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公亮先生文存（之七）孩提学童喜相逢——记周幼松兄回汉会亲友

孩提学童喜相逢

——记周幼松兄回汉会亲友

　　四月廿八晚九时半，原武大校长周鲠生的幼公子幼松兄刚从台湾回珞珈山他姐姐家，就给我挂电话。记得一九四四年暑假我们在重庆见过面，一晃已过去四十八年了，那一年我去乐山进武大，路过重庆，元松（幼松的哥哥）知道我到了重庆，接我到红岩嘴他们家去见周伯母（周伯伯在美国），幼松也在家，大家见了面。抗战胜利后，幼松在上海交大读书，他暑假回珞珈山，我暑假回长沙，没能碰上。一九四八年初，幼松调到台湾工作，这几十年就隔绝了。

　　我们两家是世交，父辈是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还同是长沙人，他们很早就认识，后来同到日本留学，同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同在汉口法租界创举〔办〕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称帝，同被袁世凯通缉。这以后，又一同到英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时，他们留欧学生与华工云集巴黎，又一同包围北洋政府派到巴黎参加和会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的寓所，阻止陆、顾去出席会议签订卖国条约，回国后又先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同在北大任教授，一同创办《现代评论》。蔡元培离开北大去南京任大学院长，他们又一同随蔡元培到南京工作，蔡元培离开南京政府，他们按蔡元培的意见又一同到武昌创办国立武汉大学，直到一九三七年我父亲调国立湖南大学任校长后才分别，但经常仍有来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巴黎的合影，其中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人后来均成为国立武汉大学建校早期的重要教职员

　　两家的关系如此密切，两家的子女自然从小就是好朋友。如松姐大我十四岁，我们是小孩时，她已经上大学了。元松、小松、幼松和我同在武大附小读书。元松年长于我，班次比我高，小松与我同龄同班，幼松比我小一岁，低我一班。课余之后，孩子们在珞珈山上嬉闹玩耍。一次，元松、幼松，我、还有其他小孩，扒在地上打珠子，幼松与我并肩跑，我不小心，将幼松碰倒，左眼角砸在石砍〔坎〕上，血流如注。事后父亲知道了，打了我一顿，幼松也因此在右眼角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疤痕。

皮公亮先生文存（之七）孩提学童喜相逢——记周幼松兄回汉会亲友

1949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为法学院经济学系毕业生皮公亮签发的临时毕业证书

　　这次是幼松第一次回武汉，如松姐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将这消息告诉我了，我立即去信台湾与他取得联系，并告在汉的武大附小同学和有关方面，作好迎接准备。

　　幼松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随即加入资源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造船公司，一九四八年四月被调到基隆台湾造船公司，一九五一年被派至菲律宾马尼拉承办修船及铸件业务，一九五四年夏被派赴美一年及日本三个月，学习各种点焊机及柴油机，一九五七年再度赴美三个月，在Ingalls造船公司（美第七大造船厂，以造军舰及油轮出名）工作，回台湾后协助成立Ingalls台湾合资造船厂，开中美合资先河。一九五九年转业至台湾制造焊条的中国焊条公司工作，先后与日本Kobe Teel及美国Hobart Bros公司技术合作，分别在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为华侨设焊条厂，并进口电焊机等，他自己成为研究焊接技术的专家，他现在任达义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顾问。

　　幼松在汉停留十天，活动的内容相当丰富。他回武汉的第三天（四月卅日）下午二时，武汉大学武汉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谢国治、副秘书长夏鸿昭，邀集了当年武汉大学附小同学萧明湘、刘辰生、刘茂舒和我，一同驱车到武大周如松姐家看望幼松。我一眼见到幼松，立即跑过去，抱他的头，看他右眼上角的疤痕是否还在？然后向其他校友介绍了这个疤痕的故事。幼松记得很清楚，笑着补充说，那天刚下过雨地很滑，是在张有桐（百高）教授家门口摔的。接着他说：现在头上又增加了两个疤痕，有一个是刚去台湾，在造船厂里检修时撞伤的，那次几乎送了命。

　　我们从如松姐家出来，先去探访在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高干病房疗养的，当年武大附小的老师，当今我国著名画家端木梦锡先生。端木先生今年九十三岁，耳聪目明，身体很好，穿着皮鞋，不要人扶，也不持杖，步子很稳。我指着幼松对端木先生说：“我带来一个远道来的学生，您能认出来么？”端木先生端详幼松半天说，认不出来。当我告诉他是周幼松时，他大为高兴笑着说：“我是你的班主任，你当年作文作得不错。”大家都惊叹老师记忆力真好，端木先生把我们引到娱乐室坐下，他告诉我们，他正准备去法国办画展，并希望能到台湾办画展。他说，当年在武大时，曾办过一个画展，苏雪林先生曾写过评介文章，希望与苏先生能再次合作。

　　从端木先生处出来，我们到黄鹤楼已是四点多了。武大中文系研究生班毕业的马昌松校友对黄鹤楼的情况十分熟悉，为此，我们特请他指导参观，这时他已先行到达，为我们的活动作了妥善安排，先游览新建成的白云阁，我这个老武汉也是第一次去，那里陈列着唐、宋、元、明、清以及现在黄鹤楼的模型古代黄鹤楼均被火焚毁。我们在珞珈山读书时，虽常去黄鹤楼，但那只是奥略楼，真正的黄鹤楼早在清朝就被烧掉了。接着我们去黄鹤楼，黄鹤楼高五层，我们作为贵宾乘电梯上五楼，这里面临长江，可以看到长江大桥全景，公路桥上的各种汽车，来来往往，密密麻麻，十分壮观。远眺龟山顶上高高的电视塔，在濛濛暮霭中隐约可以看到汉口，幼松要找江汉关，过去这是汉口的标志，如今在江汉关周围已建了许多座高楼，把个江汉关“淹”没了，很难找到。我们步行下楼，浏览了各层的陈设，最后在广场上合影。随即去“紫竹苑”就餐，由谢国治代表武大武汉校友会请客，欢迎幼松归来，吃罢我们又送幼松回武大。

　　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谈谈。五月一日下午二时，我又去武大与幼松畅谈别后情况，以及回忆我们小时候的情景，幼松记忆特好，许多人和事，他都记得很清楚，当时在珞珈山上比我们大的有王雪华、谬〔缪〕敏珍、王焕理、王焕葆、杨静远、李林、叶宝宁、邵和高、郭玉骅<、李林>等，与我们差不多的邵和仰、邵和景、王秋华、王焕彻、王焕晰、李凡、李萍、叶绍智、叶绍俞、査全性、赵宗人等；比我们小的有王纪五、王次五、查其恒、查其恺、叶瑞宁、余枢等。这些人中有少数已早逝，有的在海外定居，大部份都仍在大陆，我们知道的，就互相告知这些同学的近况，我们谈得很晚，当晚我住在如松姐家，第二天才回汉口。

　　五月三日一大早，我接幼松电话，他要过汉口来，要我陪他浏览市容，他找到我办公室，我们一同上街，先逛江汉路，然后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谈天，吃午饭时间到了，我领他们去“老通城”吃武汉特色风味小吃——豆皮，还吃了只有长江有的鮰鱼，美味可口。饭后，陪他上街买东西，他选了好几件男女汗衫，认为这里价钱便宜，质量也不错。回武大时，他想重温一下乘轮渡过江的滋味，我送他到江边。在江汉关房屋的墙上，我指给他看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五四年，长江两次大洪水，汉口水位高度的标志，一九三一年最高水位六、二八〔二八·二八〕米，还没有到达这个水位，汉口溃堤、市区被淹，街上行船。一九五四年水位涨到二九·七三米，由于武汉人民全力以赴，日夜防汛，加高堤防，武汉得以保住，没有被淹。我还指给他看了江边新修的钢筋水泥的防水墙，非常坚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也不怕了。

　　后来，武汉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齐民友也宴请了他，同时给如松姐祝贺八十大寿，并邀请现在在武大工作的当年武大附小的同学作陪，有查全性，还有当时年龄较小的杨弘远、桂庐音、桂嘉莲〔嘉年〕，桂嘉莲〔嘉年〕的丈夫王仁卉副校长也参加了。武汉海外联谊会会长、武大武汉校友会副会长王功安也宴请了幼松，并派人陪他参观了位于汉阳的我国著名佛教寺院——归元寺和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战国时出土文物——世界上最古老重量最大完整的十二音律乐器“编钟”。他还被邀请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系作了一次焊接技术的讲座。

　　短短的十天很快就过去了，五月八日下午六时，他离开武汉飞上海再转香港回台湾。我和他的姐夫陈华癸教授、两个外甥、外甥媳妇送他到南湖机场。他说：武汉到处都变了，学校、东湖、汉口……变化真大，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并说，这次来见到多年不见的亲友，受到大学、校友会以及各方的热情接待，感到很愉快也很感谢，希望明年再回来。我们依依不舍，互道珍重而别。

一九九二、五、廿于武汉

台北市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编印：《珞珈》第113期，

1992年10月1日，第52－54页

文字录入：石源浩田军

校对：吴骁

皮公亮先生文存（之七）孩提学童喜相逢——记周幼松兄回汉会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