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期《四会文史》：四中求学忆旧

我于1953年考入四会中学，经六年寒窗苦读，于1959年高中毕业，成为解放后四会中学的第三届高中毕业生（解放前曾有三届高中毕业生，但总数只有几十人）。这6年的四中学生生活甚为艰苦。这6年，又正值建国后四中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触殊深。现将其中之点滴，聊记于后，以飨邑人。

校舍：旧貌换新颜

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日寇铁蹄的蹂躏，原来四会中学作为校舍的绥江书院及孔子庙（时被邑人统称作“学宫”）已被日机炸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颓垣断壁，瓦砾成丘，荒草丛蔓，孔子塑像也惨成一堆烂泥。我们入读四中时，古旧建筑就只剩下宾兴祠（现学校体育馆附近的位置）、魁星阁（现校友楼的位置）及位于绥江边的被师生称作“二校舍”的萧家祠，还有绥江书院残存的部份建筑。

我们入读四中时的50年代前期，校舍除了一些古旧建筑外，就只有一些平房课室。其中最好的一间，是在大约1952年间，同学们在李茂兴（后任暨南大学教师）等老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自行排练节目，四处下乡演出，筹集到一笔善款而建起来的。这间后来成了简（易师范）三（年级）甲班的课室比较宽敞、明亮，算是最好的校舍了。而其余的课室则低矮、狭窄、残旧，窗户细小，光照除了依靠窗口外，就靠几块细细的玻璃明瓦了。晴天时，室内光线尚可，阴天时，室内就显得十分阴暗了。1953年学校还没用上电，学生早操时，只能用手揺留声机，晩自修时，同学们都各人自备一盏小火水（煤油）灯。至1954年，课室才装上了电灯，但电压很不稳定，电灯时亮时暗。当电灯暗下来，不能看书写字，在等待电灯复明之时，无聊之中，大家就拿一位父亲在电厂工作的高姓同学开玩笑：“高斯一，快点叫老窦加炭（当时靠烧炭发电）！”然后大家开心一笑，既无奈又快活。

解放后，政府拨资修葺绥江书院，还在绥江书院前新建了一座状似花轿的“轿楼”，因其又状似白鸽笼，有一段时间师生又称其为“白鸽楼”。楼下有两间课室，课室中间为教师办公室。至1954年，在原孔庙大成殿的旧址上建起了一座有16个教室、2个大办公室、8个小办公室的教学楼，称作“五四楼”。同时，还在“眼镜塘”边兴建了一座两层的、有20个房间的学生宿舍。五四楼楼高两层，东西宽约60米，内有两支楼梯，一楼地面铺设阶砖，二楼木楼面上也加设阶砖，窗口高大，光线充足，楼顶釆用在佛山特制的苏式瓦，这种瓦宽大厚实，一片扣着一片，毋需灰沙粘合。在当时，这两座楼在四会已属于一流的建筑。至1955年，在五四楼西面的原魁星阁（现校友楼）的位置上，又建起了一座两层的，有8个课室、2个办公室的“五五楼”。至1956年，在近南门直街东侧建起了一座两层曲尺形的，有4个实验室、2个仪器室的科学馆。科学馆内，上下两层除了用一般的楼梯连通外，在上下两个仪器室还有一支与众不同的螺旋楼梯连通。至1959年，在五四楼的东面的原绥江书院的位置上建起了一座与五五楼完全对称的、外形结构完全一样的“五九楼”。同年，还在学校西南角的眼镜塘边建了一排平房课室，作音乐室、美术室及县教研室之用。至此，四会中学成为一间校舍、设备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

教与学：严谨与宽松

值得一记的是：1953年，因当时规定，四会中学校长一职要由省教厅任命，而此职位因严为柱校长离任而暂时空缺，所以四会县政府委派傅振山主管四会中学工作，职务为“教导主任”，代行校长职务。傅振山主任工作魄力大，领导有方，有创新精神，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抓紧教学工作。在学校内全力推行苏联的“五环节教学法（组织教学、复习提问引入新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又新建立了一整套的教学规章制度：学期初要求老师制订教学计划；学期末要求撰写教学总结；每节课都要求写好课时计划（教案）；单元授课完结后，要求写出单元教学小结；定期组织教学经验交流活动，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正规化。例如：当时学校对体育工作非常重视，具体工作由傅球铁老师主持。他上的体育课是十分规范而认真的，上课铃响后，体育委员带领全班同学集队、整理队伍、清点人数，然后向老师报告，请老师授课。体育老师简要介绍本节课的内容、技能要点，提出要求及注意事项，在准备运动后，同学们就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开展各项运动训练。有的进行耐力训练，有的复习旧课。而老师则带领其中的一组，开展新课的学习。老师除了再次讲清要点、进行示范外，还做好安全保护工作。经一段时间练习后，各小组就交换练习内容及场地。最后，经整理运动并小结后，这节课才告结束。整节课的内容丰富、紧凑、有序，同学们都能听从指挥、遵守纪律、认真练习，绝无放羊式体育课或占用体育课等情况出现。除了抓好体育课外，学校还具体编排好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的内容及场地，师生共同参与，一起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一起拔河、跳绳、踢毽，师生形如朋友，情同兄弟。学校还每年都举办大型运动会。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提高了学生的运动水平，培养了一些体育人才：谭冠明同学（后于湖北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任职山东济南柴油机厂高级会计师）在县运会上以12秒的优异成绩荣获百米跑第一名；莫庭康、彭学龄两位同学1956年初中毕业后同时考上了武汉体育学院。后来莫庭康成为四会县体委副主任；彭学龄成为优秀的中学体育教师、柳州铁路局游泳水球教练、国家一级裁判，他曾在《中国体育报》、《中国学校体育》、《广东体育教学与训练》、《体育师友》等体育杂志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今年他虽然已届79岁，但体检一切正常，精力充沛，不减当年，每周仍担任18节体育课，继续为体育事业贡献力量。

经全校师生齐心合力，四会中学的教学质量得到显著的提高，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校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教学形势一片大好。经省教厅工作组到校调查核实，认为四会中学的经验有推广价值，给予大力肯定，安排傅主任作为先进典型在全省教育会议上发言，介绍经验，并发给学校奖励金九亿元（旧币）。之后省教厅又根据四会中学的校舍设备、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等各方面条件，核准四会中学复办高中，高中招生范围，除了广（宁）、四（会）、怀（集）外，还可以在佛山、南海、三水、高要等地招收高中新生，成了当时的西江地区继肇庆中学之后，第二间完全中学，结束了解放后四会学子只能到外地（例如肇庆、广州）就读高中的历史。于是，学校就用这笔奖励金加上县政府的投入，赶在1954年中考前建起了五四楼和学生宿舍，迎接解放后首届高中新生。新校舍的落成，为四会中学以后的发展，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这一届同学的成功，固然与学校严格的管理、老师良好的素质、同学们奋发向上的精神有关，亦与当时宽松的学习环境密不可分。学校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开展工作，从没利用休假日、寒暑假补课，就是临近高考，亦是如此。除了课本，我们没有练习册之类的课外辅导资料。在中学读书的6年，同学们都很少用到书包，几本书、几个作业本用旧报纸一包，就可以上学。作业量不多，一般都可以在当天完成，因而大家有时间进行各种课外活动。罗志仁（后考上广东林学院，曾任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办公室主任）等同学自己组织了一个篮球队，经常训练，由于球艺精湛，曾在县篮球赛中荣获亚军。赵善琪同学（后就读于西安冶金学院，任广西柳州钢铁厂薄板分厂厂长），自组了一个话剧队，自编自导自演，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并下乡宣传演出。罗汝泉同学（在华南工学院韶关分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他对中国象棋有浓厚的兴趣，就是在前往小海口试验田劳动的路途中，也与陈子义同学（后考上甘肃兰州铁道学院，曾任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撇开棋盘，边走边对弈起来，你一句“炮2平5”，我一句“马二进三”，煞是有趣。罗汝泉后来参加省中国象棋赛，在与当时名噪一时的象棋名将杨官麟比赛时，以2：3惜败，最后荣获全省第6名，载誉返校后，还凭记忆，把这5盘赛事，一步不差地记录出来。同学们还组织了一些课外活动小组：如理发组免费为同学们理发，化学组在黎国昌老师的指导下，做“火山爆发”的模拟实验，兴趣盎然。在那买肥皂要用“肥皂票”的年代，大家又试制肥皂。此外，同学们还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美术组、音乐组、舞蹈组、体育组等各种课外活动。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开展“一帮一，一对红，一片红”的活动。一次，黄文奇同学患脚疾，行走不便，许纯雄（华南农学院毕业后任四会县柑桔场场长）、黄宜勉（高中毕业后，进入房地产业，颇有成效）、吕松芳（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后任四会市经委副主任）等同学每天轮流背他上学、放学，还替他补课。当年，老师与学生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感情深厚，情同手足。一些比较“调皮”的同学，敢于在一些私人的场合面称黎乃焜老师为“黎四兄”，称黎国昌老师为“昌哥”，称谭梧老师为“谭公”，而老师也欣然接受，并以此为荣。同学们在如此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其内在的潜质得到自由发挥，动手的能力得到充分增强，思维显得特別活跃，自主创新精神特別强烈，最终得以成功，就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1956年，赵善琪、吕松芳、林永昌三位同学自带炊具到莲塘迳踏勘测量四会至高要莲塘的公路线路走向、长度，绘出草图，写成报告，建议修筑独岗大桥及四(会)莲(塘)公路。报告寄送广东省交通厅，后得到了回复，表扬了他们敢想敢干的主人翁精神，并说明鉴于当时的国力尚弱、国家尚在百废待举之时，此工程只能留待以后实施，云云。今天，在绥江独岗大桥及四莲公路开通使用了30多年，独岗新桥又在加建之际，回顾这件史实，实在十分有意义。

生活：磨炼艰苦意志

50年代，一些人的生活虽然有初步改善，但许多人的家庭仍十分困苦，生活水平仍十分低下。萧仲岳同学（从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职四会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父亲从新加坡带了一辆三支枪牌单车回乡让他使用，同学们羡慕极了，称他为“有车阶级”。在50年代，交通还很落后，单车还是稀罕之物，“有车阶级”尚属凤毛麟角。当年，一些同学到广宁师范求学，不要说坐汽车，就连骑单车前往也属奢望，只能步行。早上天未亮就要挑着行李摸黑起行，在盘旋起伏的山路上艰难前行，一直走到天黑下来一段时间才到达学校，正所谓“两头黑”。这几十公里的路程，让那些平时本己习惯步行的年轻人也走得双脚肿胀、肌肉酸痛，整个人疲惫不堪。所以，人们向往成为像萧仲岳这样的“有车阶级”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家庭环境都很差。樊荣庆同学连牙刷、毛巾都没有，只好用手指当牙刷，用烂布当毛巾。“餐揾餐食餐餐清”这句当年的流行语就反映了一些民众的朝不保夕的困顿状态。一些家不在四会镇的同学只好在学校饭堂用餐。甲餐为老师及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来自佛山的同学用餐，每月膳费12元；乙餐为经济条件稍好的同学用餐，每月膳费8元；丙餐为经济条件较差的同学用餐，每月膳费6元，多数同学都只能吃丙餐。吃丙餐的同学有时由于经济原因而面临“断炊”，这时老师往往会伸出援手，助其购买饭票，度过难关。在50多年后的今天，陈月仙同学（从广东教育学院毕业后，在肇庆职工学校任讲师）在回忆当年黎乃焜老师把她从“断炊”三天的困窘中解救出来时的情景，仍然让她动容。此种爱生如子的动人情景，至今仍然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永世难忘。在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同学们吃的是蒸饭，不足半斤的米倒入装着水的瓦钵头中，不经淘洗，蒸熟了就吃，每人一钵。为了能吃得“饱”一些，学校还“发明”了“双蒸”的做饭方法，一样多的米，饭的“体积”却“膨胀”了。吃的时候，似乎会饱一些，殊不知，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会使营养流失更加严重！乙餐的菜已够差的了，丙餐的菜就更甚：吃的是从学校试验田里拔回来，放到大水池中盐腌一段时间的通心菜。通心菜又老又韧，菜头还带着泥沙，煮前洗不干净，吃起来沙沙作响。同学们把这种“菜式”调侃为：“钢筋水泥”。有些同学不时还“幸运”地吃上带“肉食”的“新”菜式：“钢筋水泥炒蚯蚓”，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公道地说，我们偶尔还是能吃到真正的肉食的，这是一、两块切得薄如纸张的透明的肥猪肉。这时，大家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了。由于油水、肉食严重不足，尽管吃了四、五两米的饭，但过不了多久，肚子又会饿得咕咕响了。这对于身体正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然而，对于学校来说，这亦属无奈之举。记得，有一年我们住在二校舍，一次，晚上饿得实在不行，大家就到学校附近的园地“偷”了些番薯藤煑起来吃，没油没盐，但人人都吃得有滋有味，还嘻哈玩笑，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

当时，学校还没有自来水，饭堂的用水就全靠饭堂边的一口大水井。水井边竖一个高高的木架，架顶有一橫杆，橫杆一头绑一重物，另一头垂吊一只水桶，利用杠杆原理，把水提上来。记得厨房里有一个长得很矮的、名叫卢锡洪的厨工，每天都由他负责劈柴及供应厨房用水等重体力工作。他肩挑一担，同时又手提一桶，每天在厨房与水井之间往返都不知多少次，供应着数百人的用水，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而另一些经济更加困难的同学就到学校附近的民居以每月伍角钱的租金租一个灶位自已煲饭吃。这类同学每到周六就步行十数公里至数十公里返家带足一个星期的柴米及被称作“土罐头”的腌咸酸菜，或是到水边捉一些小鱼小虾煎好带回学校，这就是一个星期的伙食了。

当年，国家有助学金制度。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每月从3元至8元不等。许多同学就是靠这每月几元钱的助学金完成整个中学阶段的学业的。

学校有宿舍让学生住宿，每间寝室内都有数张双层木碌架床，10多人同挤一室。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四中发起了木虱（臭虫）灾，床架、床板罅隙、蓆被甚至衣服的边角都隐藏木虱及密密麻麻的木虱蛋，后来课室的桌椅都发现有木虱。把木虱弄死，把蛋弄破，都会发出一阵极为难闻的臭味。同学们把这种身体扁平的黑色的害虫形象地称作“坦克车”。每晩临睡前，同学们都要来一场消灭“坦克”的“运动”，否则，“坦克部队”出动，会把人咬得痕痒难忍，不得安睡。而木虱在吸饱人血后，“身材”就从扁平骤成滚圆，“富态”毕现。学校也曾釆取过施药、用开水淋烫等多种措施，但都没能把木虱全部扑灭。有一年暑假，学校把所有的碌架床搬到大操场上，想让木虱在风吹、雨淋、日晒中暴亡，但收效甚微。

学校周围环境卫生差，蚊子多，而许多住宿的学生都没有蚊帐，因而晩上是蚊子饱餐的好时机。当年，不时有疟疾病流行，这种病由蚊子传播，发病时，全身冷到极点，就是盖几床棉被，病人还是冷得不停颤抖，因而人们称疟疾为“发冷”。同学中，亦不时有人因患发冷而不能上学。老师上课点名点到这个同学的名字时，大家就会回答：“他去了做镇（震）长！”笑声里显露出同学们无奈之中的幽默！后来，校医陈英成举办卫生讲座，普及预防疟疾病的知识，同时大搞清洁卫生，才使这种病不至于大规模爆发。

内宿同学除了在晚上睡觉时要应付天上的飞机（蚊子）、床上的坦克（木虱）骚扰外，还需面对冬天洗澡的难题。夏天倒是挺爽的，晩饭后，男同学都到绥江上游泳，在浅水中追逐、打水仗，在深水中畅游，玩得不亦乐乎。但到了冬天，寒风呼啸，女同学尚可得到一桶温水的“优待”，而男同学则只能打一桶井水到冲凉房沐浴，勇敢一些的，就在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到井台边从头顶淋到脚底，更勇敢的，仍然坚持到绥江游泳，在呼呼北风中，尽显大男子汉的本色。可怜那些体质孱弱或患病的，就只能“腌咸鱼”——不洗澡了。

在艰苦生活的磨炼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乐观。毎天晩自修后同学们回到宿舍准备就寝，至熄灯信号响起前的这段时间，是同学们最开心的时刻。宿舍中，有看书的，有谈心的，有说笑的，有下象棋的，有唱歌的，有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的，还有捉木虱的，各得其趣，宿舍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熄灯号响起，欢乐之声随即沉寂下来，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安然进入休息状态。

劳动：造就健康的人生观

在6年的学生生活中，劳动是比较多的。入学后不久，我们就以手搬肩挑的原始方式，在废墟中，把那些断砖碎瓦搬走，把日机留下的弹坑填平，辟出一个运动场地。同学们的劳动热情非常高涨，首次接受了劳动的考验。

学校在龙江小海口附近（现华侨中学的地方）辟有一个农场，名曰试验田。我们到试验田劳动时，往往都要到厕所挑一担人粪尿去施肥。同学们挑着满满的两桶粪尿，排着队，行走在大街上，有人还误认为我们是劳改队的“犯仔”，“怎么这班劳改队员这么细个（年纪轻、个子小）？”（当时，看守所就设在学校附近，经常有劳改队的犯人挑着肥，排着队出外劳动，他们没穿囚服，但有军警押着）。这成了一时的笑话。

为了改良试验田的土质，同学们又从校內的鱼塘中挖出塘坭，晒干后担到绥江河边的小船上，再运往小海口的试验田。途中，樊荣庆（从西安工业大学毕业后，先任职国防部后勤部，后调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任后勤科科长）、宁镇强（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任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何德成（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任职中国超深钻探国家试验室副主任，此类实验室，全世界只有4个）三位同学所撑的小船不慎翻沉，幸而这里水流平缓，水深只及胸膛，并未造成伤害。他们相互检查无碍后，把船翻正，把塘坭从河底捞起，继续行程，最终把肥塘泥运到试验田。另一艇塘坭由黄文奇独自撑运，在即将到达试验田的小码头时，小船不幸侧翻沉入河底。此处河水较深，待到数天后，水位下降，才由学校负责打钟司时的校工黄芳带领几个同学潜水把船捞起，塘泥却沉积河底。而由黎乃焜老师和何肇东同学（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任职端州区食品公司经理、书记）两人划行的、载有6桶粪水的小艇则幸运多了，他们顺利到达试验田岸边，随后两人舍舟登岸，把这3担粪水担至试验田粪池里。

为使试验田的水稻长得粗壮，樊荣庆、赵善琪等同学四处搜集猪、牛骨头，经煅烧、辗碎撒到田里。这样，水稻长势自然喜人。为了创造“万斤亩”的奇迹，同学们又把水稻全部拔起，集中插到一块田里，实行高度密植。但这又带来了通风不良、虫害多发等问题。于是大家又在试验田的上空搭起一个架子，上面挂一块状似大棉被的布蓬，用人力拉动布蓬，使之来回摆动，搅动空气。这样的不科学的种植自然以失败告终。

每年，我们还到大沙区支援夏收夏种。大沙田多人少，“双夏”自然忙不过来，每年都需组织干部、学生支援。大家都是住在民房中，把干稻草往坭地面上一铺，把草蓆往稻草上一放，这就是我们的“床”！睡在这样的“床”，好些同学不时还会被爬到脸上的蚯蚓弄醒。大沙的田有些离村子很远，需走一个多小时。晩上我们在月色下割禾至深夜，就干脆不返村子而在田头睡觉。野外的蚊子多，大家在半醒半睡中休息至天明，又继续割禾。记得一次到岗美村参加修筑大兴围的劳动时，有10多位同学组成一个突击队，没日没夜地挖泥培厚加高堤围。赵善琪同学每回都挑满满的6箕泥，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工作虽然辛苦，但同学们都毫无怨言，还自寻欢乐。劳动结束时，同学们筹办了一台晩会，节目全是自编自演。由赵善琪、李燕祺（就读于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后任广州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二人编导，由何汉昌（后在广州钢铁厂任职供应处工段长）等同学上台，表演了一个小品《在克拉玛依油田里》：某人在油缸里游泳，借此讥讽某位领导“揩”女同学的“油”。夸张生动风趣的表演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此外，我们还参加过1955年的抗旱斗争，1958年“大跃进”时的马田深翻改土和同年开展的大炼钢铁（学校在校内城墙上筑有几个小高炉）及打制滚珠，到姚沙牛尾抬大石等劳动，以及到石狗、大坞釆集松籽球，集体到广州参观苏联展览会，到贞山参加军训等等活动。

上述的劳动和活动，我们都不用老师过多操心安排。老师只需向班干部交代一声，班干部就会组织带领大家有序自觉进行，直至完成任务。通过劳动，我们磨炼了意志，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懂得了人生，学会了做人，学会了生活。

累累硕果：深情感恩

1953年，四会中学从全县各镇、区、乡经笔试、面试、体检挑选了3个班100多人入读初中一年级。我们的同学在学期间都能尊师守纪、团结友爱、勤奋学习，在老师的悉心培养中茁壮成长。至1956年初中毕业时，许多同学考取了免学费的中师、中技。例如：吴玉培、黄林清、陈如英等25人考取了广宁师范，彭少英等3人考取了肇庆师范附设幼师班，谢德飞、陈叶之、谢宗晓等5人考取了省水利学校（后升格为水利学院），陈婉明等5人考取了广州市第一护士学校。还有莫庭康、彭学龄考取了武汉体育学院，叶嘉和考取了武汉美术学院……众多同学纷纷考取了外地的院校，这在四会中学的历史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而轰动一时。上面提及的同学中，许多都成就了一番事业。例如：吴玉培成为清塘中学高中语文教师，后调往四会中专任教，直至退休；黄林清终生从教，后来还成为罗源中学校长；陈如英教学有方，转变了多名顽童，他在四中从事生物教学时，创办的植物园，蜚声省市，曾多次荣获先进教师称号，被评为中学生物高级教师，进而又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彭少英先后在四会县教育局、深圳市教育局任职；叶嘉和成了武汉某画报的编辑；谢德飞任职肇庆市端州区水电局局长；陈叶之先后任职广东省水电厅办公室副主任、农水处副处长；谢宗晓（后改名陈东晓）在四会市水电局任职高级工程师，是肇庆市人才专家库专家，曾主持四会江谷水库、白沙水电站、马房水电站、江滨堤园、碧海湾大桥等多项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退休后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水利建设工作，业绩突出，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与敬重。1979年，陈叶之与谢宗晓还受国家委派，作为水利专家到非洲索马里参加费诺力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工作，历时三年，荣获索马里总统颁发的荣誉证书，在参加了总统举行的国宴后，载誉荣归。

1956年，由于许多同学转到外地继续求学，加上还有少数同学因种种原因而辍学，因而四中高中招生时，生源不足，学校只招了两个班约一百人，其中有部分还是从高要县及广宁县招来的（前两届也有部分学生从佛山、三水、怀集招来）。又经过三年的勤学苦读，我们于1959年高中毕业，在全国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91个参加高考的同学中，被录取入大学的有75人，录取率达82%，在全省排名中，居广雅中学、佛山一中之后，排列第三名，同时亦是四会中学自1929年创办以来，升大录取率最高的一届。严庆祥同学成为四会县有史以来的首位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任职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陈昌芬同学成为四会县有史以来的首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任职广东省公安厅科技研究所所长、副厅级干部）。当年，单是到北京求学的就有9人，除了严庆祥、陈昌芬外，还有：宁镇强（入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秀璇（严庆祥的家姐，入读北京化工学院）、黄宗文（入读北京理工学院）、沈季文（入读北京石油学院）、张瑞祥（入读北京石油学院）、严带光（入读北京农业大学）、何德成（入读北京地质学院，与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同窗学友）。其余的遍布全国多个省市大学的同学就不列举了。没能进入大学就读的16人，只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政审不合格，或者是身体患病不能继续求学的。成绩差的只是极个別。

同学们学成之后，大多都事业有成，许多人取得了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教授等各种高级技术职称，有些还担任各级领导，成了社会的栋樑，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陈子义同学，邓村人。195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甘肃兰州铁道学院。约半年后，由于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油严重缺乏，学生体质严重下降，子义因此而得了胸膜炎，恰好学院因粮食不继而被迫放长假，子义只好返回家乡邓村养病。半年后，学院复课。因家里实在没法在经济上支持他继续求学，自已身体又十分孱弱，何去何从？正一筹莫展，打算放弃之际，黎乃焜老师来到邓村，上门家访，当即表示要资助陈子义继续求学，并送了一大瓶猪膏油给他，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赶在报到截止日期前回到学院，继续艰辛的大学求学之路。他在经济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五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武汉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直至退休。由于工作积极努力，不断进取，成了副总工程师。这位“陈总”在一次审阅设计图纸时，对设计作了一些改动，就为国家节省了一千多万元的资金！1976年，国务院批准三（水）茂（名）铁路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陈子义参与了项目的设计工作。在前期的踏勘工作中，他亲自参与，在途经家乡四会时还顺路返家省亲。在项目设计时，他特意在大沙大布铁路车站规划了一个对运输笨重物件起关键作用的龙门吊，作为送给家乡人民的礼物。但不知何故，四会县方面没有接纳这份珍贵的礼物，成了一大憾事！

我们的同学生长在当时纯朴的社会人文环境中，自小受着传统文化的薰陶，又接受了学校的良好的道德教育，大家养成了老实忠厚、勤劳俭朴、负责担当的优良品质，在日后的社会工作、生活中，大多表现勤奋进取、诚实正直。尽管许多同学手中都握有大小不等的权力，但都能亷洁自律，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一位同学被贪腐绊倒。下面的两位同学的事例就相当突出：

吴宝桢同学：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分配到军工企业503厂工作，后因某种原因请调到顺德某地方企业任工程师，后升任厂长，工作积极踏实，富于创新，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地政府大力表彰他，除了给予丰厚的奖金外，还另外专门划拨一幅地皮让他建房子，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

简志平同学：从武汉华中工学院造船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江南造船厂任高级工程师，先后负责研制鱼雷快艇、卫星监测船等工作，成绩突出，蜚声中外，某西方国家企图以高薪厚禄把他“挖”过去。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不为所动，他选择了爱国，严辞拒绝，并把收到的厚礼上缴国家……

而那些高考落榜的同学，在逆境中，他们自强不息，奋发执着，锲而不舍地追求理想，最终凭着自身的实力，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位，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例如：何中樑、林永昌、黄文奇、严冠光等人，高中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成绩斐然。

我们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实干家，我们在老师们的知识海洋中遨游，在老师们温暖的怀抱中成长。老主任叶世才老师超强的记忆力及幽默风趣的话语，陈其弼老师学者的风范，黎乃焜老师广博的知识，谭梧老师秀美的国画，萧笛老师笑嘻嘻的常态，邓蕴华老师和蔼可亲的慈母形象，陈良老师慎密的逻辑思维及沉稳的作风，农民老师自费带领俄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广州拜访苏联老师的温馨情景，还有黎国昌老师妙趣橫生简明扼要的化学课，梁锦屏老师还带着少女般羞答的笑容，傅球铁老师在双杠上矫健的身姿，徐秀芳老师圆润悠扬的歌声，上海姑娘杨知慧老师的纯朴真诚……所有的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忘怀。老师们迷人的风釆、高尚的品格、儒雅的气质，还有谆谆的教导，潜移默化地感染我们。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在艰苦的磨砺中，我们不断感悟人生的哲理，不断拓展知识的空间，不断掌握各种生活技能。最终，我们走上了一条光辉的人生路，在社会的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幕的精彩，我们逐渐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感恩老师，感恩母校，其情实难言表！

我是我们这届同学中年纪最小的，但亦于两年半前步入古稀之列，一般同学年纪已达七十五、六岁，李燕祺同学（曾任四会中学学生会主席）更是寿登耄耋。岁月如歌，从1953年我们入学时算起，去年刚好是癸巳轮回整整六十年，同学们早已从稚嫩懵懂的少年升格为老成沉穏的爷爷嫲嫲（奶奶）、公公婆婆。回首那苦涩而又芳香的青春岁月，我记忆犹新，百感交集，激情在我心中涌荡。我万分眷恋六年艰苦而又愉快的四中求学生活，深情怀念己经故去的老师同学，我衷心祝愿仍然健在的老师同学健康长寿，晩年幸福安康！

附：部分老师简介

1、叶世才从华南师范大学前身文理学院毕业后,一直都在四会任教，曾任四会中学和四会师范任教导主任、副校长，20世纪50年代末被县评为高级知识份子。下面略记其教育学生的趣事三则：（1）我们刚入学，尚未见过叶主任。一次，黃某某同学在校门口附近跳高欲采摘竹棚上的葡萄，碰巧叶主任路过，叶主任轻柔地叫出了他的名字：“黄××，葡萄还是生的，很酸的，长熟了才好吃……”黄某某羞愧难当，低头不语。叶主任仅凭相片就能认出陌生的新生，真是令人叹服！（2）一同学躲在厕所吸烟，与叶主任巧遇，慌忙把香烟丢弃。叶主任不紧不慢地把香烟拾起，递回给某同学，谓：不要浪费，以后不吸就是了。某同学羞愧无语、手足无措。（3）一次，天正下大雨。晚自修课钟声已响，但同学们仍围在一台象棋四周，杀声阵阵，雨声淅沥，听不到钟声。叶主任巡视至此，他一声不响地从后面用还滴着水的竹帽子一下一下地盖下来，对弈者自然不耐烦，用手拨开帽子，大吼：“边个搗乱呀！”叶主任还是把帽子一下一下地盖下来，慢条斯理地说：“将军，坐正，学习！”众人惊愕，乖乖坐回座位。

2、陈其弼 1953年到四会中学任教师，以后升任四会县教肓局副局长、四会中学校长、四会县政协副主席，把毕生精力贡献到四会的教育事业中。

3、黎乃焜早年从香港返到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时称文理学院就学，1957年从华师大本科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四会工作。同时分配到广、四、怀工作的14位同学后来都先后离开，唯独黎老师一直坚持留下来，直至退休，把毕生精力贡献到四会的教育事业中。黎老师曾先后任四会中学党支部书记兼代校长、四会电视大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曾被评选为广东省高校优秀教师、四会首位教授级教师以及四会县人大代表、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省工大代表。

4、谭梧后任四会中学教导主任、四会县文化局局长，是肇庆市知名画家。

5、箫笛后任四会中学工会主席、四会县政协副主席。

6、邓蕴华为广西南宁首批女高中毕业生，50年代末被县评为高级知识份子。同时期被评为“高知”的还有叶世才主任、龚锡候医生等9人。在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高知”们享受着多种紧缺物资（如粮、油、糖、烟、肥皂等）的特殊供应。

7、杨知慧后任华东师大外语教授。

8、陈良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同窗好友。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陈良与王谌、王华生、黄民盛、曾尧熙等5位老师被划为右派份子。后来，虽然获得平反，但一向谨小慎微的陈良老师已如惊弓之鸟，最后郁郁而终其一生。

此外，已调往县人委任教育科长的傅振山亦因在大会上提出“知识份子不是臭老九，要尊重教师的辛勤劳动，提高教师的地位”等13点关于“如何发展四会的教育事业”的意见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并被赶往大沙大兴农场“劳动改造”，后获平反，并被任命为副场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无情冲击，最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缢身亡！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得到陈其弼、黎乃焜、谭梧三位老师及众多学友的支持、鼓励与指导，得到他们提供的不少的珍贵历史素材，在此一并鸣谢！

第三十期《四会文史》：四中求学忆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