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奔走半生、硬把国家拽上了世界半导体芯片的赛道

大家好，我是张一定，一个梦想把自己写进名人传的少年。对股市比较关注的朋友，最近一定都被一只叫中芯国际的科技股强势刷屏了。上市当天即成交 479.7 亿元，占当天科创板所有股票成交额近50%，成为A股历史上第四大单只个股成交金额，前三个分别是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中国中车。从去年华为被美国制裁开始，中芯国际就一直占据着我们视野的中心位置，加上今年美国对华为制裁升级，中芯国际更是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关于中芯国际的故事，我们在品牌故事节目里会说到，这里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中芯国际的背后，看看那个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教父”的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汝京，中国半导体行业现在可能依然是落后于世界十几年的水平，技术封锁的阴影会比现在更沉重的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他凭一己之力，把中国拽进了最尖端技术的芯片赛道。半导体国产化大浪汹涌而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这汹涌浪潮中破浪前行的张汝京。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一声令下，10万伊拉克大军攻入科威特，震惊全球的海湾危机爆发。在联合国无数次警告和多国经济制裁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加入战争。1991年1月17日凌晨，停泊在海湾地区的美国F-117隐形轰炸机向伊拉克防空阵地、雷达基地发射了百余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炸亮了伊拉克的夜空，“沙漠风暴”行动正式打响。从1月17日到2月24日，伊拉克遭到了连续38天的空中袭击，28日，美国宣布战争结束，伊拉克惨败。在这场战争中，号称一呼百应的萨达姆组建了据说军力全球第四的120万伊拉克军队，但他们在以美国为首的34国联军的战机和精确制导炸弹面前，如同蚍蜉，丝毫没有抵抗力。这场战争，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降维打击”，用美国一位将军的话说就是「芯片战胜了钢铁」。

战争的结果传到6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震惊了国人。这是第一次，我们真正感受到半导体的力量。其实，我国的半导体行业起步并不晚，早在1955年 ，北京大学就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课程。半导体人才也不算少：黄昆、谢希德、王守武、林兰英......每一个都是名号响亮的前辈大师。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落后国际也不过3-5年的时间，并且这个差距还在逐步缩小。只是在随之而来的那个特殊年代里，这些人或被停职批斗、或在扫牛棚，产业化和持续造血能力不足，距离就这样一步步被拉大。等再次睁开眼看世界时，才惊觉“世上已千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半导体持续落后的情况，国家先后组织了三大“战役”，分别是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但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瓦森纳协议的严密监控下，是美国重点管制对象，进口来的都是落后国际2代甚至3代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这些工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直到2000年，黄浦江畔，伴着新世纪的曙光一起走来的张汝京，开启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新征程。

张汝京是南京人，父亲张锡纶是我国著名炼钢专家，抗战时期，张锡纶与妻子主持的第21兵工厂，生产了中国90%的重机枪。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已经是国军上校长官的张锡纶也跟着一起离开了大陆，除了家人之外，张锡纶还带了近两百位冶金学徒来到高雄，一手建起高雄六0兵工厂(现改名为二0五兵工厂)。不到一岁就被带到台湾的张汝京，在母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成绩优异，从台湾大学毕业后，按制度要求当了2年的义务预备军官。之后，就前往美国读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张汝京进入德州仪器工作，并加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的团队，一干就是20年。此时，张汝京还只是一个小工程师，而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两人只是名义上的同事关系，并没有什么交集。张汝京的顶头上司叫邵子凡，邵子凡是一个天才的工程师和卓越的企业管理家，是全球最顶级的芯片制造工厂建设专家。80年代末，宏碁与德州仪器合资成立德碁半导体，德仪派出的建厂团队领导人就是邵子凡。在邵子凡的提携栽培下，加上为德碁盖厂的实地练兵，张汝京迅速成长，先后参与了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10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看到张汝京在世界各地盖厂，家国情怀极重的父亲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大陆盖厂？这一问，成了张汝京心里的一个结，埋下了他此后突破万难也要回大陆建厂的种子。

1997年，张汝京从德州仪器申请提前退休，希望能找到机会回大陆投资。当时大陆正在搞908工程，砸了15亿给无锡华晶电子，目标是在“八五”期间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但实际结果相差甚远。908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足足2年时间，从美国引进0.9微米生产线又花了3年时间，中间又经历了数次反复论证，加上建厂的2年时间，工程从开始立项到真正投产历时7年之久。待1997年建成投产时，华晶的技术水平已大大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4—5代，月产仅800片左右，投产当年亏损2.4亿元。严重亏损的华晶只能寻求外部帮助。正好张汝京曾经的大学学长、茂矽电子创始人陈正宇在寻找机进军大陆，便与华晶谈判，买下华晶的一个5寸6寸MOS线，成立华晶上华，担任董事长。得知张汝京从德州仪器退休，就邀请张汝京到华晶帮忙。来到无锡后，仅用半年时间，张汝京就帮助华晶达到了盈亏平衡。就在张汝京准备继续施展抱负的时候，1998年2月的一通电话，掐断了进程。电话是台湾友人打来的，告知张汝京台独倾向愈加明显的李登辉在逼迫他们从大陆撤资。无奈，张汝京只能回到台湾。

彼时，开拓出代工模式的台积电在台湾正如日中天，张忠谋已经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样，成为台湾地区的工业民族英雄。而除台积电外，同样出身工研院的联华电子走的也是代工模式，正和台积电掐的难舍难分。在半导体行业只有三种运作模式，IDM（全包）、Fabless（只做设计）、Foundry（代工），在台积电之前，芯片大佬们采用的都是IDM（全包）模式，立下的flag是“真男人都要自己造芯片”。台积电的出现，锁定后端制造，一马当先，开创了新的业态模式，而且是已经被证明的成功路径。再加上台湾半导体产业自有技术及制造实力薄弱，其他模式很难走出来。所以虽是两虎相争，可能沦为炮灰，张汝京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创立世大半导体——台湾第三家晶圆代工厂，从事DRAM芯片代工。虽然和台积电、联华电子在体量上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世大半导体只用了三年就成了月度营收超过6000万美元的大厂，这已经超过了台积电月度营收的1/3。

而彼时，台积电和联电之间的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1999年，联电宣布合并旗下 4 家半导体代工厂，与联电“五合一”整体经营。此举引发联电股价大涨，客户也闻风而至。合并后的联电，产值仅次于英特尔和台积电，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市值居全球产业第四。兵临城下，台积电不得不快速找到应对方法，并购扩大无疑是最佳途径，而最佳并购对象当然就是世大。经过多次谈判，2000年台积电宣布以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世大。此次收购，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张汝京毫不知情，相反张汝京是积极推动此次收购的。一方面是因为台积电开出的价格足够让人动心，另一方面是张忠谋收购时答应了张汝京会去大陆建厂。并购完成后，张汝京多次询问张忠谋何时去大陆建厂。但张忠谋始终模棱两可，没有个明确的态度。张忠谋不表态，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加上当时台当局的李登辉，以及后来的陈水扁，都是台独亲美派，跟美国一个鼻孔出气，也是限制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前往大陆，去大陆建厂并非易事。无奈之下，张汝京只能选择辞职，虽然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大陆，寻找场地投资建厂。

张汝京先是去了北京考察，可在北京期间，北京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陪同的官员也无法做决策，定不下来。随后张汝京又去了上海。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和张汝京是老相识，当时正好在寻找海外伙伴回大陆投资建设半导体，与张汝京是相见恨晚。当即连同上海大小官员陪着张汝京去张江选址，表示要哪块地都行，当场就能给你定下来。2000年，张汝京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中芯国际。之所以选择在开曼注册，一是因为开曼是国际知名避税天堂，二是因为这样可以对外表示是以外商投资身份在大陆建厂，避开美国的技术封锁。资金方面，张汝京为了淡化国有属性，选择了自筹资金。中芯国际的首批投资人中，有来自美国的高盛、华登国际，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有来自新加坡的祥峰投资，还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最后，共筹集资金14多亿美元，大大超出了预期。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建厂。一般情况下，半导体制造厂建厂至少需要1年半到2年时间。但中芯国际的厂房从无到有，只用了13个月。建厂的同时，还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当时，世界上先进工艺已经在量产0.18微米，0.13微米工艺也即将量产，而国内在做的还是0.5微米，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3-4代。为了尽快缩小差距，张汝京希望能引进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和相关技术。他辗转从格罗方德购买了一批0.18微米的制造设备，又凭借此前结识到的很多业界朋友，在日本荷兰都顺利购买到了相应设备。设备有了，剩下的就是技术。于是，张汝京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这需要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4个部门同意。张汝京每天辗转于这四个部门，参加听证会，表示技术只会民用，不会军用，不会做武器。甚至还保证“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随时来我们工厂看，不需要事先通知我们。”除此之外，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还在美国四处游说，找到全美五大教会为他背书，最后终于拿到了美国出口许可证。此后每一次技术升级时，这样的刁难都会再次出现，张汝京都要继续向美国、日本、欧洲等申请技术许可。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没有巧妇，炊也只是摆设。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最缺的还是人才。为此，张汝京凭借着自己此前在多地工作积累的人脉，开始网罗行业精英，并多次去美国演讲招募半导体人才。在后来的采访中，张汝京说，「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理想可以驱动人心。他们有的追求成就感，有的出于爱国心，还有人说，如果这一次做成功，我将来一生都不会遗憾。」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演讲中，张汝京从美国、意大利、新加坡、台湾最终招募了400多人。此外，张汝京还吸引了一些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如陈大同博士、武平博士等人，回国创业，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力发光。为了吸引并留住人才，张汝京给员工建设区，给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还和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合作给员工提供再教育机会。资金、技术、人才都到位后，中芯国际马力充足，以行业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刺。张汝京在上海一口气建了3座8英寸芯片厂，又在北京建了两座12英寸芯片厂，建厂的空隙，还顺带收购了摩托罗拉设立于天津的8英寸芯片厂。那些年，张汝京跑遍大江南北，在全国各地物色厂址，最终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资、代管等方式，以武汉为中心，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和深圳5座城市火速设立了生产线。中芯国际也在张汝京的带领下全速奔跑，2003年产值跃居全球第四大芯片制造商；2004年3月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两地挂牌上市；同一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

中芯国际的汹涌扩张，让对面台湾当局看着很不乐意，张汝京成了陈水扁的眼中钉。用张汝京的话来说就是陈水扁「天天罚他」，先以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就去大陆建厂为由罚了他500万台币，北京12寸厂建厂后又罚500万，收购天津摩托罗拉后再罚500万。最后见张汝京仍“不知悔改”，索性把他列入通缉名单。张汝京也不示弱，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护照，与台湾脱离关系留在大陆。不过让张汝京没想到的是，陈水扁的刁难只是风暴前的一点毛毛雨，真正的疾风骤雨是来自他的老朋友张忠谋。2003年，在中芯国际上市前夕，张汝京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诉讼，内容是台积电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及窃取商业秘密，要求赔偿10亿美元，而当年中芯国际总营收才3.6亿美元。官司一直拖到2005年，双方达成和解，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大约1.75亿美元。事后，张汝京也承认，「我们确实犯了错误，从台积电过来的员工照搬了对方的技术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之后，中芯国际也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运营体系，然而和解后的第二年，台积电又再次把中芯国际告上了法庭。对于台积电的再次诉讼，张汝京认为已经是典型的商业打压，于是他反过来在北京反诉台积电。但可惜的是，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国际对台积电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连审理环节都没进入。最终的结果就是，2009年，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赔偿台积电10亿美元。巨额赔偿让中芯国际不得不再次与台积电谈判，一审判决之后的3天，张汝京就飞往香港，与台积电和谈。好在当时马英九已经上台，两岸关系缓和，在双方政府的撮合下，张汝京与台积电谈成和解：赔偿2亿美元，外加8-10%的股份。长达6年的纠纷终于落幕，但张汝京也已经精疲力竭。

2009年11月10日，初冬的上海已经有了些许寒意。中芯国际在这一天同时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1、与台积电达成和解；2、CEO张汝京辞职，曾任华虹集团CEO的王宁国接任。虽然外界猜测张汝京的离职，是台积电答应和解的条件之一，不过张汝京却在后来的采访中否认了，称自己是主动辞职，已经尽力了，对这个结果也很失望。或许输掉官司是一个原因，来自股东的压力又是另一个原因。在张汝京执政的那几年里，是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一直是公司内部极为争议的一个问题。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尽快推进半导体产业升级。这也是张汝京的愿望，而且为了确保中芯国际的长期发展，他也不能将眼光放在短期盈利这个目标上。于是张汝京顶住压力，决定先攻技术，再考虑赚钱，在还未消化8英寸生产线的同时，又开始布局12英寸生产线，又力排众议培养工人做价格波动很大的存储器，为后期做逻辑器芯片积累技术。经过不断的积累，中芯国际拉动了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升级。但代价是中芯国际连年亏损，股东对张汝京的不满越来越大。因而输官司也成了一个契机——让张汝京引咎辞职的借口。

离职的同时，张汝京还签署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三年之内，他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的工作。这对于已经61岁的张汝京来说，似乎是宣告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可张汝京并没有就此隐匿，十二年前想要回国发展半导体的内心之火依然在熊熊燃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三年而已，不过是换个赛道重新开始。他转身走进LED领域，成为了一个“投资人”。

此后几年，张汝京投资了几个LED项目，并创办了一家LED公司——昇瑞光电科技，主要做特殊照明和特殊光谱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不过自始至终，张汝京的心就一直在半导体上没离开过。三年竞业协议禁止期结束后，他立即将公司转让，开始筹备300毫米半导体大硅片项目。硅片是芯片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随处可见的沙子就是最主要的硅元素来源，因此硅片的质量和产品直接关系到芯片的量产。而目前全球五大硅片供应商分别是日本信越和胜高、台湾环球晶圆、德国世创和韩国SK Siltron，他们加起来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这对于内地高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来说，就是隐藏的“灰犀牛”，一旦断货，就是一剑封喉。所以2013年底，当朋友找到张汝京，问他要不要做大硅片的时候，张汝京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和当年创办中芯国际一样，国内的硅片领域也是一片空白。已经65岁的张汝京也和当年一样，又一次开始在全世界找人才、找技术、找生产设备。从韩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两鬓早已斑白的张汝京像十几年前一样，亲赴一线，搞定各种关系。大功告成之日，是2014年6月，这一年，张汝京66岁，第三次创业。新昇半导体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大陆300mm(12英寸)半导体硅片产业化的新篇章。截止到2019年底，上海新昇产能已经达到了15万片/月，是唯一一家国产300mm(12英寸)大硅片已经量产的企业。但早在2017年把新昇逐步带入正规之后，张汝京就选择了离职。因为在他的心里，使命还没完成。

前面我们说过，芯片行业一共有三种运营模式，IDM（全包）、Fabless（只做设计）、Foundry（代工）。在代工和设计上，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紫光展锐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只有IDM还有所欠缺。而有很多特殊的半导体产品只适用IDM而不是代工模式，譬如5G通讯中用到的氮化镓，这种高功率芯片做得好的都是国外IDM公司。所以深知IDM对中国未来重要性的张汝京再次踏上了征程。只是IDM的挑战更大，对人才要求更高，像国外做得好的英特尔、英飞凌都是几千上万人的设计团队，这在半导体人才本就稀缺的国内无疑是一道难题。所以张汝京想到了CIDM模式，即共有共享式的IDM，邀请全球会做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的设计团队一起加盟联合成立IDM公司。与封测、原材料、终端和设备制造企业共同联合，通过定制化开发提供高端芯片，进而替代国外进口。2018年，张汝京成立芯恩集团，落地青岛，招募来的人才依然很多都曾是张汝京在海外的亲密战友。提及今后的规划，张汝京说：“会重心将放在培育半导体人才方面，尤其是独当一面的高端人才；也随时愿意在策略、联盟和大方向上为中国的半导体大业出谋、建言和牵线，尽力做贡献。”

从20年前毅然回国，到今天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中国半导体行业浪潮滚滚，72岁的张汝京依然是勇立潮头的那一个。从中芯国际到上海新昇再到今天的青岛芯恩，张汝京每一次都是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攻克技术、填补空白。回望来时路，稀疏的先行者背后，涓涓细流已更加汹涌，一起携手与共，面对如今半导体产业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