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学界泰斗饶宗颐逝世；打工春晚

学界泰斗饶宗颐仙逝

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在香港仙逝，享年101岁。饶宗颐先生逝世引发了社会各方的悼念，诸多媒体都重新梳理和解读了饶公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16岁开始便继承先父遗志，续编其父饶锷的《潮州艺文志》；后仅有初中肄业学历的饶宗颐破格被聘入广东通志馆中，专职艺文纂修，并替抱恙的詹安泰先生代课于韩山师范学院。

1952年，饶公前往香港，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主任林仰山教授慧眼识金，不拘一格聘请其任教；1954年，为了进行甲骨文研究，饶宗颐赴日本京都大学；同年，到英国剑桥出席了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发表著名论文《老子想尔注》，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饶宗颐到巴黎编辑整理敦煌经卷，饶宗颐因而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1959年，他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并凭借此书于1962年获得法兰西汉学院的“儒莲汉学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1963年，饶宗颐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和永久会员，赴印度作中印文化比较研究。在印度，他不仅跟随一位吠陀经大师深造梵文，且游历南北，足迹遍及锡兰、缅甸、泰国、柬埔泰，深入探求古梵学的奥秘。他以异域材料作为国学研究的例证，从中印文化比较的角度撰写了大量论文，后结集出版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一悉昙学绪论》。

1968年，饶公南渡新加坡，虽然和新加坡大学签了9年长约，但1973年他便提前解约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十周年之际，饶公受邀担任中文系主任直到荣休。其间1970－1971年赴美任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而此书曾一度作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材。七十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宗师地位。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曾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国维先生，而下半叶是饶宗颐先生。

在退休之后，如饶宗颐先生自己所说，宗教史研究成为了他关注的重点。比如，利用甲骨、金文、佛道经典及其它史料编成的《中国古代宗教》讲义是其宗教史研究的系统成果。1992年出版的《梵学集》收论文24篇，是佛学与佛教史论文的结集。另有大量宗教史论文发表，除佛教史外，涉及道教与其它宗教问题，如《从石刻论武后的宗教信仰》、《天神观与道德思想》、《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穆护歌考》、《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巫的新认识》、《马工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等。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是饶宗颐考察考古新材料的结果，促成了对秦简日书、曾侯乙墓钟磐铭辞、马王堆帛书、龙山陶文、青海陶符、吐鲁番文书等研究，而通过流散国外的考古材料，也完成了有关法藏唐宋墓志、美藏楚帛书以及星马华文碑刻的相关著述。艺术史方面则有《敦煌琵琶谱》、《虚白斋书画录》、《画预－国画史论集》、《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等专著出版。此外，他还有许多词学、文学史论著问世，其中就包括他由楔形文字翻译过来的《近东开辟史诗》这部重要的西亚文献。

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内地版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共14卷20册，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及文录和诗词等诸多领域。这套学术文集的编排大体上呈现了饶宗颐学术世界的面貌，据之足以了解其治学的路径与历程。

2011年，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杭州西湖畔百年历史的西泠印社推举饶宗颐先生为第七任社长。而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甚至于2011年10月将国际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以肯定其卓越成就，嘉奖其对中国文化事业乃至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周少川在《饶宗颐先生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一文中指出，饶宗颐治学历来富有“世界性意识”，这种意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百科全书式学者在各领域的卓著建树，也在国际学术前沿广泛传播中国的学术和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曾整理撰写《饶宗颐学记》，认为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开风气、出奇兵”，在上古史、甲骨文、宗教史、地方史、目录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50项研究中堪称首创，如“研究仰天虎楚简第一人”、“殷礼与甲骨文对勘第一人”、“撰写宋元琴史第一人”等。

陶杰在悼文中写道，饶宗颐为狭义的“国学”开拓了非凡的中外古今的立体视野，他信手拈来的千百学题“通梵知汉，博古通今”，打通了中国、日本、印度、波斯这一大亚洲文化的体系。

曾跟随饶宗颐先生从事潮州学研究的语言学教授、韩山师范学院校长林伦伦发表悼词“天丧斯文，国失重宝”。在饶宗颐曾经执教的韩山师范学院内有数处饶公手迹，如西门上所题校训“勤教力学，为人师表”以及105年校庆时所写贺词“韩山长青，桃李芳菲”。2011年，“饶宗颐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饶宗颐研究所成立大会”曾在韩师举办，饶公亲自为“饶宗颐研究所”揭牌，后更名为“饶学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也于2月7日发文沉痛悼念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提及饶宗颐先生对敦煌学研究不可磨灭的贡献。1987、2000年饶宗颐两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敦煌学国际会议，几十年来号召、组织了逾千万元的捐款用以推进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饶公逝世，敦煌学又失一位宗师。先生一生关注敦煌学研究和敦煌石窟的保护，其精神与大德始终激励莫高窟人坚守大漠、不断为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不懈努力。”

“打工春晚”挺进社交媒体

2018年“打工春晚”在形式上别具一格地创新突破，取消了线下晚会的传统形式，凭借对社交媒体的探索思考，全面挺进了手机短视频领域。据工友之家工作人员、打工春晚总导演许多介绍，2018年打工春晚是由工友之家联合言值视频APP、柠檬网联旗下的WiFi精灵（MagicWiFi）共同主办的，所有节目都由北京、深圳等地工友在工厂园区、工作车间、工人宿舍等环境中录制。从2月5日起，节目以每天更新的节奏陆续上线，投放在以工友群体使用较多的WiFi精灵APP、微信、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快手视频等平台上，柠檬网联旗下的WiFi精灵作为国内最大的厂园WiFi运营商将承担2018“短视频版打工春晚”的主要播出平台和流量主入口，向3000万产业工人精准推送。

“把传统舞台形式搬到生产生活的实景‘舞台’上呈现，能更原汁原味地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新风采、新面貌带到手机屏幕前。我们想让全天下的工友抬手即看，随手转发，乐呵一整年。”许多说。

柠檬网联公关负责人邓奥赛说，为了保持晚会最初的原创、原始、原味，柠檬网联开展了“我要上打工春晚”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蓝领工人积极报名参加，短视频应用的风行给了蓝领用户更多的娱乐空间。

据悉，2018“短视频版打工春晚”由11个节目组成，均是征集自北京、深圳两地产业工人原创的歌舞、小品、相声等文艺节目。工友所从事的职业涵盖了快递员、珠宝厂工、家政工、厨师、草根网红等。其中有北京的家政女工团体“鸿雁之家”的反映家政工生活的原创歌舞《百手撑家》，在北京的快递员王庆演唱的歌曲《快递之歌》，由深圳富士康工人组建的北门剧社表演的工人生活短剧《我们的故事》，深圳女工绿色蔷薇的《新打工谣》等。

“打工春晚”从未忽视过对弱势群体、对妇女和儿童的关注。每届“打工春晚”的开场舞都由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今年的第一个节目是孩子们的新年愿望），他们表演的歌曲、儿童剧和诗朗诵，一次次地表达着流动（留守）儿童面对城乡二元困局和生活苦难时的无奈和坚韧。女性工友在“打工春晚”中一直占有超乎寻常的话语权，孟登迎认为，这些女性节目的意义远高于很多节目中呈现的被刻板化定型的女性观念和形象（“毒舌”“悍妇”或恪守传统角色尤其是生育功能的“贤妻良母”）。在“绿色蔷薇”工作的丁当为女工团体的节目称赞不已，但也指出由于工作单位的时间安排无法调解，几位参加打工春晚的女工不得不面临辞职或放弃表演的两难选择。而今年打工春晚中还有残障人士参与的节目，在有人基金会资助的身体诗歌工作坊中，来自全国的20位表演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世界有我们而不同》。

在“打工春晚研讨会”上，孙恒认为“打工春晚”标志着“劳动者的文化觉醒”；卜卫认为“打工春晚”集中展示了新工人文化，对新工人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有相当大的“赋权”作用；吕途则认为“打工春晚”关系到“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打工春晚”导演许多补充说，“打工春晚”第一要表达工友的心声，第二要寻求对话沟通，促成新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界的互相理解与尊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孟登迎在《“打工春晚”与“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路径》一文中称，由民间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打工春晚”，一方面孕育并释放出独特的文化政治活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展现和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和现实挑战。由于“打工春晚”直接面对全国2.6亿打工群体以及关注、关爱打工群体的各界人士，因此，打工春晚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普通民众自娱自乐搞联欢的层面，而有更高的文化政治追求。当主流舞台很少展现普通民众从事生存性劳动的艰辛过程，很少展示劳动者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之时，“打工春晚”的主题最终涉及新工人的发展如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表达的是新工人群体日益自觉的文化政治诉求。“打工春晚”和新工人文化已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博弈的“文化场域”，一线工友、新工人文艺创作者、爱心人士、批判性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都在其中发现有阐述自己观点的必要性。这说明“打工春晚”已经将不同阶层、立场、认识水平和趣味的人们嵌入进来，已经为打工群体与其他阶层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创造了一个宝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