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理、评估及策略

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理、评估及策略

[内容摘要]: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课题，传染病疫情爆发作为外生冲击改变了人群交易行为，干扰了一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逻辑分析思路应从短期和长期、供给和需求、生产要素和市场交易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等入手，疫情影响经济的内在机理表现在微观个体行为改变和经济影响使得中观不同行业要素和商品供给需求变化相互传导，进而影响上下游产业链、宏观经济增长。疫情对经济影响表现在短期和长期，短期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酒店等行业冲击最大，拖累GDP增速，区域波及广泛,中小企业就业面临很大压力；长期看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有限，但能够加强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变革。为防范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转化为长期影响和次生冲击，本文提出防范疫情的应对策略即中长期改革方略,为减轻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经济影响提供政策借鉴。

[关键词] 疫情 ; 经济影响 ;外生冲击 ;应对策略;

一、引言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在国内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该病毒具有高传染性、较长潜伏期、区域点状爆发等特征。2003年SARS疫情防控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但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大，亟需探索传染病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者的关注（Meltzer MI，2001），但流行传染病疫情爆发对经济影响与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有所不同。传染流行病学在空间上呈非周期、几何指数、非线性的特征，改变了人群交易行为，SARS、H1N1流感等疫情给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往往更大，甚至比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更加全面地影响到国家、地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各个经济层面（李正全，2003）。根据Noy( 2009) 研究结果，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会阻滞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直接损失规模为每增加一个各标准差可使得经济增长率降低 9%，而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导致全球超过2500万人死亡，造成10%以上GDP损失；2003年SARS造成损失占当年GDP的1%，其对于当季度GDP增速拖累约1.5%，有估计全球经济损失总计超过500亿美元（Marsh，2008）。历史上全球历次重大突发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同，经济史学者认为，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疫情过后欧洲的小麦和地租的价格下降，黑死病疫情如何影响欧洲民众的收入，这之间关系仍不清晰，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路径，学者们也存在争议（高善文，2003）。有美国学者就1918年的流感对1920-1930年期间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测算表明，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高善文，2003）。从长远看，大规模流行病疫情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长远结构性的影响，通过SARS对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研究认为，SARS对经济的影响会持续数年，在资本流动、投资、贸易平衡等方面都会产生较长久的影响（Lee JW and McKibbin WJ，2004）。Pini A, Stenbeck M, etc.(2019)考察了瑞典2005-2014年与29个常见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差异, 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诸多感染性疾病的影响机理仍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具有全民医保的平等的高收入国家，传染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仍持续存在，这值得关注。尽管人们对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仍未理清，但对1918年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流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东呼吸综合症、H1N1流感、SARS的经济影响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为理解突发传染病疫情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参考（Siu A and Wong YCR，2004；Keogh-Brown MR and Smith RD，2008）。国内也有学者探索了SARS等流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方法和思路（吕本富、佟仁城，2003；张文斗等，2014），大多是研究流行传染病尤其是SARS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长期影响以及对策（李正全，2003；王元龙、苏志欣，2003；佟家栋等，2003）。关于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理论机制上仍不明晰，关键看哪些因素占据主导，然而由于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次数有限以及数据方面的限制等诸多因素，学术界对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爆发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机制仍缺乏内在认识，对流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短期和长期内在关系缺乏探索。本文拟对流行传染病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运行机理做一探讨，探究大规模突发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规律和传导机理，提出可能的应对策略与中长期改革方略，为减轻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经济影响提供借鉴和政策参考。

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理分析

（一）传染病疫情爆发影响经济运行的逻辑思路与框架

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受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经济要素的影响，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作为外部冲击短期不影响全社会的生产要素资本存量如厂房、设备等，但防控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恐慌改变人们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短期内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疫情发生后，由于人员隔离甚至封城、阻断交通，这阻碍了市场交易行为的正常运转，其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一些劳动生产和需求不通过交易行为实现，更重要的是市场交易系统里运行的大量生产和需求由于疫情发生而减少，也就是供给和需求减少，经济系统正常运转受到疫情外部冲击，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正常交易行为（李智能、董德志，2020）。值得注意的是，突发大规模流行传染病疫情同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乃至战争、金融危机不同，往往表现为暴发突然、传播速度快、影响区域广阔、个别行业受影响大等特点，尤其是餐饮、旅游、交通冲击很大。传染病疫情尽管致死的人数有多有少，但影响的人群可能比较大，若由于传染病疫情严重被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为疫区国或地区，可能引发国际社会恐慌，使得国际社会与疫区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乃至商品贸易减少甚至中断，这对全球贸易影响难以估量。流行传染病疫情持续时间和传染强度决定了人们何时不再相互隔离，市场交易系统是否能恢复正常，对市场交易行为不产生干扰，经济自然就回到正常运行轨道。

从经济理论来看，长期看，传染病疫情通过对人均资本占有量、储蓄率、技术进步、创造发明等方面的改变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高善文，2003）。流行传染病疫情一般会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人口存量和人口流动，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阻隔，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会受疫情影响。具体来讲，短时间内，在传染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如1918年的大流感，劳动力市场供给会出现下降，经济增速自然受到抑制，但资本存量没有破坏，人均资本占有量反而提升，使得人均收入增速有望加快，长期经济增长率反而提高。另一方面，从储蓄率看，流行传染病疫情使得相关感染人群短期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自然这部分人就会降低储蓄率，而没有感染的人群由于恐慌也可能增加预防性的储蓄，尽管总储蓄率是增加还是减少的变化方向仍不清楚，若传染病疫情造成的致死率可控，死亡规模小，但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可能上升，疫情过后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依赖技术进步，疫情可能引发技术进步，进而促使长期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是，传染病疫情带来流动人口的减少和市场规模的萎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激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这反而又会拖累经济增长（高善文，2003）。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一是恐慌导致消费减少和储蓄增加，进而降低短期经济增长率，二是劳动力的减少降低了经济产出。可见，不管是疫情的短期冲击还是长期影响，传染病疫情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供给层面看，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传染病疫情导致劳动力短期供给减少，工厂停工停产使得劳动时间缩短，生产量下降难免。从需求层面看，短期内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支出增加，而人群的隔离和预防减少了消费者的需求，其中酒店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消费冲击最大，若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情地区，出口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解运亮、毛健，2020）。整体而言，对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逻辑分析思路应从短期和长期、供给和需求、生产要素和市场交易系统是否正常运转等视野入手。

（二）传染病疫情影响经济的传导机理—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透视

流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理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入手，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通过要素和商品的供给需求变化相互传导。微观层面分析侧重防疫支出以及企业、个人等微观行为改变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而中观层面分析是各个行业，由于个体行为改变和经济后果使得不同行业的要素供给和产品需求发生变化；由于各行业影响，宏观层面侧重从上下游产业链、贸易链条、GDP等宏观指标视野透视疫情对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影响（张文斗等，2014）。

1 微观层面

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暴发后经济后果首先体现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医疗损失和负担以及个体行为改变造成的经济损失（何爱平等，2014）。其中，微观层面的直接经济影响包括医疗损失和非医疗损失，如2003年SARS病例广东省的人均医疗费用为24221元（王建华等，2006），直接经济损失通过调查统计的方法可以获得，成本部分就是直接经济损失。由于疫情导致的人群交易行为改变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即间接经济影响就很难评估，且比直接经济损失更大，由于恐慌人们不愿意在饭店就餐，使得餐饮企业营业额下降，而在家就餐由于没有交易行为是不计入GDP的，学校停课、体育赛事的取消导致的损失非常显著。可见，疫情导致的人群生活消费习惯改变使得某些额外成本支出增加，或某些群体收入减少,进而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大规模流行传染病疫情爆发使得人们沟通方式、办公模式改变，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兴起，促进了某些行业的技术进步，这种行为变化将通过供给需求层面影响到行业、宏观经济层面。

2 中观供需层面-行业与区域

传染病疫情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微观层面的经济损失和人群行为变化直接影响供给需求层面，供需变化是微观层面经济影响映射到宏观层面的桥梁和中介，流行传染病疫情爆发导致的供需变化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和特定产业（张文斗等，2014）。从供给层面看，生产要素供给会受到较大约束，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政府管制、交通运输受限，传染病隔离甚至封城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短期下降，如SARS期间，大量在广东务工的外地农民工返乡，造成了劳动力短期短缺的问题（张效廉，2003）。此外，个人和机构储蓄投资行为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供给发生变化，疫情防控导致的社会恐慌引发的办公方式转变而导致的相关产品供求发生变化，尤其是疫情严重重灾区安全性成为首要问题，投资和贸易环境恶化，短期内投资供给收紧，影响区域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从需求层面看，疫情防控措施短期内直接拉动了公共卫生支出和医药行业的需求,如对大量防护护具、药品、口罩等的需求，但另一方面疫情防控使得消费需求下降、消费结构改变，旅游、出行、休闲等活动减少甚至停止，餐饮、旅游、运输等服务业消费受到影响。

疫情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决定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大小，对每个行业的影响程度包括直接受损害程度和疫情消除之后的恢复程度两方面。从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对灾害冲击的承受能力取决于该济体系中各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以及行业结构等，某行业对灾害打击的承受能力取决于该行业的交易结构、反应能力，可从行业交易周期、行业消费决策周期和交易转移指数等指标来度量（吕本富、佟仁城，2003）。如餐饮业的交易周期为1天，和消费决策周期一致；对某些制造业而言，从接受客户订单到完成交货的时间可能在3-4个月, 其则全年交易次数为4-3次, 平均交易周期为3-4个月，而种植业的大部分作物，平均交易周期是12个月，可见，大部分行业的交易周期都在12个月以下。房地产业消费者决策时间可能长达数年以上，农产品的交易转移指数最大，其次为服务业、贸易等。如果疫情周期大于交易周期大于消费决策周期，且交易转移指数为3或4，表明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如文化娱乐、餐饮、运输、外贸易（吕本富、佟仁城，2003）。按照上述分析思路，宏观层面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酒店业、会展业等，其中餐饮旅游业影响最为突出。可见，从中观视野对流行传染病疫情影响的评估应从行业供求视野到行业受影响程度分析更为客观。

3 宏观层面

流行传染病疫情突发事件的宏观经济层面影响大都集中在GDP的变化和产业链上，疫情对不同行业影响程度差异比较大。传染病疫情持续时间和传染强度是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变量，尤其是时间变量，政府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 制定了一系列隔离、管制等措施，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除直接受传染病疫情爆发影响的行业外，可能部分行业由于上下游之间的产业链关联关系受到较大的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持续时间、疫情强度影响更大，若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几乎所有行业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扰乱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趋势、周期、外生冲击是驱动宏观经济的三大因素，而传染病疫情的出现是外生冲击。相对于贸易摩擦等其他事件性对经济的冲击，流行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途径有所不同。像贸易摩擦等外生冲击都是先影响需求，再由需求传递至供给，而疫情会导致供给约束。疫情发生后，受政府管制、隔离的原因，交通、物流、投融资、出口报关条件等发生变化，供给端出现一系列被动收缩，甚至受疫情影响的工厂停工，开工受到约束。可以说，在疫情影响下，供给存在一个暂时的上限，供给端的上限使得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出口被动收缩（郭磊，2020）。与一般内生经济下行不同，由于疫情等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集中于某些区域或行业，使得分行业、分地区的结构性需求下降比较显著，若部分产业或地区的需求受到冲击，会通过员工失业、企业倒闭影响到其他产业的需求，进而通过产业链传导至上游或进一步扩散，若疫情持续，进而影响整个行业乃至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从长期看，流行传染病疫情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促使社会治理和经济制度的优化改革。可见，对流行传染病疫情宏观层面影响侧重于从宏观供求、产业链、GDP乃至社会治理变革等视野分析。

三、防范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应对策略：中长期改革方略

传染病疫情往往时间持续不确定性、影响地理范围广，导致部分产品紧缺、物流成本上升、就业困难、金融风险加大等经济社会成本，封城措施、复工时间推迟使得企业收入下降和防疫带来的营业外成本上升使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现金流中断风险，这对经济社会秩序影响较大。

实践经验证据表明，外生事件对经济冲击的最大风险是经济正常运行轨迹受到了干扰，恢复起来不仅不容易，又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在应对外部冲击时，需要货币、财政政策双双发力，有针对性地减税降费、贴息支持，暂缓小企业税收、社保缴纳，给予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优惠贷款利率，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发挥专项再贷款作用，设立绿色通道予以融资支持，扩大保险赔付覆盖范围，这些短期措施有望对冲疫情对经济的暂时性冲击，防范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转化为长期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流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实施中长期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改革方略，本文提出以下中长期改革方略和对策。

（1）完善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强化公共卫生及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探索流行传染病疫情发生及流行的爆发模式、影响因素、传播规律、空间聚集性、潜在风险等，建立传染病疫情爆发早期预警系统，对新型传染病要尽快确定识别标准视为法定传染病管理，健全信息流通机制尤其是疫情报告制度，以采取防控措施。提升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预防控制能力和水平，促进经济和疫情防控能力的协调发展，尽力降低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2）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传染病疫情的特殊性使得各地区制定隔离措施和交通封闭做法限制了地区间的商务活动,阻滞各行业供销链正常运转，这就需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跟踪流动人口信息动态，加强人口流动大数据的监测，这有助于控制流行传染病的感染源，建议设立“流动人口健康卡”制度,采用属地健康管理制度，即由出发地负责健康保证, 降低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

（3）加快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与流行传染病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医疗基础设施，提高城镇化率和流动人口的定居化，降低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加强公共卫生、教育、社区在内的社会组织与设施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高效便捷的智能物流体系和智慧城市建设。

（4）建立应对公共卫生尤其是流行传染病疫情防范和风险管理的资金筹集体系。关于灾害风险的管理，Michel-Kerjan等(2011)提出了捐助依靠型、政府事后筹资型、有部分保险涵盖、有限政府补助下的高度私营部门融资四种可能的灾害风险融资体制。实施对疫情灾害的保险, 从而分散风险，建立国家与区域传染病疫情风险管理基金，通过各种途径, 筹集传染病疫情专项防控基金,逐步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传染病减灾资金运作体系（刘民权，2015）。传染病相关疫苗产品是高风险投资，需要资金支出较多，其为经济损失的1.5-4倍，这就需要公共资金的投入，资助建设疫苗供应的生产设施，创立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加大疫情防控相关支出，尤其是城乡社区事务、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对受损部门进行税收减。借鉴美国防范大流感疫情的经验，2005年美国白宫发布了《应对大流感疫情的国家战略》，要求各金融机构在其业务连续性计划（BCP）中纳入大流感疫情的应对措施和方法，我国金融机构应针对疫情的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金融支持应对措施。

（5）积极发展线上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疫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人流密集型的线下服务行业，未来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无人机配送等新行业有望崛起，进而催生新业态。可见，传染病疫情可促使技术进步，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购物、在线会议、在线影视等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得到发展，降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这就需要政府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政策支持，促使网络消费和线上产业，鼓励企业创新生产模式，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以推动经济转型。

四、结论

流行传染病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般可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而言，流行传染病疫情由于隔离、封城及交通管制等因素对一国宏观经济冲击较大，但损失有多少，不同机构、学者用不同方法评估的结论不同。但短期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酒店等行业冲击最大，对疫情重灾地区的区域经济影响更大。长期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流行传染病疫情长期之内对宏观经济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但外部冲击长期看能够加强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变革，提升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效率。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使全球各国和地区在发生流行传染病疫情时都难免受到影响，区域范围扩大，感染风险降低人员流动和消费倾向，增加物流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自然会对全球产业链产生较大冲击。突发流行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互动关系，在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后，政府应从增加投入、刺激需求、减免受疫情影响行业的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维护经济正常运行，将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张文斗等，2014）。流行传染病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主要是需求和供给方面，需求和供给萎缩，投资、消费和出口受到重大冲击，拖累短期经济增长；中观影响看，对餐饮、旅游、影视、运输、教育培训行业影响最大，但旅游、航空、交通等服务业受到的冲击在疫情结束后很难恢复对冲。

传染病疫情导致的区域封闭、运输成本上升、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加大了社会风险，而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加大了国际贸易停滞、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本文探索了流行传染病疫情爆发和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评估了疫情对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失，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尤其是中长期改革方案。但由于流行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加之缺乏大数据以及疫情样本比较少，对流行传染病疫情和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还不深入，未来应借鉴国内外历史上疫情对经济增长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的经验，深入探讨流行病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规律，为经济社会治理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参考文献：

(1)范新生、应龙根：《中国SARS疫情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球科学进展》，2005年第3期。

(2)高善文:《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新闻周刊》,2003年第 14期。

(3)郭磊：《疫情对宏观面的影响和以往事件性冲击有何不同》，《广发证券宏观专题研究报告》，2020年2月16日。

(4)何爱平、赵仁杰、张志敏：《灾害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应对机制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5)解运亮、毛健：《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市场的影响—兼论与SARS疫情的异同》，《民生证券专题研究报告》，2020年2月3日。

(6)李正全：《SARS影响国民经济的短期与长期分析》，《经济科学》，2003年第3期。

(7)李智能、董德志：《疫情影响何时休？--基于2003年经验》,《国信证券宏观专题研究报告》，2020年2月19日。

(8)刘民权：《灾害风险融资: 一个文献回顾》，《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2期。

(9)吕本富、佟仁城：《SARS的经济影响分析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10)南开大学SARS对经济影响研究课题组，佟家栋等：《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

[11]王建华、杜琳、罗不凡等．《广州市SARS 病例经济负担研究》，《华南预防医学》，2006年第4期。

[12]王元龙、苏志欣：《非典型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6期。

[13]熊园、何宁、刘新宇：《全面评估疫情对经济、政策、资本市场的影响》，《国盛证券专题研究报告》，2020年2月2日。

[14]张文斗、祖正虎、许晴、徐致靖、刘巾杰、郑涛：《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军事医学》，2014年第2期。

[15]张效廉:《SARS风暴中的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

[16]Keogh-Brown MR，Smith RD，2008，“The economic impact of SARS: how does the reality match the predictions”?Health Policy，Vol.88, No.1，pp.110-120．

[17]Lee JW，McKibbin WJ，2004，“Estimat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osts of SARS”， Washington DC working paper.

[18]Marsh，2008，“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Mitigation through detection，research，and response”，New York: Marsh Inc.

[19]Meltzer MI，2001，“Introduction to health economics for physicians”，Lancet，Vol.358，No.9286，pp.993-998．

[20]Michel-Kerjan，etc.,2011，“Catastrophe Financing for Governments: Learning from the 2009-2012 Multicat Program in Mexico”，OECD Working Papers on Finance， Insurance and Private Pensions．OECD Publishing．

[21]NOY,2009，“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8,No.2，pp.221-231．

[22]PiniA,Stenbeck M, Galanis I, Kallberg H, Danis K, Tegnell A, Wallensten A.，2019，“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associated with 29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weden, 2005-14:an individually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Lancet Infect Dis.Vol.19, No.2，pp.165-176.

[23]Siu A， Wong YCR，2004，“Economic Impact of SARS: the case of Hong Kong”，Asian Economic Papers，Vol.39, No.1，p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