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仔”到“主宰”，进击的东南亚华人

2020年9月，金龙鱼被批准在创业板上市。

人们猛然发现，我们做饭用的这桶油，年营收竟然是妖股茅台的2倍。

更让人惊讶的是，金龙鱼的老板郭鹤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而且他已经连续20年稳居马来西亚首富。

一个华裔，怎么就成了马来西亚首富，还连续坐了20年？

仔细挖下去，你会感到更加震惊，因为根据福布斯2019的评选，马来西亚前50的富豪中，有37位是华人，而前10的富豪中，有9位是华人。

马来西亚并不是个例，在整个东盟五国中，除了新加坡外，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福布斯2019菲律宾前10大富豪中，华人占了8席；

泰国10大富豪中，有6位是华人；

2019印度尼西亚前10大富豪中，有7位都是华人；

这些并不是个例，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几乎控制着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

在印尼，3%的华人掌握了印尼70%的财富；

在泰国，5%的华人掌握了泰国70%的财富；

在马来西亚，25%的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70%的财富；

他们的产业遍布各行各业，甚至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华人会移民东南亚？为什么占据总人口比例并不大的他们能占据这么大的财富比例？华人凭什么？

01

全世界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3个，不到6%；

人口超过3300万的国家和地区，只有41个，不到18%。

而3348万，是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总数。

没错，这是移民东南亚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后代总数。

移民，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

但对东南亚的大部分移民来说，并非如此。

如今，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词：下南洋。

南洋，早期的定义比较精细，现在主要指东盟十国为主的东南亚广大区域。

下南洋指的便是中国人到东南亚打工、经商，乃至迁徙到东南亚等。

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契约华工”，也就是“卖猪仔”。

说来，这是一段无比辛酸的历史。

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规定，列强可以贩运华工出洋。

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契约华工”。也就是说，他们用出国后的工资作抵押，换取出国费用。

然而，彼时奴隶制相继废除，东南亚的种植园和锡矿需要大量工人，这些自愿出国的工人根本不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掳掠和拐卖华工到东南亚。

这些被卖身的华工，日子惨极了。

他们要面临着自然的危险。

有人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日代丛林里，出没着老虎、蝎子等有巨大威胁性的动物。

但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人，也来自于他们不被当做“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说出来极度难听的词：猪仔。

一个叫刘亚平的华工曾被卖身到烟草种植园，他这样描述在那里的生活：

初进园丘做新客 ,其苦难言 ,每天早上五时就上坝做工 ,直到十一点钟 ;下午一点做到五点半。如稍为迟到或早退 ,一定会受到工头的辱骂、毒打。

公司还规定 ,新客初去 ,上坝不得穿衣穿 裤 ,只能在腰间围一条浴巾 ,用来遮羞和冲凉。印尼天气奇热 ,在猛烈的太阳下做工 ,常常晕倒 ,我们的皮肤 ,都晒成炭黑 ,脱了一层皮又脱一层皮。

公司为了让我们适应南洋的气候 ,便叫工头仔强迫新客每天要冲两次凉 ,风雨不改。早上三点半至四点 ,工头仔便叫我们起床 ,像押犯人那样押着去冲凉 ;晚上八九点也照样冲一次。当时我们都留着长辫子 ,冲完凉后 ,很久不能干 ,所以晚上冲凉 后 ,往往要到十一点钟之后才能入睡 ,早上三点多冲凉后 ,便坐待到五点钟出工了。

新客由于在白 天已做得半死 ,晚上得不到休息 ,每晚只能睡几个小时 ,整天感到精疲力竭 ,度日如年 ,有些新客因为过不了这种生活 ,往往上吊 ,投河自尽。

短短几百字，道尽了日复一日的艰辛，这就是东南亚“契约华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他们不能迟到早退，一旦发生便会被工头打骂；

他们工作的时候不能穿衣服，只能围一条浴巾遮羞；

他们每天要冲凉，有人用硫磺水冲凉后会感冒。一旦生病，没有人帮忙医治，种植园主矿主只会看着他们死去。

因为在这里，死掉一个，有十个来；死掉十个，便会再来一百个。

真正的命如草芥。

他们活在这里，唯一的盼望就是早点还完契约里的钱，为自己赎身。

但大部分时候，这是个奢望。

因为那里的薪资实在太过微薄，有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而在这种最绝望的环境下，一些人沾染上了恶习，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嫖不赌，饭碗跳舞（不给饭吃）。

把微薄的薪资花在这些恶习上，还款就不可能。

绝大部分人的生命，就这样在种植园、锡矿里因为劳累、疾病而终结。

据1902年清政府的文件，在东南亚的华人已经达到400万。

他们有早期自己下南洋的中国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卖猪仔”。

这是早期“华工”的艰苦生活。

02

19世纪70年代，一位旅居新加坡的英国人，留下来这样的日记：

大约在大清早四点半钟，皎洁的月光还在照耀着，当我沿路行走时，我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华人在路边，在他那一小块马铃薯地里，用锹子猛力地挖着；

不久，又看到一个华人凭着月光，用锹子翻土做垄。

听起来很辛苦，但这已经是那些在种植园、锡矿上日复一日用生命劳作的华工中的幸运儿。

因为他们坚持到了为自己赎身，而今虽辛苦，却是自由的，是在为自己工作。

其实也不止是他们，中国前往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波。

不同于“卖猪仔”的契约华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出国。

早在17世纪初，“契约华工之前”，尚处于明朝的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一波东南亚移民。那时，欧洲的殖民者四处征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东南亚国家。

他们带去了严苛的殖民，也带去了繁荣的商贸。

春江水暖鸭先知，离东南亚最近的南方人看到了这一切，纷纷乘船前往东南亚淘金。

而继“契约华工”之后，20世纪初，刚刚结束封建统治的中国积贫积弱，而被西方殖民300年的东南亚却尝到了一点工业革命的果实，电力、铁路、港口、制造业...东南亚比中国富。

不同于先辈的被迫，无数年轻人开始带着淘金梦前往东南亚。

曾经，他们做苦力、采矿、在种植园里干活。

而今，他们在这里用中国人的精明和勤劳，开启了不同于那些华工的生活模式。

他们带来了中国人的手艺，在这里做木工、理发师、金银匠；

也有人做种植园主，以及贩货郎。

他们走街串巷，很多客户像他们一样，也并没有钱。

华人的智慧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彼时的东南亚，“仙”是最小的货币单位，但是在他们这里可以买半仙；一盒香烟你买不起，没关系，可以只买一根；你实在没钱，还可以赊账，反正下次还来。

就这样，许多人从做苦力脱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店主。

他们穿梭于十里八乡，街头巷尾，构建了东南亚一个又一个国家早期的商贸形态。

在没有被殖民的国家里，比如泰国，对华人的接受度极高，他们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迅速融入了当地。

而在一些殖民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他们则被迫成为了殖民者和当地土著之间的中间商，这个身份在一定阶段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却还有往后日子里的一场场灾难。

19世纪后半叶，荷兰开始在印尼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废除强迫种植制，发展私营企业，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部分华人开始如前所述那样经营小商品，他们穿梭于印尼各地，收购原住民种的土产品卖给荷兰人，让他们运到欧洲去卖；又把从荷兰和欧洲进口的其他工业品，卖给印尼的土著。

靠着这样的勤奋、节俭、精明...许多华人从中赚了钱。

然而，这一切，印尼的荷兰殖民者都看在眼里。

作为殖民者，荷兰并不想和他们统治下的当地居民“硬碰硬”，他们乐于看到华人成为这个“中间商”。

为此，他们甚至专门打压当地土著，强迫他们从事种植业，让华人从事商贸。这让不少华人跟着荷兰人富了起来，而当地居民则日益贫困。

荷兰统治下的当地土著，自然十分痛恨殖民者。

可在转移矛盾上面，荷兰人有办法。

他们决定“分而治之”，实行税收承包制，通过竞标，让华人去收税，从当地人身上榨取利润，从而把当地土著对统治者的憎恨，转移到华人身上。

荷兰人把当地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欧洲人、华人、土著。

明明最富有的是荷兰人，剥削当地人的也是荷兰人，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下，华人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当地人发泄怒火的焦点。

在很长时间里，印度尼西亚都是东南亚最排华的国家之一。因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次又一次挑起这样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历史的车轮滚滚而下，曾经在锡矿、种植园卖命的华人们，总算翻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店主。

此时，距离成为巨富，还有些许遥远，但曙光已经初显。

03

一群漂洋过海的华人，也许未曾想过控制哪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小富即安绝不可能是他们的终点。

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或者无法忍受家乡的贫困，毅然决然割舍下那片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乡，只为寻求新的生机；

他们或者被从家乡贩卖、掳掠到这片土地，干过这世间最艰辛的工作，忍受过最非人的待遇，然后从那里死里逃生；

他们时不时就要被当地人仇视，被殖民者防范，甚至屠杀...

他们必须付出一切努力，来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份保障。

就是靠着这份劲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地白手起家。

他们从零开始，从贩货郎开始，有了一间小小的店铺；

然后从一间小小的店铺开始经营，日后成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商业巨贾。

用很多人可能略显夸张的话来说：控制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并且成为了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比如菲律宾首富、SM集团创始人施至成。

1924年，施至成出生在福建晋江龙湖镇一个叫洪溪的村庄。12岁那年，也就是中国战乱的那些年代，他跟着父亲去了菲律宾马尼拉。

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卖一些日用品：肥皂、大米、沙丁鱼等。

从那时开始，施至成就跟着爸爸卖货，但他还是想上学，爸爸答应了。

12岁的施至成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本地语言，他不得不再次从一年级上起。为了给爸爸省钱，他买最便宜的纸、用二手教材。

四年级时，施至成每门课都考90分以上，还和老师申请跳级成功。

只可惜，二战临近结束时，他们家的杂货店一家毁于一场大火，其他的杂货店被洗劫，一夜间一无所有，父亲几欲回国。

但施至成决定留下来，他最初从美国贩卖鞋子到菲律宾，渐渐地开了一家鞋店，品类从鞋子扩张到衣服和其他纺织品。

1958年，这家店取名ShoeMart；14年后，鞋店升级成了百货商场；又过了2年，施至成进军房地产；

又2年后，为了给商场的供货商提供金融服务，他买下了一家银行。后来，这家银行成为了菲律宾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菲律宾金融银行。

施至成的产业遍及各行各业，2008年，84岁的施至成荣登菲律宾首富宝座，此后便稳居首富。

直至2019年，施至成去世。这一年的首富宝座终于易主，因为施至成的产业分给了各个儿女，但他们却牢牢霸占着菲律宾富豪榜的第八、第九、第十。

不同于施至成，如今印尼富豪榜上的第一二位黄惠忠、黄惠祥被认为是富二代。

他们的家族企业是针记集团，是印尼最大的企业之一。

但其实，这个企业也是他们的父亲黄维源从零开始创办的。

黄维源研发出了一种具有缓解疼痛功能的丁香烟，在印尼市场广受欢迎。1950年，丁香烟在印尼的销量已经排名第二。

但可惜，十多年后，烟厂毁于一场大火，黄维源也离开人世。

悲痛的黄家两兄弟在废墟中建立起了如今的新针记集团。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同样是富二代，他就是金龙鱼的幕后老板。

但他的父亲也是福建人，是第一代马来西亚移民。初到马来西亚谋生时，他从最普通的店员做起，一路开咖啡馆、办公司、做米粮和糖的生意。

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法院要求公司必须清盘。他和七位兄弟姐妹平分了财产，扣除一切费用，他拿到了150万元。

后来，他们成立了家族企业郭氏兄弟（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从经营米粮生意开始，郭鹤年一路成为了“亚洲糖王”、香格里拉酒店的老板、香港传媒大亨、嘉里物流的老板，并蝉联马来西亚首富20多年。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一代倒下后，许多二代都在废墟上重建了基业，并守业至今。

这当然有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加倍努力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许要归功于教育。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在印尼的华人社区里，不过走到哪，中国人都对知识的获取保持着一种敬畏，尽管早期那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在马来西亚，1960年代，华人数量占人口总数也不过35%，但华裔学生在工程专业拿到的文凭数量竟然以100：1超过了马来西亚学生。

很多华人创业致富后，把孩子送到世界各地去学习。

即使是没上几年学的施至成，在白手起家把生意做起来后，还跑到马尼拉的远东大学学习一个商业相关的专业。

当然，最后因为生意太忙，只上了2年就退学了。

就是靠着这样的精神，华人以极少数的人口，占据着东南亚国家巨额的财富比例，他们的产业遍布各个领域：

小到民生，面粉、粮油；大到国家的关键性产业，工业、金融、银行业等等。

东南亚各地，都上演着诸如此类的华人史诗。

他们富甲一方，霸占了各国的富豪榜，也为推动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当初背井离乡的他们，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他们还会回归故土，成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04

4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东南亚富豪们资金的回归，打开了一扇大门。

彼时，刚刚经历十年动乱、贫困、走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被很多人看好，吸引资金困难重重。

但东南亚的华人们，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

郭鹤年砸下5.3亿美元，在彼时荒凉的“大北窑”，建起了北京的CBD国贸；

三林集团在中国投资15亿美元；金光集团投资20亿港元；正大是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东南亚华人企业，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东南亚华商。类似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很难说他们是顾念血脉，亦或是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又或是投资可能带来的利益，但总之在中国急需资金的那个年代，他们的钱来了。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引进了307亿美元外资，其中有70%是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投资的。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春霖曾经感慨地说：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外国经贸关系的“红娘”。

而40年后的今天，昨天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今年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没有人能忽略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是真正穿针引线的人。

但还有一些华人，他们回来的身份，甚至都不是“华人”，而是“华侨”。

有人可能不知道“华人”和“华侨”的区别，华人是已经加入别国国籍的有中国血统的人，而华侨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仍然是中国国籍。

比如印尼富豪林文镜，他从始至终保持着中国国籍，为此还放弃了加入印度尼西亚内阁的机会。

但要说爱国华侨之首，当属陈嘉庚。

他不在任何一个富豪榜上，但绝对可以排到爱国华侨榜前列。

他出生在福建厦门集美区。1891年，17岁的他前往新加坡谋生，在父亲开的米店工作。

此后，他一路做菠萝种植、橡胶种植加工、米业、航运业等等。

但他一生赚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中国。

1910年，36岁的他就开始支援辛亥革命和福建省财政；

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等组织。短短3年多，这个组织为中国筹了4亿多元；

打仗的时候，寒衣、药品、卡车，前线缺什么，他就送什么。他甚至专门投资建立了药厂，直供前线。

但他最令人振奋的成就也许是教育。

早在1894年，20岁的他就把父亲给他成亲和家用的2000银元省下来，创办了“惕斋学塾”。

后来，清朝统治被推翻。1912年，他又回到家乡集美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集美学校水产科、商科等等。这些学校共同组成了集美学村。

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有足足118所，最出名的是厦门大学。

1921年，他亲自选址，并拿出400万元筹建厦门大学，此后仍然不停地为学校提供经费。

与此同时，他的公司不断地遇到危机，1926年，橡胶价格暴跌，1929年经济危机，陈嘉庚的公司几乎面临破产。但他仍然在为这些学校提供经费，没有钱他就去变卖产业。

1932年，一家外国大企业找到陈嘉庚，说愿意帮他拯救公司，条件是他停止资助厦大、集美等学校。

陈嘉庚拒绝了。

他说：宁使企业收盘（倒闭），绝不停办学校。

厦门大学

1934年，陈嘉庚算过一笔账，他做实业30年，减去亏损，净盈利1320万元，但他创办厦大、集美等学校却花了1300万元。

20万元，这是这个富翁全家人30年的总花费。

去世时，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

我的私人财产，全部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子孙回来安家，每人每月发给25元生活费。孙儿读书，每月另补贴学杂费，直至毕业或自己不再学习为止。但如果在集美学校工作，支领学校工资，则应抵扣。

我万一不幸，子孙不穿麻衣，只穿黑布衫裤；灵柩运回厦门，葬集美墓地；丧事要简单，一星期内归土。

像陈嘉庚这样的东南亚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为了生活出走，但自始至终心中都装着故土。

他们将星星点点的能量汇聚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和我们一样支撑帮助着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尾声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流动史。

大约4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演化出了这个星球的主宰——人类。

此后，自然灾害、战火、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因为种种原因，人类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

这背后，不过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生存和繁衍。

时至今日，全球的华人华侨大概有4543万，而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足足有3348万，占了全部华人华侨的73.5%。

但长久以来，他们极少被关注，常常被忽视。

因为这3348万华人华侨放在整个东南亚，其实并不算显眼，只占总人口的6%。

那些曾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们，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永远地留在了东南亚，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融入当地的文化，成了他们所处国家的一分子，再也没有踏上回国这条路。

但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当地生活工作，以华人华侨的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他们会回来寻根，会在中国遇到问题的时候施以援手：或资金，或发声。

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即便身处东南亚，却从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把自己挣的钱，全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体会过他们的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去还原，背井离乡做苦力，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才闯出了今天这片天。

我只希望，留在东南亚的他们，能被所在国温柔以待；

想要回来的他们，我们同样举双手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