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

2022年第18期《学习活页文选》围绕“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选发了两篇文章。以下为其中一篇一一明理署名文章《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全文：

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

明 理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优势，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即“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显著优势的精辟概括和深刻阐释，具有鲜明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论断，切实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对于我们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深刻把握“时”与“势”，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历史自信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极为宝贵、稍纵即逝。抓住发展机遇、用好有利条件，就能赢得战略主动，乘势而上，事业迎来大发展；抓不住发展机遇、用不好有利条件，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逐渐落后，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我们党做决策、定规划，历来高度重视对发展环境，特别是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判断。早在2002年，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作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再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客观看，我国发展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国内外形势大局较之以往更为错综复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面临越来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在这样的关键档口，“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重大论断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时”与“势”，把党的意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时代发展脉络相统一，基于客观分析当前中国所处内外环境的新形势新变化、科学研判未来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中国稳步推进和平发展以及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信心和能力，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科学判断，把我们党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充分认识并抓住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就要克服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错误观点或模糊认识。比如，有人认为，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等特点，机遇期的出现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遇而不可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作用使然，是搭了经济全球化“顺风车”的产物。 但是，凡认真研究过历史和现实的人，就不难发现“搭车论”者的荒谬之处：他们忽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把对“时”与“势”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简单归结为侥幸和运气，缺乏在广阔时空坐标之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发展中，在似乎是偶然性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是必然性起着决定作用，并制约着偶然性的作用形式及其变化。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与兴衰交替，乍看好似零散、偶然的个体叙事，但我们如果将碎片化的事物事件拼接起来，就不难发现其背后发挥必然性作用的历史规律，即不断前进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大航海时代远洋航行的发展，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一次又一次的战略机遇与产业革命相关联，伴随生产力发展而涌现。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实在性，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总体上是机会平等的。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逐渐落后，进而被后来者反超。这一规律，也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再证明。 15世纪至近代，中国错失三次战略机遇期，最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朝中叶，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创造了工业文明模式，而中国则在经历郑和七下西洋壮举后闭关锁国，错失发展良机；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则陶醉在封建社会的落日余晖之中，马克思称这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清朝后期，中日两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崛起，而中国封建王朝则在洋务运动失败后走到历史的尽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抓住三次战略机遇期，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既站稳了脚跟，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争取了外援；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紧扣时代主题，科学研判国际大势，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推动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从率先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传播，到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冬残奥盛会，抓住并用好战略性有利条件，推动中国不断释放更加强劲的发展活力。 事实充分证明，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的。把握住战略机遇期，就能够对国家前途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影响。而能否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战略智慧与政治决断。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深刻总结党和人民奋进历程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科学指引。

2.辩证看待“变”与“不变”，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战略定力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的政党，始终从战略高度指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从战略层面构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在重大关头总是能够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课题，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这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发展进程中面临许多新的风险挑战。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战略定力，不为杂音噪音所扰，充分看到战略性有利条件，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唱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杂音噪音不绝于耳。2015年1月，德国《经理人杂志》以“盲目的中国亢奋时代已经结束”为题，刊文称中国不会崩溃，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现实的场景。还有学者和国际机构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延续时间长短的例证，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难以超过40年”的结论。例如，他们发现日本经济较快增长的时间周期为36年，韩国为35年，新加坡为33年。而这三个国家是二战后经济增长周期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而且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据此，他们认为中国40多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已经“超周期”了，不仅后面增长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上升“窗口期”已过，“此花开尽更无花”，今后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但是，我们以科学方法论来审视，就会发现“过时论”的论调错就错在，没有以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中的“变”与“不变”，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新特征视而不见。要看到，与21世纪初相比，虽然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大势未变：自“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论断提出以来，当初的一些历史条件，有的继续存在，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有的已经发生变化，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有的是出现了一些新变量，如经济全球化正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但这些条件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逻辑与本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特征。 ——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增强。对中国而言，过去战略机遇期的生成，外生性是首要特征。例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收获了广阔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9·11”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冲突对抗成为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成为大国对抗的主要目标，国际环境出现相对有利于中国的一面。今天，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中美关系成为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但与此同时，经过长时期的接续奋斗，我国经济总量较21世纪初有了巨幅增长，尽管目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放在全球仍是高增速，而且增长规模巨大。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发展机遇逐步实现了由外生性机遇向内生性机遇的转变。相比之下，这些发展条件的积累和变化，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偏重外向型经济体当时所不具备的。 ——战略机遇期的可塑性增强。战略机遇期从来就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基于自身积极作为、努力争取的，是可以通过积极塑造而不断得以维护和发展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主动运筹，着力塑造有利战略态势。伴随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扩大，更有能力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战略视野不断拓展，不仅看到外部环境变化对自身的影响，也看到自身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中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共享性增强。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充满风险挑战，但也会催生新的机遇。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的发展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发展和利益上的共享性显著增强。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但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同时，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不断弱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发起创办亚投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总之，“变”与“不变”是辩证统一的。“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延续、塑造、拓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完善自己，在发展自己中更好肩负起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3.准确认识“危”与“机”，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内生动力

越是关键时期、重要节点，越要在战略上作出准确判断、进行科学谋划。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的时代方位、站在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环顾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放眼全球，这个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乌克兰局势风云变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在这样的国情、世情大背景下，鲜明提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 战略性有利条件，意味着不是一般性的有利条件、不是一时半时的优势，而是对于发展全局、长远走向有着关键影响的主要有利条件。 但是也有少数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变化，出现一些焦虑情绪，认为“与其说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毋宁说中国已经进入战略风险期”。 持“中国风险论”者，有的是面对美西方挥舞霸权大棒、对我遏制打压围堵无所不用其极害怕了，认为一些曾经充满机遇的市场对中国关闭，一些“卡脖子”技术难以突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有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悲观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严重，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触即发，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对所谓“中国社会风险”心慌了，认为中国虽然物质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但社会成熟度不足，社会利益分歧多、共识少、阶层诉求不一，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等等，不一而足。 的确，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疫情全球蔓延，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是，虽然面临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中国进入了所谓“战略风险期”。恰恰相反，中国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的最大确定性因素。 我们冷静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已经进入战略风险期”论调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到“危”与“机”总是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而“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提出充分表明，中国拥有临危不乱、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核心优势和强大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揭示的：“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拥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定决心和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坚强意志，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是我们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定海神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根本保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抵御风险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着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全国一盘棋的组织优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彰显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坚定的贯彻执行能力、活跃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赢得战略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 ——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是稳中求进的压舱石。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尽管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这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厚植发展根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外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人民群众安全感逐年上升，2020年达98.4%，2021年上半年达98.56%。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幸福的中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国际知名民调机构2020年统计表明，感到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的中国人比例高达93%。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和睦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 ——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激发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新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以崭新要素与时代风采。一方面，我们党把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后发优势、大国优势、制度优势、思想优势、人心优势等综合优势相辅相成、叠加放大；另一方面，针对美西方全方位、无底线、变本加厉的遏制打压，党领导人民发扬斗争精神、善用斗争谋略、提高斗争本领，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未来发展开拓了新机遇。 我们深刻认识到，前进的道路绝不会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新时代新征程上，只要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全面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充分发挥自身实力和潜能，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4.科学统筹“稳”与“进”，切实增强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行动自觉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连接起历史、现在与未来，既回答了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也揭示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要求我们必须运用战略思维观大势、谋大事，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放眼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也要看到，伴随机遇共享性的增强，风险传导性也在增强，我们前所未有地置身于机遇与挑战交织、光明与黑暗同在、有利与不利并存的矛盾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要全面、辩证地理解稳中求进的深刻内涵，理解稳是大局，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这也启示我们，在准确把握“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充分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存在的同时，切忌骄傲自满、盲目乐观。不可忽视的是，与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悲观论”相伴相生，“盲目乐观论”也在一定范围、特定群体内滋生蔓延。这其中既有对形势观之不明，也有别有用心刻意制造的“自大腔调”，从中可以看出，唱衰与捧杀，向来是一些人操弄舆情、误导公众的一体两面、正反两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深陷“新平庸”困境。反观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特别是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更成为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以此为据，一些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进入焦虑期、迷茫期、崩溃期，“历史的火炬正从西方传给东方”，并由此得出结论，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机遇远大于挑战，强调风险挑战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面对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限施压和全面“脱钩”威胁，一些人主张顺势操作，认为我国只需专注自身发展，安全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迎刃而解；只要深耕国内市场，风险挑战便可在“国际熔断”中自然化解。这种对风险困难采取视而不见的盲目乐观论调，有百害而无一益。我们应该冷静分析形势，不可盲目自满，慎言“自己厉害”，科学统筹“稳”与“进”，更好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 ——应当看到，我国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必须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际，在我们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之时，充分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国创新能力仍不能有效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均GDP虽已突破1万美元，但仍大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离高收入门槛还有差距。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摆在优先位置，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应当看到，面对世界性发展危机，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加强高超的战略谋划。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中等收入人群持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但也要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就要深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入把握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长期趋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在支持和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应当看到，大国崛起绝不可能轻轻松松、一帆风顺，必须具备坚定的战略意志。我国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两难多难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例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差距继续拉大的风险；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动力，但也存在转型不畅、经济失速的风险；抗疫斗争增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制度、文化和治理的认同，但也存在被“甩锅”抹黑的风险。我们要充分估计困难，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以打好持久战的强大战略意志，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沉迷于夸奖与赞美，容易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陷阱。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不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影响，或落入圈套，或被带偏节奏。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真正把稳中求进作为工作的总基调，在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社会的稳定程度、资源环境的可承受度之间找到平衡，当稳则稳，宜进则进，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确保安全、顺畅、可靠、稳固。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表明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彰显继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的必胜决心。我们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拨开思想迷雾，凝聚发展共识，抓住并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把“关键变量”转化为“确定增量”，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踔厉笃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本文原发于2022年4月25日《光明日报》

监制：张振明

责编：刘文韬

制作：王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