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不是普通的主旋律，友情与苦难交织下的音乐精灵

本文作者：李啸天

音乐传记片《音乐家》，以电影论，并不算太出彩。但是，影片依旧值得一看，因为影片中的那段故事实在太应该去了解了。

如果胡军换成张震来演就完美了

说不好，首先在于导演在选角上就存在严重的问题。

由胡军来饰演冼星海生命中最后五年，实在是不太合适。不能说胡军不努力，也不能说他演的不好。剧中，胡军前后的形象反差极大，为反映死前冼星海的形象，减肥17斤，瘦弱且长发的形象，留给人很深的印象。

胡军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之前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实在是过于深入人心，在大家心目中已被类型化了。由他去演一位柔弱患病的音乐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最可怕的是，出戏。

替导演想了想，片中冼星海困苦病弱中带着坚强的性格，选一个合适的演员挺难的，想来想去，由张震来演应该更好一些。气质贴近，迷茫中带着坚韧，困苦中带着坚强，而且形象上也接近。张震也是戏痴，交给他起码不会出戏，而且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作为传记片，张震主演过吴清源，而且获得了交口称赞，能力上肯定没有问题。

葛优主演《赵氏孤儿》，本来是苦情戏，但因为是葛优，结果总是让大家看着想笑。导演要传导的意向，与观众自发的情感取向是相悖的，这就存在极大的问题了。胡军在《音乐家》中就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副面孔，给人的感觉随时随地都可能要爆发。但实际上，冼星海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倒是《音乐家》中的女演员阿鲁赞·加佐别可娃演的特别好，柔弱中的宽厚，待人以诚，很打动人心。还有，片中的哈萨克小女孩的表现也超级赞。她们精彩的演绎，多少冲淡一些胡军的出戏感。

《音乐家》故事之前的人与事

《音乐家》作为传记片，传主是冼星海，讲的故事不是他谱写《黄河大合唱》时的高光时期，而是不为人所知的去世前最后五年之间的事。就这一点，就足以激起人莫大的兴趣。

那五年（1940-1945）时间，是冼星海从延安出发，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之间的游历生涯，影片故事将时间更聚焦一些，讲述的是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期间的那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具体时间是1942年12月至1944年1月之间。

从电影中跳开，时间线更长一点，民国期间，一说起中国的音乐家，不外乎聂耳与冼星海两人，至于马思聪，则是很晚之后才崛起的。可惜的是，聂耳与冼星海都英年早逝，实在是整个民族莫大的损失。聂耳出生于1912年2月14日，去世于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冼星海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去世于1945年10月30日，年仅40岁。聂耳不到23岁，就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确是伟大人物。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年龄在34岁上下，也是壮年时期。

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年少时生活在新加坡。中学时回到中国，先在岭南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学习小提琴，后来又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再之后，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直到1935年，30岁的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成为该班第一个中国学生。1938年，冼星海学成回国，正值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他迅即投入到了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创办音乐学习班，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1938年冬天，冼星海来到了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1939年是他一生中创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

1940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已进入后期制作。这部片是反映延安题材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从1936年就开始了拍摄。为了做好后期，导演袁牧之携负责配乐的冼星海等人共赴莫斯科，打算在那里完成整个制作。1940年5月，启程前，毛泽东邀请袁牧之、冼星海等人到自己家里吃饭，并叮嘱冼星海：“党中央决定派你们到苏联去完成这项任务，时间定为半年，完成任务之后马上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为了完成任务，冼星海化名为黄训。西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转往莫斯科。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为1940年11月，随即就投入了创作工作。由于冼星海此时还承担着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职责，他在配乐之余，还挤出时间担负起考察苏联音乐艺术的任务。这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苏联音乐家，组织小型座谈会，并演奏了自己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音乐作品。并进一步投入对《黄河大合唱》1939年简谱手稿的进一步整理、加工、修订、提高和扩大规模配器的补写工作。

影片中早期故事的经过

莫斯科期间，冼星海还还抓紧时间完成了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起稿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后命名为《民族解放交响乐》(作品第五号)。在《创作札记》中详细记述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创作经过：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起我到了另一个环境。我为着不肯离开战争的空气和一般民众对我的渴望的缘故,每天伏在案上写……大约从早上写到深夜我才停下笔，在这写作期中，我曾得过一些皮肤病，耽搁了一些时候，但我岂肯因病而放下笔呢！我仍继续写，病也慢慢好了！一九四一年春欣然地看见了历年来我所想望完成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得以完成！这作品的迟迟完成，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我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前后方情形和民谣小调都加入这作品里，更使我对民族形式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完成交响大合唱《黄河》和《民族解放交响乐》之后，他又创作了《第一组曲:“后方”》，在这部作品的《创作札记》中写道：“第一组曲:‘后方’(作品第九号)。这曲原是在西安(一九四〇年秋)起稿，本想名为钢琴演奏曲子，内有四段，后来在钢琴上听了，颇好，听者又爱这曲，有人劝我用管弦乐编出来，于是我就一九四一年春在M城完成此曲。内容有……”

“这曲还没有完成时，德国法西斯蒂在六月二十二侵入苏联边境。我非常愤恨德法西斯的侵略，因此更用心写，含意反对德法西斯。虽然标题为中国组曲，但是这是反法西斯的组曲。在写作这曲当中，我曾听过好几次警报，德法西斯来了一些飞机想轰M城的，他们炸中了民房，医院和学校，残杀了有病的人和孩子，摧残了文明和安居的居民。这一来又激起我要写第二交响乐去反对世界的罪人，战争的挑拨者，祸魁德法西斯蒂。我立意写，我一定要在最近写成！……但为生活的变更所迫，我又停下了好久没有执笔，我想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草成它。”

原定的半年时间，转眼过去，时间到了1941年6月22日，这天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苏联进入战时时期，该片制作也随之停顿。当时冼星海居住的宿舍民房及整个莫斯科城市被炸得一片狼藉，处于疏散及一时的混乱之中无法动笔。

此时，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音乐创作业已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已接近尾声。现在轰炸与战事，让一切都变得混乱与无序起来，《延安与八路军》的拷贝并没有完成制作，已完成的也无法再运往中国。其中个别镜头及影片音乐曾被用在一九五〇年中苏合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里。电影拷贝被装上汽车，打算运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去。

冼星海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一行十余人搭伙，其中包括林彪、李天佑（开国上将）、李士英（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以及袁牧之、钟赤宾等文人在一名苏联上校的护送下撤离莫斯科，于1941年年8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打算借道返回中国。他们原计划越过蒙中边境，穿越沙漠地带，返回陕北。一行人日夜兼程，来到中蒙边境大青山时，未料遭遇日军严密封锁，无法通过，无奈只得折返乌兰巴托。林彪等人返回了莫斯科，其余人滞留下继续等待机会。

熬了一年多，到1943年夏季，李士英打听到由乌兰巴托向西，从蒙古西南部，可以绕过日军控制的蒙中边境，可以进入宁夏，再绕道去延安。但是这条路需穿过戈壁沙漠和无人地带，以及国统区，迂回曲折，行程长达4000公里，异常危险，生还的可能性也很小。

商讨之下，年轻力壮、会骑马、会打仗的李士英、李天佑两人决定闯一闯这大戈壁滩的沙漠死海，挑战一下人生极限。决心下定后他们暂以养兔为生，积极准备，积蓄力量，待他日冒险归国。后来他们终于成功了，于1943年夏日起程，1944年春天回到延安。当时，冼星海非常想与二李一起回国，但想到自己的体质，远不如身为战士的二李，就对李士英说：“我一不会骑马，二不能打仗，身体也不如你们好，看样子不能和你们一块闯戈壁滩了，不过我是要回延安的，我准备先在蒙古待一段时间，以后看情况再想办法回国。”李士英回到延安后，听说冼星海已经病逝于莫斯科，禁不住泪水长流，连声哀叹：“当初如果坚持拉着他一起穿越沙漠，也许他就跟我们回延安了。我们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位天才音乐家，真实太让痛惜了！”

从阿拉木图回国行得通吗？

冼星海与李士英、李天佑分别后，于1942年春天回到了乌兰巴托。当时，冼星海、袁牧之等人来到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时，已是个个蓬头垢面，面色苍白，穿着沾满油污的蒙古式旧棉衣和毡靴，看起来像是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经受过长期磨难度过监狱生活被释放的人一样，使得不明真相的中国工人俱乐部工作人员，人人都用警觉的眼光试探着接近他们，并不时提出种种疑问和猜测。冼星海用音乐征服了他们，随即隐瞒中共身份，化名为孔宇，受聘为中国工人俱乐部音乐组教员，不久经工会中央理事会批准增加了他们长期工作的定员编制。期间，他组织了中国工人俱乐部最大规模的音乐会，公演《黄河大合唱》和小提琴独奏《乌兰巴托的早晨》，在蒙古的音乐界及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冼星海一心想回国，想回到延安，回到自己的妻子与女儿身边。1942年的冬天，他只身秘密离开乌兰巴托，返回苏联，经由莫斯科，于1942年12月9日到达阿拉木图。

在莫斯科，起初，他找到林彪，希望搭乘护送林彪的专机一起回国。一开始，林彪一口答应。谁知后来林彪变卦，只身回国，没有携带其他人员。冼星海只好去了阿拉木图，打算去那里寻找《延安与八路》的拷贝，并相机回国。但莫斯科的冬天特别寒冷，他得了感冒，因没有及时治疗转成了肺炎，这也为他的死亡埋下了病根。

阿拉木图靠近新疆边界，也是德国法西斯没有触及的地方，冼星海想着从这里回国会方便些。但实际上，新疆军阀盛世才是一个多变之人，身为“新疆王”，他起初与苏联走的很近，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并一度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红军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在陈云的联络下，盛世才对这批红军做了妥善安排，还特别是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军事技术人才，这是他的历史功绩。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1938年2月，受中共党中央派遣，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39年陈潭秋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但随着苏德战事的爆发，而且苏联对盛世才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开始抛弃共产主义，转向三民主义。苏联也有意扶植其弟盛世骐取代盛世才，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将其暗杀。这也是他彻底与苏联及共产主义闹掰的标志性事件。随后，他逮捕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并将他们杀害。1943年，盛世才正式加入国民党，效忠于中央政府。

这样的变化下，身为中共党员的冼星海想要从哈萨克斯坦回国，已经不可能。而且，盛世才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也让苏联对哈中边境的管理变得严格起来，交通完全中断。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只能眼望着中国国土而不能回，心中十分沉痛。

偶遇贵人，收获卓越友谊

等冼星海流落到阿拉木图，经过长途跋涉，他已是精疲力竭、饥寒交迫、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内装生活用品杂物的小皮箱，已处于衣不能御寒，食无处索取，没有户籍，没有工作，没有熟人，更没有归宿，语言不通，蓬头垢面，疾病缠身的境地，完全与组织失去联系而沦为不折不扣的流浪汉。

当他流落在街头上时，恰遇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相仿的年纪，还有冼星海携带的小提琴，激起了拜卡达莫夫的同情，将其带回了家。就此，一位是只会说俄语和哈萨克语的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一位是只懂英语、法语和中文的中国音乐家。然而，他们却用音乐这个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书写了绵延近80年的友谊。

战时时期，身为苏联加盟国的哈萨克斯坦奉行苏联的管理政策。当时，法律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收留非法人士。因为冼星海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假说自己是一名流浪艺术家，名字叫黄训，但拜卡达莫夫还是无条件地收留了他，并对他以诚。这一阶段，正是苏联卫国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全国上下供应紧张、粮食奇缺的时刻，在哈萨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冼星海被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安排在其妹妹达娜什·拜卡达莫娃家。达娜什的丈夫则卷入了苏联的肃反之中，刚刚被自己人处决。达娜时尚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寡身一人，带着年幼的女儿卡丽娜过活，他顺从哥哥的意见，不得不收留身份奇特的冼星海。起初，达娜什是抵触的，但慢慢还是接纳了这位来自东方的音乐人。

巴赫德让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冼星海巨大帮助，还积极为冼星海找工作，推荐他到北方的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

巴赫德让与达娜什无私的帮助，让冼星海与他们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让他们的后代结成了友谊。但巴赫德让始终不知道他眼前的这位朋友就是中国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只知道他叫黄训。巴赫德让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中国伟大音乐家冼星海(黄训)于莫斯科病逝”的新闻，一家人才知道，家里收留的陌生人竟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

病痛中不改初心，冼星海的伟大之处

由于战时空缺经济的状况，尽管巴赫德让与达娜什无私地供养了冼星海，但总体条件的限制，严重的营养严重不良还是导致了冼星海身体浮肿，疾病缠身，且情况日趋恶化。

在这样的环境中，冼星海在创作上却丝毫没有停止。他完成了于1942年春天在乌兰巴托已写成的两段描写乌兰巴托一天的第三组曲，抵阿拉木图市后写成最后三段，最后定名为《敕勒歌》(作品第十三号)；1942年为其在西安期间以唐代诗人李白的《忆秦娥》、宋代诗人吕本中的《采桑子》、宋代诗人宋敦儒的《杨柳枝》、清代诗人彭羡门的《竹枝词》四首古诗谱写的抒发与亲人离别之情的艺术歌曲配以新的和声编成《古诗情别》(作品第十四号)，试图利用古诗配以新的和声以更进一步接近中国古调的尝试，同时充分抒发了其身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亲人之情；他还受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委托，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写出第四组曲:《满江红》(作品第十五号)，向哈萨克人民介绍中国音乐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1943年1月8日起，冼星海又在阿拉木图起草了早在1941年6月22日在德国法西斯对莫斯科人民的血腥轰炸声中于莫斯科构思创作的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作品第十七号)的第二、三段，5月修改，6月配器，7月中断，8月继续写作，直到10月19日正午终于完成了该交响乐的全部乐队总谱。在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的首页上写着:“这部交响是献给与爱好自由的英美人民结成同盟的苏联红军,他们正从‘黑色瘟疫’中把被奴役的国家和人类解放并拯救出来。”

就这样，这一期间，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冼星海却迎来了灵感高峰，创作了以哈萨克斯坦民歌为基础的22首作品，以及《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汉语作品。冼星海还与拜卡达莫夫一道，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乐《阿曼盖尔德》，激励哈萨克斯坦人民抗击法西斯，这成为在哈萨克斯坦最广为流传的交响乐之一。《阿曼盖尔德》首次公开演奏时，两人分别充当二号小提琴手和钢琴手。

这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保持着正常的外交来往，国民党政府在阿拉木图设有领事馆，好心的拜卡达莫娃姐弟等哈萨克朋友也曾建议冼星海去那里想想办法，取得一些帮助。但冼星海知道，在1938年离开武汉前往延安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不停地寻找他。如果只为生活，他完全可以接受建议，去领事馆，自报身份，只要放弃信仰，完全可以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但他作为一名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前往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其社会理想与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并未动摇，而是选择不暴露自己真实姓名与身份，继续以流浪的民间音乐家的身份扎根于此，隐蔽下来,保护自己，生存下去，并以自身的音乐才能去赢取异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帮助，顽强地与疾病抗争，默默地工作着，期待革命胜利之后返回延安。

对于当时的情况，冼星海在创作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创作札记》中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四年计划写交响诗、第三交响乐等作品，已逐渐实现了。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我已计划写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因生活的不调，营养的不足，无法继续下去，一九四三年的草稿就停止下去，直至一九四四年正月三十日抵库斯坦纳后(住十月大街四十四号二十二室)在旅馆住了五个月。从那时起(二月)又再草稿，生活是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而每天还要忧虑到粮食，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膳堂不发给早餐营养品，是在月底才能领到，即使领得只够三四天的粮食，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困苦万分，但我仍不灰心丧志，除了在音乐会提琴演奏之外，我还写了三十多首哈萨克民歌的和声伴奏、十首中国艺术歌曲、三首哈萨克民歌(女声)合唱曲，和一些哈萨克的‘丘依’。而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从二月起至六月十日始完成，这作品本来是给交响乐队的，因库斯坦纳没有乐队，只得写两架钢琴一个提琴合奏，在没有完成之前(四月)已认识了阿依和米哈依娃同志，他们热心的帮助，免我在五月间的农庄的演奏，和给我较好的营养品(在膳堂早晚餐)，给了我更多的鼓励。这作品写成后，又得该地的音乐学校的校长冲丘克同志的抄写，始得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库斯坦纳的戏院(当时最大的戏院)演奏。十七日是当地纪念‘阿曼盖尔德’的音乐节，这音乐会是比过去的任何音乐会都隆重。十七日早上十时半在音乐学校最后练习时，当地最高领袖基里姆巴耶夫和党委书记、艺术委员会主席等都来听这作品。演奏后，基里姆巴耶夫和米哈依娃等和我握手，他们很惊奇，而且感动，尤其是基里姆巴耶夫、米哈依娃和党委书记，对这作品的评价甚高，在演奏后，首先由米哈依娃决定这作品一定要在晚上阿曼盖尔德纪念音乐会公开演奏，这作品才能顺利地在库斯坦纳公开演出。但三四天以前，该地的音乐学校校长，他自己估计是决不能公开演奏的，理由是作品本身相当复杂而钢琴家又缺乏最高的技术……这作品公开演奏的结果博得全场的欢迎，掌声如雷似的要求作者出来，我本来就在幕中提琴演奏，因此又得出来给听众认识认识，Phil的工作者，每个人都喜欢，并且来和我握手。在当日，米哈依娃同志和阿依帮助我去领取较好的营养品。我领得一公斤最好的牛油，一公斤多的鸡蛋，一公斤多的香肠，心里何等欢欣。米哈依娃又赠我更好的香烟和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我心里万分感谢这位艺术领导米哈依娃同志。”

在这样的记叙中，生活条件的艰辛占据了很大部分，但都没能改变他创作的初心。直到后来去了莫斯科，住进了医院里，仍然惦记着创作，甚至在逝世之前，他的创作欲望始终没有减退，头脑也一直处于清醒状态。治病期间，他多次向医护人员和前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表示：“我的病在这里是可以治愈康复的，一旦医生允许我坐起来，我便马上拿起笔来继续写作。”

他在病榻上强忍着病痛补充完成了《创作札记》，构思创作《胜利交响诗》(这部作品手稿尚未找到)。

1945年8月15日，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时，冼星海激动万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护理人员高声说：“快!快给我拿谱纸来，我要写一首《胜利交响诗》来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然我的乐思就要溜走了。”

临终之前，他还向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多么希望再活三十年，我还有三十年创作计划需要完成啊！”

可惜，天妒英才，在1945年10月30日，还是不幸病逝，年仅40岁。

《音乐家》究竟讲了什么？

电影《音乐家》就集中讲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时期的经历。整体冲突性并不强，由一系列生活化的篇章构成。

整个影片由三条线索交叉贯穿下来。

第一条是音乐，既然片名叫做了《音乐家》，影片就不只是讲了一个人，而是讲述音乐在艰难的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对民众的砥砺与鼓舞作用。冼星海，以身作则，不断超越苦难，将优美激越的作品奉献出来，激励了整个时代。这一点，音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像《香水》大家没法闻到香水的味道，但那种感染力还是让人感受到了浸透在了香水中的微妙之处。《音乐家》里的音乐同样如此，冼星海用自己的行为谱写了一曲交响诗，以英雄主义的行为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

第二条是友谊，是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达娜什兄妹一家超越国别的友情，让人感动。尤其是兄妹在不知道冼星海真实身份下，依旧无私地帮助他，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努力让冼星海保持着一份体面，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

第三条是异国流浪者对于家国的渴望。冼星海之所以到达阿拉木图，就是为了回家，但是在那里他却无法回去，这种煎熬与孤寂，是一种让人绝望的悲痛，但是他却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创作，并保持着激情，同样了不起。

当然，三条线索之间，有时候会有点脱节，而且部分片段过于平淡，都影响了部分观感。但考虑到传主不同寻常的经历，还有那段特别的友谊。这些片外的传奇，都让影片拥有了额外的看点。只要对这些传奇性有所了解，然后再去看这部影片，那种感受才会更深一些，更会被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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