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市场的开放竞争及后果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国一教是常态。在美国，第一大宗教的市占率超过70％。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这里是美国圣公会华盛顿教区的主教教堂，始建于1907年，1990年最终完工，多用作举行全国性祈祷活动。

谈到经济学，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强调要开放竞争。这个理论有个基本见解，那就是竞争愈多，产品会变得更多元、质量更改善、价格更低廉，社会因而普遍受益。如果把宗教看成一个市场，拿宗教产品来对照一般的商品，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现象呢？

竞争兴旺说与竞争衰退说

细看世界上各宗教提供的“无形产品”，其实各有特色。佛教提供轮回转世的生命观，希望信徒在这一世做好事，下一世才有机会跳出生死轮回；基督教则强调信耶稣而得救，死后才能上天堂。这些产品看不见、摸不到，无法标价，无法交易，无法累积，无法投资，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收成，而且还要死后才能兑现。这种现在买进、未来才会交货的商品，在经济学上就称为期货商品。

至于该怎么得到死后上天堂或跳脱生死轮回这类的期货商品呢？各宗教多以社会道德约束为条件。基督教有著名的《十诫》，约束信徒遵守十条戒律，包括：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禁止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遵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佛教徒则要遵守五戒十善：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绮语、不贪婪（贪）、不恼怒（嗔）、不邪见（痴）。

因此，如果宗教产品就如同一般商品：愈是竞争，价格愈低廉，质量愈进步，社会更受益。当一个社会开放许多宗教或教派同时竞争，而这些宗教又促成许多人遵守道德规范，那人心理当会更加向善、社会更加和谐。

这样的说法，就是竞争兴旺说的要旨：宗教多元（religious pluralism）与宗教参与（religious participation）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宗教愈多元，宗教会更活跃，宗教参与度愈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宗教的供给能创造需求，宗教的供给量愈多，需求量自然增加。

赞成竞争兴旺说的人认为，宗教与工商业虽然表相不同（无形产品vs.有形产品，非价格vs.价格竞争），但深层的学理应该相似。这才符合“市场模型”与“理性选择”的预测，因为这种说法跟自由经济学派的理论相似，因此特别受宗教经济学家的支持。

但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在竞争兴旺说兴起之前，主流的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宗教愈多元，宗教参与反而愈不活跃，这就是竞争衰退说，这个看法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博格（Peter L. Berger，1929—2017）提出的论点最为著名。他在1967年出版的《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一书中提到，只有在单一信仰的地方，才会存在一个能够激发普遍信心和认同的“神圣帷幕”（sacred canopy）。多元环境会产生可信度（plausiblity）危机，使一般人对宗教信仰有所动摇。

彼得‧博格认为，宗教之所以会受人追随，主要是因为这个宗教能让信众认同，但是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这些信仰会彼此抵触，如果开放竞争，让一般大众比较选择，反而会削弱宗教的权威性。因此宗教市场愈开放，大众对于各宗教就愈不信任，宗教参与也跟着减少。

东亚国家和地区宗教最多元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如先看看各国宗教市场的实际情况。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有一套宗教多元指数（Religious Diversity Index），就是利用产业经济学中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方法，来衡量宗教的多元性。[宗教多元指数的计算公式为：（10000－8个宗教的市占率平方和）/875。这个数字在0至100之间，如果宗教多元分散，每个宗教的市占率都各占12.5％，那宗教多元指数就是100；如果只有一个宗教市占率100％，那多元指数就是0。——原注]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各国民众的信仰，把宗教分为基督宗教（这里的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教派）、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民间宗教、犹太教、其他宗教，并纳入不信仰任何宗教的选项。简单的概念是说，如果各宗教的分布愈平均，宗教多元指数就愈高；如果只有一个宗教，多元指数就愈低。

这个调查横跨六大洲232个国家和地区，结果十分有趣。以2014年4月最新公布的调查发现，亚太地区国家的多元程度最高、其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多元程度处于中等的则是欧洲和北美国家，多元程度最低的则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中东—北非等国家。

美国以基督宗教为主，但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比例有16.4％，宗教多元指数在中间数值。像新加坡、中国台湾、南韩、香港、中国大陆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特别独占的宗教，多元指数特别高。（参见表1）

表1：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多元程度。数据源：http://www.pewforum.org/2014/04/04/religious-diversity-index-scores-by-country/

一国一教与一国万教

有人会说，教会规模愈小，成员同构型愈高，向心力愈强，遇到外来压力较易凝聚，所以长期的存活机率较高。换句话说，小即是美。但也有一种说法，教会规模愈大，面对外在压力就更容易抵挡，所以大才是美。如果只是从思维逻辑来推断，实在无法用宗教的市占率来评判，哪样的宗教分布对一个社会最好。

举个中性的例子：甲国有10种宗教，每个宗教都有10％的市占率。乙国有两种宗教，A教的信众占90％，B教占10％，你也许会直觉认为B教处于绝对劣势。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B教和甲国的任何宗教市占率都是10％，这样你会比较赞成甲国的宗教结构（一律10％，没有大小教派），还是乙国的宗教结构（90％ vs. 10％）？如果你相信竞争是好事，那一定会偏向甲国，因这里没有不同教派间的“欺凌”问题。

不过，如果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各国还不如有100种宗教，市占率各为1％；甚至应该有1万种宗教，市占率为0.01％。当然，这是将竞争兴旺说发挥到极端的看法。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将竞争衰退说推到极端，那就是一教独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宗教，这个宗教的市占率100％，没有其他宗教存在。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国一教是常态，一国万教反而没见过。表1可以看出，宗教多元性最高的新加坡，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市占率高达66.4％，呈现的是“一国三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市占率都超过90％，多元指数在中间值的英国、美国、俄罗斯，第一大宗教的市占率都超过70％。难道不是竞争愈多，宗教会愈旺盛、质量愈好、社会更受益吗？为什么大部分国家的宗教市场，都呈现独占或寡占的现象呢？

偶占与寡占才是宗教市场常态

单从各国的宗教分布，无法完全说明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的关系。从逻辑来看，这两种理论的说法都有合理之处，而且多年来也有许多相关研究显示，两个理论都各有人拥护。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教授马克‧查维斯（Mark Chaves）与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利浦‧高斯基（Philip Gorski），挑选1987至2000年发表的26篇研究，统计分类后发现，共有10篇支持竞争兴旺说，11篇支持竞争衰退说，5篇认为宗教的竞争激烈的程度不会影响信众参与度。

为了更深入探讨，查维斯与高斯基向26篇作者取得原始统计资料，整合研究提及的193笔个案，合并成庞大的数据库重新计算后发现，有86个案例（约44.6％）明显支持竞争衰退说，60个案例（31％）支持“竞争兴旺说”，47个案例（24.4％）并没有明显支持哪个说法。

如果用更严格的标准筛选，剔除77个案例后，结果更明确。在116个案例中，有23个案例（20％）支持竞争兴旺说，60个案例（52％）支持竞争衰退说，33个案例（28％）并没有明显支持哪个说法。

这个较大规模的重新估算，间接支持三个论点：

其一，研究宗教市场的本质，未必能运用工商业分析的思考模式与理论工具。

其二，宗教之间的性质不一、策略各异：有些在多元竞争下会表现得更好，有些在愈不竞争的环境愈有活力。

其三，整体而言，传统观点认为，宗教多元化反而会降低参与度。这个显著的负相关，在较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后，恐怕还是成立。

当然，宗教认同存在于信众的内心世界，只用统计方法来观察价格、数量、质量的变化，并不足够达到统计的“显著性”。如果从更概念与方法论的切入点来看宗教市场的特性，可以发现大多数宗教刚起源时，其实和工商业竞争一样，都是逐步由小变大，中间过程千变万化，各显神通。当某个宗教成为主流，市场占有率超过51％，其他教派就只能瓜分49％的市场。

纯就逻辑来说，自由竞争的结果，通常会出现“两雄与群小共存”的结构。以手机市场为例，这么庞大的世界性商机，应该会有百种品牌同时存在，但实际情况是三星与苹果两大品牌市占率各超过10％，紧追在后的则有华为、小米等地区性品牌。新闻报纸也类似，网络出现之前，通常就是超级双雄对立，以及区域性的小品牌林立。在美国，新闻杂志就是《时代》周刊（Time）与《新闻周刊》（Newsweek）两强称雄。不过这样的领先并不稳固，手机市场中曾经霸占鳌头的诺基亚（Nokia），现在已经少有人用。

宗教市场的道理也类似，以偶占（双雄）和寡占（三足鼎立）为主，搭配规模落差甚大的区域性教派，这是“自由型”宗教市场的常态。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不会让品牌数更多，反而会减少品牌总数（因为小品牌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市场会出现“竞争造成数目衰退”的原因。

竞争带来多元？多元带来竞争？

当然每个研究都有限制，宗教存在上千年，只拿1980至1990年代二十年的数据来判断实在很武断。如果追溯更早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现象。

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与加拿大就有个趋势：原本属于主流的天主教，战后失去跨国的优势。因为战后社会崩解，尤其是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社会改革之后，宗教自由度愈来愈高，无神论者大增，宗教参与率也大不如战前。

若再往前追溯，随着开放度增加，宗教参与率在20世纪初期比不上19世纪，19世纪比不上18世纪。也就是说，社会愈宽松（愈自由竞争），宗教热忱反而愈衰退。这是因为科学取代宗教，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兴起，让无神论成为主流？后者与宗教的竞争性无关。

再者，竞争兴旺说并不是没有实际例子左证。最明显的就是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代表的基督新教，16世纪开始打破天主教长期独占，确实在北欧、西欧、英国带来新宗教浪潮。随之而起的教派很多，例如浸信派、贵格派、英国国教派。除了提供更多元选择，在自由度、满意度上都明显提升。

然而在概念上还是要区分：是竞争带来多元，还是多元带来竞争。宗教竞争是“市场瓜分”的性质，信仰自由是“心灵解放”的层次。市场瓜分并不代表信仰自由，也不保证心灵解放。这正好说明宗教和工商业市场有本质上的差异，不宜把经济模型，模拟在宗教议题上。

工商业竞争的是质量与价格，有国际衡量标准可以对照，没有消费者必须效忠哪家公司或哪种产品，产品的价值与质量才是王道。宗教市场卖的是无形产品，没有标价，质量无法对照，信者恒信，高度意识型态，与政治牵扯不断，有社会阶层的纠葛，有历史的新仇旧恨。这些复杂因素难分难解，统计分析恐怕只能瞎子摸象。更搅局的是，随时会出现各种异教，外国宗教也随时侵入。

这种纷乱的市场结构与千奇百怪的竞争手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济分析模型恐怕只能以管窥天，竞争兴旺说绝非超越时空的真理。如果要给本章的议题下个结论，那就必须公平地说：

其一，宗教市场竞争兴旺说，确实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出现过。美国独立后，也看到许多教派兴起。19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解严”，自由竞争说占上风，各种宗教方兴未艾。（数据显示，台湾1989年立案的宗教团体有23个，到了1998年已经增加到242个；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1980年台湾官方认可的宗教只有10种，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轩辕教、理教、天理教、 大同教、天帝教，如今不只一贯道从非法变成合法，山达基、儒教、摩门教、统一教等多个宗教在台湾也有信徒信仰，而台湾也成为全球少见有多样化宗教的地区，宗教间的交流频繁，也远离宗教战争的威胁。——原注）

其二，但如果你放开视野，以世界为整体样本，拉长时间纵深，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那么答案可能会相反：长期自由竞争后，宗教会和手机品牌一样，偶占（双雄）和寡占（三足鼎立）才是主流，不大不小的次要品牌，只能瓜分有限的地区市场。

（选自《教堂经济学》，赖建诚、苏鹏元著，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本文为该书第四章，原题“一个社会的宗教越多元，宗教参与就越活跃吗？”。略去注释，文中原注为原书所有，正文略加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参考书目

Berger, Peter (1969):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Chaves, Mark and Philip Gorski (2001): “Regulation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2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