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作曲家刘星：十个人里若有九个赚钱，我就是那个不赚的

作曲家刘星是个搞民乐的，擅弹中阮。他写过若干部大型作品，出过几张New Age风格的唱片，试过用中阮弹古琴曲和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去过黔东南和晋陕黄土高原录民间音乐，姜文《鬼子来了》用了很多他的音乐（《一意孤行》），据说灵感也由此浮上水面。

刘星1980年代出道，以《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确立作曲家身份。以今天的世俗标准来看，他混得不算好。一没进入体制；二不混圈子；三，他热爱的民乐和各地民族音乐实在冷门，观众寥寥，知音更罕。

如果刘星是搞西洋音乐的，或许就不会对2007年在荷兰的演出如此记忆犹新。

那年他带半度室内乐团在阿姆斯特丹Muziekgebouw aan't IJ音乐厅登台，现场音效极好，“每个音符出去都是咻咻咻地，一轨一轨地滑向远处。”

2007年，半度室内乐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

现实是，他和他的民乐及管弦乐作品能在好厅面对好观众演出的机会非常少。

1999年香港举办的“中国传奇”艺术节上，他与黄霑办了两场“闲云孤鹤音乐会”。当时，香港乐评人梁宝耳称刘星是他听过的“由中国老中青三代各派所写器乐曲中最杰出的一位”。每张放在流媒体平台上的刘星作品下面，都有人感叹中国也有好的当代音乐却无人识。

后来的刘星去干什么了？他和搭档小草在2003年成立了半度音乐，被现实牵着头皮往前走。

1月20日在黄浦剧场，半度音乐举办了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刘星主持，言语直率简练，又丧又萌，到必须要讲的内容时就低头念纸片，常常台下笑声一片。

多年来他被当作隐士，却不是不需要赏识；是真正的大师，但也有缺点，如果艺术家脾气和容易犯懒消沉也算的话。他很清楚自己心直嘴欠，“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去台湾演出一个礼拜，友人提醒他不要乱说话。他真的闭嘴了六天，第七天没忍住开口了，“差点没和人打起来”。

以下是刘星的自述。

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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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委约的，很少会去自己主动创作。为什么？懒呗。——刘星

我是1962年生人。十六岁之前都是在傻玩。六岁前在东北，六到十一岁在四川，然后回东北念初高中。十六岁考到上海音乐学院，二十岁毕业回黑龙江待了两年，然后就从体制内跑出来去北京，在北京待了八年（1984-1992）。

八年过得很苦，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但是那段时期我写了《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1987年《云南回忆》首演后（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我确立了作曲家的身份。

1990年香港雨果唱片公司的老易（雨果的创始人易有伍）委约我写New Age的作品。我不懂什么叫New Age，他就扔了几张唱片过来。我做的第一张唱片是《无所事事》，后又做了《一意孤行》，唱片销路不错。1992年上半年老易请我去深圳专门为雨果写唱片，在那边待了半年，写了《无字天碟》和《在彩虹上》。1992年回到上海跟朋友开了M4公司，1994年出版了《孤独神》，1996-97年出了《湖》《树》，销量非常好。

1999年因为我租的房子被人买了，拖家带口的不得已只能买房了。牡丹路的老公房，24万，加装修30万。但自己没有存款，都是跟亲友和朋友借的钱。

1999年去香港演出，就是和黄霑一起办的“闲云孤鹤音乐会”，拿到十几万收入，算是毕生最高收入，感觉是老天让我偿还债务特意为我安排的。之后又有电影音乐和新加坡演出。

1999年在香港，刘星与黄霑办了“闲云孤鹤音乐会”。

2

“决定合作前我跟她说，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是那种运气特别不好的人。十个人里如果有九个人赚钱，我就是那个不赚钱的。”——刘星

（注：2003年刘星和小草成立半度音乐，初衷是只出版自己认可的音乐。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音像店“像发牌一样卖唱片”的好日子已经将尽。在半度音乐的早期阶段，他们花费巨大精力长篇大论地讨论它存在的意义，三观激烈碰撞。刘星从来没有动摇过纯粹艺术家的信念，“重要的是艺术价值”；小草高效务实，她愿意暂时放下唱歌的梦，但要让半度生存下去。）

年轻时游戏打太猛了。红白机，手柄，一张卡里只有一个游戏，可以暂停，但不能断电，电源一关全完了那种。后来有了超级玛丽，三条命可以打到第三圈。一直打到魔兽世界，就不太玩了。

1998年我认识小草。1998年初的春晚王菲和那英唱《相约九八》，就是那一年她来了。小草是业余歌手，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平安从事金融业，兜里还揣着歌手梦。她通过老师找到我来给她录歌。那时下午录歌，晚上就喝酒聊天。

2003年小草来上海，刚好我已经闲了六年。决定合作前我跟她说，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是那种运气特别不好的人。十个人里如果有九个人赚钱，我就是那个不赚钱的。我俩可以合作十五年，我觉得这个（事先声明）很重要。

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现场放映回顾视频。

和小草合作的前五年，我们花了巨多的时间沟通，长篇大论的。咱俩的社会观念不同。

【小草：有分歧你就会说，“你是搞金融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分歧是业余歌手和作曲家、新入行和资深者、女性和男性、在半度不同分工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对于半度存在的意义我们也有不同意见。小草觉得要先生存下去。我觉得重要的是艺术的价值。

但后来慢慢就互相妥协。半度的前五年我们为了生存做艺术礼品，需要我把从前的音乐重新剪辑。第二个五年我们陆续有政府、企业的赞助，开始咖啡馆运营和现场音乐会（半度雨棚咖啡馆与半度音乐会），放弃了艺术礼品。

【小草：最近两年我们长篇大论的争论很少了。以前兴全基金给我们资助，每年我要写报告书。第一年第二年，老刘的计划没完成，他觉得艺术是无价的，不是一个目标一个时间节点必须完成。那第三年第四年后我就写我能确保完成的，不写他的方案了。】

《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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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已注销：“这张《广陵散》，是中阮大师刘星买了音像出版社的号自费出版，因为音像社根本没兴趣出这种偏门音乐。在没有商业推广和宣传的情况下，他在杭州演出的费用，也是老板在现场靠卖30多张票收的费用来抵消的！作为一个恃才傲物的乐痴，想想也是太心酸！”

afu是我：“你的心酸好多余，本来是人家喜欢做的事情，能够做就做一下，你一说心酸，虽然不一定就是无成本的同情，但让人家不体面，不好，不好。”

（摘自网易云音乐《广陵散》网友评论）

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很懒。《广陵散》那张专辑录了两年多，天天在那个状态，光“制作人的话”就改了三十多版，最后的成稿每个字都不能动，音乐到一个小打都不能动的程度。

《广陵散》是一张把古琴曲移植到中阮上的作品。我在搜集古琴曲的时候发现1950年代王迪、许健、查阜西三人遍访全国琴人的录音集。（注：这次行动开始于1956年初夏，历时一百多天，走了二十二座城市，共访问八十六位琴家，录制二百七十余首琴曲，时长大约一千五百余分钟，其中包括公元六世纪至公元二十世纪，长达一千四百多年间的传世名曲。）

他们制作的这套《古琴曲选集》一共八张，我想买，但担心自己微薄的经济基础不能负担。后来一搜，正版的八张才七十多块！比人家盗版的还便宜。

刘星团队在黔东南。

2005年我们去黔东南录苗人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之一。当时去的有些地方还没有通公路，当地老人不愿意年轻人出去打工，所以保持了音乐的正统。但据说已经不如七十年代的纯正。

（注：以下几段摘自《苗》专辑中“制作人的话”）

苗族古歌唱道：“老鸹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到处漂泊，到处流浪”。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铸就了苗人的文化精神：既坚韧不屈，又善良友好。迄今为止，黔东南苗人有的地方还保持着千年以前的生活形态。

黔东南苗人的音乐极具音乐天赋。音调的个性无与伦比，高亢但压抑的假声，委婉但哭泣的大颤音，气息深沉的长音，清晰完整的曲调结构，复杂而耐人寻味的细节润饰等。

在这样的音乐中很容易体会到这是一个苦难深重而伟大的民族。

半度雨棚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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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度咖啡馆从去年开始亏损。两周一次的半度雨棚音乐会坚持到现在，忠实的观众很少。为什么？一是中国民乐的传统曲目翻来覆去就那些（缺乏好的新作品）。二是环境变了，早几年演奏家们的状态普遍比较好，晓风（汤晓风，琵琶演奏家）、刘乐（古筝演奏家）他们经常会有状态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主持）的状态也会很好。这几年演奏家们的状态普遍平平，专注力下降。老观众能感觉出来。——刘星

半度音乐能存活15年，80-90%的功劳是小草的。

我的头衔是艺术总监，这个角色和创作者的角色是矛盾的。

【小草：“公司”的本质是为了营利，我们公司在做的却都是非营利机构的事。二者目标不同，也是矛盾的。去黔东南录苗族的音乐成本肯定是收不回来的。去年半度雨棚咖啡馆开始亏损。前几年生意一度非常好，每天都忙不过来，但利润也有限。怪我们，别人开咖啡馆多拼命，要做成网红咖啡馆。我们想着开了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两周办一次音乐会，这样是不行的。】

曾经的雨棚演奏会现场

现在公司加我们一共八个人，一年几百万的运营成本。本来是一个人，后来有了公司，要养活公司，就把自己套牢了。

【小草：我们也考虑过跟一些年轻人聚集的平台合作，有的平台自己也做音乐会。但是普遍的一个倾向是，网红化操作。这些平台更注重颜值高、吸粉快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品质没有那么重视，另外也有非专业演出场地的非专业呈现问题（音效、灯光、现场管理等），其中音效尤为重要，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我们在合作时会比较谨慎，因为精力实在太有限，很担心非常用心制作的音乐会在呈现效果大打折扣后，不仅没有保留我们最珍贵的品质优势，也没有多少传播广度，或者说没有传播到真正潜在的听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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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民乐和民族音乐的创作、推广和保护。”同学说：“得了吧，多大的词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在做的事和社会是脱节的。——小草

做琴（中阮）是这样的，差不多第三个五年，我们开始搞教育，但打开淘宝搜索“中阮”，发现每家卖的琴大小、样式、材质什么都不一样，这样怎么推广？后来和乐海乐器认识，他们领导也想推广中阮这件乐器，就开始合作。

我们琴的销量不算好。中国人有个习惯，用各种木料做琴，可以卖很贵，红木、紫檀、金丝楠木等，慢慢买家也看木料来买琴，首先问你是什么木料做的。卖乐器不是卖家具，家具是木材越珍稀价格越昂贵，琴的木料只求合适，决定品质的是手工。

中阮这件乐器在独奏能力上体现的不是音色个性或某方面见长，而是强大的综合能力，这是其它弹拨乐器无法替代的。它的能力范围包括在未来大型乐队中担任重要角色；组建大型阮族乐团、阮重奏等室内乐团；担当演奏大型协奏曲及各种风格的当代创作乐曲；改编演奏古琴的传统乐曲、改编演奏西方的经典作品等。它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件世界性乐器（前提是具有在世界范围被认可的作品、演奏家及不断完善的乐器制造）。

我也一直在编写中阮的教材。古阮只有史料记载，没有实际可以演奏的乐曲存在。中国传统艺术大都靠口授心传，学习者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有进步。有些人会觉得刘星的曲子太难，要求太高了。和民乐的普遍标准来比是高的，但和西方音乐的要求比真的不高。

《中国音乐地理·晋陕黄土高原区》项目期间的考察探访

6

但一年当中有这么几天，很明显地，早上起来对着楼下的十字路口抽烟时会觉得快乐。这种快乐以前也有过：写完一部作品，名字一签，时间地点一写，可以高兴五分钟，然后就没了。——刘星

2009年新加坡演出以后我就不弹琴了，协奏曲弹不动了。

前几年我挺消极的，觉得自己的创作不被需要。半度搞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是很好的，但总有种让卡拉扬去指挥社区乐团的感觉。我们需要精品，但现实与此相反。

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小草让我不要说消极的话。她跟我说：你想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哪一个生活得毫不费力，完全顺遂的？

最近这一两年我也开始有变化。身体越来越差。头大，眼镜勒得疼，去做近视手术，结果见风落泪只能戴这么个防风镜。

有人问我创作的时候喝不喝酒？不喝，因为喝酒带来的快乐或悲伤让我脑子里冒出的都是文字。真的，我写了很多文字，短语，关于教育、人性、性教育的等等。很多年前就想出一本短语集《矮屋》，但近几年没在写了，写完了也出版不了。

八十年代我也写过歌，有大约十首。写歌真的难。当年在北京听崔健，我跟朋友说，那小子的小歌词儿和旋律是真的牛逼。写歌和写乐队不是一种思路。

每个阶段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是后写的会比先写的成熟，《第二中阮协奏曲》就比《云南回忆》成熟。成熟不一定就好，各有各的好处。我自己喜欢的几个重要作品，按时间排序：《云南回忆》《无字天碟》《第三交响乐》《广陵散》《第二中阮协奏曲》。

搞创作的人太依赖灵感了。没有灵感怎么办？有没有摸索出应对的办法？怎么可能，没有灵感只有两个结果，一是等灵感来了再写，二是降低标准，但对真正的作曲家来说，二是不成立的，因为难以降低，标准在长时间形成之后，就像人的本性一样。

我也很久没有写大的作品了。《中阮独奏曲集》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北京那八年里写的。现在写的中阮练习曲也是创作，但需要的灵感等级和写大作品是不一样的。

练习曲写着写着，好像觉得灵感来了，可以写大作品了。砰，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的事儿来了。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