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仍未消退，全球化走向何方？| 金融小百科

疫情在全球蔓延，至今没有消退，持续冲击着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影响着产业链的发展轨迹。疫情期间，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了加深之势，WTO等多边经贸机制的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人们开始忧虑，疫情是否会掀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产业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中国社科院徐奇渊、东艳团队在近期出版的浦山书系新书《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评估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同步下降、价值链断裂、各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分化和对立，正在改变以要素资源跨国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发展基础。

作者对疫情后全球化走向和趋势的四种代表性观点——“有限全球化”“再全球化”“慢全球化”和“数字全球化”——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小新查阅资料，对上述四种代表性观点进行扩充和延伸。

小新发现，疫情并不是全球化发生逆转或变化的主导因素，而是加深了在疫情前全球化就已面临的挑战；上述四种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关系；曾经的全球化，并非尽善尽美，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不是传统全球化形式的延续，而是通过变革构建出新的联系世界的形式。

一、有限全球化：为了供应链安全，也为了把税收和就业留在国内

“疫情之后，世界将迎来‘有限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多次演讲和撰文中提出这一观点。

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是欧洲主导的，从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这一时期，西方已经演化出经济自由主义。欧洲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Age（黄金时代）。

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革命开始，引发了第二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被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这一时代伴随着放松金融管制，包括资本、技术和一部分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到处流动，全世界的经济自由度非常高。

这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确实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一国之内，在美国甚至尤为显著，严重地撕裂了社会，最终酿成了特朗普的登台。

他将苹果公司作为代表超级全球化的案例进行阐释——苹果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独具技术优势，但是它的生产环节全都外包了，这就导致其对美国的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远不及当年的福特公司。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类似苹果这样大型跨国公司的存在，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们的角色被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所替代，中产阶级的规模出现萎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认为，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完全幸福的，尽管它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还伴随着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这些分配上的不平等引发了反全球主义者的指责。

郑永年认为，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是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起点。这一轮全球化再也无法回到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时代的那种“超级全球化”的形态。如今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

但是，郑永年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因此中断，而是会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延续。所谓“有限”，主要呈现为主权国家必须对资本、供应链、劳动力的布局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照顾国内利益间实现适当平衡。

“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开始设法将部分供应链搬回国内，或者在全球多点分布。”郑永年分析表示，重新布局供应链的主张得到了美国、新加坡、英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普遍支持——他们纷纷设法把一些产能布局到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去，以此减少对单一原产地，尤其是中国的依赖。这种举措不光是出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考量。虽然本国的生产成本更高，但是把企业留在国内，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就业。

但另一方面，以上这些尝试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取得了有限的效果。郑永年提出，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扩大开放，全面“脱钩”就是一句空话。

二、再全球化：谁在主导全球经济复苏？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化就已经显现出种种问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的崛起挑战了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让全球化陷入低潮，而新冠疫情加深了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会终结吗？不少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全球化依然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并不会走向终结。

“全球化没有停止，更没有逆转，而是转换了一种形态，开始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开始从底层或发展中国家立场思考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曹德军在合著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中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为了融入西方经济秩序，不断进行国内改革。而当西方经济体系出现危机时，这些国家又启动了对西方规则的再塑造，这是500年内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况：即全球化开始由发达国家推动转向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推动。

这也是为什么金砖国家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能够如此吸引世界的目光。尽管西方还处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引领改革趋势的却不是这些核心国家，而是那些曾经处于体系边缘、而今崛起为新兴力量的国家，这是全球化动能的转化，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并将再全球化概念界定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

该书进一步阐释：

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

为什么用“再”，而非用“新”来界定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扩容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从内部改革来升级现有国际架构，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

作者指出，在“再全球化”中，新兴国家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发挥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沟通低层全球化与高层全球化的鸿沟。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共产品，例如重要的抗击疫情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援外医疗队，中国还向世界各国出口了大量防疫物资。中国在疫情期间供给的公共产品证明了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模式具有包容共享的特质。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通过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不仅率先实现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步控制，而且在实践中证明了技术进步及其普遍应用可以提供控制疫情必需的手段，驱动人类社会在面临生物安全挑战时向更加安全、更不易遭受损失的形态演进。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技术领域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提供经济社会驱动力，通过“再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复苏。

三、慢全球化：贸易主导型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供应商本地化等生产经营方式拓展和促进了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产业链的全球化促进了贸易导向型增长模式进入新发展时期，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那些设法提高在全球价值链里的参与程度和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国家人均GDP平均增长3.4%；那些仅仅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而没有升级国内价值链的国家人均GDP仅平均增长了2.2%。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经济展望报告》（WEO）的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1990-2007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简单平均同比增长7.0%，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简单平均增速3.7%。金融危机暴发后，全球需求疲软，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滑。2008-2009年两年平均负增长3.9%，低于全球两年经济增速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晋斌撰文表示，随着部分重要经济体推出了反危机措施，世界经济和贸易恢复了增长，但2010-2018年简单平均增速只有5.0%，这一时期全球GDP增速为3.8%。2019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只有0.91%，而全球经济增速为2.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他例举数据称：

时至今日，疫情仍未彻底消散。2020-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3%，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约为1.0%。

可见，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出现了骤然下降，基于产业链的全球价值链（GVC）贸易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滑。尤其是由于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增长几乎陷于停滞。依据WTO的预测，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4.7%，将再次超过全球经济预测增速4.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全球化已经从超级全球化步入慢全球（slowbalization）时代。

慢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哪些新特征？王晋斌认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价值链的扩张陷入停滞，贸易主导型增长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大国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的缩减或分割。

依据WTO的数据，自2009年开始监测积累的未解除的限制措施以来，进口限制措施从2009年开始增长，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后，更出现了显著增长。截至2020年底，约8.6%的世界进口受到2009年以来实施的进口限制的影响。截至2021年10月中旬，全球有效进口限制量约为1.5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8.7%左右。

全球贸易增速骤减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回调，尤其是贸易冲突和疫情冲击，暴露出了全球部分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环节上的脆弱性。世界各国出于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将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加速替代产业链的全球化。产业链的迁移、调整和重构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显著特点。

不过，他同时指出，产业链的本土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产业链完全本土化。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是要求在关键的产业链上有安全性，在区域分工协作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区域化在周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环节上依然可以实现供应商的全球化和多元化。

他举例称，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议》、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是2018年全球贸易冲突以来出现的重要的区域化或者跨区域化的经济关系协议，基于区域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正在成为现实。

四、数字全球化：“走出国门”不再重要

纵观历史上全球化浪潮，其背后的经济支撑至少有两股推动力，一是产品的全球流动，二是资本的全球流动，不少学者认为，如今，第三个引擎正在显现，那就是数据的全球流动。有观点认为，现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的《变革中的全球化》显示，全球化虽然在贸易层面放缓，但全球化本身并未倒退，而是走在了一条新的道路上，如今全球化更多是由数字技术所推动，且越来越由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引领。数据流动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结缔组织”，数据流动将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数字技术正愈发成为为企业创造机会的平台。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严灏文认为，未来全球化可能具备一些特征——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高且日益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化曾以跨境商品贸易和金融活动为主要衡量标准，而如今与数字化的融合日益紧密。

他表示，目前已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5年还将增长9倍。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

当数字技术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会带来哪些影响？严灏文认为，尽管当前全球供应链受到了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的冲击，但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本身也在对价值链进行革新。其中，需求端个性化定制和快速交付的需求，供给端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生产技术降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更是加快了产业链回流、重新布局的趋势。

《福布斯》双周刊撰稿人迈克·奥沙利文认为，技术正改变经济活动的性质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它提供了关于什么将取代全球化的线索。对企业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它们能够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优化其商业流程：工厂设在墨西哥，研发工作在苏黎世，总部设在柏林，巴塞罗那的营销专家为其提供灵感，产品卖给北美消费者。

他指出，廉价劳动力事实上已不存在、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很可能意味着“走出国门”这个趋势正在放缓。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消费者和工人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正在“回家”，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城市工作并在线上服务消费更多（从法律咨询到虚拟试衣），这让他们感觉更自由。

严灏文认为，在这一趋势下，全球主义或将让位于地区主义，全球性的联系将减弱，商品、人员、资本等线下的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的流动放缓，而区域合作则更加受到重视。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加深。

总的来说，严灏文表示：“当我们以宏观的眼光来看，如今这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年全球化进程的放缓，不过是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它远未到崩溃的那一刻，就像过去人类社会每经历了灾难又迎来一场变革，构建出新的联系世界的形式那样。如今的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更新形式的全球化。”

结语

最后，小新想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一书中对全球化走向判断的总结作为结语——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已经退潮。但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及融入全球经济分工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将继续支撑全球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方力量相互博弈和权衡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也将在技术、市场、成本、竞争和政府等多方因素的权衡下，寻找新的稳态。”█

参考资料：

1、《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与香港的未来（上）》；大湾区评论。

2、《王晋斌：慢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新态势》；《学术前沿》杂志。

3、《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王栋、曹德军。

4、《严灏文：下一阶段全球化发展初探》；IPP评论 。

5、《数字化能否成为新的全球化？》；参考消息。

6、《IMF首席经济学家：全球化面临两种可能的路径》；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