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联南北夹击的巨大威胁 新中国如何突出重围？20世纪60至70年代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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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苏方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态势，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同苏联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他们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战略决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一、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包围中国的基本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苏联不仅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并且最早同新中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各个方面给予新中国支持和帮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具体表现是：在对美关系上，从严重对峙到寻求缓和，在全球范围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进入70年代后，又依靠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与美国争霸世界。在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必须受它的指挥，服从它的战略需要。 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邓小平会见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11月14日。)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使原本不平静的边界形势更趋紧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到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5年10月23日。)。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所谓“安全合作关系”。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在此之前，苏联还曾于1966年1月同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春水时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1日。)

围绕“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战略，苏联具体作了如下部署：

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59年和1962年，印度曾先后两次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冲突发生后，苏联无视客观事实，采取明为“中立”、实为偏袒印度的立场。它不仅错误地指责中国，并且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鼓励印度反对中国。1963年9月，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印度反华势力，诬蔑中国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1964年8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飞机，后来还帮助印度建立起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1971年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随后，又支持印度吞并锡金，并同阿富汗联合起来策划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谓“俾路支斯坦计划”。这些作法，实际上是继承了沙俄时代的一贯南下政策。邓小平1974年在同联邦德国客人的谈话中评论说：“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动，这是苏联的一种战略总要求的表现。”“虽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后面站的是苏联。”(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6日。) 其次，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向东南亚扩张。1975年10月，苏越两党领导人发表“苏越宣言”，确定两党两国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为拉拢越南，苏联积极支持其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并在越南控制老挝后，支持其出兵占领柬埔寨。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将金兰湾军事基地租让给苏联，并积极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与此同时，越南依靠苏联的支持，驱赶华人华侨，强占南沙群岛，并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对此，邓小平曾说：“在越南方面，它（指苏联——引者注）是下了功夫啰。”(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越南问题“从全球来说，可以找到苏联插手这个根子”(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9月22日。)。

再次，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够控制阿富汗，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伊朗，打乱美国在南亚和西亚的阵脚，而且可以威胁中国，并进而实现到达印度洋的计划。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这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2年11月9日。)

上述部署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苏联对中国逐步形成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性包围，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如何打破这一包围，维护国家安全，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等认为，必须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其对中国的威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在争夺中，相比较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8日。)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就是不得不进行备战防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多次讲过，“准备它早发动战争，有备无患”(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7年9月10日。)。“我们宁可警惕性高些，看到危险，才能努力想办法消除危险。”(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1日。)“只要你放松警惕，它就来了。这是我们对战略问题的总看法。”(邓小平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18日。)对外，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毛泽东曾强调：“要团结多数人，要影响多数人，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是战略问题。”(毛泽东会见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马）主席希尔等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14日。)邓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有几种力量连在一起对付它才行”(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5月4日。)。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对外国朋友讲：“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要争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较好。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中立也是比较好的。”(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4日。)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是：苏联继续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对中国则逐步采取孤立和包围政策。而美国对中国仍抱敌视态度。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等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苏联趁机加紧扩军备战，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逐渐趋于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加强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二是苏联利用自身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并陈兵百万于中苏和中蒙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对此曾指出：“两霸争夺，着重反对哪个霸，因为地区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3月30日。)因此，“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5日。)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2月22日。)。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页。)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并在许多场合作过明确的解释。邓小平说：“过去有一个阶段人们喜欢世界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及中间地带。现在这种划分已不能反映现实的政治状况。”(邓小平会见尼日尔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7月20日。)“国际形势中的新问题主要是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制定国际范围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6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三个世界的思想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4年4月10日。)。

对于第一世界，即苏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来等的一次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两面作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他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应该利用嘛!敌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嘛，敌人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这是我们过去斗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他们不能那样容易合作打我们。”(周恩来在全国人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中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概括起来说，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

三、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确定的战略思路，并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有所侧重地开展工作，一步一步地打破了苏联的包围。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面对来自苏美两个方面的威胁，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在亚洲，中国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为加强同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访问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并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通过友好互访，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一方面坚决予以反击，同时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并使它很快平息下来。对非洲，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主义的斗争，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马里、坦桑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中国无条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真诚愿望，与苏联有条件的援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赢得非洲人民的信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在继续发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关系的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同西欧、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动，被西方媒体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与此同时，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开展了多层次的往来，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中日关系也从过去的“民间先行”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外交成就，不仅宣告了美国孤立和反对中国政策的破产，而且打击了苏联企图通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围中国的阴谋。

（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苏美加紧争夺世界，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形势，毛泽东等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上。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提议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7月和9月，陈毅等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这两份报告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陈毅还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7页。)这时，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姿态，以缓和中美关系。陈毅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引起毛泽东等的高度重视。从这时开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变化。1972年3月中旬，中英之间自1954年建立起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随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

（三）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有利局面，中国根据毛泽东“一定要争取第二世界”的意见，重点开展对西欧的争取工作。当时，中国同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中国认为，苏联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采取了包围政策，但其战略重点还是在西方，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邓小平也说：苏联的“重点还是同美国争夺世界，首先争夺欧洲”(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政党政治研究会议员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月11日。)。西方一些国家却认为，苏联主要是包围中国。因此，做好西欧国家工作的关键是揭露苏联战略的真实意图。

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西欧、美国、日本朋友时，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的问题。毛泽东等指出，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是要争夺世界，包括亚洲也包括欧洲；其次从苏联在全球的兵力部署看，3/4的力量摆在西方，1/4弱的力量摆在中国的北部；其三从欧洲的战略地位看，苏联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必须力求首先控制欧洲，“因为欧洲，主要是西欧，不但政治上重要、经济上重要、军事上也重要”(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10月15日。)。“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不可能。甚至取得了中国，不取得欧洲，要称霸世界也不可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毛泽东等对苏联战略的判断，来自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0日。)二是关于中国是否为了摆脱困境才强调“声东击西”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地表示：“就中国自身来讲，中国不怕战争，就是世界打起来，通道断绝，中国自己也有比较强的生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回到延安的窑洞，那样也能生存。”(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怕包围的。”(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9日。)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就是在包围中生存，在包围中干出革命的胜利。”(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指出：中国判断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不是从中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提出来的”。(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毛泽东等还特别强调欧洲联合的重要性，指出苏联的办法是分化欧洲，然后逐步控制欧洲，而“我们历来主张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瓦尔特·谢尔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5月1日。)。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希拉克说：“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拒绝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团结一致、更富饶和更有组织的欧洲”。(《人民日报》1975年5月19日。)希思说：“欧洲应该日益团结起来，并且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这些言论说明，毛泽东等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针对苏联利用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形势，中国着重开展对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工作。东盟成立于1967年，最初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组成，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邓小平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9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在同东盟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着重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揭露越南要求加入东盟的真实意图是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二是指出越南如果控制了整个印支，苏联的影响就会扩大，东南亚就会动荡。这不仅关系到本地区，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东西通道，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联系问题。三是希望东盟国家以适当方式给柬埔寨以道义上的支持。四是提倡全世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战略部署，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和稳定的局势。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这个阶段，中国在中越边界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稳定了中国南部边界的局势。

（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随着其全球扩张战略受阻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意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大幅度调整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始终坚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第一，苏联从中苏边界撤军，包括从蒙古撤军；第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衡量苏联是否有变化的标准，就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安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4页。)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这时开始，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75页。)回顾中苏之间二十多年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国际战略，鲜明地提出应该争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目标，并且务实地去开展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这一思路，至今对我们妥善处理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