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李惠堂拒绝日伪政权拉拢，在梅州和西南地区义赛抗日、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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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名君按：2022赛季的中超联赛正在梅州开展，梅州客家足球队作为升班马将首次登上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舞台。梅州凭借着深厚的足球底蕴、完善的设施、浓郁的球风，成为新赛季三大赛区之一。梅州是中国现代足球发源地，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里，并涌现过近百名国字号主帅和国脚。客名君新作《梅州足球史话》也在出版进程中。近期客名君为了配合梅州中超赛季，推出【中超赛季讲球史】专栏，让大家更多更快更真实地了解梅州这个足球名城的历史。精彩在梅州，球城、球队、球星、球赛、球场，还有足球产业、足球小镇、企业家，都大有故事可讲！敬请关注公号+书！如需转载请先申请授权。

今天客名君写写球王李惠堂以足球参加抗战的历史及当时一些人物。日本侵华那段屈辱且灾难深重的历史永远不应该被遗忘。为中国人振兴足球的民族气节和大愿，贯穿了球王李惠堂的一生。家国情怀，是当时传统客家人的重要特点。

图片为客名君 翻拍

李惠堂自1936年奥运会失利归来后，试图振兴中国足球。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侵华的炮弹，让他的计划成为泡影。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各项体育运动包括足球，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除了香港足球外，内地足球与国际的交往完全停止。只有一些城市有点竞赛活动。上海足球活动明显减少，沪港两地埠际对抗赛至1940年第十八届终止，“史考托杯”赛于1943年终止。国际交往全部停顿。

在1941年12月25日之前，香港的足球运动还在正常开展。南华、东方会等球队曾几次出访东南亚、澳洲等地且战绩不俗。[1]

1937年6月15日至9月12日，李惠堂带着香港南华队循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尼路线南征。全程36战，除2负4和外，其余均胜利。在印尼与三宝垄队的一次比赛中，李惠堂在射门时，对方右后卫“独眼龙”故意踢断左腿胫骨。当地荷兰警察在广大侨胞的要求下向李惠堂调查，按照当地法律制造此类事端者要被判刑。

李惠堂认为：“谁无高堂，谁无妻小，一旦因球事牵连入狱，一家大小谁来供养？他坐牢与我何补？用理智加柔情感化人家，比用暴力抵抗更有力量。”他宽宏大度，使之免去刑罚，此举令独眼龙和当地球会大为感动。

李惠堂在爪哇养伤二个多月，然后返港，在玛丽医院继续治疗。在医疗期间，他赋诗曰：“腊犬山中丧，将军阵上亡，人生多劫运，胫断苦初尝”。

李惠堂因腿伤，休养了一年一个月又四天。直至1938年9月12日，在各界人士的邀请下，重披战袍参加香港举行的赈济内地灾民（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民众）义赛，吸引众多球迷纷纷为赈灾捐款。

1939年，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两次出访。1月，回访越南，4战3胜1负6月至8月，再访越南、泰新加坡、印尼。比赛47场，胜34场、平7场、负6场，进球158个，失71个，创下了我国球队一次出访的比赛场次和进球的最高纪录。

1940年，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第七次蝉联全港足球甲级组和特别银牌冠军。

1941年夏，香港东方会兵分两路，部分队员与南华会组成东南联队，征战马来西亚。成绩是16战11胜3和2负。大部分主力与星岛会汇合星东联队，远征澳洲，转战悉尼、纽卡素、布里斯本等地，共赛19场表演赛，胜14场平1场负4场，获得好评。这些成绩表明，香港的华人足球队当时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1941年12月25日，日寇侵占了香港，烧杀抢掠，不少足球圈人士惨遭杀害。香港的六大足球场在劫难逃。跑马地的香港会球场和嘉路连山的南华会球场成为日寇停车场和军械堆栈；扫杆埔的陆军球场因毗邻日军医院，划为禁区，铜锣湾的海军球场、漆咸道的九龙球场和界限街的警察球场全被拆毁。香港球坛一时沉寂。

国家仇、民族恨，激起了香港同胞的义愤，不少华人球员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东南亚著名侨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子胡好当时担任星岛会会长，他用现款、粮食、药品赈济受灾同胞，还捐献军用物质，支援祖国抗战。胡文虎也是个客家人，祖籍永定。

位于广西的驻华飞虎队机场，停机坪上停满战机。

在香港，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李以腿伤复发为由，拒绝参加。1942年春，汪精卫为“庆祝”“伪满洲国”建立十周年，特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就是那个太极拳打得很好的武术家，可惜当了汉奸）和宣传部长林柏生联名给李惠堂函电敦促，“邀请”李惠堂出任“中国足球领队”，继而由日军出面，派专机“迎接”，要李惠堂和南华足球队到南京和满洲各地巡回表演，并留在南京主持体育政务。

这次李惠堂不能以腿伤为由拒绝参加，因为“领队”并不一定要亲自踢球。在强暴压力之下，李惠堂不为所动，他对夫人说：“我李惠堂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2]

为了避开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追踪，李惠堂决定率领南华队去澳门访问，借此机会逃离香港，返回广东老家。从澳门去广东只需7个小时的车程，但因为天气和船舶的缘故，一路周折不断，李惠堂一行途经肇庆、南宁，到桂林时，受到广西李济深将军的接待，再经韶关、兴宁，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家乡五华。

一路上多方朋友相助，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通过澳门新豪运输公司的朋友关系，沿着广州湾（现为湛江市）用快扒（走私艇）协助李惠堂逃离虎口。[3]

在桂林时李惠堂更是受到李济深的款待。离桂途中，他写了一首感怀诗，“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不久，友人将其夫人廖月英及家小送回，住在五华城静波李公祠。

李惠堂家乡梅州五华的铜塑像[4]

关于这次返乡，李惠堂在《球圃菜根集》中写道[5]：“港陷后不久，伪府专机来迎，想陷我于不义，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从澳门化妆到广州湾，一直循廉江桂平柳州衡阳曲江兜一个大圈子，跑回我阔别卅年的老家五华。”

李惠堂回忆1941年第一次亲临梅县这个“球城”时的所见所闻，对梅县群众对足球之普遍痴迷印象深刻。他提到梅县有“相当宏伟的公共体育场”（即梅县人说的东较场）。

他以快乐的心境描绘了他觉得颇为有趣的梅县球迷：“[6]所经各地有球场的城市都邀我出席义赛，有时踢小球，有的地方踢大球。离老家六十英里的梅县，足球风气相当浓厚，在省运会得过县际冠军。我第一次到那边赛球那天，轰动了整个球城，万人空巷地挤到那相当宏伟的公共体育场去，把球场重重围住；身材短小的后至者，只好向场内小食摊头把椅子租来，高高的站在肉屏风后面，卖小食的也乐得多赚些意外的铜钿。辛辛苦苦踢完了球，在人丛中，打道归旅社。耳边听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叟在批评，他说：‘我以为李某人是三头六臂的，原来同平常人一式一样，球怪究竟从哪里怪得来？’我想这位老伯出了五块大洋，心里头一定有点失望和懊悔吧。”

梅县人看足球赛的姿势，男女老少皆球迷

1942年春节，球王撰写了一副“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的对联，贴在“联庆楼”大门上。为了糊口，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然后担任兴宁公路站站长职务。1943年，兴宁县体育馆落成。李惠堂曾在兴宁体育馆踢球，推动了兴宁足球运动的发展。

1942年春，李惠堂在家乡五华，得到了乡亲的热烈欢迎，纷纷到李惠堂住家——“联庆楼”登门看望。李惠堂还应邀到五华县里一中、五华二中、五华三中等校作报告，师生们深受鼓舞。

他的演讲题目是《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他说：“民国年廿五年，政府谴派选手参加柏林的世界运动大会，就只得着‘体力不如人’五个字的教训，所以，兄弟一位今日国内高唱什么‘节约救国’等种种救国，都不过是治标方法，唯有‘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绝是对症发药的根本治疗。”

五华球界以李锡伦、李石青、李广铸、李立群等前去拜访问候，并邀他到县内进行表演。他组织了由其儿子李育德、外甥邓志刚、乡邻李石青、李锡伦、李广铸等参加的足球队到横陂、河口、安流、锡坑华城等地，与师生联队进行表演赛。所到之处人潮如涌，五华人民饱赏了球王的高超球艺。

巡回表演结束后，他又以自己名义，临时组织了五华县内的体育老师、学生、农民、商人的球员为五华足球队，于1942年夏，前往梅县访问，得到当地政府、体育界和群众的欢迎，观赏者山人海，热闹空前。

这支临时凑成的队伍，虽有球王参战，最终以1比3负于梅县队。但是达到了加强足球交流，推动兴梅地区足球运动的目的。“梅县校际足球比赛更加活跃起来，梅县强民、中华、学联、商联等足球邀请赛也更加频繁了[7]”。

1942年秋，李惠堂在韶关（当时省临时政府所在地），以广东省航空协会名义组成航建足球队，宣传建设航空抗日。航建队的主力，有香港名将“穿花蝴蝶”叶北华、“铜头”谭江柏（谭咏麟的父亲，后来谭咏麟也曾到梅县演出）、“铁铲”李天生，还有李育德、邹文治、黄华继、李硕友、谭均干、梁荣照、杨水益、郭美棋等名将。[8]

李惠堂和航建队队员坐飞机到各地义赛[9]

航建足球队从韶关出师，途径兴宁时，兴（宁）、梅（县）、（五）华三县组织了一支联队到兴宁迎战，最终以0比7负于航建队。

航建队到了梅城，与梅县队比赛三场，其中两场以9比0、14比0战胜梅县的两队。第三场与强民队比赛，强民队曾以3比1击败汕头的英国舰队足球队，并夺得省运动会冠军。上半场航建队以1比0领先，但未及终场，就有球迷冲进了球场，比赛未决胜负就匆匆结束。[10]

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其中有一个梅州中学的初中生叫曾雪麟，也慕名前来观战，但他未能挤进里三层内三层的厚厚人墙，只得返回学校。

当时在广西举行粤、桂、湘、赣四省的“元首杯”足球赛，航建队代表广东从兴梅到广西依时赴赛，粤桂分别在桂林、柳州比赛四场，未分胜负，只颁发了纪念品。赛后，李惠堂赴重庆。

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叶，在后方的成都华西坝地区足球运动却因为四川大学的重视和球王李惠堂的莅临而有了一些发展。[1]

1941年，四川大学体育主任宋君复教授，邀请华西坝几所大学的体育主任在四川大学召开座谈会，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民贤学院等参加。座谈会决定由宋君复担任负责人，组织成都学校的校际友谊赛，带动当地体育运动。

李惠堂向当时的中华民国考试院长戴季陶介绍球队队员们[2]

1942年，李惠堂等名将应成都军校校长万耀煌的邀请，为军校25周年庆祝活动进行足球赛，由川大、金大、华大、学生联队等迎战5场。比赛在华英球场举行，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盛况空前。球赛结束后，宋君复教授主持召开了技术交流经验座谈会，李惠堂等对成都地区的足球发展提出建议。通过此次活动，成都地区的足球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

1942年，黄河决堤，次年天大旱，群众受饥，饿殍遍野。南京沦陷后，重庆作为陪都，当时的重庆大轰炸对准市民是日寇侵华期间的残暴行为之一。为响应宋庆龄慰问抗日伤病员，国民政府号召李惠堂举办足球义赛、义捐。

重庆还吸引了沦陷区沪、港、粤、鄂及华北等地的青年足球爱好者。李惠堂在《球圃菜根集》中描绘了当时的重庆球迷。由于义赛的地点离重庆市区较远，所以球迷们坐滑竿的、骑马的、坐汽车的、走路的，络绎不绝地往球场赶。重庆球迷为了一睹球王风采，不惧天雨路烂，不惧路上滑倒，为了看球奋勇前进的“大无畏”精神，让李惠堂非常感动。

当时重庆足球的赛事十分频繁，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先生发起了募捐义赛，为庆祝《中美互助友好条约》签定而举办了中美足球赛、中英足球赛、“市长杯”足球赛，还有重庆警备部队发起的“警备杯”足球赛。宋庆龄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她的人气也带来英国、美国、韩国等驻华代办。

报名参加赈灾义赛的球队，有“亚洲球王”李惠堂率领的“蜀健队”、由上海球员组成的沪星队、东平队等。

1943年，李惠堂（后排右一）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组建“航建足球队”到各地义赛募款，当时在西南举办的复兴关中美英足球义赛，由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主持开球礼[3]。二排右一为李惠堂。

李惠堂开始大后方“体育救国”历程。为拯济灾民，他率建航足球队，辗转广东的韶关、龙川、五华、兴宁、梅县之间，还到过广西的柳州、桂林，四川的重庆、成都、自贡和云南的昆明等地，举行了139场足球义赛，宣传抗日，并将募捐所得系数支援抗日。[4]

最高峰一天球赛筹得的粮食、物资足足有几军车，银元多达数千块。他们将各地义赛募捐得来的钱票购买粮食、棉纱、医疗器械以及武器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重庆和全国各个战区前线。对此，李惠堂留下了“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一次，李惠堂到柳州为向华小学募捐举行义赛时，为了避免撞伤场边站立的女孩，自己摔倒以阻去势，造成右手掌骨骨折。这一舍己救人的动作，现场观众有目共睹，甚为球王人品所折服。当时著名粤剧演员薛觉生亲自为他治疗。

为李惠堂治疗手伤的粤剧名家薛觉生，是当时一位德艺双馨的名伶才子

1945年8月1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李惠堂从重庆回五华，携带家小，高兴地返回香港，更张门庭，继承父业，执掌惠明建筑公司董事长，又担任成大银行副经理，仍继续致力体育工作。

李惠堂两度回到家乡，不仅表演球艺，更为传授球经，推动家乡足球运动。他坦率地教自己的同乡队友李广铸：“作为一个前锋，在球场要首先站好自己位置，一般情况下，作为中锋应站到中线与对方禁区之间适当的有利位置来回跑动，采编与迎接传递，迅速把球迫近对方禁区，又不会陷入劳师远征的困境。当球迫近禁区内外时，是临门一脚打破对方大门的绝好时刻，必须积极主动，泼辣拼搏，速即用力劲射或轻快妙射，这样，命中率是很高的。”[5]

球王的传授，不仅在精神层面鼓励了当地的乡人和少年，他的技艺也被乡人所记取，使得家乡的竞技水平得到提升。

1946年，李惠堂继续效力香港南华队。同年夏天，李惠堂应宋庆龄女士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之邀，率南华队一行19人，于7月17日下午到达上海准备踢表演赛。因遭上海市政府的反对和破坏，住了十一天，一波三折，未踢一场球，而返回香港。

1947年，在香港举行的上海、香港埠际赛，李惠堂为香港队队长，以五比一取得最后一次足球比赛胜利，此战成为李惠堂的挂靴之战。

抗战期间，京剧大师梅兰芳息艺在家，不为汪伪唱戏。李惠堂将足球定义为当时中国的国艺，而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更是国艺。当年沪上人云：“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梅兰芳和李惠堂，两位年龄相差11岁的“国艺”大家，都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7冬，昆明发生冻灾，根据不完全统计，城墙脚冻毙的尸体，几日陆续发现的达二十余具之多，昆明方面决定发函邀请球王举办赈灾足、网球义赛。在昆友好函常交催下，球王当仁不让[19]，携子李育德赴昆明举行足、网球义赛赈灾，共赛足球7场，网球4场，冬赈收入达六亿元（旧币）。这一年，球王42岁。

引文此处略。参见《梅州足球史话》。本文根据《梅州足球史话》相关内容写成，图片为客名君翻拍藏品或梅州市体育局供图，未经授权请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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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