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
人物专刊：容闳
人物简介：（选文摘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容闳（1828.11.17-1912.4.21）,男，原名光照，谱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 Wing，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01 耶鲁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香山虽小，但大多数人对这个地名耳熟能详，因为香山翠亨村诞生了国父孙中山。
与香山不远的南海和新会县，后来走出了康有为和梁启超。
方圆百里辈出变革先驱并非偶然，19世纪中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珠江三角洲首当其冲。
容闳的家乡南屏小村，与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英里。
（容闳故居)
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走“正途”，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只好送7岁的他去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
令人感叹的是，容闳所上的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贩子、战争煽动者颠地和查顿募资兴建，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爆发一度辍学。
这就是容闳成长环境的矛盾之处，老家村民既痛恨“红毛番”横行乡里，同时也感激他们带来的医疗、教育、慈善事业。
容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心想孩子学会“番话”，和洋人做生意，说不定能发财。
他抱的是“赌一把”的心态，绝不会料到儿子会开一代风气之先。
1843年，容闳就读的学校迁到香港，并以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命名，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校长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传教士，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容闳与Robert Morrison Brown 1869年在上海。）
（照片来源：Anita Marchant: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t Hartford, New York: Outer Sky Press, 2008.）
据容闳后来回忆，布朗 “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岁的那年，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想带几个学生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
（耶鲁校园百年前的写生）
当时是1846年，美国立国仅仅70年，如此年轻的异邦，远在大洋彼岸，十几岁的孩子哪敢未经父母同意去“送死”？
良久的沉默后，容闳站了起来。他想亲眼看看书本上那个精彩的新世界。
容闳那时只有十几岁，一头扎进全然陌生的环境竟然克服了所有不适应，学习上一点没放松。在美国念了三年高中后，容闳顺利地考入了耶鲁大学。
（容闳在耶鲁上学时的手迹）
高兴过后，容闳很快就因为学费发起愁来。校董会虽然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但有一条件：毕业之后，容闳要回中国当传教士。
虽然对基督教挺有好感，但容闳还是拒绝了校董会的好意：“我虽然穷，却希望保持自由。他日毕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将选择最有利中国的去做……做传教士虽然好，却未必是造福中国独一无二的事业。”
（1850年左右的耶鲁学院）
好在布朗牧师理解容闳，想方设法帮他争取到了一所妇女组织的经济援助。
1850年，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毕业生，其画像至今悬挂在耶鲁校园中。
近代史学者雷颐评价，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容闳这个农家穷小子，就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草根。
02 太平天国不是想象的理想国
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船在香港靠岸时，美国船主想请容闳担任翻译，问领港人哪里有暗礁。少小离家的容闳竟然一时语塞，想不起“暗礁”怎么用中文表达。
他窘得满脸通红。这一幕似乎预言了容闳后半生的尴尬。
他自幼读教会学校，虽然也学过四书五经，但不可避免地缺乏传统文化素养，更不通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
作为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难以融入上层集团，报国策略不受采纳，且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往往不适应中国国情。
（美国孟松中学主楼）
回国初期，容闳在外国人驻华机构就职，结果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不到一年时间跳了三次槽，皆因不能忍受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即使他是耶鲁的高材生也不能例外。
在香港，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农民家庭出身使容闳对洪氏起义抱有天然的同情和支持，他甚至曾经想要投奔太平天国。
1860年11月，容闳欣然前往“天京”，与洪仁玕见一面并提出七点建议，主要是针对教育：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列为主课等。
这些建议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太平天国传统帝王式的统治制度岂能接受这些伤筋动骨的变革。
（上海市馆藏1859年《资政新篇》，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当时天国政权已风雨飘摇，领导集团腐化堕落，血腥内讧，将领在外频繁征战，自保不暇，无心求变。
一路察访，容闳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理想国，他认为太平军素质低下，领导人贪图享乐，这些人不能推翻清王朝，更不能实现他的教育理念。
他大失所望，落魄离开。
03 一生最崇拜曾国藩
1863年秋，容闳经介绍到安庆拜见曾国藩。相见第一面，容闳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成为了容闳一生最崇拜的人。
“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微薄，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
（曾国藩像）
如今“曾国藩相人术”屡次被编写成职场使用书籍，在容闳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考察下属确实独有一套。好几分钟，他一言不发，从头倒脚打量容闳，最后双目炯炯盯住容闳的眼睛看。
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容闳被如此直视也难免坐立不安，好在还能保持镇定。良久，曾国藩断言：“以汝目光为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
聊天的时候，曾国藩提到想要开设工厂，制造“洋枪洋炮”。容闳则认为，从外国进口设备，即便造出枪炮，也相当于给人掐住了脖子。
中国人想要自强，得先学会制造能生产枪炮的机器。
（1870年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炮厂）
曾国藩对容闳的观点大加赞赏，二人达成共识，于是，咱们国家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的筹建自此拉开序幕。
04 首率寒门幼童出洋
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的支持。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得到首肯。
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
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
容闳这个“招生办主任”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登门游说。
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子弟，大多出身贫寒，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能“豁得出去”。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充分释放天性，在体育方面出尽风头。
容闳采用了先进的“homestay”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
（幼童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英语）
然而，随着这些孩子一天天长大，在当地学校取得优异的成绩的同时，容闳和清廷派来的“委员”们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有的委员见幼童们在体育课上蹿下跳，斥责他们有失体统；有的委员认为留美幼童们全学西方文化，将来肯定会“全无爱国心”，对中方不利；有的委员则看不惯幼童们见了他不行礼，认为这是“目无师长”。
（中国留美幼童组织的棒球队）
中美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大逆不道之举”：他们几乎都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
消息传回国内，就像火星子落进了炸药堆，各方矛盾来了个总爆发。
总理衙门直接上书皇帝，要求撤回出洋学生。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近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
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至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留学生继续学业；容闳的牧师朋友通过大文豪马克吐温引领，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修书给李鸿章力挽狂澜。
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本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是保守派意见强势。
又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容闳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詹天佑耶鲁大学毕业照）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分配到与学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
所幸他们在外收获真才实学，且互相照应提携，若干年后，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
上左起：梁敦彦、容尚谦、史锦庸
中左起：吴仰曾、康赓龄、曹家祥
下左起：潘斯炽、周寿臣、黄耀昌
他们之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治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
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05 从维新到革命
容闳在留美幼童被急召回国后，他依然没有放弃，向清政府提出了种种兴国方案，通通吃了闭门羹。
在多重打击下他愤然总结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乎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1898年，容闳已是70岁的老人，但维新变法让他重燃豪情。他积极参加维新派各种学会活动，康有为、梁启超都对这位改良先驱十分看重。
容闳把自己在北京的寓所提供给维新党领袖作会场，容闳家便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
（左康有为 右梁启超）
变法开展三个月，遭到慈禧太后等保守派扼杀，北京开始全面捕杀维新党人，容闳也上了通缉名单。
他潜逃出京，经上海租界迁至香港。经此剧变，容闳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在新加坡与康有为重逢，商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起义营救光绪帝。
1900年，容闳化装成商人，冠假名泰西登上赴日本的轮船。策反李鸿章反清失败的孙中山也匆匆登上这艘轮船逃亡。
容闳和孙中山这对香山老乡曾经在1896年于伦敦匆匆一见，这一次同舟共济使他们得以彻夜畅谈。
（孙中山像）
孙中山主张推翻清廷扫除封建尘土，这是容闳此前从未想过的。
他一生为报国上下求索不得其门，如今恍然意识到腐朽的专制制度是根本障碍，容闳的思想发生本质改变。
06 容闳的家国梦
1911年5月，83岁高龄的容闳在美国家中中风。当年10月，他接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激动地趴在床上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老朋友们，祝贺革命成功。
孙中山回信，恳请容闳回来共建民国，但容闳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没来得及启程，就于1912年4月21日客死异乡。
他一生碰壁无数，但从未被时代抛弃，逝世前看到中国走向共和，可谓“功德圆满”。
葬礼上，牧师念了这样一段悼词：“假如他还没有老，他一定会亲自参加革命，他与生俱来的、热爱效忠中国的火焰，绚丽燃烧，直到他生命尽头。”
（容闳先生之墓 于康州哈福特德市郊的雪松岭公墓）
他是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从耶鲁大学走出的第一位中国学霸。
在强烈的爱国心与振兴中华的理想驱使下，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渥条件，返回祖国，为心中的教育强国梦往来奔走、振臂高呼。
他历经两朝五帝，亲身经历清末荣辱兴衰，并亲身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近代中国重大事件。
他一生的经历与中国近代进步事业相伴始终。容闳的赤子之心与历史分量，远远超过他的知名度。
2004年，容闳大学毕业150周年之际，
珠海市向耶鲁大学赠送了一尊容闳铜像，
如今安放在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国际阅览室。
容闳逝世42年后，为纪念他，英国学者在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演讲时说道：“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绝不会是卑贱的。
这句话献给容闳先生，也献给近代那些走出国门、又重返祖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献出青春和热血的留学生们。
素材来源：网络
参考文献：张瑞安：《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行者》
叶克飞：《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容闳：《容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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