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真正的“包豪斯城市”，但包豪斯的确塑造了我们的城市空间 | 好奇心商业史

如果不是因为工业革命，城市的样貌不会改变得这么彻底。

过去，城市建设是从广场街景出发的。工业发展带来人口激增，也带来污染、拥挤和犯罪。对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们来说，一些更迫切更实际的考虑出现了：交通、功能分区与大量平民化住宅。

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种变化。战后重建和人们希望一切都推倒重来的心情，都促成了一种结果——即我们如今生活其中的现代城市。在一些地方，炮火没有点燃，只是发生了一场区域性的独立革命，也带来了类似“从零开始”的效果——人们后来在评价“包豪斯”的时候，往往会这么说。

在现代城市里寻找严格意义上的包豪斯建筑，困难且没有意义。真的存在一种包豪斯建筑或者包豪斯式的城市规划，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现代风格吗？建筑史学家也觉得头疼。他们有时候用“古典包豪斯”“晚期现代风格”做区分，但准确性仍然存疑。

建筑专栏作家汤姆·沃尔夫倒是有个大而化之的描述，他带着讥讽，把包豪斯建筑师造的房子称为“白盒子”：方方正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白色立面，偶尔有一点沙石色砖变变样。可能一开始是这样的。格罗皮乌斯在 1925 年设计的包豪斯学校如此，柯布西耶在 1929 年设计的萨沃伊别墅也是如此（“支柱架起白盒子”）。

好像还真的存在一座“包豪斯城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个 1909 年建成的城市被公认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包豪斯风格建筑—— 4000 多幢，大多建于 1930 年代，设计师中有 19 人曾在包豪斯学院学习。特拉维夫还有一座“白盒子”样式的包豪斯博物馆。

但只需瞥一眼，就会发现“白城”和我们如今熟悉的城市面貌不同：

1）没有高密度的摩天大楼——“白城”的房子大多只有 2-4 层楼高，占地面积也不大。

2）没有使用玻璃幕墙。

3）也没有缓解城市拥挤问题的高架桥。

“白城”更像是包豪斯本身的“文化遗产”。虽然确有人居住，但它可能更像 1927 年的斯图加特的国际住宅建筑展，斯图加特政府委托密斯·凡德罗策划的一场新工人住宅区展览。白城就像包豪斯建筑师几年后在亚洲找到的一个新的展区。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包豪斯城市？

格罗皮乌斯在 1925 年出版了《国际建筑》，在这本书里格罗皮乌斯推崇一种不受特定地段条件限制的建筑。他敦促建筑师们在设计中摆脱地段、气候、地方特色、历史传统等等限制条件，不要削弱设计严格遵从理性程序的特点。

没有特定的风格描述，没有具体的设计指南，没有明确的工人住宅计划，格罗皮乌斯提出的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美学。在当时，“千篇一律”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先进高效的解决方案。 1932 年这种美学被 MoMA 的两个建筑策展人提炼为“国际风格”。追随者们，将会组成众口一词、竞相模仿的建筑师团体（汤姆·沃尔夫称之为“集合体”）。谁不想国际化呢？还有什么能比“国际”风格更有说服力呢？这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城市和城市的设计者们。

在 1950 年代的美国——包豪斯建筑师鼻祖们声名鹊起的地方，这种风格恰巧是“玻璃、钢、混凝土的盒子”。耶鲁建筑系的学生们没多久就意识到问题所在。“没有人能设计出别样东西来，只有耶鲁盒子。”布告板上有很多关于“耶鲁盒子”的讽刺画，展示这些盒子摆在沙漠里和城市里里无异。

“但是一切都没有变化……道理就在于现在全美国的建筑系学生都生活在这样的盒子里，正是二十年前在欧洲集合体的建筑师们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盒子。”

包豪斯何以到了美国

1913 年，在纽约曼哈顿军械库的“当代艺术国际展”把美国人吓了一跳，一些人很快就反应过来：新的艺术在欧洲。美国的富豪和他们的太太，在欧洲看到立体主义、野兽派的画作，回到纽约，创办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MoMA 也是国际风格建筑在美国有力的推广者。

汤姆·沃尔夫认为，是美国的“殖民地心理”在作祟，包豪斯和欧洲建筑师倡导的现代主义风格才会如此流行。他对此不满。这让他写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时显得阴阳怪气。但沃尔夫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

学院是最先被攻占的。不要低估学院派的影响，就像不要低估当局者的权力。建筑毕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在哪儿都一样。包豪斯建筑师在美国的建筑学院纷纷落脚——格罗皮乌斯 1937 年移居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密斯·凡德罗也在同年赴美，任教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改变了过去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的风格。他们开始做一些校园建筑。比如密斯被聘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建筑系主任和总建筑师后，1937 年设计了整个校园（不需要竞标），共二十一幢建筑物。时值大萧条时期，建筑师们正愁找不到活儿。

这些建筑全是矮矮的盒子，不再模仿英国大学的古典风格。但学院派不就应该开风气之先吗？欧洲就是风气之先。后来，柯布西耶在哈佛大学完成了视觉艺术展览馆的设计，灰色盒子坐落于一群古建筑中，很不协调。“但也有人为，从向传统观念挑战中取得经验，也是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哈佛肯为这一信念冒些风险还值得赞扬。”童寯在《新建筑与流派》中写。

这类建筑后来走出校园，在市面上流行，变成博物馆、公寓、公司总部、市政厅，一方面，当然是钱的问题。新建筑使用 1916 年兴起的钢筋混凝土技术，建造更快；且没有装饰——不只是平屋顶，没有拱门，甚至连线脚都没有。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沃尔夫说，装饰工程的公司都因此濒于破产。而在装饰和古典风格全盛的时期，这些公司可能雇有一千位铜活师傅、大理石师傅、线脚师傅和设计人员。

“这年月盖别的样式都太贵了啊！”——到处都有这样的陈词滥调。但沃尔夫相信，要真算一笔账的话，“没有太贵，只是贵一点儿”。

关键是审美。审美的优越感一旦形成，便无可挽回了。人人都追逐现代风格的房子。方案的讨论会上也总有几个服膺包豪斯的建筑师。再加上 20 世纪初团队合作（开发商、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建筑商和公共管理人员）的模式，因为项目少而逐渐解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期，决策者便更独断了。

初期，两股势力在美国还有得比。芝加哥博览会上的提案，古典风格是占主流的。“有些地方的市政当局居然会下令禁止兴建现代风格的住宅，而银行则因为不肯给这类住宅发放贷款而恶名远扬”。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原有的商业摩天大楼奇迹般地和欧洲进口的工人住宅结合在了一起。1913 年建起的伍尔沃斯大楼最终建成，已经接近 210 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建于 1931 年，高 400米，85 层。但突然它们在长方盒子之外的部分就变得画蛇添足了——“克莱斯勒大厦上不锈钢的兽头”“帝国大厦顶上怪诞的飞船碇塔”——《国际风格》一书的译本序言里写道。

玻璃，和高楼

勒·柯布西耶 1935 年第一次来到纽约，在沃尔夫和雷姆·库哈斯看来，他的心态很微妙。柯布西耶听说，纽约是“神奇高楼的城市”，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让他以为，这里定能实现他的摩天大楼计划。但在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访谈时，柯布西耶说，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太小了，靠得太近了。楼不够高，尽管很多，但如把纽约全市拉平也不过 4 层高。

通过组织集会、发表宣言和四处竞标，这个法籍的瑞士建筑师此时已经很惹人注目。他和包豪斯建筑师们的关系不错，有时和格罗皮乌斯组成 “国际新建筑会议”CIAM、“新艺术协会”之类的团体（他们早在 1910 年柏林金 UR 贝伦斯事务所里就共事过），并赢得一众信徒。更多时候柯布西耶单打独斗。

柯布西耶在 1925 年的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展上提出棋盘式分布的 18 幢 60 层摩天大楼（人称“瓦赞规划”）时，人们还尚未从包豪斯建筑师那里读到让人印象深刻的高层建筑理论。格罗皮乌斯有过一些，但只是工人住宅方案的进阶版本（柯布西耶也有集体宿舍的设计）。1930 年来到美国之前，格罗皮乌斯在比利时发表过一个名为《低、中或者高层建筑》的演讲，高层单元楼能“提供更多开放空间、阳光、空气和非正式的交流机会”，因而适合低收入者，而城市周围的别墅适合高收入者。

这种福利式住房一度在美国推行，但在 1970 年代宣告失败。最标志性的事件是，1972 年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寓大楼因废弃而被爆破。这座公寓大楼的建筑设计师山崎实是密斯的学生。留下来的是他在 1972 年设计的另一栋商业建筑——世界贸易中心，直到 911 事件中遭到袭击。

库哈斯看到了这些高楼之间的差别，他在《癫狂的纽约》中指出，柯布西耶的摩天大楼方案“只意味着商业”。他对文化不感兴趣，“（柯布西耶）他的水平摩天楼的玻璃墙包裹的，是一片全然的文化空洞。”柯布西耶的瓦赞规划中，摩天大楼是“供一批主管事业的经理们专用”的工商业建筑，全是玻璃幕墙。至于它的整体方案——“欧洲人为真正机器时代设置的程序是平庸的有效：‘可以睁开眼看到一片天，住在一棵树附近，一片草坪旁’，‘从……一座摩天楼直接到另一座。’在阳光、空间和植被这些‘基本的欣悦’中，日常生活将重归于永远一成不变。”

一段时间里，柯布西耶身上仿佛聚集了人们对新建筑、现代建筑、包豪斯风格建筑所有的恨意和怀疑，不管在美国还是苏联，欧洲还是亚非，他的方案都很少通过。但 1950 年哈里森完成的联合国总部建筑群与柯布西耶 1947 年所做草案十分相似。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事实上，美国在这一时期盖了大量现代风格的高楼。

连赖特，都提出了在芝加哥湖畔建设 528 层高的州办公大楼，即所谓“英里高的伊利诺斯”。他说，“现在没有人能够来建设这幢大楼。在未来，没有人能够不建这幢大楼。”后来芝加哥建起了约翰·汉考克大楼和西尔斯大楼。

美国，国际风格的样板

自从提出了国际风格，一种建筑、城市形态在全球都受到追捧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

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定义国际风格？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嬗变的大都市》里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跟着琼斯走”。琼斯，就是那位你时时留心的有钱邻居。国际风格，当然是富裕的邻国、时髦的大都市流行的样式，照着做就是了。

于是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各个城市的愿望变成了仿制一个纽约、芝加哥或底特律。全盘照搬是不可能的——也都知道一个城市最终呈现什么样貌是个复杂的结果——但还是有捷径可走，至少可以仿制它们最突出的一面：展示性的地标建筑。“最吸引眼球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莫过于商业摩天大楼。”《嬗变的大都市》里写道，“公众迷恋那些所谓重要的或标志性的建筑，即由建筑明星设计的引人注目的建筑物”。

那么方法就是，延请密斯、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的学徒们。

布劳耶在哈佛和格罗皮乌斯一起，教出了菲利普·约翰逊、鲁道夫、贝聿铭。柯布西耶事务所的巴西学徒尼迈耶根据柯布西耶的草案，在里约热内卢设计了一栋教育卫生部办公楼，地面明柱架空，东西两面是火柴盒式的光面山墙，北立面满布遮阳板。草案是柯布西耶做的。在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尼迈耶主管新都的建筑设计，包括议会两院高层办公楼、总统宫。在日本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邀柯布西耶负责馆屋建筑制图，交给他日本门徒前川国男、坂仓准三（1927-1929 年间，先后去巴黎，入柯布西耶事务所学习工作）在东京代理施工，1959 年完工。布劳耶的学生贝聿铭 1963 年在蒙特利尔市设计了玛利亚城广场办公楼。

“其结果是，根植于现代主义的建筑与都市，特别是一些历史根基尚浅的亚洲城市与中东城市，如同在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一般，以均质的风貌呈现于世上。”日本战后建筑师伊东丰雄在《建筑改变日本》里指出，这很糟糕。他特别提到了香港、迪拜和雅加达。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香港恰恰是保留城市独特性和历史感的正面样本。在一些片区它像是曼哈顿的复制品，但转角就截然不同。

一个不精准但有趣的发现是，包豪斯风格也好、现代风格也好的建筑的流行，通常出现在这些地区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的前夕。

考虑到汇率和通胀，美国第一次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在 1913 年，此后历经一战和战后长时间的大萧条，不过从 1936 年起，它的人均 GDP 一直保持在一万美元以上。这也是美国出现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的时期。西柏林二战后的重建是包豪斯式的。虽然斯大林不喜欢现代建筑，不过他在 1953 年去世后，东柏林也引入了全套的城市现代化理念，计划经济反倒让规划者的决断更加彻底。考虑到汇率和通胀，德国的人均 GDP 在 1959 年超过了一万美元。

这没什么奇怪的。战后重建、城市更新的要求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这类基础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刺激 GDP 大幅度增长最有效的手段。战后的紧缩又鼓励使用干净，鲜明和简单的现代主义形式和缺乏装饰的表面。“盒子”建筑无疑又好又快。

日本在 1950 年代扩大了城市的外延，在当时的郊区建造大型住宅社区，称之为“团块”，供中产家庭居住。1955 年- 1960 年，日本国内出现了 14 万套这样的住宅。这种住宅的结构是标准化的，建筑外观就像柯布西耶 1952 年设计的马赛居住单元。1960 年，天皇夫妇在访问美国之前特地来到东京郊外一处团地视察，“跟着琼斯走”，目前看起来收效颇丰——日本的人均 GDP 在 1962 年超过了一万美元。

类似的，香港的人均 GDP 在 1976 年超过了一万美元，此前一个容纳 4.5 万人、有 10000 个住宅单位的大型综合体“太古城”开始了施工。太古城“为中产阶级而设”，将逐渐改变人们喜欢住进独栋住宅的想法。至于亚洲最高的摩天大楼、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直到 1990 年才正式启用，但已经完全换了一种建筑风格。

贝聿铭 1976 年在新加坡设计了华侨银行大厦，三年后新加坡的人均 GDP 超过了一万美元。虽然华侨银行大厦有明显的曲面造型，但这座 52 层的建筑是由三个“盒子”上下排列组成的。在新加坡，国际风格的建筑在 1970 年代前后很受欢迎，赶上城市更新最快的时候，岛上随处可见这样的建筑。不只是商业摩天大楼，战前的经济适用房多是四层的装饰风格的公寓楼，但战后加盖的公共住房也变成了现代风格的高楼。

在一些地方，这种建筑和城市的样态为时过早。1950 年，印巴分治，印度要为班贾布区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城。他们请来了柯布西耶。柯布西耶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交通路网，城市依照快速、中速和低速交通的街道建造。早年在柯布西耶事务所工作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说，这并非一个属于印度的设计，印度“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由交通主导的文明程度”。

对包豪斯的“背叛”

国际风格的问题一早就暴露了出来。不只是美学上千篇一律的问题，问题也不在于国际风格具体指代的是哪种风格，而在于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指出的“城市间大量错误的复制”。

在竞相模仿中，起初以功能主义著称的包豪斯风格——归根结底，成了一种表现主义。沃尔夫说得很对：“密斯的盒子，它也无非是表达一个思想：这儿有现代建筑。这就形成了表现主义，对不对？夸大主义、标新立异。”而这种倾向，在密斯·凡德罗自己的设计里就存在了。他常被批评“功能服务于形式”，而非包豪斯一开始提倡的“形式服务于功能”。

特别是在技术尚未成熟的年代。贝聿铭 1968 年在波士顿设计的汉考克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高 60 层，全部使用玻璃幕墙，实现了多年前密斯·凡德罗“玻璃幕墙大楼”的设想。人们评价说，这种设计“使建筑物似存在又不存在，显得浮飘甚至消失，简洁形体有如失去重量，几乎轻如日光”，但施工问题在 1970 年代暴露，非常严重。

以至于没有了战后紧缩，简洁的风格仍然延续了下来，在 1970 年代前后现代主义建筑最流行的那些年里，造价最高的建筑也可能是现代主义的。

随即就发生了转向。到了 1980、1990 年代，建筑师们接到的诉求变成了“先生，不要给我们一个平屋顶”。如果他们能满足诉求，就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那是个房子了”。20 世纪下半叶人口剧增的美国城市，也不是垂直生长的，而是如赖特说的，水平蔓延的。有时候人们称之为“广亩城市”。

1970 年代，高层公寓楼在美国成了一个问题。“市政府的住宅管理机构缺少资金做景观、维护公共住宅、安排适当经历，当联邦颁布法律，禁止甄别租赁人时，公共住宅项目很快成为贫困人群非正常社会集中的地方。……因为公寓楼的修缮无限期推迟，于是许多破旧不堪的公寓楼空置起来。这些住宅不过才建起 20 年。”（《嬗变的大都市》）

原因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战后的欢欣鼓舞使人们高度重视‘创新’和任何一种新观念，不管这个新观念有多么粗糙以及未经过实践检验，似乎都值得一试。”

格罗皮乌斯的判断出错了，错不在他对高层工人宿舍的设想，错在对一种“摆脱地段、气候、地方特色、历史传统等等限制条件”的建筑的推崇。

包豪斯和早期国际风格的建筑师后来不同程度都发生了转变。有的是从造型出发，使用曲面，装饰，有的是使用本地材料。芬兰的阿尔托 1947 年设计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宿舍，虽说截面非常方整，现代风格，但整体是是蛇形曲面。西德不莱梅市公寓楼也是类似。

1933 年，柯布西耶在发起《雅典宪章》时，提出了城市功能四要素（居住、工作、交通与文化）、城规素材（日光、空间、绿化、钢材和水泥）。当时就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城市历史因素与人口激增的对策被遗忘了。柯布西耶 1951 年设计印度昌迪加尔法院时，对印度本土的建筑师说，“不要抄袭西方榜样，应该忠实于本土文化与建筑材料。”但正值现代风格风靡之时，童寯说，“对当地没起看得见的影响”。

1982 年菲利普·约翰逊——密斯和布劳耶的追随者，设计了纽约美国电讯公司总部楼，玻璃窗外层有标准层垂直墙墩，顶部做了山花家具式的处理。“盒子”之外的部分不再是多余的。

美国电讯公司总部楼，© Flickr 用户 sigmar

另一位重新考虑国际风格和学院派的建筑师是文丘里。“是该把建筑学从大学里——从集合体里——挪出来的时候了，是让它更易懂、更亲切舒适、更能感染普通的人；是把它从理论水平上挪下来，放在折中之中、不协调之中、丰富的现实生活之中的时候了。”

如今，城市正在被两种新的建筑形态所占据。一种姑且可称作后现代主义，使用电脑技术和造价更经济的薄壳、网架，搭出更新颖、更违背力学原理的造型。另一种是使用本土的材料和仿古的造型。一些城市被戏剧性地分成新区和老区，来展示这两种形态。比如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1980 年代设计的 Antigone 区，位于市中心东面，是拥有大广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新区，除了工业感的市政大厅之外，这座城市的另一些政府部门则在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未来主义大楼里办公。

对于后一种形态来说，有时候它来自于知识分子型建筑师对国际风格和全球化的反思。

在白盒子流行多年之后，人们对历史建筑的热情正在恢复。2007 年一次民意测验，希望人们说出他们最喜爱的美国建筑，排名靠前的包括杰弗逊纪念馆、林肯纪念堂、美国高等法院、华盛顿特区国家艺术馆、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以及芝加哥论坛报大楼——这些建筑均建成于 1925-1943 年。

虽然包豪斯的信徒们徒手塑造了如今的城市建筑风格，但他们也让之前的风格更鲜明地留在了历史上。

题图来自 Ryoji IwataonUnsplash，Jason LeungonUnsplash