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朔记忆」漫谈学英语那些事儿（4）
参加英语培训班
在当年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除了主要自学英语以外，我还积极参加了一些英语速成班，与同事们一起学习，共同提高。例如：
1985年9—10月，我每天晚上在平朔单身公寓C座参加安太堡矿相关部门组织的“英语口语强化班”，授课老师是来自台湾的阎女士。安太堡矿部分业务骨干自发地参加了学习。当时我刚刚分配到平朔，阎女士的课程偏向于英语口语及相关礼仪，虽然课程不复杂，但却给我打开了学习英语的天窗，让我充分感受到了自身的缺陷、以及学好英语的必要性、紧迫性及重要性。
1989年5—6月，我每天晚上在平朔中学参与“英语提高班”培训，授课老师是从美国回来在安太堡矿工作外聘翻译庄宝英老师。庄老师的教学很实用有效，很多翻译人员也参加了此次培训，在学习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了与其他学员的差距。另外，1989年夏天，我还参与了由外聘翻译吴建华举办的日语基础学习班。
1991年1—6月，我与财务部人员每天上班期间分两个小组轮流抽出一小时，根据安太堡矿外方的事先安排在安太堡矿办公楼二层会议室接受“英语提高班”培训。当时，给我们授课老师是外聘翻译杨丽，培训重点是提升听说能力，教材是台湾人扶忠汉编写的《双向式英语》（1990年2月三环出版社出版）。《双向式英语》率先将听说作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突破口，以日常用语、商业用语作为主要内容，配有语音磁带。
当年，我很羡慕那些“叱咤风云”的翻译人员。当我为没有兴趣学英语、英语总是学不好烦恼时，有资深翻译人员告诉我——其实真正的翻译工作并不好做，生活休闲的日常英语很好应付，但正规场合的英语一般翻译人员根本应付不了(例如：同声传译、正规文档笔译)，你只要明确自己学英语的目的，不影响你的研究即可，不必为英语好坏而太纠结。听了他的话，我如释重负，终于给自己找到不努力死磕英语的理由了，因此我就放松要求，也就为自己躺平不学而释然了。
鉴于自己天生口羞，表达能力差，连汉语普通话都说不好，因此我就给自己学英语降低标准，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专业、搞研究方面，在工作中能简单交流并看懂外文专业文档资料即可。毕竟咱是个IT工作者呀，不能再去干那些本末倒置的事情了，不好高骛远，不羡慕别人，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忘了自己的主要目标。未来或许英语还有更大的作用，然而未来再说未来的话，还是先顾当下吧。
多年来，我先后学习了《英语九百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英文音像教材。虽然在学习中断断续续，学习效果不太好，但这也使得我在企业信息化研究方面，能够通过互联网尽早地接触过国外的相关资讯及英文资料，而这也是我多年来具有前瞻性研究的重要保证。
后来，随着年纪增长及知识结构的提升，我虽然没有再参与英语培训活动，但却参与过一些具有英文交流氛围的IT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有同声翻译，也有全英文讲授，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在业界英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基本素质及技能。
据说：清华经管学院的全英文教学最初还是老院长朱镕基全面推广起来的，而这也是适应国际潮流、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大胆尝试。老实讲，清华经管学院学生英语水平都挺高的，不少人的英文读听说写的水平实际上真是母语水平。由于他们毕业后大多数人都要出国再深造，因而他们的托福或者雅思的分数一般都在110分以上（满分120分）。清华经管学院的99%必修专业课都是全英文讲授，其课件、考试、以及各种作业全部都是英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脱产学习时，曾经偷偷去听了一次全英文讲授的课程，亲自体验了清华的专业可能的英文教学氛围。当时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丝毫不敢走神，但仍然无法听明白。其实，我们到国外考察或接受培训，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英文交流环境，然而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多。
英语交流活动
我在平朔接触了不少英语达人。我参加工作以后，首先接触的是财务部的徐兴立、胡明渊两位领导，他们都是上海名校高才生，徐兴立毕业于全英语授课的教会大学——上海泸江大学企业管理系财会专业。徐兴立、胡明渊英语很流利，与外方交流时总是谈笑风生，令人敬佩至极。另外，与我同是计算机专业的1982年大学毕业生柯亮、梁国钧都毕业于名校，英语基础好。以上几位领导1983年都在北京煤炭干部管理突击接受了半年的英语强化培训。在他们面前，我总是感到自惭形秽。
1988年安太堡矿全面规划实施了管理信息系统整合项目。当时香港安达信公司前来做项目的几个年轻人很有国际范儿，他们都具有国外名校的复合型学历（基本都是双学位、双专业）、工作经历，其英文更是令我羡慕。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知道了MRP-II等商品化工业套装软件，正是他们的点拨激励，促使我在学好IT研发技术基础上去努力学习财务等企业管理业务知识，而这些都是我最终成为企业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础。
刚开始与这些香港年轻人接触时，我们感到他们的学历高、英文好、具有国际化视野及复合性知识结构，而我们大陆大学毕业生则知识单一、专业划分过细、英语能力差、经历世面少。看到这些香港年轻人与外方流利地探讨工作，我当时感到他们真是全能跨界的复合型“神人”。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全力做到的最好，可能还不如别人的随便搞搞，你用来炫耀的强项，可能在人家那里也就只能算是基本素质。
当年，在美国IBM、SSA、德国西门子等跨国公司中，我也接触了不少业界精英。这些达人普遍的特点都是具有国际化视野，他们在外企叱咤风云的最大的利器及优势就是英语非常好，与外方人员总是能沟通自如。我当年在安太堡矿经过历练英语提高以后，后来与一些国外管理咨询、企业管理软件公司进行过很多次的交流，虽然也难免口羞，但最起码有勇气来面对这些知名公司。
多年来，笔者在几次出国考察培训时，我的英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口语仍然不好，但最起码我能自主学习消化国外公司提供的英文文档资料。虽然我多年不接触英语环境，但是只要一出国，一进入英语环境当中，还是很快就能找到那种久违的感觉，由此看来，学英语还是有相应的环境好呀。
学好英语并出国是我们检验自身外语能力的重要途径及必要条件，如若我们有可能的话，还是应该尽量争取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一段时间。我虽然一直没有在国外或工作过，但我要真诚地感谢平朔公司，让我几次走出国门切身体验了国外的真实外语环境。另外，出国主要是让我具有了一些前卫的见识，提升了我的专业技术能力。例如：1994年我到新加坡、CAT备件调配中心第一次知道了互联网及EDI（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使我对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异构系统的业务协同、系统对接及信息共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2001年我到法国、西班牙学习了轮胎流程制造业的供应链构建及ERP应用；2009年我到德国等国考察了西门子离散制造业的工业软件、智能制造及“未来工厂”模式……。而所有这些都为我全面研究企业数字化“五级系统”体系架构、采掘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多年来与外企打交道的经验表明：在外企的担任部门及以上级别的领导基本就是上传下达的作用，英文读听说写和PPT是必须掌握的最主要技能，而具体业务则由一大帮专业能力强、但是英文不如领导的团队负责。其实，当年安太堡矿也是如此，我们只有英语好，才能接触上老外并与老外直接交流，也比较容易受到老外的赏识而升职。即便是单纯搞技术也需要阅读相关的英文资料，如果英文学得好的话，学习技术或直接请教老外都很方便，而这样也更容易得到老外的认可。由此看来，英语在国际交往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所在。
夫妻俩共学英语
当年，我与妻子李艳梅“双雁齐飞”“履历（吕李）不凡”，堪称平朔大学毕业生中的“神雕侠侣”。我是安太堡数据处理部计算机技术人员，与外方在一起专职研究运维着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李艳梅则是安太堡矿设备维修现场的翻译人员，她是英语专业毕业生，在学校时第二英语是俄语，在平朔又自学了一些日语。
李艳梅虽然没有留洋的学习经历，但却因公出国次数不少。她既有生产现场口译经验，也有课堂培训经验，后来又致力于外事管理及各种合同及公文的笔译工作。当年她能自由地在中英文之间相互转换，每天跟随外方管理人员并从事着现场维修及培训相关的翻译工作，即便是2018年5月退休以后仍然在平朔纳米比亚项目部做了一些英文文档翻译工作。
当年我们夫妻俩在安太堡矿工作时，虽然从事的是不同专业及工作，但却能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我是个有激情而专注的人，做啥事情都有很强的钻研精神及韧性，而妻子则是一个认真而理性的人，她不像我那样干事毛躁且情绪化，她无论干什么事都比较安静而稳当。妻子是家里的总管家、总后勤，家里的大小主意都是她拿，我几乎是一个啥事不管的“甩手掌柜”，棋琴书画不会，洗衣做饭嫌累，在家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蹭饭的，没有发言权，“专业”也不对口，因而基本上不发表意见。
在与外方合作期间，我们夫妻俩学习及工作都很忙，每天上班很紧张，下班后还得强化英语及专业学习，由于当年我在主机房没有人替班等原因，因而在结婚时一切从简，在结婚后的第四年头儿才要的小孩儿，当时急得双方的父母直催促。当时我们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每天总是早出晚归，星期天也难得休息，后来有了孩子、老外撤走以后更是处于“我走娃未醒、我归娃已睡、为公事已无憾、为父母心有愧”的状态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亏欠妻子及孩子不少。
我似乎天生没有语言天赋，不善于言辞，满口家乡口音，对学英语也没有兴趣，连母语普通话都讲不好，更别说英语了。最初在学英语方面，我总是想投机取巧、想方设法找捷径。当时我甚至还幻想——如果能娶个美国或英国媳妇，就能学好英语并干好本职工作。我给大家笑谈了此想法以后，大家都认为这太异想天开了，于是我只好自降标准，后来干脆我就在平朔设法娶了个女翻译回家算了。而当时我散布的“吕氏谬论”正是——“若想英语流利，就得娶个翻译”。有个懂英语的妻子监督着我，我希望在学习英语方面既有依靠，又有学习动力。
当时，我们在家里也总不忘学习管理业务、技术及英语，那时候只要一回家就打开录音机播放英语口语录音磁带，总是将自己置身于英语环境中，我甚至还在家里贴上这样的标示“English only（只能讲英语）”，以强迫夫妻俩突击对练英语口语。在学习英语时，我深深体会到，“光学不练，不是好汉”，英语是语言的沟通工具，学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用，即：我们应该去“用”英语，而不是“学”英语。
按理说，我们夫妻俩一个学计算机专业，一个学英语专业，这当时在安太堡矿是两个非常知识互补的专业。然而，我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心中所想的“互帮互学、自己人教自己人”却难以奏效，其主要原因是：一个没有耐心教，一个没有耐心学，因而后来的情况就是——他的计算机应用并不是我教的，而我阅读那些苦涩难懂的英文专业资料，她也帮不上什么忙。
其实，学英语的日常用语、应付日常工作并不算难，而最难的是在与外方合作时要自行阅读大量的英文专业资料。即便是英文专业的高才生，没有计算机专业知识也很难看懂我手头那些大部头的计算机专业英文资料，因此在阅读专业资料方面我无法依靠别人，只能自力更生，攻克难关。
1991年外方转股撤离平朔安太堡矿以后，我除了阅读必要的外文资料以外，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逐渐淡化了，尽管给予研究的需要总是看一些前卫性的外文资料，但英语环境没了，我也就不再积极学习英语了。不过，外方撤离以后，我们与国外设备厂家的交易并没有停止，平朔一直有其外籍人员驻矿搞售后技术支持及服务。我妻子由于在平朔一直从事外事及翻译工作，因此她学习英语一直没有放松，即便是在离岗及退休以后还帮助平朔驻国外项目组做一些翻译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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