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普兰｜重返马可波罗的世界

2017年5月，美国新美利坚安全中心（CNAS）发表其高级研究员，著名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长篇研究报告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and theU.S. Military Response，从宏观大历史的视角对西方衰落后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格局进行了解读。这一从美国角度给出的地缘战略思考恰好可以为我“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注解和启示。

——瀛寰新志2017/10/10

重返马可·波罗的世界

——以及美国的军事回应

作者罗伯特·卡普兰

译者：吴建树（察哈尔学会助理研究员）

余万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欧洲的消解与欧亚大陆的重组

当欧洲消解之后，欧亚大陆正在融合。这片超级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稳定的贸易与冲突的理解单元。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变得脆弱和老迈的时候，帝国的遗产，俄罗斯、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变得至高无上。从中欧到中国腹地，每一场危机都相互关联。这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战场。

以下是一部历史与地理的指南。

“我已经很少如此赞赏一篇杰作，极具启发性。”——亨利·基辛格

一、西方的消解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像西方文明一样，在冷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达到如此高度的地缘政治统一性以及原始的驱动力。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将可以被简称为“西方的”绵延千年的政治与伦理价值传统浓缩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北约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及统治方式的遗产，回溯到中世纪早期基督王国的兴起，回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影响下的美国革命。当然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主要国家结成联盟并肩战斗，这些危急事件打造了北约更为安全而又紧密结构的前身。随后这些结构又得到了最终诞生为欧盟（EU）的跨越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的支撑。欧盟不仅给提供了北约政治支持，同时也将北约内生的价值观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基本价值观包括：取代独裁专制的依法治国，超越族群的法治国家，以及不论种族或宗教信仰的公民保护。毕竟，民主不仅只有选举，更体现为制度的公正。1914 – 1989年“漫长欧洲战争”的终结，见证了这些价值观的胜利，北约和欧盟体系扩展到整个中东欧，从北方的波罗的海延伸到南方的黑海。

文明经常是在与其他文明的对抗中获得成功。例如基督教在7–8世纪与征服了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教的对抗中充实了自己的形式和内容，西方文明在与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对抗中确立了决定性的地缘政治范畴。在20世纪末“漫长欧洲战争”震荡余波中，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陷入内乱，北约和欧盟并肩前行，北约在南斯拉夫展示出的远征能力，而欧盟借着俄罗斯的虚弱向前华约渗透。这个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也就是说，它被之前发生的事件所定义，而且依然受它的影响。

“漫长发欧洲战争”持续了3/4个世纪，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事态，构成了我描述新世界的一个观察视角。美国军队现在必须应付的世界远远超出了欧洲，但是由于当下欧洲的困局恰好是新世界的引子，我还是从它开始吧。

正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导致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精英们集体抛弃了过去，包括固有的文化和种族区隔的观念。只有启蒙时代抽象的概念得到了保留，这些概念又推动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良的实验。作为对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苦难的道德回应，欧洲精英给出的具体方案是建立仁厚的社会福利国家，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经济的高度管制。至于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民族-政治冲突，为确保其再也不会发生，欧洲精英们除了建立各种各样的超国家合作之外，又在欧洲大陆上强行而又勉强地推行了单一货币单位。然而，除了那些最有纪律性的北欧国家之外，社会福利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无法持续的，与此同时，单一货币体制导致经济实力较弱的南欧国家债台高筑。于是，二战后的道德救赎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了难以自救的经济和政治地狱。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能够沉闷而快乐地度过几十年的光阴，部分原因是它与中东地区穆斯林的人口分隔。这也是“漫长的欧洲战争”冷战阶段的产物，当时的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极权的“监狱国家”，得到了前苏联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冷战后又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幸运的：它可以抗议强权政治、鼓吹人权，因为周围有数百万的穆斯林被剥夺了人权以及自由迁徙的权利。然而，一旦这些穆斯林“监狱国家”崩溃（无论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干涉），释放出巨大的中东穆斯林难民潮，涌入已经陷入债务困境和经济停滞之中的欧洲社会。如今欧洲一方面被民粹主义的“反革命”而从内部被撕裂，另一方面又树立起新的边界，阻止穆斯林难民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于是，欧洲开始被外界消解，重新与欧-亚-非洲大陆的整体命运联结起来。

这一切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看都是自然而然的。在上古和中古纪，欧洲就意味着整个地中海盆地，就像罗马人的名言Mare Nostrum（“我们的海洋”），包括中世纪晚期阿拉伯人入侵之前的北非。事实上，这一默认的现实从未偏离：20世纪中期，法国地理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就指出，欧洲真正的南部边界并非意大利或希腊，而是撒哈拉大沙漠，如今大篷车上的移民们正在踏上向北的旅程。

欧洲，至少我们所认知的欧洲，已经开始消亡。同时，“西方”，至少作为明确定义的地缘政治力量，也想失去其实质内涵。当然，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危机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文明课”在很多美国大学的课程表上日益减少并且充满争议，表明在一个四海一体的世界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效应。必须指出的是，古罗马只是部分继承了古希腊的理念，中世纪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古罗马的精神，19世纪的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Jerzen）注意到：“现代西方思想将被纳入历史当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因此具有其影响和地位，正如我们的身体会变成草、羊肉、肉饼、和其他人的一部分一样。我们不喜欢那种的不朽，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西方文明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正在被稀释和消解。然而，究竟该如何定义全球化呢？随着经济边界的崩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管理实践在全球被广泛采纳，其中融入的人权的进步（这又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包含了最具折衷性的文化组合，反过来又消弭着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性区别。在赢得了“欧洲长期战争”之后，西方世界，没有去征服世界的其他地方，而是开始迷失在莱茵霍尔·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称的“广阔的历史网络。”赫尔岑所说消解已经开始了。

二、新战略地理学

当欧洲消失之后，整个欧亚大陆融为一体。我并不是说欧亚大陆在走向统一，也不是说它会变得像冷战及冷战后时期的欧洲那样稳定，而是说在全球化、技术和地缘政治不断相互强化地作用下，导致欧亚超级大陆在分析意义上讲，成为一个流动的可理解的单元。“欧亚”这个词具备了从未有过的含义。进而言之，随着地中海盆地的统一，导致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随着从印支半岛到东非跨越印度洋的互动急剧上升，现在我们可以说，欧亚非大陆已经是气息想通。20世纪初的英国地理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提出的“世界岛”概念，即欧亚大陆加上非洲的概括，也不再是早产儿了。

正在缓慢消失的西方世界加速了这一进程，将大一统的种子植入孕育中的全球文化从而加速了整个大陆的联通。距离感的消失则进一步激励了这个进程，这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新的道路、桥梁、港口、飞机、大型集装箱运输船、光纤电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看到这些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发生。宗教和文化受到全球化的侵蚀，因而通过更加严厉、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寻求复兴，并且借助了通信技术的革命。尽管博科圣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并不能代表伊斯兰，但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发了对暴政的顺从和群体歇斯底里的启迪。正如我过去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不是所谓的“文明冲突”正在发生，而是人为重构的文明的正在冲突。这只会加剧地缘政治上的分歧，正如中东“监狱国家”崩溃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是国家之间会产生分歧，而且在国家的内部也会产生分歧。

暴力起义、通信革命、数字互动、新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因素的叠加带来的是更加幽闭恐怖和野蛮竞争的世界：领土依然重要，而每一场危机都会与从未有过的其他国家发生互动。超级大城市的扩张、人口的急速上升加剧了这一状况。无论多么拥挤，无论地下水和土壤营养被消耗了多少，人们在为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在这个暴力与互动的地球上，当“欧洲漫长战争”的记忆在活人的记忆中逐渐消逝之后，冷战时代的区域研究、大陆与次大陆的简洁划分被抹去了。欧洲、北非、近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缘政治概念注定日益淡薄。取而代之的，由于固定的国界和文化差异被慢慢侵蚀，在地图上将会出现连续地细微变化，始于中欧和亚得里亚海，终于中国农耕文明边缘的戈壁沙漠。地理很重要，但是法定的国界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个世界将越来越受到政府之上以及政府之下双重层面正式义务的约束，让我们联想到封建主义时代的状况。恰如中世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安达卢西亚（Al-Andalus）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但被并没有被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信仰，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文明随处可见，正在出现的世界在文明冲突区之外，也将会是宽容和辛辣的文化混合体，西方的自由精神将会溶解在其中，只有这样才有它的位置。至于区域冲突，它们基本上都是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因为地球上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发生伊朗、俄罗斯、中国地区冲突必然导致欧洲与美国遭到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

与20世纪相比，地理上的区分将会同时变大和变小：它们会变大，是因为主权体将增加数倍；大量的城市国家和地区国家将会从现存国家正在寻求的后果当中出现，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将会衰落，东盟在一个充满恐吓和权力的世界中变得无足轻重。地理区分也会变小，因为地理差异，尤其是差别程度在下降，欧洲与中东地区之间，中东与南亚，以及南亚和东亚之间都会变得没什么差别。换言之，地图将变得更加流动和巴洛克式，而且以同样的模式不断复制。公路、铁路、管道和光缆的延伸将促进相同模式的复制。很显然，交通基础设施无法击败地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付出的成本都表明地理因素无法忽视。从事能源勘探业务的人，或参与波罗的海国或南中国海的战争博弈的人，都会明白老派的地理因素依然在起作用。与此同时，关键部位的交通基础设施导致地理因素更具有压迫性和局限性，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可以肯定的是，互联互通（connectivity）不会像技术乐观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会带来更多的和平、繁荣和文化融合，而将带来更加模棱两可的遗产。有了更多的互联互通，战争的筹码会更高，战争从一个地理区域扩散到另外一个地理区域的便利性也会更高。跨国公司将是这个新世界的受益者，但在多数地方都无法提供安全，它们最终也将失去控制权。

没有什么中国政府的计划更具有说明性了，中国正在试图修建一座跨越中亚、西亚抵达欧洲的大陆桥，以及穿越印度洋联结东亚与中东的海上网络。这些陆地和海上通道自身是相通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包括伊朗和印度都希望将遥远的内陆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田加入到印度洋及其南部。中国将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命名为“一带一路”，事实上就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丝绸之路就不是单一的路线，而是一个巨大的交易网络，通过陆地和印度洋将欧洲与中国勉强地联结起来（丝绸之路因此被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男爵命名为Seidenstrasse）。折衷主义和多元文化便是中世纪丝绸之路的天然属性，根据历史学家劳伦斯·贝尔格林（Laurence Bergreen）的观点，丝绸之路“没有正统或忠贞”。因此，中世纪在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遇到世界是“复杂多元的、骚动不安的、充满危险的，而依然可以穿越的。”因此随着旅行者越来越多，欧洲人看到的世界不是“更小更容易掌握”，而是“更大更混乱”。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描述，在这个变小的世界上，由于科技的进步，变得更加可渗透、更复杂，而且被数不胜数的棘手危机缠绕着。13世纪末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所走过的丝绸之路的长度和广度，声名显赫地与当今世界联系在一起。他旅行的路线为勾勒未来的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份完美的蓝图。

三、马可·波罗旅途上消失的帝国

1271年，马可·波罗航行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开始了他长达24年的亚洲之旅，耗费大量的时间穿越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北部、伊朗全境（从阿塞拜疆、库尔德北部直达波斯湾）、阿富汗北部和东部、中国突厥语的新疆，抵达蒙古皇帝忽必烈（Kublai Khan）的宫廷元大都（现在的北京）。从元大都出发，他穿梭往返于整个中国，进入越南和缅甸。他返回威尼斯的路线带他穿越了印度洋：从马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沿印度西海岸抵达古吉拉特，并顺道游历了阿曼、也门和东非。如果21世纪早期的世界地缘政治有重点的话，那就会是：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的印度次大陆，包括中东、中亚、中国。如今中国政府倡议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恰好复制了马可·波罗所走过的道路，这不是巧合。蒙古人，在13-14世纪统治中国的元朝，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早期实践者，”试图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居民联结成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帝国。元代中国最强大的武器，除了蒙古人的嗜血之名外，并不是剑，而是贸易：宝石、织物、香料、金属等等。正是贸易路线，而非军事力量的投射，象征着“蒙古治下的和平。”蒙古帝国的大战略建立贸易而非战争基础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的大战略，只要看看忽必烈的大帝国就够了。

然而对忽必烈来说，他并没有完成他的全部工作。波斯和俄罗斯在中国的控制之外，喜马拉雅山脉象一堵高墙将印度次大陆与中国隔离开，加上两侧的大海，保存成地缘上的孤岛。忽必烈大汗用尽一生光阴巩固了自己的基地中国，以中国的中部和东部的中华农耕文明区为核心，远离西部沙漠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所有这一切，都令马可·波罗的世界地缘政治特点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当。

毋庸置疑，马可·波罗把自己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连。煤炭、纸币、眼镜和火药都是在当时的欧洲人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拥有巨大的护城河和数百座桥梁的杭州就像威尼斯一样美丽。不过通过西藏的旅行，他也看到了元朝统治的阴暗面。

除了地缘政治的孤岛印度之外，马可·波罗的游记还特别描述了两块具有重要的领土，俄罗斯和波斯（今天的伊朗）。关于俄罗斯，他描述道，那是一块遥远和盛产利润丰厚的毛皮的蛮荒之地，而波斯在他的游记中占据很大的篇幅。在马可·波罗的眼中仅次于中国的波斯帝国，控制着亚历山大大帝和希罗多德曾经走过的通道。波斯是古代世界第一个超级大国，将尼罗河、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与中国的贸易路线联系在一起。就像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波斯语是伊斯兰教向东方传播的主要媒介。一幅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13世纪的欧亚大陆地图被“大可汗的帝国”与“波斯可汗国”所覆盖，构成了当今更加复杂与技术化的世界的大背景。

在当下错综复杂的世界中，要牢记帝国仍然是世界事务的组织原则，如今的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其中任一国家地缘战略背后的逻辑依然需要以帝国的经验来加以解释。同样的历史遗产，也可以解释这些国家如何被削弱甚至部分瓦解。正是永恒的历史，持续界定着欧亚大陆：帝国不仅创造了稳定，帝国王朝更替时期之间出现混乱，以及在首都所发生的危机都会导致帝国遥远省份的不可治理性。由于通信技术加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加上持续互联互通带来的全球范围的不稳定性，对帝国中心的威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需要应对的经济挑战，而是说它们的内部稳定性并非理所当然的，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

因此，思考一下有消失的帝国们组成的新欧亚大陆地图的第一制图层：尽管不再自称为帝国，但仍从帝国的思维模式来运行，土耳其和伊朗正式控制的领土面积远远小于从前的“帝国”；而俄罗斯和中国则大于从前。导致俄罗斯和中国脆弱性的事实便是，这领个国家依然保持着帝国的尺寸领土，大大超出其统治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家园。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帝国主义最有力的论据是“偶然中的必然性”，意思是说“除非我们占领这些领土，否则其他人也会占领，而这样会更糟糕”。从这个意义上将，帝国主义以其他形式存在而永远不会消亡。

四、土耳其、伊朗与中亚的权力

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漫长而受人尊敬的帝国遗产，这是两个在近东最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国家，包括整齐的自然地理——安纳托利亚大陆桥和伊朗高原。关于其内在的一致性，我并不是说它们的现政权是完全稳定的，只表明它们的制度有着远比阿拉伯世界更深的基础，因此，它们更容易从不稳定中恢复过来，例如2016的夏天土耳其发生的流产政变以及随后的镇压行动。土耳其和伊朗是一盘散沙，然而毫无疑问的，阿拉伯世界是更大的一盘散沙。以沙特阿拉伯为例：一个相对年轻和人造的王国，而没有帝国的遗产可以利用，内志地区（Najd）和汉志地区（Hejaz）的区域性差异巨大，未来几十年饱受缺水威胁的人口成倍增长，从政治意义上使其越来越难以保持统一。此外，由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沙特阿拉伯不再是左右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的生产国。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写道：“沙特的新战略是利用石油收入来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沙特的非石油财政收入到2030年至少要增加6倍。”如果王国全部或部分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这非常令人怀疑，沙特阿拉伯国家地缘政治力量才勉强达到顶峰。

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充满活力的区域政策，标志着植根于更深历史的奥斯曼帝国战略的回归，这其是20世纪80-90年代初已故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Ozal)开创的。厄扎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与埃尔多安一样（但没有后者的权威主义倾向），他看到了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因而为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化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也使从土耳其扩展到中亚的突厥人，以及在阿拉伯和波斯世界的穆斯林，大家皆为同胞。换言之，这不是一种侵略性和反民主的战略。必须指出，土耳其外交政策当中“狭隘……的西向（战略）”，在我们西方世界的眼里得到欣赏并认为是冷战中期军人统治下的土耳其的正常选择，实际上是个怪胎，是一位狂热的世俗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的发明，“他放弃了奥斯曼帝国主义，而且是非民主的。”凯末尔主义独裁统治下在地缘政治上亲西方的土耳其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土耳其社会已经变得太复杂。然而必须指出，埃尔多安难以抑制的专制主义，他试图制服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库尔德人的举动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凯末尔主义者，徒劳无功地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土耳其，尽管他把土耳其视为黎凡特地区权力代理人的观点非常奥斯曼。但这并不矛盾，由于库尔德区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要保护现代土耳其的凯末尔边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需要类似奥斯曼扩张的前进政策。土耳其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失去对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因此它必须采取曲线救国的进攻策略。

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修建一条输油管道，在那里支持库尔德民主党（KDP），反对亲伊朗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同时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很显然，库尔德斯坦本身是软弱和支离破碎的，尽管它的媒体形象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唯一成功的故事。库尔德斯坦将给伊朗和土耳其提供终极的地缘政治战场：现代早期奥斯曼-萨菲帝国冲突的翻版。

由于土耳其的帝国传统（塞尔柱和奥斯曼）完全来自伊斯兰时代，使得埃尔多安统治显得很自然。而伊朗的帝国传统（米底、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早于伊斯兰教。唯一的例外是萨菲王朝，在1500年采纳伊斯兰什叶派作为王朝的信仰，导致了与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的一场灾难性战争，使伊朗与欧洲的联系被切断。这段历史造成了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近东帝国继承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和他的部长们与西方国家谈判达成了核协议，就像中国一样通过激活资本主义体系和向世界开放，有可能重塑伊朗的地区经济强国地位。但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认为，伊朗更像是前苏联，如果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上妥协，伊朗很可能会发生解体，因为波斯人统治着伊朗众多的少数民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将这种状况称为：“实用主义与原则主义（那些相信第一原则的人）的对立。”国际危机集团的瓦埃兹（（Ali Vaez）将这两个群体一分为二，区别为激进或不激进的，于是至少有四个不同的派系在伊朗的多元权力中心争夺影响力。这种极其松散权力配置有助于“内在的连续性”。瓦埃兹和萨迪加布都认为，尽管有核协议，但伊朗在未来几年内都不会走向中国模式。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模式更有可能在伊朗出现。也就是说，伊朗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后现代的帝国，在中东和中亚具有吸引力以及与欧美国家保持正常关系，而在未来若干年延续一个腐败的、资源丰富的、饱受抱怨的国家。

尽管人数上比那些希望看到更有活力的伊朗的人要少得多，教士和革命卫队精英们拼死争夺权力，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鲁哈尼政府的支持者可以逃往西方国家（他们都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而在此同时那些强硬派们正在两伊战争的战壕中战斗）。一位分析师指出，看到伊朗强硬派在叙利亚制造大规模暴力来支持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就可以想到他们在伊朗国内将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力。记住，独裁政权崩溃经常是因为独裁者自身的年龄和疾病失去了掌控政权的意志。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979年的伊朗国王，1989年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以及2011年埃及的穆巴拉克。对现在这些统治伊朗的嗜血成性的精英们来说，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

伊朗将继续作为一个半身功能不全的大国在黎凡特地区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几年有可能出现在小规模的起义，在该国东南部的俾路支斯坦或西南部的库齐斯坦，但都是可控的。伊朗作为一个不输于中国或印度（以及土耳其）的文明古国，绝对不会像黎凡特及阿拉伯其他地区的那些人造国家容易瓦解；但伊朗也不会进步。从大势上说，如果没有特别意外，未来几年的伊朗和土耳其都可能会像上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一样，名义上是民主的，而政治和制度陷入混乱，军队占据主导，虚弱的中左翼总理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最终下令入侵塞浦路斯。

土耳其和伊朗会慢慢固化为不同类型的威权体制，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崩溃。它们围绕库尔德斯坦的新仇旧恨将逐步笼罩在大解体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正式权力中心将不再能有效的统治，因为所有的地区玩家们，带着不同的地缘政治目标，已经加入到从地中海地区到伊朗高原之间无处不在的战斗中。前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图将成为一幅凌乱的小孩涂鸦画，随着逊尼派和什叶派控制区的收缩和扩张，结果产生了脆弱而激进的微观国家，例如摩苏尔和阿勒颇这样的城市，它们彼此之间沿着古老大篷车路线的互动要多于对各自首都的联系。除了南方被略微削弱的沙特阿拉伯，黎凡特沙漠上连绵不断的弹坑必将对麻烦缠身的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带来影响。请不要忘记，数百万人来自这场战争的阿拉伯难民现在滞留在该地区，他们的孩子都失去了教育，这就使难民的下一代更倾向于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不管安卡拉和德黑兰公开说什么，保持阿拉伯世界的虚弱、分裂和相互争斗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总之，即便伊斯兰国（ISIS）崩溃，无论巴沙尔政权生存或被推翻，都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真正的稳定。

由于安卡拉和德黑兰的政权的宗教虔诚，土耳其语伊朗对前苏联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阿塞拜疆的能源发电厂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密切关系，而导致了巴库和安卡拉在1990年代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土耳其和阿塞拜疆都是世俗国家。随着越来越伊斯兰化，土耳其逐渐疏远了阿塞拜疆，后者仍然毫不掩饰地崇拜而挚爱着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即便土耳其本身已然不是。随后，土耳其决定与俄罗斯合作在黑海海底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对阿塞拜疆的天然气出口构成了直接竞争。伊朗在理论上也应该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构成重大的影响，它的人口、文化和语言，特别是波斯语从历史角度来说仍然是整个地区的组织原则而言。传统上，伊朗无疑同为中亚大国和中东大国。但是，德黑兰纯粹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绝对了这些中亚国家，他们的传统依然受到前苏联的无神论的影响，以及突厥的融合主义及萨满教的影响（加上对反对派的严厉镇压，导致伊斯兰叛乱者至少在这个地区很难立足）。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其前伊斯兰的帝国传统相互交织。由此，我们向东沿着马可·波罗的道路，在已经消逝的土耳其和伊朗帝国的影响之后，我们很快就会遇到截然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的威望在节节上升，远远超过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

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是这个进程的一个关键点。在此之前，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结盟，格鲁吉亚与美国和欧洲结盟。与西方国家结盟还有能源丰富的阿塞拜疆，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绕过俄罗斯，从巴库穿过格鲁吉亚、土耳其抵达地中海地区。但是作为穆斯林的阿塞拜疆亲眼目睹了美国如何在2008年抛弃了格鲁吉亚，在这个基督教国家最需要的时刻，因而意识到华盛顿在危机时刻是不能被信任的，尽管阿塞拜疆人继续讨厌俄罗斯人。现在给阿塞拜疆出售武器的是俄罗斯人，甚至丝毫不顾亚美尼亚的感受。20世纪70年代末，莫斯科抛弃了它的盟友索马里，因为索马里的死敌埃塞俄比亚更加富裕和人口更多。现在，莫斯科想在高加索地区做同样的交易，从亚美尼亚到阿塞拜疆。但它目前不能做到，因为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这是中亚地区的大背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内亚的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全是世俗的独裁者，他们对阿拉伯之春及其后乘虚而入的伊斯兰叛乱深感恐惧。他们同样恐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以及能源价格的下降。他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已经没有朋友，美国对它们的关注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特别是美国最终在阿富汗的失败撤离会留下了一个战略真空。因此，它们渐渐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强了它们自己的合作机制，悄悄地清除了官僚机构内的亲俄势力，采取措施摆脱经济上与俄罗斯的联系。在总体上，它们已经摆脱了俄罗斯，俄罗斯的影响力只有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前者与俄罗斯有漫长的边界，而后者有制度上的缺陷）。从更大范围看，这些中亚国家多数来自斯大林的人为创造，但是其合法性至少在短期内已被证明比人们的预期更强大。（尽管坐落在山地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小国是明显的例外，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其领导人卡里莫夫去世后面临真正的考验）。总而言之，俄罗斯由于自身经济下滑将在这个地区遭到抵制，而正在建设道路、铁路、隧道和管道的中国人让人回想起8-9世纪的大唐帝国，当时中华帝国的势力深入中亚并延伸到伊朗东北部。2013年，中国地区贸易方面是明显超过了俄罗斯，与前苏联五个中亚共和国的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而俄罗斯仅为300亿美元。中国公司现在拥有哈萨克斯坦近四分之一的石油生产能力，以及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一半以上。

上海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指出：“中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所有大国交汇的地区。”尽管中亚历史上不仅包括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还包括了蒙古、中国新疆和阿富汗。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影响之外（反过来受到它们自己帝国遗产的影响），美国仍然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伊朗基于其帝国历史的是阿富汗西部的主导者，就像印度在阿富汗东部一样。事实上，当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视为独立的政治单元的时候，它们的命运已经日益与近在咫尺的中国新疆和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交织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地区是世界大国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但它确实意味着中亚将成为这些大国注册关系的地方。换言之，中亚将向我们展示谁将占上风，而谁不占上风。

五、俄罗斯与“海洋间地带”

在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欧亚大陆的北端是俄罗斯，这个东正教帝国没有参与到塑造今日欧洲的历史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远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前，中世纪的沙皇们就面临着来自瑞典人、波兰人和条顿骑士团对俄罗斯的入侵，因此只能选择与蒙古人结盟。普京的欧亚主义深深地植根于这段过去历史中，因此“帝国是俄罗斯人国家的默认选项”。普京知道，17世纪中叶沙皇帝国南向扩张夺取中世纪基辅罗斯（乌克兰）的核心地带，使得帝国面向黑海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它标志着俄罗斯的劲敌波兰—立陶宛邦联的解体。斯大林在骨子里也谙熟这段历史，在他的“革命帝国”范式的指导下击败一切真实和想象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于中东欧的威胁。而且，中东毗邻中东欧，它的无政府状态也是普京无法忽视的，特别是与俄罗斯相邻的高加索地区的权益。因此，普京眼中的大中东和中东欧是一体的，俄罗斯自己的欧亚地理学使其成为现实。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得黑海盆地成为俄罗斯地理学的中心挑战：在这里，俄罗斯与乌克兰、土耳其、东欧和高加索相交。换言之，这就是欧洲面对的近东地区，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冲突都集中在这里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大黑海地区构成了将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结合起来的地缘政治概念，将土耳其置于前线和中心的位置，与阿塞拜疆和罗马尼亚这两个高加索和巴尔干枢纽国家一起对抗俄罗斯。黑海的冲突体系不亚于19世纪的加勒比地区和今天的中国南海和东海。然而，黑海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国防和安全官僚机构的地区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黑海属于其他地区之内或者其他其他地区之间，这标志着动态的、有机的地理学并且为欧亚大陆提供了定义。普京比我们更智慧地把握了这一点，他的战术技能植根于精确的地理概念。

因此，乌克兰和叙利亚与普京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面对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现实复活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概念：Intermarium，即拉丁语的“海洋之间”——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海洋间地带”包括了从北部的爱沙尼亚到南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东部的高加索地区，这条充满争议的边缘地带曾经构造了德俄之间的冲突带，现在又塑造出美俄之间的冲突带。美国的全球力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抵制俄罗斯将这一争议边缘地带“芬兰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欧洲不再像冷战后那样获得隔离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保护，正如我所说，地中海盆地数百年来的第一次由于穆斯林的迁徙而变得真正统一，使得欧洲无法隔离在黎凡特和北非之外。这样我们回到了中世纪的古老的制图学，其中“东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因为区域相互重叠而且定义模糊不堪，甚至祖国的概念也变得严格地方化，仅限于某个城市、乡镇及其周围的乡村。也就是说，“近东”如今要从欧洲内部开始算，考虑到巴尔干国家脆弱的体制、高腐败程度、以及普遍存在的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以及比中西欧国家高得多的政治不稳定性。这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和长期欧洲战争的遗产。是的，东方和西方的二分法正在打破过去的世界，而微妙的变化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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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唐中国与阿富汗的教训

在欧亚大陆上，中国对俄罗斯的制约将大于美国。事实上，俄罗斯的欧亚关税同盟的整个潜在逻辑就是在其可能的情况下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有其非常独特的帝国思维模式。因为，作为一个历经数个王朝的千年大帝国，中国把自己的优越性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来没有试图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影响和统治治理其他国家。（这一点使它与美国的民主普世主义截然不同，美国总是抱着一种宗教式的心态将自己的原则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特殊的帝国传统使它能够与各种各样的政权处理好的关系，无论这些政权是友善的还是邪恶，无需任何观念上的愧疚。在不可计数的世纪里，中国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草原上的所谓野蛮人，部分地包围着平原上的汉族农耕区。

中国的22个都市群，其中每一个都至少包含一个超级大都市，都坐落在汉族的农耕区内，形成了历史上中华帝国历代王朝的领土，不包括半包围着的草原地区。只有在18世纪中叶，中国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将中华帝国的版图拓展到蛮族所控制的沙漠和草原地区，从而为当代在地理上与穆斯林中亚地区相重叠的中国提供了背景。因此，曾经威胁汉人区的周边危险依然存在，不仅在中国之内，也在中国国境线之外。中国希望通过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在政治上迂回这些不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安抚这些少数民族，但这也可能使中国西部的分裂主义与分子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民族分裂分子已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接受了培训。换言之，互联互通并必然创造出更加和平的世界，尤其是当改变现状，哪怕是更好的改变，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族裔不稳定。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被那些批评他的人忽视或完全没有抓住的核心观点认为，族裔和文化的紧张是现代化和发展进程的核心。中国的快速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强有力地检验着亨廷顿的理论。

中国在亚洲中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与它在南海和东海海洋活动扩大密切相关。目前，尽管只能在其邻近海域进行有进取心的行动，中国已然取得了从未有过的保障陆地安全的能力。历史上，除了明王朝15世纪初郑和率领的舰队远洋之外，中国始终受到来自西方、西南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因此，中国没有东方的海洋传统。但是，全球化尤其是其对海上交通线重要性的重视，使得中国必须要在广袤陆地延伸出的蓝水中去投射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中国在陆地国土上必须保持安全，需要确保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的稳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带一路的战略。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基本沿袭了古代的丝绸之路，当时大唐帝国的军队穿越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地区建立了一条直达伊朗呼罗珊瑚的保护带。事实上，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波斯几乎触及了中国在草原上的边缘地带，波斯语和帝国的疆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中亚。当时的中国和波斯都是富甲天下的、被好战的沙漠民族环绕的农业文明，因为丝绸之路而相互发生了联系。这两个伟大帝国也都在近代被西方列强羞辱过。这就构成了如今维护中伊关系的情感和历史的基础。伊朗铁路局副局长侯赛因·阿斯霍里表示：“我们（伊朗）在丝绸之路计划中的目标首先是联通伊朗与中国市场，而不是中亚。”因而，即使是在日益脆弱的欧亚内陆，前帝国的衰落速度也会比其他国家慢，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会更加密切。

因此，忘记预测无政府状态的悲观主义者和预测互联互通的乐观主义者：这两种趋势都将同时发生。而且，只要抛弃自由主义执迷的线性进步的范式，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再想想马可·波罗的世界：丝绸之路网络上旅行者时刻面临的危险与其创造的巨大财富，始终相伴相随。

在所有国家中，巴基斯坦会成为中国跨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及穿越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响应国。这段丝绸之路的分支要求中国提供460亿美元的投资，从巴基斯坦阿拉伯海沿岸的瓜达尔港（Gwadar）（中国已经建成的港口）向北部修建一条1800英里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经俾路支斯坦沙漠至喀喇昆仑山脉进入中国西部的新疆。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得到过超过这个计划的能协助其稳定的援助，包括平定边境上的叛乱，中国也从来没有这么大投入地巩固自己草原边疆的安全。事实上，来自于中国的压力远远超过美国的压力，驱使巴基斯坦人在过去几年打击北瓦齐里斯坦的恐怖主义网络，因为倡议中的丝绸之路给北京提供了华盛顿梦寐以求的对伊斯兰堡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能否拯救巴基斯坦依然令人怀疑。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管制能力加强，伊斯兰堡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所减少，但这个国家的形势在根本上仍在恶化。电力短缺的压力还在继续（虽然，通过煤炭进口就可以很快得减轻），而且水资源短缺也在恶化。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仍然高于2%，意味着人口每隔35年就要翻一番。（中位年龄22.7岁）大面积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并没有看到有效的反腐败行动。卡拉奇是一个充斥着贫民窟和堡垒化别墅的混乱城市，在这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城市里遍布着本地犯罪网络和来自邻近暴力部落地区以及阿富汗的难民。出于安全的考虑，越来越的巴基斯坦政治会议都根本不在巴基斯坦举行，但在迪拜。不过巴基斯坦仍然不会崩溃，因为它事实上是100个左右的富人家族组成的。（很显然的，谁会从丝绸之路计划中获得最多的经济利益。）这种寡头政治与菲律宾十分相似，这是另一个制度薄弱、人口拥挤、地理艰难的国家。当然，不同于菲律宾，巴基斯坦据称拥有200件核武器，即使另有报道称巴基斯制造小型战术核武器，分散部署在全国各地，让美国人难以定位。

换句话说，在这一现象无处不在：在黎凡特地区和中国西部之间，没有一个国家有效地改进其智力能力。它们或者在衰弱，或者毫无进步。

巴基斯坦的长期不稳定可能会阻碍中国完成其从印度洋向北进入中国西部的丝绸之路，从南段的俾路支省到北端的新疆，整条路线上都受到暴力分裂主义势力的煎熬。中国作为一个安全国内实体只可能存在于其大农耕区，从中将其利润丰厚的贸易触角向外伸展。因此，中国及其影响的区域再次复制了马可·波罗熟知的中世纪地图。作为地球上的干旱区域，地区本身不会告诉我们21世纪谁在大中亚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真正的稳定性，包括高加索、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考虑一下阿富汗的现实。美国军队可以勉强保住在阿富汗的脸面，但不可能保持阿富汗的稳定。如果谁拥有在经济或政治上稳定阿富汗的钥匙，那便是在此开采资源的中国，以及建设通过阿富汗南部至印度洋的天然气输出管道的里海国家。同时，印度和伊朗也共同努力对付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的影响。如果印度人和伊朗人可以完成恰赫巴哈尔（Char Bahar）港口和运输项目，将这一印度洋上的伊朗港口与中亚连接起来并延伸到阿富汗，这可以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从瓜达尔港向北延伸的丝绸之路分庭抗礼。对俄罗斯人而言，他们对打击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感兴趣，因为阿富汗与前苏联的联系，他们会继续发展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情报联系。阿富汗为美国权力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的教训，这是华盛顿精英们对地理的持续相关性以及威胁的不尊重所带来的。

在过去40年，阿富汗一直在各种形式的战争状态中；而过去70年来，巴基斯坦从未摆脱过部落叛乱和政治动乱，这表明将印度次大陆设计为两个大国和若干小国的布局，可能不是人类政治组织中的最后一个提法。政治地图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巴基斯坦可以部分地崩溃成一个大旁遮普，而俾路支斯坦和信德将事实上独立，进而对印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正是我想说的印度次大陆：由于阿富汗的部分地区曾经被纳入印度各个帝国朝代，新德里政府总是在理念上把阿富汗视为大印度的一部分，从西部的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东部的缅甸丛林。当中国垂直向南扩展到印度洋的时候，印度力图沿着印度洋或靠近印度洋水平方向扩张，建立日益增长的在波斯湾的特殊影响力。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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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削平的喜马拉雅山与民族主义的暗流

军事技术带来的空间距离压缩为中国与印度创造了新的地缘战略冲突。印度的弹道导弹可以威胁中国农耕文明区的城市，而中国的战机可飞抵印度次大陆的上空。印度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而中国军舰在印度洋上航行，中国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港口开发项目事实上形成了对印度的三面包围。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墙已不再隔离这两个伟大的文明，过去也不时被打破。通过西藏、尼泊尔、西孟加拉、缅甸的中印贸易通道连接了拉萨、加德满都和加尔各答，这条通道将更加成熟，和平的贸易缓解了地缘战略的紧张。而这扩大的车辆运输网路也可以让中国的坦克进入印度。中印的互联互通并不预示着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欧亚大陆正在被整合单一的贸易和冲突体系。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写道，15至16世纪末葡萄牙人覆盖整个印度洋区域港口和贸易货站的海运网络，将广袤的欧亚大陆纳入新的全球体系之中。后现代的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港口投资（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吉布提和坦桑尼亚），就像葡萄牙人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所作所为一样，把地图上的航线连接起来，这些新建的港口与马可·波罗的返程路线基本一致。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写道：这张由中国、中东和非洲组成的“网络”占当下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中国的海洋帝国。像葡萄牙人一样，主要局限于海岸，但不能保证中国在内陆的重要影响力。缅甸政治的自由化提供了一个例子，通过与印度和美国接触避免被中国控制：地理因素仍然占主导，但全球化和通信革命扩大了域外力量的机会。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船创造了全球体系，这个体系的复杂性现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峰，包含了多维度和相互锁定的暴力冲突趋向。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俄罗斯正在出现帝国导向的影响力，尽管它们内部都存在源自深层结构的经济脆弱性。而其国内的脆弱性会导致在边境上采取激进的姿态，因为民族主义在社会压力面前可以充当统一的力量。中俄是组成整个欧亚冲突体系的中枢国家，考虑到欧亚超级大陆两端之间日益紧密和充分的互动性，这两个国家的内部变化都可能引发整个东半球的冲突。

这个世界表面上将是全球性的，但民族主义仍然是组织基石。卡塔尔、迪拜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代表着这个全球性的表面。让人不禁想到，20世纪初五花八门的黎凡特地区的亚历山大、士麦那（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和贝鲁特，在这里，历史学家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写道“人们转换认同跟改变语言一样容易。”而同一时期的敖德萨，这个国际大都会“与国家无关”。萨洛尼卡（希腊）属于这个令人兴奋的类别，但这里的黑历史是，当族裔民族主义扎根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解释说：“穆斯林变成了土耳其人，基督徒变成了希腊人。”世界主义宽容度占据主导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让位于固化的民族和族裔区别。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一致的，因为帝国的定义是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的，无论它们的声誉如何之坏。正式的帝国主义的终结以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前帝国的内部持续弱化，对这些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黎凡特城市而言并不友好。拥有众多国际劳工的海湾城市国家和新加坡有点像古代的亚历山大和士麦那，但阿勒颇、摩苏尔或卡拉奇肯定不是，在欧洲帝国统治崩溃后产生的威权和派系国家体制要么是破碎的（如巴基斯坦），要么是无能的。在这样的地方，社群暴力是常态，根本没有陪审团的概念。

海湾国家和新加坡依赖充满活力的世界贸易秩序，而这又依赖于稳定的力量均衡，它们几乎没有能力给自身提供基本安全。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什叶派的暴力、沙特与与伊朗的战争、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战争，都可能会破坏这些城市国家的经济。这些城市国家所代表的逐渐积累的企业财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和无法控制。

我最近访问了杜卡姆港（al-Duqm），建在荒凉无人的阿曼海岸线中间。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的铁路和航运综合体发挥了阿曼位于亚洲、中东和非洲之间的印度洋交通枢纽的特殊优势。就在在几年前，杜卡姆港还根本不存在。这证明了地理区位的持续重要性。由于杜卡姆港恰好位于波斯湾之外且非常靠近，海湾内的冲突进一步提升了该港口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铁路和输油管道终端（将来起始于北方的科威特）可以为停泊在安全的霍尔木兹海峡外的船只供油。此外，建设杜卡姆港还预期美国第五舰队在不久地将来需要一个比海湾内更可靠的港口。将欧亚贸易体缩减为一个港口系统的杜卡姆港是一座悲观主义的纪念碑：预示着随着互联互通带来的未来的冲突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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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萎缩的边缘地带及其对保加利亚的意义

在这个越来越拥挤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欧亚非大陆的一端与另一端之间会产生很多层次的水平联系，导致美国越来越难以着力。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成为阻碍美国影响力的贸易和运输供应链的一部分。过去，欧亚大陆太辽阔了，以至于没有任何一方能占据权力优势。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汗（包括忽必烈）的蒙古帝国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异的例外。但是随着技术缩小了空间距离，贸易和供应链的可能性不断扩展，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之间表面上的欧亚一体化似乎成为可能，中国将成为领头羊，就像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一样。然而，在中世纪中叶的元帝国并对欧洲并没有构成挑战，在一个更加缩小而密切的高科技世界中，这样一个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对美国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美国也会有机会，同样借助互联互通，美国可以利用缅甸来制衡中国。作为欧亚非大陆板块外的主要卫星地带，北美地区仍将是世界历史的枢纽，特别是它能免受来自欧亚非大陆动荡的冲击。这样一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动荡，因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快速增长，相对于日益减少的农村人口，他们也不会那么清心寡欲。事实上，棚户区、贫穷苦难和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正在定义当前欧亚非大陆的超级大城市。城市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甚至更开化的世界反而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这就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公司化装酒会的宾客们容易犯的错误：他们错误地将财富创造——以及不均衡分配的财富创造——等同于政治秩序和稳定。

不过，美国的问题是，一个世纪以来，它试图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半球拥有它在西半球同样程度的统治地位。这当然仍是可能的。尽管一个国家本身可能不会获得这样的统治地位，而一个大国家集团却是有可能的，非西方化的欧洲、俄罗斯、土耳其加上伊朗，有可能借助中国的力量通过贸易和丝绸之路联结起来。欧亚大陆越来越小，这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于在这片超级大陆玩弄利用一个大国制衡另一个大国的游戏。试想一个冲突和分裂越来越多的世界，被技术发展和超级大城市的增长而放大，同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新的基础设施在大印度洋区域的陆地和海洋全面展开，这些都将阻挡了美国在旧世界的影响力。美国将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力量的国家，但是在通过贸易日益密切联系的超级大陆上，美国的力量将越来越不作数。

在我描述的政治衰弱和停滞的大中东和中亚地区，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画面，也是问题的重点。因为世界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行动规模的庞大使得任何一个类似美国的地理支点都很难占据支配性地位。

或许没有地方可以比保加利亚更好地提供美国面临挑战的观察，就像很多华盛顿政策精英们看不见的许多国家的一样，保加利亚从未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位于欧洲的东南端，历史上属于近东或者是“土耳其欧洲”的一部分，19世纪末期的大部分的巴尔干国家都被贴过这个标签。此后在冷战时期保加利亚是苏联最忠实的“华沙条约”的卫星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美国赢得冷战，北约和欧盟无敌天下的十余年里，保加利亚把自己的未来完全交给了西方。美国和西方强盛的时刻，即使华盛顿很少有人关注它，这个国家认为在西方的怀抱中是安全的。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共同边界，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接近，以及与斯拉夫密切相关的语言，这些似乎都不像以往那么重要了。美国的力量似乎已经战胜了地理因素。快进到今天：保加利亚仍然在北约和欧盟之中，但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正在激烈地竞争这个国家的命运，土耳其成为保加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俄罗斯带来各种形式的颠覆性的活动，从有组织犯罪到鼓励民族主义政党。由于自身治理体制薄弱，而布鲁塞尔（欧盟）无力将自己的力量投射遥远的内陆，保加利亚不得不向威胁妥协，国家的统一性也无人敢保证。“冷战后”的单极世界已经结束，西方本身正在逐渐消失，我们正在回归经典地理学—特别是在欧洲。

事实上，概念上的西方，一个从伊比利亚半岛到黑海的超级国家，现如今已经在一幅新中世纪的地图上堕落成五彩斑斓的万花筒，混杂着各种政治乃至文明的认同。欧盟依然存在，与之并存的还有国家、地区、城邦，自由主义还在阻挡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力量。这么说并非否定北约的力量，特别是作为区域性军事集团（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维谢格拉德）在欧洲的力量。北约将会完整地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将来还会比过往更加强大，在紧急情况下美国会强迫联盟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施压的强大压力，即便俄罗斯违反北约宪章第五条（译注：北约宪章第五条规定，任何一个北约国家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就等于北约全体成员国遭到攻击，北约将启动集体防卫机制）也不可能唤醒北约，除了召开一场又一场的会议之外毫无所作为。

然而，正如保加利亚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俄罗斯不需要入侵，只需通过逐步破坏边缘国家的民主活力（特别是在匈牙利，在这方面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来实现隐秘的自己“海洋间地带”（从波罗的海至黑海地区）的影响力。在此，欧亚大陆和近东从欧洲开始。

一个明显的现实是：美国可以捍卫自己狭义上的利益，但不能将世界变成自己版本。换言之，我们无法从其内部来保卫保加利亚——更不用说伊拉克或阿富汗了。

九、地缘政治中的海权

我们（美国）对这一困局的回应首先需要准确界定我们是谁。从地缘政治学上说，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作为最大的卫星岛屿在欧亚超级大陆之外运行，使命是捍卫我们从中受益的自由贸易秩序。延续大英帝国海军的传统中，我们保护着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自由贸易通常与自由民主串联，但自由民主并非其必要条件。摩洛哥、埃及、约旦、阿曼、新加坡等国家数十年来属于开明专制的类型，但是助益于自由价值观在全球的推广。我们的盟友主要是民主国家，但并不都是如此，正如上述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个世界纷繁复杂（而且越来越负责），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内部体系。相反，我们应该开始问问自己如何谨慎而节制的行动，同时又不会沦入新孤立主义。海空军的力量实际上适用于有节制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们在地球上大范围投射美国的力量，而不会在陷入某个陆地的泥沼，不会造成重大伤亡。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局限性，尤其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两大力量投射优势正在逐步下滑：作为基础设施在1941年至1945年间没有被摧毁或严重破坏的唯一大国的优势，以及国内庞大市场保护其工人免受残酷全球竞争压力的优势。我们的中产阶级是建立在这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基础之上，并且数十年来愿意并能够支撑巨大的军费开支。

不过，尽管我们（美国）的地位在恶化，但欧亚大陆上的两大主导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内部的处境更加恶化。它们面临着种族、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性挑战，相比之下，我们的程度算轻的。它们在可预见未来的稳定性和作为单一国家的存在受到质疑，而我们不会。我描述的欧亚大陆是充满无休止的危机、政治停滞和虚弱世界，一个混乱和财富并存的世界将使我们的竞争对手应接不暇。欧亚大陆上的国家能力正在下降。与此同时，能源丰富自给自足，与海洋和加拿大北极接壤的我们，有着欧亚大陆上的大国没有的喘息空间，即便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左右超级大陆上的均势。我们正迎来一个相互比较无政府状态的时代。

这里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亚太地区保持如此大的影响力，即使我们身处世界另一半的远方，甚至要直面东亚地理和经济核心的中国的崛起。并不是我们的海军存在获得了这么大的影响力，而是我们的海军存在与所有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相互融合，他们意识到我们只是在欧亚大陆的一个遥远的地理卫星国，我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再重复一次，考虑到北美与东亚的遥远距离，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这里飞扬跋扈，而因此我们是值得信赖的。我们是有信誉的大国和正直的中间人，守卫着每个地区经济体都必须依赖的自由贸易体系。

因此，现在应该将“亚太再平衡”（Asiapivot）的概念扩展到涵盖整个欧亚大陆边缘的航线上了，这不仅包括西太平洋，也要包括印度洋，我们的影响力沿着马可·波罗回程的海路，从中国到威尼斯。在面对复杂而棘手的陆地局面时，海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塑造地缘政治的补充答案。在这里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想法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的观点不谋而合。

海权并不意味着统治海洋，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海军的大扩张，这意味着要将我们在波斯湾的存在与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存在整合起来。这意味着借助印度，美国事实上的盟友，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更具体地说，我们需要相当于21世纪的煤炭补给站，建立在稳定而又可靠的边缘地带国家，我们可以在那里前置后勤补给物资并执行远程打击任务：可以想到的地点包括阿曼、迭戈加西亚、印度和新加坡。

我们的陆上战略应该是次要的，应该服从空中和海上战略的需要，而不是相反。与海空战略相比，陆上战略更容易被定义为帝国军事战略，因为陆军基本上就是占领的同义词。我们必须从地域控制（domain control）转变为地域阻遏（domain denial），因为我们在大中东和中亚地区军事存在的唯一的目标是摧毁或打断（敌人的）行动意志。（这应该是“9·11”事件后我们处理阿富汗的方式）我们从20世纪初的菲律宾、60年代的越南认识、以及近十年伊拉克获得的一个可怕的教训就是：入侵就是统治。一旦你决定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管理你刚刚征服的领土就是你的工作了，除非你能马上找到能帮你管理的人。

（我个人也希望自己在支持伊拉克战争之前能更好地想透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1952年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之后，我们能够很舒服并很好地维持这个国家的现状：接受他们已有的政权，别管它是不是民主。

在我勾勒出的从欧洲到中国的这一辽阔的地缘政治空间当中，美国应该尽可能地在军事上保持脱离接触的状态，除非出现根本性的国家利益逼迫我们出手。（这随时有可能发生在网络攻击和核扩散的世界上）可预见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加剧只会出现在亚洲内陆。因此，大规模地面力量干涉的成功几率不会更高，只会更低，尽管这样做的诱惑越来越高。

受到军事干涉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利益是消极的：防止非国家行为体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联手策划或发起攻击我们或我们的盟国;防止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催生明显敌意的欧亚超级大国或联盟，防止在东半球出现像美国在西半球享有同等程度影响力的国家。英国在历史上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大陆上获得统治地位所做的努力，与我们现在欧亚大陆上所做的努力类似。我们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权可以防止这种事态的发展，不需要动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行干涉。毫无疑问，中国在南海的海岛填海工程以及在印度洋的港口发展计划，都是为了把我们从欧亚大陆上推开。而伊朗与印度联手在伊朗俾路支省合作开发恰赫巴哈尔港的项目，抵消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它的俾路支省所共同开发的港口项目，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利的。

在马可·波罗的路线上，我们应该占据介于新孤立主义与帝国式干涉主义之间的地带。这意味着更多的无人机、更精确的导弹、更强大的网络能力、以及更多执行多样任务的特种作战部队。我们应该在旅以下的规模运用兵力，捍卫我们的消极利益，将战场空间塑造在可接受的程度，同时减少在任何地方实施直接占领的风险。我们可以低调地训练当地的武装力量来抗衡危害美国利益的敌对力量，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国内防务，这是我们塑造成果的途径，而且存在着可能性。为此，我们将需要在加强我们的外国地区官员（Foreign Area Officer）的项目，从一线招聘人员，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招的二线三线人员。亚洲内陆国家的衰落意味着未来会产生更多的难民。我们必须利用难民营开展情报收集，历史上我们的对手试图利用难民武装。显然，在许多这些努力中外交仍将是至关重要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国家日益削弱和钙化的情况下，将不会有胜利大游行。

当然，为了应对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陆军，这也清楚地表明我们始终保留着干预的权利——即使我们不干预，或不应该干预。事实上，一支强大的陆上力量本身就会左右对手们对我方的权力优势的算计。这似乎是一项非常昂贵的保险政策，但是在扩张主义和专制国家的诱惑面前，如果我们不维持和部署一支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代价会更大。

尽管存在扩张主义国家在波罗的海、黑海、南海的威胁，更为重要深层动力的还有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内部制度的衰落、国家解体的风险，被流离失所的难民而围困的变得更加破裂和失信欧洲，还有不必再提的中东。天哪，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由官僚制国家和边界明确界定的现代性正在从欧亚大陆的后视镜中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只是其天鹅之歌（译注：西方古老传说中认为天鹅临死前会发出忧伤动听的歌声）。

让我们这里回顾一下：在更加深刻而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上，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指出的，随着现代国家的问题在日益增加，城市国家和半遮半掩的帝国传统会越来越突出。我们可能会回到马南所说的古老的城市、帝国、部族或族群的政治形式。同时，在欧亚大陆上，新创制的国家则深受侵害。因此，这幅地图越来越多地被新中世纪主义所定义，就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模式一样，美国过去干预和互动变得越来越不相关。欧洲将成为这个相对无政府状态时代的坩埚——数百万来自衰落国家的难民迫切想要进入的地方。而一个有意识地保持自身一尘不染的美国，并在东半球维持一定程度的海上控制力，至少在地缘政治上相对安全。

十、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国真的可以保持一尘不染吗？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的精英们正在忙着妖魔化俄罗斯和中国的统治者，沉迷于针尖对麦芒地与这两个大国在波罗的海、黑海，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争斗。尽管我跟其他人一样，要求对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试探性行动作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毕竟对试探性的行动反应过于软弱,将会诱使对方错误估计自身的实力——这是引发战争的常见原因，但是鉴于在这片冲突日益上升的区域，存在着无数引爆敌对行动的场景，有一个缺乏政策辩论的根本性问题是：一旦暴力敌对行动开始，你如何结束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战争？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一样，21世纪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具备持久作战的能力，即使输掉一场重大的冲突或者导弹交换，依然可以坚持下来。这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假设在波罗的海盆地或南中国海的战争是短暂的，高烈度的和克制的。但谁知道这可能释放是什么？华盛顿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绝对不能想象战争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或者可以外科手术式地局限在一个地方。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欧亚大陆上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记住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欧亚大陆上的脆弱国家与褪色的帝国紧密相联。数字时代的世界就像一个神经紧张的网络，输入一行字符，会引起整个网络的振动。这意味着在波罗的海或南中国海的爆发冲突，不会局限在波罗的海或南中国海，冲突不会局限在当地，互联互通性本身将放大军事误判的影响。就像席卷希腊所有城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于克基拉（Corecyya）和波提狄亚（Potidaea)相对较小的冲突，驱动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紧张状态的升级。由于科技进步消解了空间距离，现在的欧亚大陆跟古希腊的城邦一样，也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冲突体。而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国家，在很多地方都在衰落。为了避免利令智昏的想法导致悲剧诞生，决策者们需要忧虑如何避免制造更多的无政府状态，正如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

从19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方问题”——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衰落留下的巴尔干和中东——主导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今天，“东方问题”被“欧亚问题”所取代：如何处理在这块超级大陆上衰弱的国家，而更为古老的帝国遗产已经走上了前台。

文章来源：公众号“公共管理与国际关系通讯”

技术编辑：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