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推出“王尔德精选集”三位译者谈——“通过翻译，我所理解的奥斯卡·王尔德”

【百道编按】王尔德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心血之作由译林出版社“套装”推出，百道网对这套作品的三位译者进行专访，聆听他们与译林社的故事，他们各自对奥斯卡·王尔德及其作品的解读。通过他们的讲述，读者会对反叛者王尔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会领略他迷人的魅力。

奥斯卡·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十九世纪爱尔兰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王尔德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家世卓越的家庭，是家中的次子。1871年，他以17岁之龄获得都柏林三一学院奖学金，于1874年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在牛津，王尔德受到了沃尔特·佩特及约翰·拉斯金的审美观念影响，并接触了新黑格尔派哲学、达尔文进化论和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这为他之后成为唯美主义先锋作家确立了方向。

1878年，王尔德在牛津就读的最后一年极为风光，不但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也以诗作《拉芬纳》赢得校内一项诗歌比赛。得奖的诗作由学校出资付梓，成为他第一本出版的作品。在出版首本诗集后，王尔德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并来到伦敦发展。虽然年轻的王尔德还没有获得一个文学奖项，但服装惹眼、谈吐机智、特立独行的他在伦敦社交界已经小有名气。1888年5月，王尔德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出版，这本书立刻轰动一时，身为作者的他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1891年12月，他的另一部童话集《石榴之屋》问世，这本书并未像王尔德的第一部童话集那样立即受到欢迎，而是渐渐地，特别是在王尔德死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集。同一年，王尔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出版，这部小说和他的戏剧《莎乐美》及比亚兹莱为后者所作的插画，被公认为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堪称“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在戏剧、小说和绘画方面的三绝。

1895年，昆斯伯理侯爵发现儿子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波西）与王尔德交往长达四年而控告王尔德，公然斥责王尔德是一个好男色的“鸡奸者”。昆斯伯理侯爵是一个暴虐的父亲，与道格拉斯长期以来争执不断，对此，愤怒的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叫王尔德立刻上诉，告侯爵败坏他的名誉。结果王尔德上诉失败，更被反告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被判有罪，在瑞丁和本顿维尔监狱服了两年苦役。这两年，王尔德停止了戏剧创作，在狱中写下了诗作《瑞丁监狱之歌》和书信集《自深深处》。

1893年，王尔德与波西于牛津大学的合照（照片收录于《自深深处》一书中）

2022年5月，译林出版社推出“王尔德精选集”，套装包含《自深深处》《道连·格雷的画像》《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全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王尔德的心血之作，它们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王尔德的魅力。责编唐洋洋认为，《自深深处》里的王尔德是深情的、热烈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里的王尔德是犀利的、毒舌的，而《夜莺与玫瑰》里的王尔德则是纯真的、美好的。百道网采访三位译者，请他们介绍译作的出版故事，以及他们眼中王尔德的魅力。

王林：王尔德多才多艺样样精通，但童话是他的事业起点

《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全集》译者 王林

《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全集》由翻译家王林教授担任翻译。王林长期从事高校英语教学，担任广东省翻译协会理事、广东省外语学会理事、佛山市外语学会会长。已出版《田汉的外国文学译介及艺术实践》等七部著作、《十日谈》《自然主义》等三十余部译作，主编多部高校英语教材，发表核心学术论文十余篇。

王尔德可以说是英语世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时而如日中天，时而一落千丈，阅读他的作品如同解读他的生活一样令人着迷和耐人寻味。不论是他的小说、童话还是诗歌、戏剧，读者只有深入进去，才能真正领略其中的奥妙。

王林回忆称，他翻译王尔德童话这件事要回到20多年前了。1995年初，译林出版社邀请他参加该社一个系列经典名著的翻译项目，因为译林当时已是我国最专业的出版世界名著的出版社之一，而且认真负责，有选择翻译的特别标准，受到邀请的王林开心地接受了。编辑联系到他后，先是让他翻译王尔德童话中的一篇，交给出版社审核，通过之后双方又签合同，正式进行这一选题。

在《夜莺与玫瑰》这本书的译序《王尔德和他的童话》中，王林表示，王尔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不论是小说、童话还是诗歌和戏剧，可以说是样样精通，然而他事业的起飞，风格的形成，可以说都源于童话，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话集问世之后，人们才真正将他视为有影响的作家。英国《典雅》杂志将他和安徒生相提并论，说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称“完美之作”，整本童话集更是纯正英语的结晶。

《自私的巨人》插图

阅读后我们将发现，在王尔德的童话世界中，没有公主与王子的浪漫爱情故事，也有没有怪诞离奇的冒险经历，大部分故事甚至连传统童话里的完美结局也没有。他童话中的王子、公主、渔夫、小矮人、巨人、夜莺等艺术形象，虽然都像其它童话故事中的一样充满童趣，却多了一份撼动人心的厚重，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把童话故事与现实生活关联起来。在2014年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中，刊载了江西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首席教授刘茂生、南昌工程学院外语系教授王晓兰的文章《王尔德童话的伦理判断与价值发现》，文中指出，虽然王尔德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始于抽象的装饰，始于纯想象的、纯娱乐性的作品，它们涉及的是非现实的和不存在的事物......艺术对于事实毫无兴趣”，并因为这一主张被看做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言人，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他的童话，我们可以在其充满唯美色彩的童话中窥见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实际上，王尔德的童话兼具艺术之美和道德之美, 用艺术之美诠释社会伦理内涵。

王尔德的童话除了艺术美感之外，仍然有着许多关于现实的隐喻。这些隐喻看似与各种生活表象展露的“事实”没有任何的联系，它们并不指向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某种现象或是某种社会体制，而是简单地利用虚构世界中美与丑的直观对照，传递儿童都能轻易感悟的善恶之道。王尔德童话的伦理判断没有遵循逻辑论证常见的理性和严密，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在他的童话中都不是水到渠成的论证结论，而是感性的审美情感的一种倾向，即用体验传递体验，用情感感染情感。

王林介绍称，机趣和戏剧性，几乎孪生于王尔德所有的童话中，也是他童话最吸引人的地方。王尔德善于用华丽的笔法和生动的比喻造成机趣的描写风格，而他每一篇童话所贯穿的善良与美丽形象所经历的变迁——心的破裂与死亡，以及其中的对抗和冲突所产生的戏剧性的效果——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王尔德将人性的至美归于至爱，像《快乐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几乎每一个童话都有一个因为至爱而变得至美的形象，体现了王尔德追求理想艺术的初衷，也因为此，在翻译时要尽可能地深入其境，不但要读懂他的作品更要读懂其人。

《夜莺与玫瑰》插图

王尔德无愧为是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始祖。有一次，王尔德给儿子讲《自私的巨人》，竟然情不自禁哭了起来。儿子问他为什么哭了，王尔德说，真正美丽的事物总会使他流下眼泪。童心是童话的源泉，所以童话和儿童有不解之缘；而童话引申出的意义，却可以和保有童心、乐于幻想的成年人共鸣。王尔德很追求语言的表达效果，他的童话，讲述性的特点很强。看他的童话，犹如听着琅琅上口的叙述，韵律无穷。几乎所有和王尔德熟识的人在回忆他时，都会提到王尔德无以伦比的口才。看他的童话，每每让人觉得，这位生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依然在和我们娓娓交谈，而我们被他的谈吐折服了、迷惑了，像所有听过他讲话的人一样。“通过这次翻译，使我更加了解了王尔德本人，他是一位不齿于摹拟生活，追求理想艺术的文学家，他的童话《快乐王子》仿佛也惊人地预写了自己的一生。”

《快乐王子》插图

谈到和译林出版社的合作，王林认为，让他感到最舒适的事情是，翻译过程中该社不断征求译者的意见，尽可能地满足译者的要求，同时，还会提出他们的宝贵意见。

自90年代首次出版至今，译林出版社的《夜莺与玫瑰》已经多次印刷，这次精选集中收录的修订版是译者和多位编辑努力的结晶。“记得中间出版过一次英汉双语版，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如果有机会，希望译林再次印刷这个双语版本，这样，可以让读者从英汉两种语言去欣赏王尔德充满寓言和哲理的才华和智趣。”王林说。

黄源深：译者文化素养、中外文水平和翻译经验，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道连·格雷的画像》译者 黄源深

《道连·格雷的画像》译者是翻译家黄源深教授。他曾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已出版《澳大利亚文学史》等八部著作、《简·爱》《老人与海》等十部译作，主编教材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著译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以下为他接受百道网采访时的自叙。

王尔德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世界上很少有像王尔德这样的作家，被不同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人所赞赏。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尊奉他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张闻天被王尔德的作品所吸引，翻译出版了他的《狱中记》；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在回答来世最愿意与谁交谈时，毫不犹豫地说：“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离世十年后，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柳亚子公开以王尔德自诩。不能不说，王尔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细究起来，多半来自他反叛的意识、犀利的思想、机敏的语言、聪慧的表达，概括一下，就是独特闪光的个性。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在《道连·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主人公道连·格雷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沦为杀人犯，但在容貌上并无任何显示。而作为艺术品的画像，却记录了他的种种劣迹。作品意在说明，只有艺术才能反映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变化，而现实生活是做不到的。

我欣赏王尔德超群的天分和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包括剧作，所以多年前人民文学出社来联系我翻译《道连·格雷的画像》时，正合我意，便欣然应命了。这个译本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看中，在该社出版，这回由译林出书，算来已是三易其主了，除了说明作品的生命力，当然也是译者之幸。

我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很久了，算来已有三十多个年头，我译的《简·爱》和《老人与海》都是在译林出版的，双方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和愉快。他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我每次对译文有什么改动，都会得到满足。他们如有改进意见，也会及时提出来。《道连·格雷的画像》虽已第三次出版，但译林的编辑又重新将译文审校了一遍，体现出一个老牌出版社精益求精的负责态度。

我有一个习惯，在翻译时不刻意去对照同一著作的他人译本，生怕“先入为主”，影响自己的发挥。译作出版后，也不同他人译本作比较，我认为那是翻译评论家的事。但是，在决定动手翻译之前，我会找来现有译本浏览一下，看看是否有超越或改进的余地，只有答案是“肯定”时，才敢动笔，否则，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翻译时，我最重视传达原作的精、气、神。由于中外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努力。译者的文化素养、中外文水平和翻译经验，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翻译《道连·格雷的画像》时，颇费周章的是人物振聋发聩的警句，既要译出原作精辟的内涵，又要在形式上保持警句的简练，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同时又要和其余的“非警句”高度融合，不见矫揉造作的痕迹。值得译者高兴的是，本书出版后，学界对此反响还不错。

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是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唯美主义理论的大胆实践，寓意深刻的奇特构思，讥诮、睿智、雄辩、富有哲理的对话，似是而非的悖论，使这部作品闪烁着灿然色彩。

在书中，我最喜欢人物之间的对话。那些唇枪舌剑的交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其内在含义深藏不露，需要几经咀嚼方能明白个中究竟。

王尔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是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道连·格雷的画像》是其代表作，要了解唯美主义文学和王尔德，不可不读这部作品。《道连·格雷的画像》构思奇特、思想深邃、语言优美，阅读这部作品会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朱纯深：我的翻译是在中文的成规与跳脱的美学追求之间的“拉锯战”

《自深深处》译者朱纯深

《自深深处》译者朱纯深教授，是诺丁汉大学1993年英语（翻译）博士。他从事翻译、翻译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翻译学教授。著有Fathoming Translation as Discursive Experience（2021），译有《浮生琐记》（待出）等。此系他接受百道网采访的书面回复。

（一）我的翻译是在中文的成规与跳脱的美学追求之间的“拉锯战”

翻译这本书，理解和机缘是纠合在一起的，是始自三十年前的一段友谊。首先，我得坦白交代，我不是研究文学，尤其不是研究哪位特定作家比如王尔德的专家。我研究的兴趣是翻译中体现的与认知和写作相关的规律性现象，包括语言、文本和文体。所以在翻译《自深深处》之前，对王尔德的了解并没有超过一般读者的深度。那为什么会翻译他的这封可谓集其人生之大成的长信呢？事缘1990年代初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博时有幸认识了在那里访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苏福忠先生，交为好友。1997年苏先生来信约我翻译De Profundis，遂开始了对王尔德和这封信的突击性专题研究，所幸在图书馆里查到一些很好的带注释的王尔德文集，都成了翻译和译本注释的参考书。研究、阅读、体会所得，兴之所至，就把标题De Profundis译为“自深深处”。

我的译文先是收在苏先生编的《王尔德作品集》（2000），次年收入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王尔德全集》（2001）。2005年借到南京大学开会之机，把文稿带到译林出版社征求刘锋主编关于出单行本的可能性。刘先生是我于2001年在青岛海洋大学开会时认识的朋友，他看了译稿之后回复说可以在译林出。承蒙他赏识，第一版（2008）除了双语注释之外还附有CD版，上有精选片段的中英朗读和翻译法的解说练习平台，之后便有了2015年的修订版。蒙译林不弃，今年又有了更新的单语版。

每一版的更新，都给了我带着像阅读他人译作那样的“陌生感”重新审视译文，加深自己的理解。我并不是先对作者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这似乎与教科书里的教导有点背道而驰，也许不足为训。但所谓的理解，越“全面”或者越“深入”，在前期带进的读者或译者的主观评判也越全面深入。有人也许会如此择善固执，但这是我想避免的。所以，既然我不是研究王尔德的专家，进入翻译时便对王尔德其人和他的作品其文的理解完全开放，然后在翻译中随着一句一句的递进，像拼图游戏一样“呈现”出一个作者形象。具体操作便是在电脑上把英文原文一点点用中文“替换”出来，以免漏译。在翻译中，把每一个句子都看作是一个在按照其自身的叙事逻辑展示着的小故事，为整篇的大故事贡献自己的一点情节，如此集腋而成裘。因此，每翻译一个句子，我都怀着一种开放的新鲜感寻求我自己感受到的兴趣点（学究点说是“焦点信息”），看原文是怎么把它呈现出来的，再思考译文该如何以可比的方式再现出来，为读者保留原来的兴趣点或者将他们的注意力带到新的哪个兴趣点上。

全文初稿译完，我的理解可谓也达到某种程度的“全面”或“深入”，成为接下来通篇改稿修订的主要根据，但我时时关注的仍然是兴趣点的分布与呈现，以及如何保留当时“一见钟情”的新鲜感。

经典是自然而然地在大众阅读中形成的一个动态的概念与范畴，我不敢说自己的译本是经典版本，我能说的只是自己译作不多，但每一个都是我在翻译研究的基础上做的一次语言实验。我最重视、最花精力的地方就是如何通过“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来把自己所体验到的那个文本世界及其呈现方式在中文里通过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再现出来与读者分享。这一路都是困难，总的就是如何处理在中文的成规与跳脱的美学追求之间的“拉锯战”。至于怎样克服，那就是得益于自己多年来对文本、文体所做的话语分析研究了。克服的结果就是呈现给读者的这个译本。如果这是一个源自文本细读的经验，那它也邀请读者的细读，在细读中阅人与阅世。

因为我自始至终存着开放的心态翻译，《自深深处》的文本应该有它自己的个性，至于这个性如何“特”，那就不是我本人可以自说自话的了，而是应该留给有心人通过各译本的比较来描写。我当时翻译时人在新加坡，对已有译本一无所知，到香港之后才知道1922年就有汪馥泉、张闻天、沈泽民合译的《狱中记》，而且与我2000年的版本同时的还有其他译本。在译名为“自深深处”的单行本出版之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有同样以“自深深处”为标题的译本陆续问世。记得我2011年在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访学时曾赠与研究所2008年版的《自深深处》，后来台湾有2014年的译本《来自深渊的吶喊：王尔德狱中书 》以及2017年的译本《深渊书简》，后者在大陆出版时改名为《自深深处》，标明“校以他版”，也同样附有“多达200条详细译注”。这些译本必定自有个性。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曾经有另一个翻译项目，出版方要求我参照已有译本，双方同意新译文必须跟它不同以显示突破与新意。这也符合我的原则，那就是，如果预感到自己的整个风格会被已有译文套住，能做的无非是词语上的小小腾挪，那就不敢也不想花时间动笔了。如我在最新版的译后记中说的，能对De Profundis 这样的唯美文字感兴趣而着笔翻译的每位译者，应该都有自己的文字根底和艺术追求，相信是“不屑于效颦以前的译本”的。对翻译或王尔德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会觉得，De Profundis这个至今延绵百年、而且近二十年来愈加受到出版界关注的翻译活动，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事件，如果有时间比读不同译本，一定会发现不少译本的特色，以及翻译作为一个历史与社会事件的特点。

（二）把这封信当作灵魂的言说来聆听，旁观它陨落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升华

《自深深处》既然是一封写给（前男）朋友的信，虽然涉及的“友谊”（在当时）被视为不伦，但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因素暂时悬置，这就能看到其目的大概也符合写信这一行为的总体目的和交际功能。但论及确切的写作目的和表达的情绪与观点，我觉得我们就不好以他人之心度作者之腹了。其实自上世纪中叶以降，新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很有说服力地批驳了“意图谬误”的阐释行为，将文学研究中的阐释从早先的唯作者意图之马首是瞻的范式带入了文本细读与精研的以证据为本的分析解读。也就是说，作者意图本质上是不可（全）知的，但文本行文体现的“意图性”是可以通过细读与分析来领略的。因此，每一个读者都是这个“意图”的领略者，都是文本中“意思”的制造者，都要为自己的解读负责。换句话说，以纯粹的阅读来看，我们不是为王尔德而读的《自深深处》，是为自己读的，在解读中流露的是自己的兴趣与情性。

这有点像把文本中呈现的他人生命当镜子照，照出的是自己，但又发现了一些早先没注意到的细节。有人也许会以此正衣冠，梳理自己，调校自己的人生视角，让自己能更具智慧地面对世界。如我在译序中说的，同样的一本《自深深处》，也许有人读到了“流水账似的絮叨，或者欲言还休的情话，或者痛不欲生的悔恨，或者一段未必惊世但却骇俗的名人情史。但也有人听到了铅华褪尽苦情尝遍之后的旷达与救赎。”所以，要问阅读中应当注意什么，那我觉得需要把任何先入的评判放于一旁，把作者当作一个“人”来阅读，把这封信当作一个灵魂的言说来聆听，“旁听它变化无定的心境、旁观它陨落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升华”（译序·落叶听风）。当然，我们无法不带自己特定的目的去阅读，这就像去超市，购物单记着要买的东西，但往往最后有些东西未必买到所要的批次型号，有些东西又是意外发现的需要甚至惊喜，顺手也买了。

说到我个人最喜欢书中的哪部分内容，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按照我的逻辑，我的回答必定流露我的情性和追求，因为感动我的、我最喜欢的，未必是大家认为最感人最令人喜欢的，况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只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读者，碰巧翻译了这封长信，而作为译者又不得不把自己的解读和体验转换为译文，由译文的读者再次解读和体验。所以我的回答多是邀请读者一起思考的反问了。

王尔德在信中说了很多道格拉斯的不是，谈了很多监狱中的苦痛。作为外人，如果我们把这些细节孤立地看，的确很啰嗦烦人，但这些铺陈穿插，首先为王尔德对悲怆与同情的自省提供了真实的语境氛围，好让人可以感同身受。一个天才，经历了从天上到人间的陨落、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之后，他因为悲怆而扩展的同情之心让他说出这样的一段话：

“出狱之后，哪位朋友有了哀痛而不让我与他分担，那我就太难受了。如果他把我关在居丧之屋外头，那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求他放我进门，好分担我有权分担的。如果他认为我不配，不配与他同哭，那我会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羞辱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有权分担悲哀。能看着世界的可爱，又同时分担它的悲哀，并领悟两者的奇妙，这样的人已是直通神性，与上帝的真意再接近不过了。”

当然，我们不用经历像他那样的磨难，但如果也能在阅读中体会到这种同情，那会觉得自己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

在悲怆与同情中的內视自省，又让作者把目光向外，投向一个宏大的宇宙去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疗治自己作为精神个体的遍体鳞伤：

“大自然，雨丝亲切地同降于义人和小人身上的大自然，将会有岩缝给我藏身，有无人知晓的河谷让我清清静静地痛哭。她会在夜空张挂起星星，让我在外摸黑行走时不致绊倒，再送长风抹平我的脚印，不让人跟踪害我。她将以浩淼之水洁净我，用苦口的药草调治我复元。”

以此回看人世与艺术，我们是否能与作者分享他的向往与顿悟呢？——

“我有一种奇怪的向往，要接近伟大的、单纯的、远古的东西，比如大海，跟大地一样，这些同是我的母亲。对自然，我觉得我们似乎都远观过甚，而与之相处又太少。我从希腊人的态度中悟出了大智大慧。他们从来不为夕阳西下而喋喋不休，也不讨论草上的影子是否真是紫红色的。但他们看到了，大海是给人游泳的，沙地是给人奔跑的。他们喜欢树因为它撒下了绿荫，他们喜欢树林因为它午间的幽静。……我们称我们的时代为注重实用的时代，可没有一样东西的用途弄得明白。我们已经忘了，水可以洗濯洁净，火可以精炼提纯，大地是每个人的母亲。其结果是，我们的艺术关注的是月亮，玩的是影子，而古希腊的艺术关注的是太阳，处理的是实体。我确实感到自然力中蕴含着净化，我想回返它们当中，在苍茫天地间生活。”

我们这么走一遭回来，再去品读陶渊明、王维等的诗作时，对其中体现的意境和人生态度的理解会不会又多了一重更为宽广的蕴藉呢？带着这种眼光环顾四周，凝视大自然的某个细节，一个花蕾、一个鸟巢时，心中会不会感到一种敏感的悸动，领略到“单单一个花蕾，可以藏着整片春光，云雀在低处地上做的窝，可以盛着预报许多玫瑰色黎明到来的欢乐”？

最后，提到王尔德在审美、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乃至哲学层面的认识和思考，我作为读者和译者，只能说在物质之躯受到极大限制的监狱环境中，王尔德通过回忆和思考，把这些问题及其涉及的社会现象和艺术呈现内化了，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象征，以一个更为丰满更为敏感的精神个体去追求一种通往神性的救赎。这也许是他入狱后最大的转变。出狱之后，形体上的自由某种程度上再度释放了他血肉之躯的欲望，但经济的拮据与境况的潦倒又钳制了这些欲望的实现，短短的时间内他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两三年重获自由的生活，也许不足以让我们切实看到他在狱中的转变对他后来的人生起到了什么影响。

（三）永远让人处在心智的发展中，也许就是翻译的迷人之处

这次和译林出版社的合作，延续了自2005年来历次合作所体现的友谊和感受到的编辑出版团队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从当时的孙茜和张媛媛，到这次的唐洋洋，各位编辑都从各方面提供协助，只是具体细节难以一一枚举。因为每次再版都给了我修订译文的机会，到这次新版，编辑得花更多的心思“吹毛求疵”。果不其然，在注释中发现了一个隐藏得很深的事实错误，这完全是我的疏忽与不查，让编辑逮个正着。改正之后，新版就令我更安心了。

这次翻译我最大的收获有二。第一是谦卑。翻译这本书，同翻译其他的书一样，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翻译是一个开始了就无法结束的过程，因为没有一个译本能达致完美。翻译的乐趣，就在于这不断追求，“臻于完美”的努力中。这种努力，如我在译后记结尾说的那样，“永远让人处在心智的发展中。这也许就是翻译的迷人之处吧。”

第二是感恩。作为译者个人，非常感激出版社和读者，很高兴书翻译了能够出版，能得到读者喜欢，能持续再版。希望继续得到读者的喜爱，继续为大家提供一个窗口，“窥见”百年之前、万里之外的一个生命的喜怒哀乐，它的骄傲与谦卑、它的绝望与挣扎，以及它的向往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