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办学

倾囊办学

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福建同安县集美社还是个不知名的村落，村民全都姓陈，据传其祖先乃河南光州固始县人氏，宋末因避兵乱迁徙来此，蕃衍的后裔就散居在这小小半岛上的六、七个角落里。

都快到除夕了。有一天，夜幕在雨丝的伴随下悄悄地降临。社里后尾角一户为长子做过“满月”的人家，房间里依然点起了大红烛，年轻的母亲张宝果抱着婴儿厥福，坐在床沿，丰腴秀丽的脸庞在烛光映照下显得更加妩媚。她才十九岁，上一年这时节过门到陈家来。在那年代一个妇女为夫家生个男孩，往往比洞房花烛夜更叫人心醉。就因这样，她沉浸在那洋洋的喜气里，好一会儿才眨了眨那一对聪慧的眼睛，柔声地唤着坐在桌旁的年轻丈夫：“该歇了。”

陈嘉庚伸开双手，接过裹着襁褓的婴儿，亲热地叫了一声：“宝果！”然后又凝着神，半似问答半似自语：“我正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用积蓄下来的那两千银元办个学塾。”陈嘉庚认真地说。

“啊？”张宝果十分惊讶，“就剩那两千元了，咱们的阿福才刚满月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陈嘉庚感慨地说，“自从南轩学塾停办以后，社里儿童求学无门，这样下去，乡亲们岂不都成了蔽眼盲牛？”

张宝果不作声了。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张建壬是个学问渊博的秀才，却在乡里设馆教学，传文播道，那无意仕途的豁达气度早就熏陶着她。结婚这一年来，已经二十一岁的丈夫像个蒙馆学童，整天跟着邻乡的塾师补习四书五经，那如饥似渴的好学精神，更使她深受感动。她理解丈夫想办学塾的心意，也熟知丈夫仁善侠义的天性，只是对捐尽积蓄感到忧虑。

陈嘉庚看着心爱的妻子低下了头，知道她的心已经动了，连忙热切地劝慰道：“宝果，咱们日子过得还算宽裕，阿爸在南洋的生意又一年年兴隆，咱们是该为乡里办点好事。”

“你想办个学塾，这当然好。”张宝果说，“只是……要不要花那么多钱。”

“两千元哪算多呀。要修塾馆，要聘塾师，还要留一笔钱作常年费用。”

“那两千元是你出洋三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就这样全数用掉？”张宝果还是舍不得。

“用掉怕什么。”陈嘉庚答说，“钱财是流动的，有来有去，有去有来，好比掘井得泉，今日用明日则依然流满。”

张宝果连连颔首。

学塾很快就开馆了。塾馆门前，挂着陈嘉庚亲自拟就的两副对联。一曰：“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袷有容”，一曰：“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失学的集美儿童又欢聚在这惕斋学塾，读书识字，吟诗作文。

第二年夏天，囊底空空的陈嘉庚告别年老体弱的慈母和温柔美貌的贤妻，再次来到父亲陈杞柏客居的新加坡。仍在父亲开设的顺安号任经理。谋事以忠，事亲以孝，终日仆仆于事业。

顺安号原是一家米行，长年向暹罗、安南、仰光等产米区采买大米，从海路运到新加坡，然后售给本地的零售米店，供应日益增加的居民食用。因为经营的是生活必需品，利润较有保证。他父亲在有一定积蓄之后，就购置一些地皮屋业，并办起一家硕莪厂，一家黄梨罐头厂，产业总额大约十余万元。

廿二岁的陈嘉庚接任经理后，首先着手扩展米业，兼营外埠生意；接着在柔佛增开一所黄梨罐头厂，并经营数百英亩黄梨园；对收入较差的硕莪厂则承顶给别人。这样精明运筹，加上地皮屋业涨价，顺安的营业就越来越发达了。作为顺安号经理的陈嘉庚，月薪也随着逐渐增加。办惕斋学塾捐出的钱财果真“流”回来了。

父业式微

数年过去，在陈嘉庚努力经营下，他父亲已拥有屋地产三十余万元，加上米业，黄梨业及其它，共有业产四十余万元，比陈嘉庚接任经理初期增加两倍多，成为新加坡的中等富户。

正当陈嘉庚初显身手之际，突然噩耗传来，把他从小抚养成人的慈母不幸谢世。陈嘉庚闻迅哀恸，恨不得立即飞回母亲灵前。但父亲因营业无人替理，不许奔丧，待到他廿七岁时，才回到集美安葬家慈。

光绪二十九年，公历1903年，三十岁的陈嘉庚修毕先慈陵墓、建成厦门店屋之后，于七月初再度南行，一踏入顺安店门，但见店里凌乱不堪，好似无人管顾。他心中惴惴不安，急忙赶到新宅拜见父亲，想问个究竟。没料到父亲在久别相见之时，脸上竟毫无笑容。陈嘉庚知道事情不妙，匆匆又返回顺安号，找到他回乡后代任经理的族叔。这位族叔已身染麻木之疾，神情沮丧，问起经营情况，均推不知。他连忙调出账薄，仔细查核，，外欠的流动借款竟达三十二万元之巨，比三年前他回乡时增加二十二、三万。陈嘉庚大吃一惊，在查看资产部分，屋地业产依然只有三十万元左右，并无增加，而顺安米店的资本却全部用罄，黄梨厂还欠市面白铁皮等款项五万余元，加上拖欠大笔利息等项，共计亏空二十万元。

“惨罗，惨罗！”陈嘉庚脸上阵阵抽搐。

“幸好你来了，嘉庚。”躺在病床上的族叔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不中用了，这经理还是你接回去吧。”

“不，我不接。”陈嘉庚拒绝了。

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年，企业蒸蒸日上，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这当中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呀。三年，他回乡仅仅三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竟破败到如此地步。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如必再陷进去受拖累呢？

可是，自从十七岁南来，父亲的企业一直是他生活的靠山，习商的学堂，练才的场所，创业的基地。这些他经营过的屋业、商店、工厂、种植园，曾经给了他多少营养啊？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毁掉？

陈嘉庚终于被自己的善心所征服，接管了破败的企业。

重整旗鼓

他父亲感到无限欣慰，授他全权处理。

一个企业收束的计划提出来了，并付诸实施。店、厂和屋地产，有的承顶出去，有的招商合股，有的托人转卖，有的暂告停业。剩下的借款三十万元，则以尚余的屋地产业抵还三分之一。这样收束下来，市面上的中西商人，大都以为是顺安因乏利不愿滥作，结果既保住父亲声誉，又避免破败加剧。最后亏欠的二十万元，依法只好挂在父亲陈杞柏的名下。

陈杞柏破败企业的妥善收束，宣告了陈嘉庚依靠父亲的历史的结束，也使他摆脱了中国旧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父子隶属关系，使他成为一个可以创立自己家业的“自由人”。

但在这时，陈嘉庚却一无所有，双手空空。

经过一年的思索和斟酌，隔年一开春，陈嘉庚立即以龙腾虎跃之势，投身于新加坡的实业界，展开他那艰辛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活动。

首先，他告借了七千元，在距新加坡城区十英里的讲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黄梨罐头厂。

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七千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黄梨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市面华、洋商人赊取。开工后制成黄梨罐头，又可卖得现金。现在工厂既然如期盖好，开工也就没有问题。四月黄梨一上市，“新利川”就开始生产了，到六月底止，三个月时间，月拼夜搏，制成了上万箱黄梨罐头。核算结果，获净利九千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着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收束时招人合伙的月新黄梨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

一切都很顺利在进行着。但鸿图初展的陈嘉庚，心中却还压着一块大石头，一块十分沉重的大石头，这就是他父亲企业收束时尚欠的二十万债款。

一年，两年，三年，到了第四年，陈嘉庚的资产已经积累到十多万元，而且新投资的恒美熟米厂每月有净利一万余元。他舒了一口大气，毅然找了前顺安号的债主，郑重其事地提出愿代还父债。

这一笔原已无望的呆账，就以折还九万元结清，双方并在律师处立约，登报存案。

全部家当才十几万元的陈嘉庚，一下子拿出九万元代还父债。“流”回来的钱财就这样又用出去罗！

支持革命

就在这时，被革命志士拥为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来到了新加坡，组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民族、民主革命的火苗，在华侨中顿时燃成熊熊的烈焰。

赤胆侠骨、怀国忧民的陈嘉庚，一经挚友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就如同水之归海，铁之附磁，立即向往共和，倾心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震撼了中华大地，各省纷纷响应，福建省亦于十一月九日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新加坡的华侨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闽侨们纷纷汇集到福建会馆所在地天福宫，议定组织福建保安会，负责筹款支持福建省民主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经过他和其他领导成员的努力，共筹款二十万元，汇到福建后，对稳定局势，振奋民心，维护治安，推进革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国途经新加坡，向陈嘉庚提出了到国内后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陈嘉庚答应支持五万元。孙中山先生回国后来电请援，他立即如数汇交。

辛亥革命给陈嘉庚以莫大的鼓舞，激发起他满腔的爱国热忱。过后他自己回忆说：“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因此，他“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帛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这次回国办学，陈嘉庚与早年设立惕斋学塾时可大不相同了。当时只是出于仁怀善心，对教育的道理还朦朦懂懂。出洋到新加坡住了这十几二十年，接触到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1910年又担任了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总理。他不仅深感到兴办教育乃国家富强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点办学经验。因此一回到家乡，就先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到全县二十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校一所，私立小学校四所。

同安县立小学，乃属于当时所谓的新学。过去封建社会里，各地都只有塾馆，一个塾馆只有一个塾师。学童们读的无非是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稍大之后才读四书五经。根本不学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连吃败仗，亲身领教到洋枪、洋炮、洋舰、洋车的厉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个洋务运动，在购买外国器械、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号称新学。接着，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也陆续办起一些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仿照西方学校的中、小学出现。同安县立小学就是这类学校之一。

但这所作为其他私立四校模范的县立小学却办得很糟。学校权力全操在县长手中，由县长委派一位绅士担任校长，教员、学生则全由这位绅士招来。满清末年，政局动荡，县长经常更换。县长一换，校长也换，原来的教员、学生一哄而散。另由新县长任命的新校长再去聘请新教员，招收新学生。十几年间这样全面改换了许多次，因此，至今还没有一班毕业生。真是可悲可叹。

陈嘉庚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落后腐败状况，决心在集美首先创办一所全县最好的新学校。

创办“集美”

当时的集美社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口，分为七个房头，划地而居。各房都办了一个塾馆，每个庚馆有男生一二十人，女童则不许入学。七个房头又分成两大派，屡次械斗，双方死伤数十人，结下了仇。要创办新式的学校，必须全社一致合作，将各房头的私塾停罢。陈嘉庚先对社里各房房长进行恳切的劝说，晓以大义，使之明了同宗相亲的道理和兴办学校的好处；同时表示愿意负担学校的一切经费，取得了各房的支持。在陈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拥有班级五个、校长和教员七名，学生135名的集美小学校，于1913年春，出现在福建东南海滨。陈嘉庚亲自制定了“为改进国家社会”的办学方针，亲自提出“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

集美小学的开办，虽然仅仅是个开端，但它很快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本校的学生不断增加，接着是全县及邻近一些地区也想办学。小学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了。而小学要发展，首先需要师资。于是，在1916年，已经南渡新加坡的陈嘉庚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他派遣胞弟陈敬贤回到集美，建造规模宏大的校舍，聘请优秀校长和教师，招收贫寒学生，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账，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如此慷慨供养全体学生，不但在私立学校中所仅见，就是公立学校，也极少能办到。当时闽南一带不知有多少贫寒子弟因此得到就学机会啊。

建造校舍、聘请教师、供养学生，这数以十万计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原来，代父还债后的陈嘉庚，在企业经营上有了惊人的发展，首先是橡胶业。

华侨种植橡胶，首推林文庆和陈齐贤。他们于1901年合资在马六甲开辟树胶园五千英亩，先后投资二十余万元，数年后仅卖出二千英亩，就得款二百万元，获利达二十多倍。陈嘉庚一得知这消息，立即看出橡胶业的广阔前景。他向陈齐贤购入树胶种籽十八万粒，值银一千八百元，运往福山园，套种在黄梨之间。四年后，1910年冬，福山园的胶树已经成林，正遇上胶价大涨，陈嘉庚托陈齐贤转卖给英国人，竟得款三十五万元，陈嘉庚实收三十二万元。接着，陈嘉庚又垦殖了柔佛、祥山等树胶园，创办谦益树胶厂，投资裕源、振成丰、槟城等树胶公司，从1911年到1918年，单橡胶业就获利一百七十万元。

除橡胶外，陈嘉庚又在1914年欧洲大战发生时，看准航运业必获巨利，先后租轮船四艘，购巨轮两艘，近航南洋各线，远航欧、非各国，四年间获利一百六十万元。加上黄梨业、米业等，合计入项达四百五十万元。集美师范、中学、小学建校舍及开办费、常年经费，以及其他义捐和少量家费共用去五十万。这样，至1918年底，即代父还债后的第十年，陈嘉庚已拥有资产四百万元。

兴学报国

距今六十五年前的1918年，成为百万富翁可真有点了不起呢。

但他住的却是普通房子，穿的是朴素衣服；鞋子袜子破了再补，陈旧皮箱用了再用；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更不许家里人给他作“生日”；自奉之薄，超过他企业里的一般职员。这真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当时，全国人民因国家主权被北洋军阀拍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怒不可遏，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陈嘉庚与“五四”运动相呼应，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邀集各界人士开会，大声疾呼：“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接着，他宣布决意创办厦门大学，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经常费三百万元，合计四百万元，与他的全部家财刚好相等。

“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陈嘉庚不是守财奴，他发了大财自己舍不得花，是为了把钱财有来兴学报国。

这一决定震动了全省，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南洋。

陈嘉庚的用心真是既苦且善啊！

捐尽四百万家财创办厦大之后，陈嘉庚一方面继续为教育事业奔走呼号；一方面则以他强毅锐敏的心力，果敢进取的精神，独资经营以橡胶业为中心的陈嘉庚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奇迹。

陈嘉庚就此成为马来西亚的橡胶大王，新加坡华侨的首名富翁，家财猛升到一千二百万元。

以这巨额的资财作后盾，陈嘉庚独力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拥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包括中文、外文、哲学、史学、社会学、算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银行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等十七个系的综合性大学，并形成“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办学特色，成为全国蓍名的大学之一。

以这巨额的资财作后盾，陈嘉庚独力把集美建成一座拥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女子中学、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等十校，和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单位的宏大的学校城，被誉为“奇特的、完美的、世界上最优良的、最富活力的学校。”

以这巨额的资财作后盾，陈嘉庚在新加坡扩充道南学校，支持爱同学校，赞助崇福女校，倡办华侨中学，创办南洋师范学校和南侨女中，并捐巨款支持美国教士威廉、那牙先生筹办星洲大学。

以这巨额的资财作后盾，陈嘉庚带头认捐，先后领导了天津水灾筹赈会、星洲筹赈日灾会、闽粤水灾筹赈会、山东惨祸筹赈会，募得了数以百万计的捐款，赈济了数以万计的灾民。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陈嘉庚把他巨额的资财全部献给社会，获得了事先预想不到的卓著成效。特别是他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人才，遍布在祖国、东南亚、以至世界各个角落，其中不少是今日学界的名流、财界的中坚、政界的领袖和科技界的权威。这些人类共同财富的价值，真是难以估量。

商业受挫

正当陈嘉庚的实业兴隆鼎盛之际，从美国纽约刮起的世界经济危机风暴猛袭新加坡。

根深叶茂，稳如磐石的陈嘉庚公司，在这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风暴袭击下被撼动了。

首先由于胶价惨跌，胶园采的橡胶全部用来抵付工人的生活费还不够，新加坡其他胶园主都已停止采割，解雇工人，陈嘉庚却不忍心把工人完全放弃不加管顾，尽量留下一部分。这样，昔日作为公司最大财源的树胶园，不仅没有丝毫收入，还亏损了几十万元。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政府因陈嘉庚一直激烈反对日本侵华，怀恨在心，就借这次经济危机，以大笔财政拨款资助那些长期跟陈嘉庚竞争的日本橡胶商，贱价倾销日本的橡胶制品，夺取市场，使陈嘉庚的橡胶制造业发生巨额亏损和大量积压。其它黄梨业、米业、屋地业也都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接连出现亏损。而厦大、集美两校的经费，每年都要付出三十多万元。

这时，一些朋友劝他停办厦大、集美，紧缩开支，以维持企业。陈嘉庚却执拗地认为：“两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怎么说也不肯这样做。不久，某外国垄断集团又向他提出以停止维持厦、集两校为条件，要帮助他度过难关，陈嘉庚更是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企业不断亏损、校费大笔支付和胶价一再惨跌，使得陈嘉庚公司的资产总值不断下降，而向银行的借款又有所增加，情势越来越严重，陈嘉庚迫不得已，于1931年8月，接受债权人英商汇丰银行的条件，把独资经营的陈嘉庚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嘉庚出任总经理，而三四个董事及一个副总经理则由银行派人担任。

有巨额资产的陈嘉庚猛然降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一向指挥全局的陈嘉庚猛然降为听命于他人的经理，这给一个名扬四海的实业家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特别是企业改组之后，大权已落入垄断财团的手中，他们根本不把陈嘉庚放在眼里，一切独断独行。陈嘉庚一再受辱，但为了维持厦大、集美两校，依然忍辱负重、努力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1933年5月间，英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决定对外国商品大幅度增收进口税。胶靴每双税额由二角半加到二元，胶布鞋每双由七分加到七角半。新加坡为英殖民地，税额不加。议案通过之后，伦敦有八家过去向陈嘉庚采办过胶制品的公司，纷纷拥到新加坡，向陈嘉庚股分有限公司订购大批货物。按新的订货量计算，公司每月可获利十二万元。这样一来，企业很快就可以复兴。

陈嘉庚正感到欣慰之时，没想到伦敦忽然来了一个英商，手执汇丰银行总行的介绍信，要求将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所产的胶靴、胶布鞋全部由他一家专卖。陈嘉庚信守与其他公司的协议，极力反对。但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全部同意，而且硬要陈嘉庚接受，汇丰银行经理甚至蛮横地说：”我英国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陈嘉庚受此侮辱，拒绝签署合约。董事们干脆把他撇在一边，代为签许。

至此，陈嘉庚再也无法忍受了，决意将企业全部收盘。收盘之前，他先运用总经理尚有的职权，将公司大部分的橡胶厂，以及黄梨厂、饼干厂等，转让给华侨资本家，约定以后工厂获利，分别不同情况从利润中抽出二成至五成，充作厦大、集美两校经费。在校费有了着落之后，1934年初，陈嘉庚毅然宣布企业全部停闭，由银行公举收盘员，核结清理。

就这样，陈嘉庚不但为了兴学报国倾尽了他的全部家财，而且为了坚持办学导致了企业经营失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真是令人至痛至惜。

业绩永存

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人失去钱财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有谁料到，陈嘉庚失去了钱财之后却是“此时无财胜有财”！

1937年，即陈嘉庚企业收盘后三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支援祖国，南洋英、荷、美、法、等属六十八个埠头的华侨联合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一致推选已经失去资财的陈嘉庚担任总会主席，表明了炎黄子孙具有强烈的道义感和爱国心。

陈嘉庚被推举为全南洋华族社会的最高领袖以后，领导各属筹赈会，募捐并掌管了数达几万万的华侨义捐；吸引并组织了数达几十万万的华侨汇款，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

即然陈嘉庚过去散财生财都不是为了个人，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他倾尽的千万钱财这时不是又“流”回来了吗？正因为他不仅“富”冠全新加坡，而再“富”冠全南洋，所以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尊为头号财神爷，受到蒋介石及其以下的全体高级文武官员的刻意奉承。正因为他不仅在政治上代表一千万南洋华侨，而且在经济上拥有巨大的实力，所以他那怒斥汪逆卖国求和的电报和提案，他那抨击重庆腐败奢靡的言论和文章，他那赞扬延安廉明朴实的谈话和讲演，才具有那么重的份量，引起全国以至国际上的震动，使他在祖国搞日战争中成为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唐代传奇人物、诗仙李白曾豪放高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陈嘉庚不也正是这样吗？他“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具有卓异的远见和非凡的魄力，不论是创建实业，还是兴办教育；不论是组织南侨为国纾难，还是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具有侠士的风骨和仙人的气宇；他倾资兴学的钱财，据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的估算，约等于现在的一亿美元。

陈嘉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天性，他的业绩永远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