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渔民意外发现唐代沉船宝藏，德国打捞新加坡收购，小部分回国

晚唐时期，除了陆路，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兴旺发达。

8世纪中叶，鉴真看到来华的商贸盛景：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

9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可达比曾提到，穆斯林水手最常到访的4个主要港口就是广州、扬州、福建和安南的交趾。

来自波斯湾的尸罗夫商人苏莱曼·塔吉尔曾于9世纪中叶到中国经商，他们从波斯湾出发，绕过印度和斯里兰卡，在东南亚停留补给，经过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海峡后，穿过南海来到广州，这长达9600公里的航程在安禄山之乱到黄巢起义这风平浪静的百年间变得异常频繁。

大唐需要从波斯、东非和印度获得优质纺织品、珍珠、珊瑚和香樟木。作为回报，中国出口纸张、墨水、尤其是丝绸。丝绸轻巧易卷，可在陆地上运送。但是到了九世纪，来自中国的陶瓷也开始流行起来，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以及广东地区生产的外销陶瓷器，开启了古代陶瓷外销的辉煌历程。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只需想想那些高耸的驼峰，就知道骆驼并不适合运输陶瓷器。因此，为了满足波斯富裕商人日益增长的餐具需求，大多数陶瓷都通过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船经海路到达。

正是在这个纪元，一艘来自阿拔斯商人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航行到中国，通过上述航线将珍贵的货物运往唐朝。

从中国南方的广州港口起航后，这艘单桅帆船已经装满了成千上万的唐代精美的陶瓷和金器，并预备沿着同样的路线返回家园。

然而，它从未驶过马六甲海峡，当它偏离了当时称作狼牙修（Langkasuka），今新加坡以南数百公里后，就再也了无音讯。

而万里之外的阿拔斯帝国，一位望穿秋水的波斯新娘却丝毫也不知道，她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嫁妆。

黑石号上打捞的文物

鲸波浩渺 瓷沉沧海

1998年的某一天，一群印尼渔民开始了新的一天。

勿里洞岛位置

在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的沿海地区，他们正在寻找能以高价出售的海参，从而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经济状况恶化期间获取一笔急需的收入。

那是动荡的一年，印尼盾急剧下跌，经济萎缩了15％，而统治该国32年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总统的权力也有所下降，并于当年轰然倒台，使印尼处于极为动荡的权力真空中。

然而，那天渔民们没有得到海参，相反，他们发现了海难。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海难，而是一千多年前在这片水域航行的阿拉伯单桅帆船的残骸。

当时水深达到了15米，潜水者遇到了一块嵌入陶瓷的珊瑚块，他们从一个大罐子里取出几只完整的碗，拿到岸上后就把它卖掉了。

勿里洞岛海域鸟瞰图

发现沉船的海参潜水者也许永远不知道这艘船和船上珍宝的真实价值，只为能出卖其中一小部分宝藏填饱肚子而沾沾自喜。它最终被认为是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海中发现之一。

自远古时代起，船只在经过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和勿里洞之间的格拉萨海峡（Gelasa）时，都时常被碧绿的海水所欺骗，忽视了这片海峡中被隐藏的礁石迷宫。

勿里洞岛风光与险要

但这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无疑千百年来最大的受害者，这也正是他中文名称的来源，由于被一块黑色的巨大礁石永久留在勿里洞的海底，因此它在国际上被称作勿里洞沉船。

惊人的发现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开，很快就传到了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Tilman Walterfang）的德国商人和寻宝者那里。沃特法想方设法获得了该遗址的所有权，并通过他的海底勘探公司进行打捞，这不是容易的事，也不便宜。

蒂尔曼·沃特法

许可证必须由22个不同的印尼政府部门加盖橡皮戳，这些部门通常根据出售收益收取所救助文物的50％。最初，他们还被勒令在两周内立即恢复文物。经过六周的运营后，他们又收到了另一个截止日期，要求在两周内完成。尽管印尼政府仍陷入混乱之中，但据一些消息来源认为沃特法通过可疑的程序采购了沉船及其货物。

对沉船的打捞于1998年8月印尼新总统首次宣誓时就开始，但即使在进行沉船挖掘的过程中，遗址仍处于很大的风险之中。

当季风季节打捞队放假时，当地渔民就立即潜入再次洗劫了该地点，有时甚至不要命地在晚上行动，最终沉船的侧壁上被打了个洞，还好里面存放着数百个长沙瓷碗，由于这些碗太重了，没有被掠夺，但一些其他的珍贵文物就没有怎么好运了。

雨季开始后，由于惊涛骇浪无法作业，开挖工作于1998年10月被迫停止，但于次年4月加快完成了。勘探公司在给印尼政府的报告中说，他们发现了47000件文物，但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这一数字可能高达80000件。

水底打捞照片

一名前海底勘探公司的雇员甚至声称，该公司在打捞中破坏了大约20000件物品，以获取更快的进度。随后，设法将物品运送到新西兰的一家私人机构进行保护和鉴定。

在对文物所有权的捍卫中，多家中国博物馆参与其中但因为条件苛刻未能达成一致，只有中国长沙铜官窑遗址与沃特法多次洽谈后，在其收藏的小部分出水文物中购得162件，2017年11月才得以回国。

长沙铜官窑遗址博物馆

其余大部分文物于2005年被一家新加坡私人机构“圣淘沙”公司和新加坡政府以3200余万美金购买。报道说，新加坡采购了63000件物品，与沉船文物总数存在差异。虽然不能回归故土，能够落在同为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也算幸事。

然而，尽管在巴布亚省，亚齐，安汶，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和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各冲突中心每天都报道暴行，沉船在水下也随时面临盗窃，并且由于水下考古还在起步阶段，让打捞变得举步维艰，但打捞行为还是造成了争议。

黑石号上打捞出的文物

批评者援引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水下遗址倾向于原处保存，认为向公众展示它们只会促进对考古遗址的抢劫，双方各执一词，但其后果是原定于在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展览被取消了。

后来，这些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ACM）展览，在该馆的唐海难画廊中陈列这一些最精美，最独特的出水文物。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唐沉船美术馆

从单桅三角帆船上多国海员使用的不同物品到在中国不同窑炉中心生产的各种类型的陶瓷，令人惊奇赞叹的收藏被描述为“在一个单一的宝库中，有史以来发现关于9世纪初中国南方最丰富和庞大的藏品”，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唐朝的国际化风貌，也证明了亚洲海上航线的悠久贸易历史。

今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于9月14日上午在沪开幕。

展览共展出248件/组文物，其中就包括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精选的168件“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在疫情影响的当下，显得更为难得。

青胎素描 浑然天成

船上的货物主要包括5.6万件来自湖南长沙窑炉中的瓷器，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铭花草纹碗

生肖瓷塑

其中一件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龙首长柄执壶，造型修长奇特，前所未见，同船打捞出一件白釉绿彩龙头形器与之尺寸匹配，似为壶盖。

龙首长柄执壶

还有一小批精美的白釉绿彩瓷器，有两件碗盘在底足中央分别刻有“盈”字和“进奉”字样，似乎是献给皇室贵族的礼物。但其中最珍贵的是三个唐青花瓷盘，这是发现过最早的完整唐青花，把青花瓷的历史前推了500年。

唐青花

白釉绿彩瓷碗和在伊朗等地很受欢迎。一个碗上刻有松散的正方形垂直线条，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在伊斯兰世界中引起强烈共鸣的符号：阿拉。

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

伊斯兰风格白釉绿彩瓷器

这批货物还包括763个同样式的墨水瓶，915个香料罐和200件浙江越窑青瓷、350件北方白瓷、200件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来自广东的大型绿釉粗陶罐，以及1600多根铅条作为压舱物。

粗陶罐

粗陶罐被用来存放瓷碗以及其他易腐品。堆积在单桅帆船中的数百个粗陶罐中，每个罐子都装有一百多个嵌套的瓷碗。

在成千上万的手绘作品中，几乎全部都带有少数几种固定图案，但是这些图案是由许多匠人手工绘制的，包括花叶、莲蓬、飞鸟、摩揭鱼纹等，给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的印象。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铭花草纹碗

其中来自巩窑的三彩鼻吸杯颇为有趣，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曾提到“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饮用时，以鼻子吮住长管的端头，由此把杯中液体吸入咽喉内，但见液体渐渐减少，显露出杯底精心雕绘的龟、鸟、鱼形饰物，更显几分情趣。

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

白釉绿彩贴塑鸭纹吸杯残片

不拘一格的折衷货物巧妙地迎合了全球市场，让客户皆大欢喜。也表明唐代已有大规模生产陶瓷的工业化雏形，“中国制造”在那时起就已经遍布已知世界。

在船尾，打捞员还发现了一大堆金银和高级陶瓷，其意义更加神秘。

一些物品带有来自中亚和波斯的佛教莲花符号和图案，而几何装饰和古兰经铭文显然是针对伊斯兰市场的高定品。

卐字符鎏金盘

左，约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的萨玛拉碗|右，在黑石船上的碗

卐字符是苏美尔人的旧标志，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造币上最喜欢的符号，阿契美尼德帝国将此符号传播到波斯领土，后来二战时被纳粹滥用。但是由于此标志后来与波斯文化和印度教、佛教息息相关，因此佐证了这匹货物的目的地可能是波斯或印度。

在谈论文化相似性时，黑石号中的水罐形式也来自波斯的萨萨尼王朝。各种瓷碗上的黑桃图案也在波斯文化中屡见不鲜。

鸳鸯鎏金壶

波斯艺术和建筑上的黑桃图案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铭花草纹碗

除了主流陶瓷外，还有许多奇特的金器和鎏金器皿，24件银器、18枚银铤和30件铜镜。胡旋舞在唐朝广受欢迎，一位波斯舞者在头顶拍手，音乐家们演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这幅美丽的图景装饰着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唐朝鎏金杯——高达10厘米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

八棱胡人伎乐金杯

一只雕绘着双雁的纹金长杯，象征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和谐婚姻。在其他纹银盒上也反复出现成对的鹦鹉、蜜蜂、鹿狮和山羊，这些异国情调的礼物标志着目的地是运往波斯湾的一场婚礼。

双雁纹金长杯

三角花瓣形蜜蜂双雁纹银盒

椭圆花瓣形鹿狮纹银盒

铜镜亦非凡物，被称为江心镜，传说需要在端午节的午时等特定日子和时辰，到长江江心之中，在船上铸造供皇帝使用的铜镜。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以扬州百炼镜为题材作诗，赞“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诗中清楚描绘唐代铸造百炼镜的情景：“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被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

扬州江心镜

一只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铭花草纹碗揭示了这批文物的时间信息，上面清晰的标明着唐敬宗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

黑石号的货源几乎完全来自中国，但与中国通常进口的胡椒和香料不同，有机物检测发现该船还载有八角茴香，船显然是归航而不是来华。

但是要去到哪里呢？

新加坡的沉船复刻

根据考古学家迈克尔·弗莱克（Michael Flecker）对船体的研究，完整龙骨长为15.3米，表明该船与中东的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相似。外部船体木板和内部框架均用椰子壳纤维绳绑扎在一起。这种技术形式是在红海和波斯湾的礁石浅滩中发展而来的，使船只比用木钉或铁钉建造的船只更具灵活性。

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尼里·李普希茨(Nili Liphschitz)教授对船体木材种类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分析，确定船体框架，甲板，锚杆和垫料都是非洲桃花心木。

这一结果令人信服地表明，黑石号船很可能是在也门或阿曼中东建造的，自从罗马时代以来，这里就一直使用传统的缝制板船。

现代复刻的阿拉伯帆船

通过这艘沉船宝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唐朝和世界联系的认识，得以一窥千百年前波斯长途贸易。我们自豪的发现，早在1200年前，中国的窑炉就开始寻找外国客户，他们开始生产餐具，并建立了出口市场。

世界也影响了中国，中国更影响了世界。青花瓷所用的钴蓝色釉彩在唐以前是中东人熟悉的装饰方案，其所用材料还需从中东进口，而之后几百年，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最名贵的商标而风靡世界。

左侧为萨珊王朝作品，中西方文化交融通过这两幅图展现得淋漓尽致

黑石号出水的纹银盒

许多人曾一直认为唐代中国贸易只能通过中亚尘土飞扬的丝绸之路，一路忍受荒无人烟和黄沙浩瀚。现在我们知道，一条更高效的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五味杂陈 扼腕叹息

相信每个了解到这艘沉船背景的人，其实心里都五味杂陈！一方面为唐代文物的艺术和工艺而击节赞叹，一方面却为这些珍惜文物流落海外并在打捞和盗窃中损毁而扼腕叹息。

白釉绿彩狮柄龙口执壶

有的人会说，如果沃法特的公司未进行挖掘，考虑到当时印尼的经济崩溃和高通胀水平，考虑到当时印尼的人文素养，这批珍贵的货物是否会安全？更精细的挖掘过程可能会花费数年的时间，这会节省更多的文物吗？还是会使沉船实际遭受更大的威胁？如果黄金和陶瓷物品留在印尼，它们在该国资金不足的博物馆中是否安全？但现实后果就是这些珍贵文物可能很难再回到中国。

从考古角度沉船在水下除了文物，还蕴含很多关键信息，但这种抢救性的挖掘方式无疑让历史的线索消失殆尽。

某种程度上，这是当时的无奈，但这也恰恰被欧洲和北美收藏许多其他古代文物作为狡辩借口，那些文物的购买方式明显违反了当今有关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

由于战争、殖民主义或抢劫破坏了文物的故土，许多稀有物品却被运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偏偏收藏者狡辩说，将它们保存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中可确保其安全。

但是，永久性地在远离家的地方展示无异于毁坏故地的历史文化根源和身份认同。

怎样才是处理考古遗址的正确做法？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也许将逐步导致挖掘方法的进一步改进。由于文化影响力和历史悠长的原因，我国散落在外的文物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

相信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和技术的进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主导更加快速、安全、适当的打捞或挖掘工作，让我们的文物不再外流，漂泊外在的遗产也能真正归家。

希望这一天更早到来！

全文完，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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