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的“落日”：一场“抢亲”屠杀背后的政治纠葛

刘梓琳

公元1510年年底，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刚刚结束在印度的战事，顺利占领印度西海岸，并且在原本就有基督徒社区的果阿（Goa）建立葡萄牙的殖民根据地。后来，果阿成为葡萄牙在远东的三大根据地（另外两个是澳门和帝汶岛）之一。

到了1511年开春，一群由葡萄牙人、改宗天主教的印度-中东-非洲海员，以及少数保持信仰的穆斯林向导组成的武装舰队，在阿方索的带领下，从印度西海岸出发，浩浩荡荡驶往更东边的马六甲海峡。所有参与航海的成员都知道，这一次远征必然会为阿维斯家族（De Avis家族，葡萄牙的王族）带来更为丰厚的财富，而且目的地的重要性远比印度西海岸重要。

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

可以说他们是“行大运”——相比起在印度还算是吃力的战事，他们的目的地，富庶的马六甲苏丹国（The Sultanate of Malacca）面临着两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苏丹马哈茂德沙（Mahmud Shah，1474-1528）迎娶时年约20岁的敦·法蒂玛（Tun Fatimah，约1490-1560），这引发驻守马六甲都城的王太子艾哈迈德（Ahamd，1490-1513）极大的不安，据当时的记载，艾哈迈德已经有一个至少两岁的儿子；另一方面，1510年时任马六甲苏丹国“盘陀诃罗”（Bendahara，又译为“班达诃罗”，即具有实际行政决策权力的宰相）的敦墨太修（Tun Mutahir，约1450-1510）被苏丹马哈茂德沙派人处死，与他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以及女婿敦·阿里（Tun Ali）。而敦·阿里的妻子，就是即将成为苏丹第三位王后的法蒂玛。这场死刑案不仅仅是针对“盘陀诃罗”一家的，大批在马六甲侨居的印度裔穆斯林都遭到洗劫，有的印度裔大臣为了保护财产被士兵打死。

两件事情的发生，无疑加剧了马六甲的政治危机——这对已有子嗣的太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而且又是一次对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印度裔的“洗牌”；更严重的是，一支打败过穆斯林-印度教联盟的欧洲舰队正徐徐前往马六甲。这件事情直接导致马六甲苏丹国的分裂，自此之后马来诸苏丹国一蹶不振，没有再现马六甲苏丹国当年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霸权。因此，后世学者把此事视为“马六甲的落日”，大多指责苏丹因私利导致国家倾覆。

然而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叙事，这场发生在马六甲苏丹国崩溃前夜的“抢亲”屠杀，看似是苏丹“贪图美色”的一时之举，其实折射出马六甲苏丹国立国以来持续不断的政治纠纷——室利佛逝（Sri-Vijaya）原王族与印度裔权贵之间长达百年的纠葛。这个纠葛，甚至在马六甲苏丹国分裂后，依然长期影响着马来半岛的苏丹法统。

亦商亦政：南洋印度裔政治派系的崛起

1397年，为躲避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强权王国，1293-1527）的入侵，最后一位室利佛逝领主、淡马锡（Temasik，今新加坡）王公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14）带着大批民众往北迁移，以定居马来半岛南部。5年之后（1402年）击退暹罗的第一次入侵，顺利建城，成立马六甲王国。

在拜里米苏拉统治后期，年过古稀的国君为自己和儿子们迎娶苏门答腊公主为平妻（穆斯林理论上可以娶四个及以内的妻子，但地位必须一样，故称之为“平妻”），接受伊斯兰教成为“苏丹”。

拜里米苏拉画像

自大规模的联姻开始，作为贵族阶层的室利佛逝家族大规模接受伊斯兰教作为王室信仰，并由上到下影响着马来百姓。至第二任苏丹伊斯坎达尔沙（《明实录》记载为“亦思罕答儿沙”）在位期间（1414-1424），随同郑和下西洋的回回人译官马欢记载马六甲（满剌加）“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

不过，在马六甲苏丹国的建立初期，除了苏门答腊的穆斯林贵族通过联姻对这个新兴的政权给予信仰影响力外，还有一股实力雄厚的政治势力。这些“皮肤黝黑、鼻梁高耸、眼窝深陷”的商人群体，被马来历史叙事称为“克令”（Keling）或“羯陵伽”（Kelinga），实际上对应的是旅居东南亚的印度裔穆斯林群体，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泰卢固人和泰米尔人。他们在马来群岛的活动，在他们的先祖还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活跃。随着印度商人在马来群岛的活动，印度教-佛教信仰系统、巴利文字以及相关商路，在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已经扎下根来。

早期马来群岛巴利文石刻，笔者拍摄于2013年，印尼雅加达

至10世纪，随着中东商人的商路在印度海岸建立起来，伊斯兰教也逐步在印度海岸开始活动——从西北部的信德、古吉拉特，到东海岸的孟加拉，都出现大批穆斯林商人团体。

由于这条连接马来群岛和南印度的商业纽带在15世纪时已经运作近千年，在马六甲苏丹国建立之初，印度裔穆斯林的存在感还是不少的。例如，穆罕默德在祖父拜里米苏拉刚刚改宗伊斯兰教的时候，就与一个“羯陵伽”商人之女成婚，婚后生下卡西姆（Qasim，1410-1459）。

但1424年先君伊斯坎达尔沙去世后，为了赢得同族支持，穆罕默德沙便迎娶一个王族女子为王后，并在1444年去世前把年幼的儿子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Sri Parameswara Dewa，即“拜里米苏拉二世”）立为储君。

废长立幼这件事情引发卡西姆不满：他是大明等周边各国都认可的马六甲苏丹储君，结果却被一个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取代。在亲舅敦·阿里（Tun Ali）的支持下，卡西姆假借贵族之手发动政变，杀死弟弟、继母和其支持者，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第五任苏丹。作为回报，敦·阿里成为马来文化圈历史上第一个非马来人出身的“盘陀诃罗”。

卡西姆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击溃暹罗南下入侵的军队，保障马来半岛北部的安全。因此，卡西姆被史官称为“胜利者”，即“穆扎法尔”（Muzaffar），明朝史书称之为“无答佛哪沙”。【笔者注：沙（Shah）源自波斯语，意即国王；而穆扎法尔既是穆斯林常用名，也是外部对伟大君主的尊称。文章中的“穆扎法尔沙”即卡西姆，是马六甲苏丹国中兴之主。因为马六甲苏丹国自伊斯坎达尔之后诸位君主都遵从伊斯兰君主法统，因此自1414年开始马来亚君主都有在名字（或尊称）后加“沙”的习惯。】

穆扎法尔沙的继位，打破原本马来贵族对于王族政治的绝对垄断——他的生母是印度裔。在他的统治下，印度裔参与政治的热情有所提升，逐步构成“亦商亦政”的局面。

1456年，敦·阿里去世。在这个权臣的弥留之际，其长子敦墨太修还不到10岁。为了保障自己的派系不遭颠覆、联结马来-印度贵族之间的关系，敦·阿里在临终之前，举荐拜里米苏拉的侄子敦·霹雳（Tun Parak，约1405-1498）为下一任“盘陀诃罗”。

穆扎法尔沙同意舅舅的遗言。首先，从一方面来讲，穆扎法尔沙苏丹考虑到自己的血统“不纯正”——历代苏丹都是马来贵族女子所生，而他自己是一个“羯陵伽”商人之女的庶子；另一方面，他的即位过程实在不光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策划杀害弟弟和继母，这在任何一个文化圈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来执政者的选择，苏丹必须对王族有所交代。

其次，1445年暹罗南侵，同时穆扎法尔沙涉嫌弑杀作为苏丹的弟弟。在政局不稳的前提下，敦·霹雳等旁系王族没有追究政变责任人，而是带领亲军上阵杀敌，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为此穆扎法尔对于敦·霹雳自然是有一定的敬重之情。

敦·霹雳

自此之后，“羯陵伽”商人群体通过维护这一同盟关系，逐步成为一个“亦商亦政”的强大政治派系。可以说，作为“中介者”角色的少数族群，“羯陵伽”商人群体非常熟络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成为王国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

巅峰与谷底：敦墨太修的起伏人生

1469年，马六甲苏丹国第六任苏丹曼苏尔沙（Mansur Shah，明朝文献称之为“芒速沙”，1432-1477）头疼于一件事情——他的长子拉者穆罕默德（Raja Muhammad，明文献称之为“马哈木沙”，1450-1475）在与敦·霹雳的小儿子下棋时，敦·霹雳之子赢了棋，盛怒的穆罕默德王子抡起棋盘把对方砸死了。

曼苏尔沙很担心这件事情会持续发酵，因为有为数不少的大臣提议要严惩王太子。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死者的父亲，敦·霹雳这位老首相立马训斥所有提议惩罚太子的大臣，尤其是自己的弟弟和其他儿子。在强忍悲痛下，年迈的敦·霹雳提议苏丹把穆罕默德太子分封到彭亨，以结束此事的争论。

与此同时，敦墨太修一直在游说马六甲宫廷里其他大臣，希望他们支持三王子阿拉乌丁·利亚特（Alaudin-Riayat，1458-1488）为新一任太子。理由很简单，敦墨太修的姐姐嫁给阿拉乌丁，并生下马赫穆德王孙。这件事情让敦·霹雳感到非常担忧，他预感敦墨太修会把他自己往绝路逼，因为权倾一时如敦·霹雳在强大的王权下，儿子被害都不敢掉下一滴眼泪，而敦墨太修不过就是苏丹的表舅，年纪还不大，就敢左右苏丹王庭的继承权。敦·霹雳不止一次告诫敦墨太修兄弟，要“谨言慎行”。

1477年，曼苏尔沙去世，享年45岁，阿拉乌丁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的新君主。在阿拉乌丁苏丹即位以后，马六甲苏丹国的吏治、军纪都得到有效的整顿，虽然只有短暂的11年统治，但年轻的苏丹阿拉乌丁仍被后世称为明君。

1488年，年仅30岁的阿拉乌丁沙被毒杀，凶手不详。按阿拉乌丁的原计划，下一任苏丹大概率是自己年富力强的弟弟或者侄子。但作为太子亲舅舅的敦墨太修以“天猛公”（Temenggung，马来武职）的身份发动朝臣，拥立由其姐姐所生的马哈茂德沙为新苏丹。此时敦·霹雳名义上还是马六甲的“盘陀诃罗”，但实际上已经无法对抗“天猛公”的势力了。

敦墨太修的画像

通过辅佐外甥，敦墨太修达到他这一生的巅峰时刻。在敦·霹雳去世前的十年，所有出自马哈茂德沙的政令，实际上都经由敦墨太修的手。

敦墨太修的几个儿子都迎娶了王族公主为妻，使得他年幼的孙子都得以拜领爵位。与敦·霹雳的处理方式不同，任何得罪他子孙的王族都会遭到实质性的惩罚。

不过，相比起骄纵的子弟，敦墨太修倒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修为。例如，敦墨太修每次会更换七套衣服，一天下来要洗三次澡。由于敦·霹雳不准直系子孙从政，参与政治事务的弟弟也和他一样已经垂垂老矣，实际上朝廷上下没有人能够制约敦墨太修的权力扩展。

因此，当时马六甲朝野上下都认为，马六甲的天下有一半是“羯陵伽人的”。印度裔穆斯林组成的政治派系，对于原本由室利佛逝王国后裔构建的马来贵族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威胁。

马六甲苏丹国版图

1498年，93岁的敦·霹雳走到人生的尽头。由于“盘陀诃罗”原则上是终身执行，敦·霹雳在这个职务上已经度过42年。在临终前，敦·霹雳把一件麻布衣和一片嚼碎的槟榔叶交给曾孙，示意他不要再染指权门；而见到敦墨太修的时候，敦·霹雳再一次以非常忧虑的口吻对他说：“奉劝你远离权门，我真的担心你会遭遇灭门之灾！”

即使如此，根据他当年对敦·阿里的承诺，敦·霹雳把敦墨太修在首相头衔的排列次序往前挪了，希望苏丹还是倚重自己的亲舅舅，从而权衡马来旧贵族。1500年，苏丹把“盘陀诃罗”交给舅舅敦墨太修。50岁的敦墨太修，在掌握实权多年之后终于得到名正言顺的头衔。

不过随着印度裔政治派系的壮大，其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大约是1508年，已有子嗣的马哈茂德沙向敦墨太修提亲，希望敦墨太修能把小女儿法蒂玛嫁给他作为王后。敦墨太修立马拒绝，理由是他已经把女儿嫁给侄子敦·阿里。敦·阿里是敦墨太修弟弟敦·塔希尔（Tun Tahir）的儿子。这场婚姻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政治联姻。

当时已经有亲印度裔的马来王公告诫敦墨太修，如果不把苏丹的请求放在心上，会遭到非常严重的清算。敦墨太修严词拒绝，认为苏丹抢夺人妻会非常严重地背离伊斯兰教原则，如果答应了苏丹的请求，等于叛教。与此同时，有不少印度裔大臣上疏，试图弹劾敦墨太修，在矛盾彻底爆发之前，马哈茂德沙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这让敦墨太修的家族由此产生了麻痹。

至1510年，一位印度裔大臣吉杜尔上疏，指责“盘陀诃罗”一家私藏武器、豢养军人，而且试图反叛。由于之前已经掌握“证据”，马哈茂德沙认定舅舅“图谋不轨”，下令抄家。

敦墨太修的儿子敦·哈桑（Tun Hassan）拿起象征着马来权力的蛇纹剑（Kirs），宣告苏丹无权以微弱的理由“查抄宰相门第”。敦墨太修按常例更衣焚香，告知儿子放下武器：“如果苏丹要我们死，我们就算是有再大的忠诚，都难逃此劫。”

马哈茂德沙的部下查抄出一些武器，同时“发现”敦墨太修的“不轨书信”，以叛逆罪为由处决敦墨太修。

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敦·哈桑兄弟二人，以及敦·塔希尔、（小）敦·阿里父子。在《东方志》中，葡萄牙人记录道，被杀的还有敦墨太修的三个孙子。他们的处决方式均为：武士用蛇纹剑刺破受刑人的额头，让他们的血液流尽。

敦·塔希尔的小儿子当时也在被处决的人群之中，不过他被刺破额头后大难不死，按照马来传统法律得以赦免，从而延续敦·阿里家族的血脉。而且，敦墨太修也有个别孙子因为年幼而躲过一劫，他们在柔佛时期（1511-1699）成为世勋贵族，以“盘陀诃罗”为家族姓氏，最后取代马六甲王族嫡系，成为马来亚新的王族世系——“盘陀诃罗王朝”（1699-1870），直到“天猛公”阿布·巴克尔（Abu-Bakr of Johor，1830-1894）成为柔佛苏丹。

在马六甲的法律体系中 ，对于“忠君”的强调可以说是达到众多伊斯兰国家之最。当年深受民众信任的武将汉惹伯（Hang Jebat）在曼苏尔沙执政后期，因在朝中直接指责苏丹，从而导致其被指控为“逆贼”，好友汉都亚含泪奉命将其当场刺死。

因为马六甲法律体系在各苏丹国的延续，在20世纪中叶之前，汉惹伯作为“逆贼”被史家进行负面叙事，直到马来西亚成立，在改革派学者的努力之下，汉惹伯才逐步成为一个正面的军人形象，被认为是敢于质疑苏丹的英雄。

汉惹伯之死，汉都亚在一旁哀悼

在屠戮舅父一家之后，苏丹马哈茂德沙突然又变得“理性”起来，授意汉都亚之子重新“调查”敦墨太修一案——这不仅仅是要对舅舅老部下有所交代，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理由名正言顺地迎娶敦·法蒂玛。按照严苛的贵族尊卑条例，“逆贼的女儿”是不能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的王后的。

在马哈茂德沙苏丹“良心发现”下，他“痛哭”着为舅舅平反，为表“愧意”，苏丹下令将领头弹劾敦墨太修的吉杜尔“躺在尖桩柱上被处死”，顺带着大批南印度穆斯林商人被查抄、禁锢。之后，苏丹迎娶了敦·法蒂玛。自此之后，权倾一时的南印度穆斯林派系就此覆灭。

在马哈茂德沙清算“羯陵伽”势力之时，“羯陵伽”派系在西边的故土——印度西海岸，已经变成葡萄牙殖民者的势力范围。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彻底改写马六甲海峡的命运。

大厦倾覆：马六甲的落日

1511年春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的舰队抵达马六甲海峡，马六甲请求明朝支援。明朝向来重视与“满剌加”这个具有诚意的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每次苏丹更替，明朝都会派遣使节。

对于马六甲的求救，明朝应允出兵援助。但朝廷命令抵达广州的时候，这份命令被市舶广州的宦官火者亚三压住，从而按兵不动。火者亚三不满马六甲商人和回回商人不给他行贿，而且接受葡萄牙的贿赂（同一时期的马六甲也有火者亚三，是马六甲苏丹国即将瓦解时守城的穆斯林将领。虽然这两人都是华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艾哈迈德太子和汉都亚父子在前线抵抗，然而这个时候，苏丹马哈茂德沙带着敦·法蒂玛一路逃到柔佛。苏丹的逃走极大损害了军心，火上浇油的是，葡萄牙火枪击中艾哈迈德，使得他身负重伤。至此，马六甲的守军数量甚至不如葡萄牙入侵者水手总和。

1511年8月，马六甲沦陷，艾哈迈德和汉都亚等余部逃到马六甲与柔佛的边境继续抵抗。马六甲苏丹国至此宣告崩溃，分裂为柔佛（马六甲王族本宗）、彭亨（马六甲王族旁系）、霹雳（敦·霹雳的侄辈后裔）、亚齐（占婆移民）等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马来苏丹国。

1513年，苏丹马哈茂德沙派人送毒药到前线毒杀长子艾哈迈德。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是：敦·法蒂玛生下作为二王子的阿拉乌丁（Alaudin of Johor，1513-1564）。自此之后，汉都亚父子愤而离职，解甲归田。

等明朝逮捕广州的火者亚三，正式审核马六甲问题时（1521年，明武宗十六年），马六甲已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此，明朝和“佛郎机”（葡萄牙）开启持续多年的对立状态。半个世纪后，澳门被葡萄牙控制，更使大明和葡萄牙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遗址

1528年，苏丹马哈茂德沙去世，其15岁的儿子阿拉乌丁继位。在太后敦·法蒂玛的辅佐下，柔佛军队多次打退葡萄牙的进攻，以致于葡萄牙殖民者感慨，他们不怕亚齐和淡目的冒险者，但极度畏惧一个女人——苏丹王太后敦·法蒂玛。敦·法蒂玛不计父族遭屠戮的前嫌，努力帮助马六甲遗民，使柔佛苏丹国的秩序有了一定的恢复。这个南印度裔穆斯林女子出身的王后，因为她的善政，成为马来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让人民短暂地忘记她家族曾经的不幸。

后人设计的敦·法蒂玛形象

然而，就在敦·法蒂玛太后去世后不久，柔佛就遭到另外一个苏丹国——亚齐苏丹国的入侵。1564年，柔佛的阿拉乌丁苏丹兵败亚齐。绝大多数王公战死沙场，阿拉乌丁本人也被亚齐苏丹斩首；6年后阿拉乌丁苏丹之子穆扎法尔沙二世被毒死，自此马哈茂德沙一系断绝，旁系入继大宗。

1699年，年轻的马哈茂德沙二世死于食物中毒，由于他膝下只有女儿，马六甲苏丹王族嫡系彻底绝嗣，自此之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新贵族接管了马来文化圈的各苏丹国。而“羯陵伽”的血统，也融入到这些新兴权门之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马来西亚。他们和后来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南印度打工者，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文化取向，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结语：远去的“羯陵伽”

现今的马来西亚，在公开舆论中是不鼓励将作为族群昵称的“羯陵伽”用来形容国内的印度裔公民——这个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民族主义者用来攻讦印度裔。而且与历史上的“羯陵伽”有不同，现在马来西亚法律中划定的印度裔绝大多数信仰印度教，仅有少数信仰伊斯兰教。

而且，与绝大多数华人一样，现代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印度裔都是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被买办中介送至异域作为中、底层劳动力，这与主动东行经商的印度商人（无论是早期的佛教/印度教信徒，还是后来的穆斯林）所处社会地位大相径庭。当年的“羯陵伽”，在大航海时代的进程中，通过不断的“混血-本土化”，已经深深嵌入于现今马来文化圈之中。

只不过，对于所谓的“马来-印度”之争，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民族叙事问题，更多的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权力平衡问题。作为马六甲苏丹国重要的阶层，“羯陵伽”虽然有其地域、民族和文化背景，但也折射出一个团体的经济属性——即作为“政商结合”的中介权贵团体。

虽然史料相对简约，但老敦·阿里的姐姐能在老苏丹拜里米苏拉在世的时候嫁给苏丹之孙，这很显然能说明这批南印度裔穆斯林商人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团体；而之后敦墨太修能以外戚身份权倾一时，在被苏丹处决后还能引发众多连锁反应，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马六甲苏丹国社会经济“中介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因此，如果有幸来到马六甲，游客能欣赏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交融。既有带南印度特征的古老清真寺，又有保持马来-印度特色的天主教社区——克里斯坦社区，还有混合中、伊、西三方面文化元素的土生华人群体“峇峇娘惹”。

拜里米苏拉的直系苗裔已经离开历史舞台，但他们的辉煌在以上多元文化中依然能找到深刻的印记；而敦墨太修惨案背后的政治纠纷，也深刻折射出马来西亚历史的本貌。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