找个地方打零工,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不仅是因为经济衰退时工作不好找,还因为他是中国将军,企业主不敢雇他。

做不成雇工,另想别的办法。叶挺与一些同样生活困难的人,将各自的积蓄凑合起来,在柏林工人区开了一间小饭馆,为中国留学生办理包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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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做得很成功,既满足了中国学生对便宜可口的家常便饭的需要,又使叶挺和他的穷朋友们得到一定收入,使他们在异国他乡站住了脚。

欧洲国家大多地域较小,各国距离较近。从德国到其他国家走走,都很方便。

叶挺为奔走生计,当然也是为了多作一些游历考察,到过奥地利和法国等许多国家。

他在维也纳卖过豆腐和绿豆芽。又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法国乡下购买蜂蜜和果蔬,运到巴黎街头摆摊出卖。

尽管如此,生活用度仍然是紧巴的。他曾到市场捡过被人丢弃的蔬菜,拿回来腌咸菜吃。

这种“出洋考察”坚持下来,一靠自己劳动;二靠亲戚朋友解囊。

在这种漂泊不定,生活毫无保障的条件下,他省吃俭用,选购了许多德文书籍,其中仅一部百科全书就多达几十本,刻苦钻研,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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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以后他都带回到澳门,使他家的洋书比古书还多。

读书和考察,开阔了他的眼界。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他懂得了一个深奥的道理,那就是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

尤其是在失败之后又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更不能意气用事,消极沉沦,否则将一事无成。

这是一剂医治心病的良药,它使叶挺因连遭挫折和党内纠纷而积淤起来的怨愤情绪,开始缓解下来。

周恩来说的“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那句话又重新回响在耳际。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驱散颓丧情绪,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

他的阅读原是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范围很广的,但从这时开始相对集中,又转为专攻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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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毕竟是一个军人,有现成的专长,他还是要驾轻就熟,从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回到国内,重上战场。

基于这种考虑,他曾作过到德国军事院校进修的打算,但因种种麻烦未能兑现。

上学不成,那就自修。他在自己的房子里摊开了大量的军事书籍,除了德国大百科全书的军事卷册,还有许多专题著作。

他潜心研究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想为改变中国的军事装备和 技术的落后状态,作一些探索。

他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的爆破试验,有时弄得险象环生,乌烟瘴气。

情绪有了好转,人也振作了。他退出了那个吃素团体,开了荤腥,也恢复了和朋友们的交往,不仅热情地接待来访者,还主动地出去看望别人。

他以自己从报刊上搜集剪贴的有关国内政治斗争的各种材料,与关心国事的朋友们交换阅读,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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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932年,日本侵华变本加厉,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

事实上他在旅外的四年当中,曾经往返多次。早在他离开苏联到达柏林不久,他的夫人李秀文便远涉重洋赶到那里,与他生活在一起。

其后李秀文怀了第二个孩子,因在国外生育花费很大,又难于照料,叶挺曾于1931年初春,从欧洲陪送她回澳门生孩子。

那次回来住了半年时间,到1931年夏季,正明出生四个月之后,他们带上这个孩子,又返回了柏林。

强烈的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促使叶挺举家迁回澳门,结束了旅欧三年的流亡生活。

澳门这块弹丸之地,长期以来,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军在流沙失败后,他曾在这里隐蔽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去参加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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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澳门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又逃回这里隐蔽待命,半年以后,又从这里去苏联和欧洲。

现在他又回到这里,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似乎避难的成分较前少得多了。但这里并不是什么自由安乐之乡。

蒋介石以及广东的陈济棠勾结帝国主义谋害革命,早已使小小的澳门和香港一样,既是革命者的庇护所,又是反革命的交易场。

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叶挺在街上遇到熟人,从来不愿驻足交谈,而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贾伯乐提督街2号这座两层小楼,已不能容纳叶挺和岳父母以及连襟麦畅生三家的十多口人。

为此,岳父李少村先生又以他的积蓄,在隔两条街的地方买了另一幢房子,老两口和大女婿一家迁到了新居。

亲密无间的三姓三家三代人重又获得团圆,共享天伦之乐,不谓不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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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叶挺不是那种只考虑个人家庭幸福的人,他所关注的是,在他回到了澳门之后,到底能不能够为救国做点贡献。

叶挺看到,蒋介石至今不想改弦更张,还在加紧镇压抗日运动和“围剿”工农红军。

叶挺又进而想到,即便有一天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这件大事上达成了谅解,他自己作为一个既兵戎相见地反对过国民党,又脱离过共产党的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加入这个行列?

报国乏门,一片渺茫的苦衷,深深地纠缠着叶挺。既然找不到抗日门径,那就待下来过日子,静观发展,等待机遇。

叶挺长于用兵,也善于理家。现在住在城市,耕作饲养之术很难施展,泥水木工手艺成了优势。

他买来工具,摆开摊子,举凡残破的桌柜床门,全由自己修整,这也是一种生活乐趣,它可以排解心中的抑郁。

他又在院内砌了水池,在二楼阳台与树杈间架起鸽笼,养育观赏金鱼和良种家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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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闲中找活干,为的是消愁解闷。他的鸽子越养越多,又把二楼厕所也改作鸽房。

但当他心情烦躁起来,又把鸽子统统抓起自家杀来吃,或分送给别人,一下子都搞光了,而且拆了鸽笼。

几年当中,三儿子、四儿子和大女儿相继出世。为帮助李秀文管教好这群孩子,叶挺也花了不少精力。

他给“小不点”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领他们去野餐钓鱼,使他们生活更愉快。

他和孩子们玩捉迷藏时,可以在房子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自己躲起来,叫他们找不着。

有时从二楼窗子爬出去,攀附在外边的墙壁上,孩子们各处寻找时,他又迈进窗里,弄得孩子们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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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暑天,他带孩子们去游泳。一辆自行车能带两三个,戏水,玩沙,捡贝壳,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叶挺怜爱子女,但并不溺爱。他要求他们好学上进,不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气,就要受到批评。

他自己用冷水洗澡,也要孩子们这样洗,三九天里也不得例外。有的小家伙害怕水凉,闹着要热水,为此被“打屁股”的不止一两个。

叶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看报,会见朋友。他经常研究,思考、阅读的还是那套德文百科全书。

有时集中一段时间演算高等数学,有时又转换题目,专攻化学。阳台上摆了许多瓶瓶罐罐,那是他的实验设备。

他对火药炸药试验,兴味经久不衰。常常弄得声音很响,烟雾呛人,甚至震坏了窗子,打烂了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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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叶挺在几年特殊时期的特殊生活,看上去是身居小家庭,无忧无虑,实际上心里极不平静,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

但没过多久,他在老粤军和老四军时期的一些袍泽,诸如在福建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在广东的陈济棠,在江西的陈诚等等,派来专人,对他表示深切慰问。

中国的军人历来崇尚“袍泽情谊”。照应落魄的老袍泽,更被视为传统美德。

这些人对叶挺回国之后在进退出处方面有什么打算,想干点什么,都很关心。

想得更仔细周到的,是陈诚和陈济棠。他们认为叶挺如再这样长时间住下去,无异于愧对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故此他们一个邀叶挺“赴赣”,一个请叶挺“回省”,欢迎叶挺到他们那两支庞大的军队中去,“协力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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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注重袍泽情谊,更注重中国军人的骨气。他现在想着找点事做,但他对于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区分得很严格。

在当前的境遇下,他很需要也很感谢老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但可惜现在与他取得联系的这些老朋友,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知人知心者几乎一个也没有。

尤其是陈诚和陈济棠这两个人,他们邀请叶挺“协力共事”,但他们是什么人,干的又是什么事?和他们“协力”能“共”出什么“事”来?

叶挺对陈济棠,从来没有好印象。20年代初期,叶挺和他的一些生气勃勃的保定军校同学加入粤军,追随孙中山参加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时,便和陈济棠做了同事。

陈济棠的资历较深,官阶也高,理应受到尊敬。但因他为人做事极不诚恳,又常拜佛求神,算命打卦,叶挺等一班年轻军官以其迂腐陈旧,不愿和他接近。

整编国民革命军之前,陈济棠为了赶时髦到苏联“考察”了一番,回国后以此作为资本,当了四军十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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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他随李济深留守广州,置身于这场革命战争之外,毫无贡献。

之后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却在广东搞了一个“四一五”事变,作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凶恶帮手。

从此,陈济棠脱去了“革命”外衣,露出了占地为王的封建军阀真面目。

陈主持粤政这几年,在反共反人民的大方向上支持蒋介石。他的三个军,一个驻在赣南,两个驻在粤北粤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包围封锁红军。

他想让叶挺参与指挥这样的军队,岂不是找错了人!

叶挺和陈诚也是20年代初期开始共事。

当时叶挺的挚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前往上海罗致军官,把服务于浙军第三师的排长陈诚带了回来,先安排在本团当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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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后又把他带到黄埔军校任校部特别官佐和炮兵连长,使他得以参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战役,并以其炮兵专长,在战斗中起过一些作用。

那时叶挺和邓演达对这个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又会打仗,有发展前途的保定军校晚届同学,印象比较好,因而在提拔重用上,对他多有关照。

陈诚当然感激老同学的帮助,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一到黄埔军校,接近大权独揽的校长蒋介石,马上靠了上去。

蒋介石注重物色人才,培养亲信。陈诚投其所好,作出挑灯夜读、勤奋恭谨等种种表演,向蒋介石邀宠。

又加上他还有个至关重要的浙江籍贯,很快与老蒋认了老乡。这个情况预示了陈诚和叶挺、邓演达将要分手。

但那时蒋介石还装着很革命的样子,谁也没有认真看待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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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两年中,陈诚承蒙“恩师”邓演达和新主子蒋介石的青睐,从连长到营长,从炮兵营长到炮兵科长,再到补充第一师团长,升得飞快。

到北伐战争开始时,叶挺率领独立团先遣出征,邓演达也率总政治部随后北上,陈诚所在的补充师随何应钦的东路军开往华东,他们就此分道扬镰。

1927年“四-一二”政变,是他们决裂的分水岭,叶挺大义凛然,力主制裁、讨伐叛徒蒋介石。陈诚却背道而驰,亦步亦趋地跟着蒋介石,在反革命的路上滑了下去。

从1931年夏天开始,当了蒋介石嫡系十八军军长的陈诚,又率领他这支精锐部队“围剿”工农红军。

今日的陈诚名义上是个军长,他的部队名义上是一个军,但实际上这个军的编制和装备与众不同。

由于这个军具有超级实力,早已被人们称为“陈诚集团”,这位军长也由于他和老蒋的特殊关系,地位与众不同,成了江西战场上的“剿共”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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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的这个老朋友,今非昔比了。以他在蒋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和陈济棠比一比,实在是大巫见小巫,有过之而无不及。

叶挺已经对他看透了。他要叶挺“协力共事”,岂不更加离奇!

叶挺早已确定的政治信仰,是不可动摇的。虽然他说过“不做国民党的官,也不做共产党的官”这类话,实际上这只是回答劝说者的一种托词。他的心至今仍然向着共产党。

叶挺在冷静思考和焦急等待的过程中,一直在关注着党的地下组织,希望了解一些消息。

但这个目的没能达到。这几年陈济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多次抄查驻在香港的中共两广工委,我党在港澳地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就是广州起义时搞过救护工作、现在澳门镜湖医院做医生、常来叶挺家里看病行医的柯麟,也已中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哪里还找得到组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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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麟


叶挺所以那样厌恶陈济棠,除了过去的诸多矛盾之外,陈近年来嗜杀成性地迫害革命者,更是一个直接原因。

但陈济棠似乎不知道叶挺的这种观感。以至他发出的“回省”邀请被叶挺拒绝之后,仍不甘心,又亲笔修书,规劝叶挺“捐弃前嫌”。

这可把叶挺惹火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盛怒之下,他也给陈济棠回了一封亲笔信。

此信不讲“前嫌”,专谈“后怨”。以他所知的陈济棠主政以来,屠杀6000党员和群众的罪恶事实,痛加鞭挞和指斥。

叶挺警告这个口念“善哉善哉”的神明信奉者,要他放下屠刀,少造罪孽,以免祸国殃民殃及自身,落个杀人遭杀的可耻下场。

叶挺奉上自己的地址,声明如果陈济棠因此信而起杀机,可以指派刺客到他家里来(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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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以为,这封信招不来陈济棠的报复,也会使他知趣了。

但情形并非如此。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来到澳门,“登门拜望”叶挺。

这封信再没提“回省”的事,对叶挺写的那封信,也未涉及。此处无声胜有声,陈济棠这样动作,表明他不敢再招惹叶挺了,但也没放弃对他的拉拢。

叶挺请那位副官把陈济棠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传话给陈济棠,告诉他叶挺忧国心切,是为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

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媚外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

除非是真正抗日的爱国军队,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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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陈济棠大概明白过来了,从此,再没找过叶挺。

叶挺没和陈诚、陈济棠合作共事,却欣然应邀参加了另外几位粤军老袍泽——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和他们一道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1933年11月20日上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南校场宣布“否定南京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福建事变爆发。

叶挺和李济深等从香港到福州,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参与了事变的谋划运筹。

他希望通过参加这次事变,公开地表明自己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对于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产生一个有力的推动。

但对事变本身的成败利钝,他从自己两次参加起义、两次遭受失败的教训,和这次举事的复杂情况来衡量,从未寄予太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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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变的过程中,蔡廷锴对兵权抓得最紧,陈铭枢见解最多,华而不实。

在福建与江西苏区达成互派军事代表协议时,福建方面决定派李济深的老部下尹时中常驻瑞金。

但尹时中一再推荐叶挺,认为他与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熟,红军中还有他在独立团和四军时期的一些老部下,以他和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任此使命更为合适。

但这个提议未被采纳,这是因为别人认为叶挺虽然同情支持事变,但对十九路军来说这只是个“客座”人物,并不具备代表性;

叶挺自己更认为身份不合,不能代表十九路军办理任何交涉。

事变的后期,张云逸作为红军的军事代表,从瑞金来到福州,住在蔡廷锴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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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得叶挺“他乡遇故知”,获得了会见这位党的高级军事干部的难得机会。

这两个北伐时期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服务的老战友,经过这些年颠沛流离之后,乍见面时不免有了生疏感觉。

但当他们饶有兴味地谈起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政局的种种变迁,以及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的深切忧虑时,两人的感情越来越近,距离越来越小。

当叶挺谈到他回来以后,陈诚等人一再拉他去“协力共事”,他都一一拒绝时,张云逸说如有适合的国民党军队可去的话,也不妨去试一试。

叶挺摸不准这话的含义,很感诧异。张云逸解释说:到国民党军队去服务,不一定都是坏事。

中共党员吉鸿昌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但他这个军长反对内战,主张抗日,做了许多有益革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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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的举义就失败了。

从表面上看,当时福州的革命气氛是浓厚的。但实际上却是军事上的消极等待和政治上的孤立无援,以致开府两个月,政绩无建树,局势无进展。

而蒋介石却抓紧时机,急调津浦路上监视韩复榘的10万大军兼程南下,开进了福建。

当蒋军兵分两路,在刘和鼎、卢兴荣等地方部队的配合下,直扑南平、古田时,陈、蒋、蔡等惊慌一片,决定放弃福州,退保闽西南。

但当十九路军沿福厦公路向西撤退时,因得到韩复榘要趁蒋军入闽进攻南京的情报,又奉命返回,固守福州。

几天之后,陈、蒋、蔡和李济深亲临福州北郊白沙镇,指挥部队构筑阵地,准备与蒋军“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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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惊魂未定的蔡廷锴,忽又根据蒋军登陆厦门,以及卫立煌部直趋永泰的消息,未与其他人商量,再次下令撤退。

数万大军,十几天里,在这条路上往返白跑三趟,士气之低落,体力之疲惫,可想而知。

军次泉州,蔡廷锴让第二军军长毛维寿代理总司令,将部队交给他“照看”,自己离开部队,飞往龙岩。这显然是为了甩下包袱,让下级与蒋军相机妥协。

结果蒋介石以重金收买了毛维寿和第五军军长张炎,接受了改编。

“五万大军齐解甲”,兼有北伐、抗日光荣和拥蒋反共污点的十九路军,就此烟消云散,土崩瓦解。

由于十九路军瓦解,叶挺和张云逸很快又分手了。张云逸奉令撤回苏区,叶挺乘船经过香港,又回到了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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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这次离家赴闽,两个多月中,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事变,家里的人提心吊胆,不知又会带来什么灾难。

直到他平安地回来,人们看到他不像先前从粤东和广州“大败而归”时那样狼狈,才又转忧为喜,恢复了常态。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退到香港不久,蔡廷锴也从闽南经由粤东汕头,来到了香港。

南京政府对他们发出通缉令,国民党内掀起一片对他们的责骂声。尽管压力那样大,他们仍然坚持酝酿组织新党,决心进行长期斗争。

那时,在上海主持抗日爱国组织“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孙夫人宋庆龄,决定将福建事变的领导者们,全部吸收为该同盟的驻港委员,在香港建立分支组织,就地开展抗日活动。

这样,又是由李济深牵头,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坚持反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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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住在澳门,也自然地转成为这个同盟的成员,每月都要过海到香港去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

他到了香港,常是在街上给当时在“同盟”机关做收发译电工作的十九路军下级干部李觉民打个电话,李觉民便会开上一辆小汽车出来接他。

有时叶挺在“同盟”机关盘桓一天,晚间不便出去了,就在李觉民的房子里住一夜。

叶挺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同盟”军委,主要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将领。

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通过给老同学老同事们写信,争取他们釆取行动支持“同盟”。

他曾给张发奎写过信,敦促这位屡次反蒋屡次失败,至今仍然困在广西的粤军将领,与“同盟”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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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

张发奎为此曾给“同盟”打来电报,表示愿意支持“同盟”的斗争,希望给与一定经济支持。

叶挺从澳门到香港活动,总是带着李秀文。夫妇俩结伴同行,走亲戚似的,有利于掩护身份,避免惹人生疑。

同时他们在香港也确有许多很要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登门拜访,在一起聚一聚。

叶挺一个挚友叫谭冬菁。谭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被党派到第四军第十师担任组织科长时认识叶挺的。

大革命失败后,谭回到广州,在第四军教导团担任政治教官,广州起义,他在红军总司令部里,协助叶挺工作。

起义失败以后,他流亡南洋多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又在福建事变中与叶挺遇到了一起。

现在他也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军委服务,两人不仅在办公室共事,也常在九龙油麻地谭冬菁家里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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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谭冬菁


叶挺到了谭冬菁家,从来不讲客气。某次他去谭家,正赶上谭的妻子做了许多包了鸡肉虾仁的广东粽子,叶挺拣大个儿的吃了一个后,连称“好吃好吃”。

之后又到厨房里拿了五个,说家里人口多,一人一个不够分,倒像孩子那样天真无邪。

1938年年初,叶挺在武汉筹建新四军时,谭冬菁也到了武汉,当了他的随从副官。

人们看到叶挺夫妇在港澳之间跑来跑去,相当辛苦,便劝他们搬到香港来住。

李秀文总是答以“那边清静,便于隐居”,其实叶挺从未真正“隐居”过,便是回到澳门,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革命同盟”需要出版书报,开展反蒋抗日宣传。但在香港印刷这些东西有许多困难。

负责这项工作的梅龚彬等人和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间小型印刷厂,以应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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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福建事变、这时在澳门开诊所的黄鼎臣为印刷工人提供免费医疗,也从旁给予支持。

这个小厂配合斗争需要,印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和时事宣传材料。

叶挺还想开办一间书店,出版发行进步书籍,几经筹措,终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如愿。

这段时间,叶挺的堂侄叶钦和,因为失业,精神苦闷,生活困难,约了几个要好同学,从家乡来到澳门找叶挺,希望他利用社会关系,帮助他们就业。

叶钦和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之前,叶挺的另一个侄子叶石,以同样的理由来找过他。

叶挺以叶石懂得一些电工技术,把他介绍到自己早年在孙中山警卫团时的老部下,现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那里,补了一个通信排副排长,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

但这一次,叶挺不愿再作那样的介绍了。因为他们有几个人,把这么多人推荐给谁都是不容易的事。


叶挺脱党后隐居十年,日子过得如何呢

李洁之


同时,他在福建事变期间作了一些社会调査,又和张云逸作过长谈,了解了许多内地和苏区的实际情形,对国家前途、个人前途这类的问题,也就有了更深的考虑。

因而他觉得,对这些青年人的真正帮助,不应是让他们去混饭吃,而应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他问这几个年轻人,知不知道北边江西省有红军和苏区?青年们都说知道。

叶挺说:“知道就好。那里有你们追求的理想和前途,你们如果有勇气,就到江西当红军去。”

这几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眼界还不开阔,觉悟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对叶挺的指点显得接受不了。

叶挺指着窗外的大海,笑着对叶钦和说:“你想找前途,有前途的地方你又不敢去,那怎么办,那就跳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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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一为叶钦和


那时,叶钦和他们没去参加红军。但几年以后,当叶挺在武汉组建新四军时,叶钦和又高兴地跟着叶挺的胞弟叶辅平,一起赶到武汉,参加了新四军。

叶挺在福州从张云逸那里,了解了有关朱德、贺龙、刘伯承、等老战友们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活动情况,这在他的心里,增添了许多思念。

特别是福建事变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再度升级,仗越打越大,叶挺每天从报上揣度着江西红军的困难处境,更是忧心忡忡。

那时,在陈济棠派往赣南“剿共”的第一军中,叶挺也有熟人。其中驻赣州的师长李振球,不仅是他的保定军校同窗,还是他的“三个好朋友之一”。

这些年叶挺漂泊流浪,李振球深表同情,常在生活费用方面给予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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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让陈济棠出兵“剿共”,内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南天王”的军事实力。

陈济棠深知其中奥妙,他以屯兵省外,护卫粤境,以赣养粤,扩充实力作为对策,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驻赣粤军”的“剿共”,一般只限于出兵粤赣边境,和对苏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

除此之外,粤军并不主动进攻红军,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掠夺赣南财富,筹集巨额军费。

一天,叶挺漫步澳门街头,迎面碰上了曾给胡汉民当过副官的刘冠海。两人驻足搭讪,叶挺才知道他早已弃官经商,念起了生意经。

叶挺一想,刘冠海和李振球也有旧交,何不利用一下商人的唯利是图心理,给他往李振球那里引个线,让他又赚得到钱,又能为苏区做一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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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定主意,他便对刘冠海说:“有一笔生意好做,不知你愿不愿意?”刘冠海说:“那要看有没有得捞。”

叶挺说:“这里海边上盐多,江西缺盐有山货。你尽管多贩一些盐到那边去找李振球帮你推销,再采办山货回来,只要走通了这条路,保你发大财。”

刘冠海对这个信息很感兴趣。不久便按照叶挺的主意干了起来。先是亲自贩盐到赣南去卖,以后又和李振球部队联合经营,做成了几宗大买卖。

这虽然是叶挺顺手牵羊,偶然促成的一件事情,但它却有力地表示着,叶挺的心确是通着苏区和红军的。

到了1935年,局势起了变化。港英当局之前一贯勾结蒋介石、陈济棠,镇压革命。这时英国正忙于对付法西斯德国,而蒋介石政府与德国关系密切,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此,新上任的港英当局负责人郝德杰缓和了对反蒋势力的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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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德杰

这样,除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等国民党实力派反蒋人物,也都在香港派了常驻代表。

他们互相串连,非常活跃,以各种牌号的抗日主张,进行反蒋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叶挺在1935年曾两次出访福建,在福州、厦门等地推动抗日反蒋。

这两次赴闽,是和李秀文及正大、正明两个儿子一起去的。名义上是携眷游览观光,实则每到一地,常常一个人出去“访友”,会晤地方反蒋人士。

1936年5月,在长征途中奉命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动,回国复命。

他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应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重大战略转变意图,带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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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逗留香港期间,做了许多联络工作,也找了叶挺。那次约见是在弥敦饭店进行的,在座的人还有柯麟。

潘汉年将我党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到联合国民党抗日,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转变告诉他们,希望叶挺以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力量,促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还希望他在两广和其他地方反蒋实力派中做些疏通工作,使他们也能适应这个转变。

叶挺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为此,他曾在1936年夏天,偕同妻儿出游上海、苏州、杭州各地。

那时,由于几年前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日本在上海地区陆上水上增加了兵力,对我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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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预防日军再从上海进攻,威胁他的京城,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在南京以东的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之线,修筑防御工程。

叶挺此行,看望了一些执行这个任务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就共同关心的抗日问题,作过倾心交谈。

这个时期,叶挺心情很好,情绪很高。每逢知己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前几年,每当朋友提到“你为什么不找共产党”的问题时,他总回答:“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但我离开一段时间了,要找也需要重办手续。”

这些话饱含着他对党的向往,但也夹杂着为难的情绪。因为,那时他还弄不清楚,党中央对他的脱党问题是怎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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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同了,潘汉年主动来找他,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告诉了他,并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

党如此明白地表明了他所期望的这种理解和谅解,满足了他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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