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比较研究

摘要：对同名开元寺的比较研究可从多角度进行。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均是历史悠久的大寺，通过比较两寺在历史上的住持群体，发现后者的影响更大、知名度更广。进一步分析，这种不同和两寺分别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紧密相关，潮州开元寺所处地理位置远离最高权力中心，民间信众对于寺院的支持较大；反观邢台开元寺，离最高权力中心很近，极易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干预，从而导致该寺“政治”色彩突出。两寺的经历也说明，一所寺院假如得不到官方支持，民间信众能否弥补官方支持的空缺，对于寺院的或盛或衰起到很大作用。

关键词：潮州开元寺；邢台开元寺；比较研究

邢台开元寺

在中国所有的佛寺中，开元寺可能是同名佛寺的最多者。唐开元年间，诏敕天下各州建开元寺，开元寺的具体数目可能不止十座，但遗留到今天，只存下潮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福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不少资料称“邢州开元寺”）四座。上述四座开元寺，福州开元寺只是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他三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泉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规模十分宏大，即使放眼全国，也是罕见的。潮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至今仍在地方佛教系统中发挥重大作用。

遗憾的是，不同开元寺的比较研究，学界极少注意到。花芳在其硕士论文《唐代邢台开元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研究》中提及，潮州开元寺是唐代东南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寺内至今还存有四座唐代的石经幢，李绪洪《石经幢的艺术识赏——以潮州开元寺石经幢为例》和达亮《潮州开元寺石幢考释》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潮州开元寺内遗存的唐代石经幢为例，较为详细介绍石经幢的建筑形制，说明了唐代石幢造型的风格，反映了唐代建筑技艺的不凡。李绪洪在其文章中还点明了石经幢作为佛寺的标志建筑，在表达其宗教意义的同时，在建筑艺术上也与周围环境达到了相得益彰的和谐境界。花芳的硕士论文较为详细探讨了邢台开元寺的经幢问题，但此文关于潮州开元寺的情况基本忽略，不能认为两座开元寺的比较研究。

本人撰写过一文《密宗在粤东、闽南大寺的传播——以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为比较对象》，针对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现就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对开元寺群的比较研究。

一、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一）潮州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潮州开元镇国禅寺的寺址，在今潮州市区开元路东段。前身为荔峰寺，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建为开元寺，元代一度改为“开元万寿禅寺”，明代称“开元镇国禅寺”，又称“镇国开元禅寺”，俗称“开元寺”，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所发现的关于开元寺之最早文献记载，是北宋庆历三年（1043）余靖所撰《开元寺重修大殿记》。这篇文章简单记录了当时开元寺的建筑规模：“寺之制……凡五百楹，为一郡之表。”到南宋咸淳五年（1269），林希逸撰《潮州开元寺法堂记》，追溯寺院当初的形制，则说：“寺始甚雄，中有子院三十六。”虽然比余靖的记载稍为具体，但寺院的建筑情况，仍然不清楚。不过，当时开元寺的规模要比现在更大，这倒是可以肯定的。南宋以后，开元寺多次毁废之后，重建重修，建筑物的建置，亦兴废不常。

元至元二十七年己丑（1290），帝谪胆巴上师于潮，安置开元寺。“元代佛教在元蒙统治者的扶植下继续兴盛，藏传密宗曾在胆巴帝师贬潮时期一度流行于潮州地区”。有学者认为，现存开元寺至正年间的“铜云钣”，可看作是元代潮州开元寺已受到藏传佛教密宗影响的实物见证，这与元初胆巴在潮州活动有关，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

明代至清初，潮州开元寺收徒传继以各教派私承相传。至乾隆元年，罗浮山华首台密因任开元寺主持，立曹洞宗法系传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废除曹洞宗法系传制，立十方选贤制，唯贤唯德者均可推举执职。民国期间，浙东名僧太虚两度在此讲佛。王弘愿并于潮州创“震旦密教重兴会”，使此寺成为密教在中国重兴的中心之一。著名岭东佛学院亦设于此寺。寺内藏经，有乾隆御赐清刻《大藏经》7232卷。

潮州开元寺

（二）邢台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邢台元元寺，又名大开元寺，俗称东大寺，位于今邢台市区开元北路中段。开元寺创建于西晋，定名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是佛教禅宗曹洞宗的祖庭之一，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著名古刹，是唐代、五代、宋代和元代的皇家寺院。

邢台开元寺始建年代及历史沿革已不可详考。据地方史籍及出土文物互证，后赵时期，此寺名襄国中寺；隋朝时，改称邢州泛爱寺并建文帝舍利塔；武则天时期，敕封为大云寺；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由大云寺改建为邢州开元寺。

邢台佛教历史悠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7）的南宫普彤寺、南宫普彤塔，比洛阳白马寺早一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寺、第一佛塔。邢台开元寺是唐宋元三代皇家寺院和元代北方佛教中心，是曹洞宗的祖庭之一和禅宗二祖的传钵地。佛图澄、道安、慧可、刘秉忠等，都是邢台著名高僧。据旧县志记载，净土寺便是佛图澄在邢台所建的佛寺之一。新出土的《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荐功碑》，证明邢台开元寺的前身就是后赵时的襄国中寺。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邢台著名的开元寺和天宁寺皆扩建于隋唐时期并定名于唐，邢台开元寺出土的两道《六祖慧能大师碑》，分别由王维、宋璟撰文，雄辩地证明了邢台开元寺乃是南宗北传的主要禅林。五代时期虽战乱频繁，但佛教在邢台的传播并未受阻，相继修建了多处寺庙。宋辽金元时期，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数度南下中原，创建政权，但都积极接受佛教，实行儒、佛、道“三教并立”方针，促进了民族交流和融合。元代是邢台佛教的极盛时期，佛寺达上百所。邢台开元寺成为元朝皇室的御用大寺，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到寺瞻礼。

随着元朝的灭亡，邢台大开元寺的皇家御用佛寺的地位丧失，到了明清时期，邢台开元寺逐渐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明清两朝仍对邢台大开元寺进行过多次重修，大开元寺虽然失去了皇家寺庙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是顺德府的官用大寺和佛寺中心。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明初，邢州开元寺有僧数千，良田数顷，游僧佛徒更是不可胜数。

邢台开元寺

二、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重要僧人

（一）潮州开元寺住持对全国影响有限

据达亮《潮州开元寺历代住持述考》，元胆巴帝师，清高僧古如，民国高僧虚云、太虚、智诚及居士王弘愿，日僧常盘大定、权田雷斧，皆曾驻寺弘化。开元寺原为临济传法制十方丛林，住持由僧众推举；清乾隆元年（1736）曹洞宗古如和尚任住持后改为曹洞选贤制子孙丛林，废除传法制，住持由曹洞法裔相承。民国期间恢复十方选贤制，数十年中住持分由临济、曹洞、黄檗法裔担任。潮州开元寺自开元二十六年（738）至今已有1200余年，有姓氏可考的住持僧达70余人，但大多生平事迹不详。根据此文，将其中较重要僧人进行介绍：

胆巴：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胆巴帝师（1230—1303）贬至潮州，因其建有宝积寺、帝师殿。胆巴在潮州时间虽不到两年，却引起一股崇密热潮，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是潮州佛教文化史上一件非常重要之事。粤东首刹开元寺受其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如寺内至正年间的“铜云钣”及本山住持简庵福吉祥。铜云钣可看作是元代潮州开元寺已受藏传佛教密宗影响的实物见证；元制，帝师之出家弟子可加“吉祥”，住帝师之出家弟子可加“吉祥”，住持简庵是法号，福吉祥，是法名，这是藏传佛教僧人常用的法名。

密因古如，乾隆元年（1736）任住持，曹洞宗第三十一世。华首分派（略称华首）第四世，嗣法尘异今但。住山丹霞，因（尘异）今祖示寂，自丹霞回守祖塔。后继席海幢十三年，回华首。乾隆元年，惠潮嘉道宪庞屿暨合郡文武，往华首延师主席开元，重兴教化，说法利生，开堂接众，本寺曹洞派传法制度首任住持。十四年退院回山。五月初七日诞辰，二月二十二日忌辰，塔于华首台。可见《开元寺传灯录》。

静会传修（1686-1780），乾隆十四年（1749）任住持，字古传，曹洞宗第三十二世，华首第五世，嗣法密因古如。普宁县韩氏子，潮阳县文照堂出家，世称韩和尚。乾隆三十年（1765），以八十高龄入觐，蒙钦赐龙经。诸多建树，《普宁县志》有传。乾隆四十五年（1780）退院，在任三十二年，春秋九十有五。传说过百岁，墓于普宁涂坑村。“古传”见乾隆五年碑记、乾隆十年碑记。

绍法默圆（1755—1826），嘉庆十六年（1811）任住持，曹洞宗第三十五世，华首第八世，嗣法妙谛法言。福建汀州府长汀县曾氏子，本邑罗汉寺出家，住开元数十载，其中连任方丈六年。谨循规戒，为众辛劳。道光六年（1826）主刊《开元寺传灯录》。世寿七十二，塔在南关外普同塔场。

一印森印（1901—1970)，1942年代理住持，字纯密，曹洞宗四十二世，华首第十五世。潮安县陈氏子，1919年七月于叠石岩礼怡光和尚出家，次年受戒于普陀山法雨寺。1921年东渡日本学真言宗于高野山，是民国中国东渡求法的首位高僧。1924年学成，得授两次“传法灌顶阿阇黎”职位。回国住开元寺广弘密乘，受灌顶多为时彦名流。1927年春赴暹罗（泰国）弘法，是秋返。1929年赴新加坡，是秋返。1934年再渡日本，是冬归。“文革”因日嫌被捕，1970年七月病重遣回家而寂，墓于潮州笔架山，后迁叩齿庵普同塔。

智诚少培（1908—1994)，1947年任住持，字仁慈，曹洞宗四十三世，华首第十六世，嗣法能定，江苏泰县人。是年九月任，翌年四月去任，在任八个月。肄业于厦门闽南佛学院，1933年秋任开元寺岭东佛学院监学，辞职后住持庵埠灵和寺（观音堂）。1937年闭般若关，刺舌血抄写《华严经》（今藏开元寺）。建国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广东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汕头市佛教协会会长、汕头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市第六届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政协委员等。1994年四月于汕头市区圆觉精舍圆寂。

以上所举，是潮州开元寺的较出名者，然而，上述人物中，约只有胆巴是全国性的知名僧人，他是著名元代国师八思巴的弟子。胆巴似乎没有住持开元寺，他的弟子庵福吉祥才是住持，但这位庵福吉祥也极少听说。总之，开元寺的住持僧人少有全国性影响，和朝廷关系较少，如静会和尚，也只是到北京请龙藏、和皇帝短期见面而已。达亮《潮州开元寺历代住持述考》中提到的民国高僧虚云、太虚，王弘愿和日僧常盘大定、权田雷斧，仅是短时间在开元寺，并非开元寺住持。

（二）邢台开元寺住持对全国影响很大

检阅各类史籍，发现和邢台开元寺有关的著名人物很多，阵容十分“豪华”，放眼全国，这是相当罕见的。如此情况，一方面说明邢台开元寺地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也证明上层僧俗人物对于邢台开元寺情有独钟。现就所见人物举例——

佛图澄：后赵国师，本姓帛，天竺僧人，自幼出家，善解经义。来到中国后，曾长期留居敦煌，受到大乘佛教影响，并对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有较多了解。佛图澄以襄国为活动中心，在后赵弘扬佛教20余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石勒和石虎都把他作为国师供养，在襄国为他建造官寺、中寺等多所寺院供其弘法。佛图澄的著名弟子道安、法首、法常、法佐、法牙、道进、道生、法汰、法和以及竺佛调、须菩提等俱为高僧。

慧可：慧可继承禅宗法统后，来到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邺都，以佛图澄传播佛法的地区为基地，在邺都以及周围进行佛教禅宗思想的宣传。由于慧可所宣传的禅法与当时所宣传的佛教理论有很大不同，故而受到了诽谤和排斥，不得已他多次从邺地往来襄国（邢台），在襄国进行弘法活动，使襄国一带的佛教得到了振兴和发展。由于慧可的不懈努力，禅宗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欢迎，慧可成为中国禅宗传播第一人，史称“东土二祖”。

神会：唐禅宗高僧，襄阳（今属湖北）人，俗姓高。14岁为沙弥，为六祖慧能高足。慧能圆寂后，他自韶州（治今广东韶关）曹溪前来北方弘扬乃师禅法，以“无念”为宗，住洛阳荷泽寺，因称“荷泽大师”，著有《显宗记》。神会在邢州开元寺为乃师立碑的原因，或即五祖弘忍之两高足慧能、神秀虽同出一门，却有“南能北秀”之分。神会作为慧能法嗣，即于天宝四年（745）分定顿、渐两教，著《显宗记》以传世，又恐南宗之不行于北方，于是才追述乃师道德，镌碑立于邢州开元寺以垂永久，亦阐扬法教，指归宗派之举。邢台开元寺有《唐曹溪能大师碑》，就是神会为慧能立碑。

空本：邢台开元寺有后梁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幢。该幢为后梁乾化年间镌立，除正书经文外，还记有当时以特进试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萧国公、食邑三千户的高僧空本奉后梁太祖之命，在开元寺译经的史实。空本圆寂后赠司空，謚大辩。此幢现存，为邢台众多五代经幢中之惟一幸存者。

广恩法师：成吉思汗十二年（1218），曹洞宗第二十八代传人广恩法师应蒙古元帅史天泽之请，自临清前来住持邢州开元寺。据王恽所撰《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碑铭》，窝阔台汗三年（1231），即重光单阏之仲春，广恩法师开始主持重建圆照塔，邢州一带的勋遗豪富、世商世农面对广恩法师重建圆照塔的旷世善举，纷纷施献输给，蒙古乃马真皇后执政二年（1243），广恩法师在邢州开元寺圆寂。海迷失皇后执政元年（1249），广恩的弟子崇离朗作为新一代邢州开元寺住持，请刘秉忠代聘忽必烈为该寺大功德主。忽必烈嘉纳后，乃遣近侍为广恩法师护葬建塔。

连珍国师：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初五，南宋恭帝赵㬎率群臣赍玉玺降元。元世祖在命伯颜偕南宋君臣北上入朝的同时，特设资戒大会于顺德府大开元寺。顺德府，即邢州，中统三年（1258）九月，因邢州大治而改名也。据王磐所撰《顺德府大开元寺资戒坛记》，这次规模空前的资戒法会特请连珍国师登坛说法，导致了天下僧众云集，仅与会僧徒受具足戒就达十万人之多。这次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举，其实也可看作连珍国师借顺德大开元寺之盛，以庆贺元王朝统一天下为名，在佛教界树立唯我独尊地位的一次公开演示。连珍国师，政治地位仅次于八思巴的活佛杨琏真伽，时任宣政院江南释教总统。

邢台开元寺的历史较潮州开元寺更久，住持更多。除了上述僧人，历史上和邢台开元寺有较大关系的僧人还有虚照禅师、万松行秀、万安禅师、海云印简、刘秉忠和小山宗书等。虚照、万松、万安和海云对禅宗在北方传播有较大影响，刘秉忠为忽必烈重用，小山宗书后来住持河南少林寺。从邢台开元寺的重要僧人看，他们往往十分出名，影响全国，而且和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邢台开元寺接近政治中心、受皇室深刻影响有很大关系。两座开元寺的地理、人文环境情况迥异，是两寺住持僧人之所以大不同的背后原因。

邢台开元寺

三、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分析

（一）潮州开元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首先，潮州离政治中心非常遥远——

潮汕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的阻碍使得与中原地区交流较少，反之与闽南地区交通便利，文化等各方面交流密切。因面向大海，海上交通发达，与台湾地区往来频繁。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在岭南地区的版块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但又恰巧与闽南地区相接，相对于广府地区的官式文化，潮汕地区更受闽南、台湾滨海浪漫主义的影响。

潮州远离历代的中心，即使以省域范围看，也离中心城市广州较远。发现一个值得深思问题，潮汕人善于经商，文化名人也在所不少，但影响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可举出的例子是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发现一位潮汕籍官员（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是来自陆河的客家人，也非潮汕籍）。如果说，潮汕商帮是中国经济的巨人，潮汕政界就是中国政治的株儒了。潮汕人影响政治的微弱，地理仅是一方面，深层方面可能还有地方民众对于王朝政治在心理上的疏离或排斥。

早在明清时期，相较著名的徽商、晋商和广州行商，潮商已经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或许是改革开放后潮商重新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尽管清代商人也出现了功名之士，但潮州商人明显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并没有表现出对官僚士大夫身份的向往与转移，而是表现出绅为商用的特点。”不管是会馆、商会，或是善堂、善社，潮汕地方商人总是有意识保持和政府的距离。

潮汕地区佛教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特点，以华侨、绅士和商人为主体，对于地方佛寺起到很强的支持作用，即使官府不支持佛教，民间也会支持佛寺发展。潮汕地区的佛教信仰一直是源远流长的，本地的大颠和尚、大峰祖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影响巨大。和道教在本地的式微相比，佛教对潮汕地区影响极大，以潮州市境内为例，有寺名和地址可考者，曾有大小庵寺达200座以上，其中市区即达百座。其分布之密集，不亚江浙一带。总而言之，佛教在潮汕地区有十分深厚的土壤。

其次，潮州开元寺长期得到强有力的民间支持——

曾秋潼有一文《浅谈乾隆初年潮州开元寺的整饬》，文章分析了乾隆初年官府对潮州开元寺的整饬，包括“换发度牒，淘汰秕滓”、“改革寺院规制”和“恢复寺院经济”三个方面，“通过整饬，开元寺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该文通过“潮州开元寺乾隆初年的整饬，说明寺院盛衰同世俗王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世俗王权利用佛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寺院借助王权取得振兴发展”。乾隆年间世俗王权对于潮州开元寺的整饬，实际是借助地方行政长官进行的。关于此事，《潮州市佛教志· 潮州开元寺志》记载：

乾隆元年丙辰（1726），敕查天下僧道，优者另给度牒，劣者着令还俗。于是潮惠道庞屿淘汰开元寺内秕滓，延本省潮阳县文照堂静会大师为监院，罗浮山华首台密因和尚为住持，开堂说戒，整饬清规，并申请制抚，改为十方丛林。开元寺于是中兴焉。

在肯定地方行政长官对开元寺有重要影响的前提下，也看到民间信众对于潮州开元寺大力支持。“自开元寺创建以来，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大至舍田入寺，小到赠铺收租款作香灯钱。这些由施舍的财产，成为开元寺的恒产经济。仅宋代开禧年间澄海人林绍坚舍田入寺6848亩，元至元间饶平人余英舍田1500亩于开元寺。这些惊人数字表明，地方信众对于潮州开元寺的支持是很大的。宋代，潮州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是2个：一是信众的施田，一是施钱。“景祐间灵山寺、庆历间开元寺的重修，以及政和间静乐禅院、绍兴间资福禅院的铸钟都有信众大笔捐钱入寺，成为有关工程经费的重要来源。”拥有田产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寺院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据郭春震《潮州府志》卷八载，明代嘉靖年间前，开元寺拥有的寺产达“八十三顷一十五亩一分四”，无疑是当时潮汕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一强大经济实力的取得，宋、元二代的积累至关重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中期至民初，潮州开元寺的多位住持，多来自曹洞宗僧人，而清代广东的曹洞宗僧人恰恰呈现较强的“民间”的特点。

岭南地区历史上，主要有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活动，其中以禅、净两守最大。“明代以来，禅宗在岭南，以曹洞派最盛。粤中名寺，如潮州开元寺、罗浮山华首台、丹霞别传寺、番禺海云寺、广州海幢寺等，均属曹洞派。”“清乾隆元年（1736）曹洞宗古如和尚住持后改为曹洞选贤制子孙丛林，废除传法制，住持由曹洞法裔相承。”

清代中后期，开元寺影响较大的是曹洞宗僧人，其实是广州天然和尚的法脉，属博山系，该宗派的重要特点是名僧、诗僧辈出，有很强的明遗民特征，和清政府关系较为疏远，甚至不少人经历反清活动，如函可、澹归等。“明末清初，一些反清志士遁身空门，在粤北、粤中建有一批寺院。著名者有仁化之丹霞寺、广州之海幢寺等。”上述的丹霞寺、海幢寺的标志性人物就是澹归和天然和尚。清代僧人离清廷较近的多为临济宗系统，举例木陈道忞、玉琳通琇等，陈垣在《清初僧诤记》中也将他们列入“新朝派”。密因古如来自罗浮山华首台曹洞宗脉，又溯自广州天然和尚，开元寺曹洞宗僧人的立场，按理受到天然和尚为代表的明遗民心理的较大影响。

潮州开元寺

（二）邢台开元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首先，邢台极易受到政治中心影响——

邢台市在河北省南部，在省会石家庄南约106公里处。南临沙河县，东、北、西均与邢台县接壤。邢台市交通方便，京广铁路纵贯全区，公路四通八达，与山东省、山西省及邢台各县均有公路相通，客、货运输相当便利。

邢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邢字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商祖乙迁都于邢”。西周时，邢为侯国，周成王封周公第四子为“邢侯”。邢侯曾在今邢台县浆水村建行台一座。战国时赵成侯二十年（前372年），由魏所献荣椽在邢筑檀台一座，台字即源于此。古邢台从夏禹贡冀州辖至今已有3500年，历史上曾四次建国，二次定都。邢台城最早建于春秋，后扩建三次，城墙围长九里十三步，厚六丈，曾称建平城、卧牛城。1945年9月，始定为邢台市至今。

邢台地理环境和地方佛教文化有很大关系。邢台在后赵时期曾作为国都闻名于世，唐代以后它成为郡、州、路、府的治所所在地，成为冀南历史上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邢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唐代初年的时候，邢台先后被窦建德和刘黑闼占领，他们以邢台为基础，纵横河北。唐朝时期邢台也是皇帝控制河北和中原的重要地区，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汇、碰撞和交融。地理位置的独特为这一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和陀罗尼经幢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余国江也认为，邢台是历史文化名城，在佛教汉传的历史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佛教自隋唐以迄明清的千余年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历史悠久、高僧辈出、声名远播的大寺，邢台开元寺即是其中最著名者。

其次，邢台开元寺长期得到当朝皇帝的强大支持——

一方面邢台开元寺靠近历朝政治中心如北京、洛阳和开封，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极易关注到邢台开元寺。如石勒、唐玄宗、宋徽宗、忽必烈等皇帝对邢台开元寺既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们也左右了邢台开元寺的发展，使得邢台开元寺的“官方色彩”非常突出。

石勒率先在襄国城中大兴土木，为佛图澄营造宫寺，供其弘法。襄国作为后赵的首都，则是佛图澄弘扬佛教的中央根据地，而石勒为他在襄国城中兴建的御用宫寺，当然也就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天下第一寺。

大日如来梵名毗卢遮那佛，邢州开元寺至今仍存之毗卢殿，正是唐玄宗在该寺兴建曼荼罗的遗存之一。20世纪末，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唐密曼荼罗三密相应，四曼相即，或许可为唐玄宗天宝三年在邢州开元寺所设曼荼罗作一参照；其中所供象征唐懿宗的捧真身菩萨像，则可视为曾被供养在邢州开元寺曼荼罗中的唐玄宗等身金铜像之翻版。

研究者称，神会著《显宗论》，自广东北上扬南宗，贬抑北宗，之所以会把第一个道场设在邢州开元寺内，是经过相当一番深思熟虑的。因为他知道，北宗显赫，主要是得到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代帝王的推崇，而邢州开元寺先是武则天敕改的大云寺，后为唐玄宗钦定的曼荼罗道场，而且还建有安奉佛祖真身舍利的宝塔，在北方佛教界居有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牵一发而动全身，成大功于一役，神会自然深谙颠覆根本之妙。

北宋初，皮裘道者创建开元寺大圣塔。北宋末期，邢州开元寺大圣塔由宋徽宗下诏赐名为圆照塔，塔高98米。由陈振撰文、晃泳之书丹，始立于大观四年（1110）的《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碑频遭时乱，今已不存，使得我们无法确知宋徽宗要改大圣塔为圆照塔的动因。然而，邢州开元寺是禅宗七祖神会弘法的祖庭，宋徽宗希望安奉其中的佛祖真身舍利能够护持这中国化的佛教圆融诸界，普照华夏，自是应有之义。

元朝是邢州开元寺最兴盛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临幸邢州开元寺。1250年，忽必烈赐名邢州开元寺为大开元寺。1276年，忽必烈敕命在邢州开元寺召开资戒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受戒僧人一次就多达10万人，而当时邢地居民也不过七八万人。1279年，忽必烈特命在邢州开元寺树立资戒坛碑以示纪念。因忽必烈曾两次驾幸开元寺，亲做该寺大功德主，访遂成为元代的御用大寺。高僧广恩在该寺所创的大开元宗流布全国，至今法脉不绝。

元代是邢州开元寺最兴盛、最辉煌的时期。导致邢州开元寺空前发展的原因有：首先，自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对各种宗教采取相容并包的态度，元朝佛教的兴盛成为邢州开元寺兴盛的时代背景之一；其次，元朝名相刘秉忠等人是邢州人，而且是“邢州学派”的重要组成人物，他们为邢州和邢州开元寺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邢州的发展也对开元寺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再次，高僧的出现是邢州开元寺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三，名僧万松、万安等人曾坐禅于邢州开元寺。

然而，邢台开元寺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官府，一旦缺乏官府支持，邢台的衰落就很容易了。到了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由于内乱外侵不断，连年战乱，社会动荡，民生艰难，邢台城遭受到巨大破坏，邢台开元寺也难逃浩劫，逐渐衰落下来，“野寺钟声”就是对那一时期开元寺的真实写照。有研究者认为，邢州开元寺的历史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兴起和逐步发展阶段，鼎盛阶段，逐步衰落阶段以及重新开发阶段。有关其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隋唐时期得到逐步发展，再经过五代和宋的发展后，金元时期到达鼎盛时期。明朝以及清朝前期出现了逐步衰落的迹象，到了清后期和民国时期，开元寺更加衰落。建国后，开元寺的开发又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见，和中国绝大多数寺院一样，哪怕邢州开元寺的历史十分显赫，也曾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衰落。从邢州开元寺的盛与衰的历史看，官府力量的作用相当突出。

邢台开元寺

结语：通过以上比较，可发现潮州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的不同特质：潮州开元寺的民间色彩较为突出，而邢台开元寺的官方特征更为明显。两座开元寺的不同特质，和两寺所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是紧密相关的。

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潮州开元寺没有出现类似邢台开元寺的总体衰落。上文提及，清后期和民国时期，邢州开元寺更加衰落，然而，就这个时期，潮州开元寺尽管受到政局影响，仍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人物和事迹，以开元寺为中心的潮汕佛教活动十分活跃，太虚、虚云均在潮州开元寺弘法，权田雷斧、王弘愿一度以开元寺为东密传播中心，影响全国很大，甚至日本僧人常盘大定也对潮州开元寺较为关注。反观近代邢州开元寺，就有点寂寂无闻了。两座同名开元寺在近代的不同经历说明，一所寺院假如得不到官方支持，民间的信众能否弥补官方支持的空缺，对于寺院的或盛或衰起到很大作用。对于佛寺来说，拥有民间信仰的深厚土壤，才是保持佛寺长盛不衰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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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